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分裂之苦，不甘于忍受欧洲强邻欺凌的德意志人苦苫探寻民族崛起的光明大道。19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所向披靡的三次王朝战争，普鲁士邦完成了统一德陶的历史使命。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当时欧洲的国际政治格局，到20世纪初，它不仅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成了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呼风唤雨的角色。但基于保守派操控的现代化改革，使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同步性难以实现。而这种不正常的现代化积累的诸多问题无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最终压垮了这个雄霸一时的帝国。

韦勒的《德意志帝国》是德国批判史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认为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只是通过军事性的“上层革命”建矗起来的国家。通过全面的剖析，作者指出德意志帝国虽然在经济领域实现了现代化，而社会和政治领域却只是部分地具有现代性，政治上仍足一个贵族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不协调给其发展带来诸多矛盾。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持着前工业社会权力精英的独裁统治的社会特征，传统的权力精英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和利益，竭力维持各种反民主、反半等和反现代的价值体系、教育制度、官僚制度、政党制度和思想意识。正是传统权力精英的这种政策使德国在发展进程中背上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纳粹统治这些对德意志民族是灾难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帝国史译丛》总序

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章 1871年的形势：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的建立

 一、农业革命与乡村贵族领导阶层

 二、工业革命和城市资产阶级

 三、国内政治：反动、自由主义和宪法冲突

 四、争霸战争与“上层革命”

第二章 向工业国家迈进

 一、1873～1895年，高度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增长的紊乱和结构性农业危机

 二、1895～1914年，工业的高度繁荣和受补贴的农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的崛起

第三章 统治体制和政治

 一、政治体制

(一)立宪君主制或假立宪的半专制主义？

(二)到1890年为止的波拿巴式独裁统治

(三)1890年之后的持续性国家危机：没有协调的独裁性多头统治

(四)官僚制度：统治要素和组织类型

 二、中心问题：捍卫现状反对政治动员

(一)软弱无力的政党

1．自由党

2．中央党

3．保守党

4．社会民主党

(二)利益协会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反民主的多元主义及其反对者

(三)“否定性整合”的统治伎俩：“帝国的敌人”反对“帝国的朋友”

(四)“国家维护者和生产者阶层结成卡特尔”的集结政策(1876～1918年)

 三、整合谋略和对民主的结构性敌视

(一)国家思想和特别立法

(二)民族主义和敌人的固定化

(三)反犹主义和对少数派的政策

(四)宗教作为一种合法性意识形态

1．新教国家教会：王位与圣坛

2．罗马天主教：等级思想及其独占诉求

(五)独裁性社会的母体：社会化过程及其控制

1．家庭

2．公立学校

3．文科中学

4．大学

5．大学生联合会和预备军官制度

(六)冲突处理

1．阶级特性的司法

2．臣仆精神

3．无冲突社会的理想

(七)以确保忠诚为目的的补偿性支付

1．社会保险取代社会改革

2．补偿性的追求威望的政策

 四、税收和财政政策

(一)统治制度的资金筹措

(二)国民收入的分配

(三)分配不均的强化

 五、军备政策

(一)军队

(二)军国主义

1．军队是对内进行斗争的工具

2．社会构成和行为控制

3．“小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思想动员”

(三)海军

 六、帝国主义

(一)不均衡的增长和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社会帝国主义

(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国内政策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

 七、对外政策

(一)国际体系中的德国对外政策

(二)“国内政策优先”之下的对外政策

1．法国

2．英国

3．俄国

 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前逃跑

(一)攻击性的防御政策

(二)战争经费筹集和战争经济

(三)战争目标和阶级社会

(四)最后一次“上层革命”

(五)德国革命：社会民主还是保守性的共和？

第四章 结语

附录

 一、缩写

 二、注释

 三、文献目录

 四、人名索引

第二，大普士的扩张实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追求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是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柏林中央政府那些具有远见的人们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奥地利在德意志内战中的失败以及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都确认了他们的这种认识。同样，人们也经常表示，必须发动一场共同的战争来化解南德意志诸邦对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国家的抵制，同时对民族的一体化施加影响。早在1866年，毛奇就瞄准了这一可以实现的目标：“德国通过反对法国而联合起来”。恰好在德法战争期间，民族激情构成了建立德意志帝国政策的强大推进剂。这一目标实现了。正如经过1864年和1866年两次战争后的自由党人一样，南德诸邦在1870年至1871年的德法战争后也被制服了。因此，这场战争具有双重功能。作为民族的“统一战争”，它“完成了普鲁士1866年退出德意志联盟的战争”；然而，作为“先发制人的国内政治的整合战争”，它则终止了普鲁士军事君主制的“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危机”。克劳塞维茨早就预测，“通过剑”实现德国的统一和用战争手段克服其内部问题，是普鲁士的任务。毫无疑问，“与自由派在1848年的尝试相比”，“俾斯麦用暴力战争来解决问题的革命性毫不逊色”。“他与旧帝国的大德意志联邦主义传统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并以普鲁士霸权领导下的更紧密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取而代之。”

