苏雪林(1897一1999)，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文学研究家。她是与冰心、丁玲、凌叔华、沅君齐名的五位女作家之一，被誉为“五四”之后中国文艺取得辉煌成就者的大师级人物。其散文文字率真，有诗意；其文艺评论辛辣有味，淋漓尽致。代表作有《绿天》《棘心》《屠龙集》《青鸟集》《文艺话旧》等。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雪林的生平事迹，展现其在时代、生活中折射出的至善、至美、至纯品质，同时也客观公正地对于其在鲁迅生前逝后态度的变化予以理性分析。

让我们拨开历史的浓雾，发现一个真实的苏雪林。

历史和传记要求在说故事的时候，要有一定程度的简洁明白。

但是苏雪林却挑战了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她在历史研究和传记作家的笔下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她曾经是那样的激烈的新式知识分子，一个积极的女权的倡导者，但是她却在“五四”的潮头上转向了，如同一个正在向着人们预知的方向飞着的风筝突然掉转了头。她给人的感觉太奇怪了：混乱，矛盾，陌生，疏离。

她在文学、学术研究、教育、绘画艺术等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但是对她的毕生王作的评价又充满对立，有的人称之为“旷世大家”，而又有人称之为肤浅和无聊的“野狐禅”。蔑视的和崇拜的眼光交织辉映在她的人生历程中和她逝后的历史时空中。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个体。

而且，很久以来，她是禁忌，是隐语，是被忽略的存在。

在苏雪林的故乡(代序) (鲁彦周) 

第一章 童蒙记忆：从瑞安到上海

一 苏辙后人

二 顽童天性

三 两个女人

四 仆人的故事

五 启蒙教育

六 诗画神童

七 辛亥惊鸿

第二章 少女心事：从太平到安庆

一 徐汇教堂

二 教会女学

三 拒婚求学

四 初为人师

第三章 青春追寻：在北京的日子里

一 逃离偏陋

二 精神导师

三 新潮旧韵

四 批评的锋芒

五 母亲的南旋

第四章 欧洲的天空：从里昂到巴黎

一 在海船上

二 待遇风波

三 危险的初恋

四 长兄的死讯

五 冷酷的未婚夫

六 灵魂的赌注

七 皈依天主教

八 寂寞归航

第五章 荆棘花冠：在沪、杭之间 

一 完婚故里

二 天赐山庄

三 诗人临风

四 新月的边缘

五 葑门十二号

六 美丽的谎言

七 徘徊歧路

第六章 屠龙意蕴：从武汉到乐山 

一 珞珈三剑客

二 姊妹家庭

三 驰骋评坛

四 陈源教授

五 援手朱湘

六 反鲁事业

七 捐金抗战

八 炼狱之行

九 四十转变

第七章 风雨鸡鸣：从香港到巴黎 

一 胜利复员 

二 上海小驻

三 真理学会

四 巴黎画梦

五 岁寒三友

第八章 孤岛岁月：从台北到台南 

一 教书生活 

二 学术野狐禅

三 “红楼”闲气

四 文坛辩伪案

五 犹大之吻

六 国宝的苦恼

七 寂寞春晖馆

第九章 含笑退场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二 苏雪林著译年表

后 记

苏雪林的父亲，名锡爵，字少卿，号鼎三邑养生，生于同治甲戌十二月十九日。兄弟共七人，他为长子。苏锡爵与他的兄弟们青年时代都曾经醉心于举业，甚至还到魁星面前虔诚叩拜，祈求功名的顺利。但尽管热心祀奉如此，其功名也并无多大长进，仅仅限于“进学”一一秀才而已。还在苏雪林很小的时候，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已因举业无望，而把那些闱墨之类的书籍抛得无影无踪了，山在任仁颇有所得的父亲苏锦霞替他们各自捐了官。苏雪林父亲捐了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