然而，盘踞于普鲁士政治顶端的保守的“白色革命者”，现在面临着“上层革命”的连续性问题。他们自己则称之为“从上层进行的改革”，并且以军事状态的激进手段加以实行。早在法国大革命不久，普鲁士大臣施特林泽就通知法国公使：法国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有益的革命”，将“在普鲁士缓慢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行”。通过有限的让步政策，革命的炸药会被拆除引信，而有益的变革则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实现。在很早的时候，克劳塞维茨也纲领性地介绍过这种上层革命。他在1809年写道：“欧洲无法逃避一场浩大而普遍的革命，国王们只有理解了这种大改革的真正精神，懂得先行一步，才能保住自己”。或者就像他同时代的格奈泽瑙所指出的那样：“明智的法律抢在每次革命爆发前出台”，有如“退出埋在我们脚下的一颗地雷的弹药，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把火药弄出来”。早在洛伦茨·冯·施泰因或古斯塔夫·冯·施莫勒广泛宣传社会君主政体之前，王权干预就已经影响着普鲁士政治的实践。由于拥有多年“上层革命”实践的自信，因此俾斯麦认为，“在普鲁士，只有国王闹革命”。训在用行政机构变革方式退出1848年革命这颗地雷的弹药失败后，即使在反动时期，仍然用经济方面的让步来补偿政治上尚不成熟的资产阶级，这一原则再次证明是有效的。在普鲁士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在德意志的民族政治领域，军队是唯一的、长期可靠的保证。19世纪60年代初，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再次表明其过于软弱，另一方面这时德国社会的发展动力还没有丧失其活力。同时，各种推进小德意志的统一政策的传统计策也都没有成功(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曾数次试图排除奥地利，确立自己在德意志的霸权。1849年，普鲁士国王以镇压革命为名，与萨克森、汉诺威结成三王同盟，希图以此为开端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新德意志联盟，后来在奥地利和俄国的联合压力下放弃这一打算。1859年，普鲁士利用法国和撒丁王国联合对奥地利开战的机会，试图建立迫使奥地利承认其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但战争的迅速结束使之再次希望落空。译者注)。正在这时，普鲁士军队作为俾斯麦计划的执行者，同时也是为了传统精英们，用三次战争，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内政及对外事务方面的各项困难。有人甚至在没有对德意志联盟及其联邦主义计划的改革能力进行为时已晚的考虑，就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俾斯麦的“铁血”解决方案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更难以否认的一点是，保守的革命者所取得的成就最终只是加剧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的长期危机。  早在1870年和1871年时，来自各个不同阵营的敏锐观察家们都已经对当时的实际情况非常清楚。民族自由党文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古斯塔夫·弗赖塔格就曾怀疑地表示：“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我们用来获得这种伟大成就的手段却给我们的未来投下了阴影。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P18-20

以本人之见，今天要书写始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历史，不能再用传统的叙事方式了。因为，倘若人们继续坚持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写作中所采用的描写和叙述习惯，因循守旧地在居于主导地位的、秉持狭隘化的“那种”政治概念的行业传统内活动，在历史一社会科学诸领域之间仅仅囿于崇尚历史可说明的藩篱内，那么，对于距德意志帝国建立已经百年之久且试图对这一帝国进行批判性回顾的一本新著而言，就很难提出诸种合理的看法。这些看法集中于：将资料与诠释联系起来；追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线索，并且由此透视政治抉择进程；探询这种发展和抉择的条件和结果。然而，流传下来的历史性叙述在于按年月顺序来报告有关的叙事史，这不仅容易引发异议，而且与我们时代的分析性的历史好奇心背道而驰。出于这样一种困境的缘故，对于1871年到1918年近50年之中的德国社会及其政治，人们可以用问题定位的历史结构分析来发现一条正当合适的途径。

问题和结构因素的选择在此被视为中心，这种选择显然会由于认识能力主导的好奇心而得到确定。在此，有几个问题首先要指出来。它们是：

第一，要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德国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要与对德意志充满灾难的、特别是始于这一时代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阐释联系起来。因此，我们没有对西欧一北美的发展及其可比较的各种问题进行过于积极的描述，而一再地涉足探询德国历史的各种固有的精神负担，探询各种艰难的障碍。这些精神负担和障碍与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相对抗，或者说这些精神负担挡住了它的发展之路。我们要首先探询自由之后对于民主社会的顽固的和卓有成效的抵抗，一种在当时和后来都带来各种灾难性后果的抵抗。这种历史的负担在德意志帝国尤其变得日益沉重，没有对这种历史负担的批判性分析，迈向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灾难之路就无法得到澄清。除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兴衰这一观察角度之外，人们对于近代的德国历史的评价非常少，因此，我们还是免不了要首先涉及这一问题。仅仅在德意志帝国终结12年以后，就面临着希特勒“夺权”。我们怎样才能在没有历史广度的情况下，亦即不涉及德意志帝国历史的情况下，应裕自如地进行尝试性解释呢？