苏锡爵生有三子二女，苏雪林是他的第四个孩子。当他候补山东道员时，他把第二、三两个孩子绍章、绍兰和妻子杜氏接去，而留下大儿子绍基、大女儿淑孟和小女儿苏雪林在祖父母身边。苏锡爵在山东候补一直没有得到实缺，但差委倒是不断。后来，由于那个颇为赏识他的上司他处任职，他不被新上司看重，遂重返浙江。回来以后他仍不死心，坚持要远赴云南，一则认为云南是个偏远省份，官场竞争少，二则当时的云南巡抚李经羲是个安徽人，估摸会念同乡之谊加以提携任用。谁知去了没过多久，便遇着辛亥革命爆发，又仓皇逃了回来。在外求宦的父亲在苏雪林成人之前与她相处并不长。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杜浣青便成了苏雪林最为亲近的人了。

除了父亲之外，二叔和四叔对苏雪林的影响较大。二叔锡恩，字均平，曾进过学。因他所谓天生的克妻命，发愤去当和尚，和尚当不成，便东渡日本留学，学法政科。后曾参与留学生的反日风潮，而被遣送回国。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参与集资创立上海中国公学，动员苏家人股中国公学。胡适后来毕业于这所学校，苏雪林因此而认为她与胡适有“渊源”。由于二叔经常在家中与兄弟、子侄们探讨“排满”理论，使苏雪林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四叔苏锡圭也在中国公学上学，他天资聪颖，能诗能文，是苏雪林最早的启蒙老师和文学爱好的培养者。

苏氏一家迁居上海后，由于人口众多，有出无进，且一住便是三年，经济上眼看着难以支撑。祖父苏锦霞于是放弃了在上海做遗老的念头，率一家人返回太平老家。此时苏雪林的父亲已经无法做官，但他于心不甘，后靠北平的一个同宗的举荐，做了一个小公务员。大概是举荐得力，官虽不大，收入却颇为丰厚；并在省城安庆置办住宅，娶有小妾。可作为长子，大家庭沉重的负担全都压到了他的肩上。祖父回乡后，其故旧反复劝他重新出来做官，虽然他并不是有心要为前清守节，但确确实实做了伯夷、叔齐式的遗老。苏锦霞没有忘记老徽州人的传统，捐资建立了一座学堂，命为“海宁学舍”，一则纪念他那未成的海宁知州梦，二则也使苏姓子弟有个受教育的地方。苏雪林在随家回太平后，曾在此度过一段短暂的读书生活。1998年8月，台南成功大学的唐亦男教授受苏雪林之委托，几经周折重又花1200美元买回了海宁学舍，并办好了一切手续，捐献给黄山区文化局；同年11月，苏雪林又于台湾汇款3000美元给文化局作维持经费。她对海宁学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苏锦霞在乡间贫窘的生活中未及两年，便于1914年6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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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去了一趟我所崇敬的女作家苏雪林女士的故乡一一原安徽太平县岭下村。那是苏雪林在那里度过童年并深受故乡山水滋养的地方，甚至与她幽美的散文风格有着密切关系的地方。

苏雪林，这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女作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和冰心、凌叔华、冯沅君、丁玲一起被称为当时中国五大才女作家的，她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尤其影响了许多反封建的女性，苏雪林当时的笔名叫绿漪，她的小说如《棘心》，散文如《绿天》、《鸽儿的通信》，在当时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并不亚于冰心的《寄小读者》。我非常喜欢绿漪的作品，特别是她的散文。苏雪林或说是绿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她的地位的。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她离开大陆到台湾当教授，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中国现在的许多读者已不太知道她了。她的故乡在安徽，更不为多数人所知。

前些年我在太平湖的白鹭洲时，就有人告诉我，苏雪林的家乡就在湖的对岸，但是我只能隔水遥望，没有机会亲自去看看这位令人尊敬的女作家的故乡。她在生前，在102岁的高龄，返回故乡，亲吻故土，并坚持要在去世后，把她的骨灰从台湾运到大陆，运到太平县岭下村。永久地让她的灵魂在故土安息，和那里的山林、溪水、故居为伴。这种浓郁的执著的乡情，也是不多见的。如今她的坟墓就在她的故乡的山上，这就更吸引着我想去看一看了。

从黄山所在的甘棠出发，很快就到了有名的太平湖，我们的车子沿着太平湖转，沿途的青山绿水、佳木繁花和美丽如画的村落，使人完全忘记了路的远近。

岭下村，顾名思义，当然就在山岭脚下。这确是一个古老的村子，一色徽式建筑，古老的巷子，斑驳的马头墙，残破的石板，以及一些古老的树木，都反映出这个村子的历史。据说往昔的岭下村苏家，也是有名的大徽商之一。像多数徽商一样，有了财富，都要在家乡盖好房子，特别是祠堂。如今岭下村，虽已显得陈旧甚至有些破败，但祠堂仍旧保存还好。当然那些原本是精美的木、石雕刻，都已在“文革”中被破坏得不堪收拾了。

这个村子的自然风貌很美，四面均是翠绿的青山，山上是茂密的森林，天蓝云白，一片清新融和之气。村前有一条潺潺的松川溪，水很清，常年不断地流着，流水声如音乐般地在村前演奏。沿溪有许多古老的树木，有菜地，南瓜、丝瓜在溪边开着黄花，有妇女在溪边洗衣，她们的低语和笑声和流水声相和，这一切都是很美的画面和天籁。也颇似苏雪林的散文。

我们走进苏雪林曾经读过书的“海宁学舍”，这是一座半中半西式的建筑，虽然里面空空如也，但房子的基本面貌保存得尚好。书舍的门前有一棵老桂花树，小院里还有一棵古紫薇花，都是超过百年的老树，它们原本已近枯死，那年苏雪林回到她的故乡，回到“海宁学舍”，这两棵老树忽然又都鲜活起来，并且开出香浓色艳的花来。当然这也许都是巧合，是家乡人对于苏雪林故乡情的赞美。但是我们在“海宁学舍”里确实看见那古老苍苍并且已经扭曲的紫薇花却正在盛开，它那露出苍黄脱皮的树干枝头上，一簇簇鲜艳的红花倚在学舍白墙灰瓦的墙头上，既娇慵又雅气。那真是一幅绝妙的画。学舍门前的桂花树也的确郁郁葱葱，枝干虽老但生命力旺盛。枝头也是一片浓绿。如果传说属实的话，这真有些奇异。也许这老树确有灵性，确为苏雪林的故乡情结所感动而进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许人间确有不可解的事，这老树当年也曾钟情于绿漪。谁知道呢?比如苏雪林在活到102岁时，居然在1998年从台湾千山万水地回到故乡岭下村看看，而她在完成这个愿望之后，第二年即1999年就安然地归去，并留下遗嘱让她的遗体和灵魂归还故里。这种情感，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我在学舍门前看那花看那树，看那松川溪，抬头又看见苏雪林的墓，她的墓就在村的对面的半山上，那地势应该说选择得非常的好，它的位置正好可以俯瞰岭下村，可以看到岭下村的房舍和人的一举一动，对于一个孤身在异乡漂泊了大半个世纪的女人，看着故乡的人和山山水水，她的灵魂应该得到最大的安慰。

苏雪林作为作家应该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是很不幸的，她曾经有过短暂的不幸的婚姻。我们在离开岭下村时，特地到她当年结婚的新房里去看了看，那是一间古老的道地的破房，很小，墙壁尽是残破的碎土和灰尘，房里除了一些破家具，什么也没有。我不敢想像一个在五四运动中深受时代影响，活跃北京文坛，在法国留学的中国新文学的女闯将，会在这间房里把自己的美丽青春交给一个她不爱的仅凭媒妁之言的男人。其原因竟是不愿伤慈母的心。这从她的带自传色彩的《棘心》中可以看出来。这也说明人和人的性格确实不是单一的，是有矛盾的，她一方面反封建，一方面又屈从于封建的压力。而最后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这种矛盾是那个时代不少人的缩影，又何止一个绿漪。

现在苏雪林是安息在她的故土了。她的故土已有非常大的变化，当年唯一的出山水路通道，有名的清弋江变为今天的太平湖。要是她还年轻，对于家乡的这一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写出美妙的文章吧。

(鲁彦周，著名作家，伤痕反思小说《天云山传奇》作者)

苏雪林(1897一1999)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虽然她与同时代的鲁迅、曹禺这些大师级的作家不可相提并论，但苏雪林无疑仍是20世纪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女性，她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广泛贡献的学者。新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后来成为学者的凤毛麟角，而苏雪林就是少数中的一个，且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这位生命长达一个世纪的长寿女性，以其漫长而不曾间断的创作和研究，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学术贡献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苏雪林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位沐浴着“五四”新文化的新女性，却有着非常浓重的“反反封建”思想，尤其是孝的意识。她曾用“棘心天天，母氏劬劳”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敬佩和感念。以母亲作为榜样，苏雪林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孝敬的女儿，而且以牺牲自己的一生幸福的代价实践了对母亲的承诺。这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辛苦!苏雪林就这样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难者，一个耶稣式的受难者的角色。苏雪林早在第一次留学法国期间就加入了圣母教会，在爱的名义下，她沟通了东方的母爱和西方的圣母之爱。

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了那顶戴在耶稣头上象征着承受苦难的用荆棘扎成的花冠。因此，我给这本传记取名为“荆棘花冠”。

历史传记作品要求在说故事的时候，要有一定程度的简洁明白。但是苏雪林却挑战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她在历史研究和传记作家的笔下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她曾经是那样的激烈的新式知识分子，一个积极的女权的倡导者，但是她却在“五四”的潮头上转向了，如同一个正在向着人们预知的方向飞着的风筝突然掉转了头。这样的转向包括在对待她的一些师友的态度的前后对立的姿态。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内，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在许多年后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她给人的感觉太奇怪了：混乱，矛盾，陌生，疏离。

她在文学、学术研究、教育、绘画艺术等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但是对她的毕生工作的评价又充满对立，有的人称之为旷世大家，而又有人称之为肤浅和无聊。蔑视的和崇拜的眼光交织辉映在她的人生历程中和她死后的历史时空中。

她经历着她那一代人的光荣和幸运，但也承受着那一代的不幸。她有着许许多多的成功，但更多的则是痛苦。而痛苦也铸炼她的坚韧的个性。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个体。

而且，很久以来，她是禁忌，是隐语，是被忽略的存在。

对苏雪林的介绍和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其实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学术研究上都有意无意地对她进行遗忘。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她的“反鲁”立场，当然还有海峡两岸的隔绝。苏雪林真正引起大陆学者注意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人大陆开始的。在夏著中，他列专节对苏雪林进行了介绍。其后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开始涉及苏雪林的创作和文学批评。在这样的情形下，对苏雪林的研究逐步回暖。苏氏的作品也在大陆出版了，伴随着港台文学和女性文学热的到来，苏雪林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曾成为研究的焦点。

我开始接触苏雪林作品，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她的《棘心》和《绿天》所吸引，我陆陆续续地就其作品的“伦理意识”发表了若干文章进行讨论。及至90年代末，当她回归故乡并在大陆引起巨大的反响，我遂萌发了给她写一部传记的想法。我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地搜集她的作品和人生资料，试图尽可能地接近这位跨世纪老人的真实人生。

在两岸隔绝的情况下写苏雪林传是困难的，除了地理隔绝的原因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给一个跨越一百年的著名作家和学者作传，还存在历史缝合的困难。因为当时是最早的为苏雪林作传，资料方面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后来有了一些有关传主资料的披露，这样的困难依然存在。从理论上来说，传记追求的是人生的细节，而一个人的人生细节又是如此的丰富，更何况是一个如此长寿的人生。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有诸多的细节脱落了，后人似乎只有根据某种想像加以连接和补充。我在写作这部传记的过程中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但我不是小说家，所以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进行历史现场的还原；但是后人能够真正地走进历史当时的鲜活现场吗?我一直将信将疑。因此，我希望大方之家在发现其中的罅隙和漏洞之后，能给我提出多多的批评。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摄影家老春先生、文化工作者詹来寿先生提供了部分精彩的图片，还有曾艳、许倩如及采用了他们的成果(文字和图片)而未及告知的朋友们。感谢我的同事张应中先生为我细致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感谢唐先田先生，他给我的写作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感谢的还有尚病卧榻上的鲁彦周先生，他精彩的序言令拙作增色不少，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方维保

2006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