第二，第二点与问题的选择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历史科学被理解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它虽然承载的是全方位考虑的历史的各种“时态结构”(R.科泽勒克)，却首先想有意识地为增强一种自由、批判的社会意识而做出贡献。另外的说法是：历史科学既是对认知的探询，对各个时代经风历雨的历史上的活动者的还原，又是对另一种感知的探询，即在今天的各种理论视角下能够呈现诸多的历史活动。这两项任务历史学家都必须接受，而不是如后期的历史主义那样，仅仅局限于第一项任务。一种如此理解的历史科学所追求的不受束缚的任务在于，用思想批判的方式对带有传说色彩的迷障加以突破，解开公式化的误解，对遇到的各种结果或搁置诸种决定带来的社会代价给以明确的强调。对我们的生活实践而言，由此会扩大理性定位的机会，这些机会被包纳于一种谨慎检验过的历史经验的视野中。在这一意义上，Historia Magistra Vitae(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一词能够再度经受考验。站在身处集体中的民主的公民的立场上，我们还总是能感受到，德意志帝国也属于这样的历史之列。因此，抓出某些问题并加以评析的这种观点，对于读者而言应该不难理解。当然，这种暂时很一般性的概述只有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才能获得更清晰的轮廓。这个观点有别于那种认为历史“围绕它自己的意志”运动的奥秘学派，同样也有别于以当时的现状进行文雅辩解的当代新历史主义。

诸如时间的距离会自动开启各种观点，这些观点有利于找到一种确信无疑的评判，就是一种散布开来的错误看法。于是，历史写作的理论基础就自然时常地被描写成虚假的。但是，这种关于时间距离的说教只是掩盖了历史理论的必要性，同样，对过去进行阐释也已经相当落伍。事实情况在于，科学的当代史、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可以更少发生错觉。本著的总体表述存在一个坐标系统，在这一坐标系统中，将采取以下结构分析方式，它由三个相互交错的复合体构成：

第一，非均衡的、经常受阻碍的长期趋势之下持续不断的工业和农业经济的增长。

第二，整个社会的社会转型，社会团体和阶级，还有它们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伴随现象和后果。

第三，政治是维护或改变现行体制的优先考虑之下作为权力争夺斗争和社会各派力量现状的结果。同样，对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各种意识形态也在这三角的范围内受到充分的肯定，这涉及到反犹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或盎格鲁恐怖症。正如当代源自过去，过去也能在当代的帮助下，也即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类别和范式(如角色、状况、关系集团、个性类型等)的帮助下，加以解释。它们对于历史学的社会结构分析而言，也拥有一种相当高的普遍性，对适应时代的概念构建的合理使用，能够使这些理论工具得到启迪性利用而不至失去效用。

有关这些领域之一的优先性尚无任何提及。就逻辑上的必要性而言，事先也没能就此做出抉择：只有“从抽象提升到具体”，从理论的定位模式提升到经验分析，才能既明确不同的重点，同时又明确这些复合体的相互独立之间的关联。但是，政治统治体制会有意识地处于核心地位。不仅如此，因为政治统治体制也是这套丛书(该著作是Joachim Leuschner主编的《德国史》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侧重点是政治史。译者注)的原本目的。更确切地说，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此相互交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尤其复杂多样。就此而言，前工业社会精英们反对新兴力量冲击而捍卫流传下来的统治地位就构成了我们所涉及到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是一种防御性斗争，这一斗争随着这一特权领导阶层经济基础的受侵蚀，不仅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长期由于取得的成效而引发越来越危险的敌对，并积聚起了一个恶劣的继承者。

对于这一系列导入性观点，我们还有三点需要补充：关于“帝国建立”问题；1871年到1945年的连续性问题；以这一反面模式为价值尺度之一，评判历史进程。

其一，从个体和社会心理学出发，同时也是出于发展中国家当代历史的考虑，帝国开端时期的完全根本性意义在个人和集团的历史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一时期，人们常常调整日后发展的道路，打造行为典范，固定明确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一些大型的社会集团，诸如各个民族等，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或国家建立阶段，都打上了这种烙印，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也不例外。然后，在“各个邦之上形成”了由欧根·罗森施托克一许赛用隐喻所表达的“各种精神气候”，这些“精神气候”在各邦之上而一直长期“保存着”。显而易见，在1866年到1879年新的德意志国家建立时期也有这样一种潜伏期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许多事情被决定和确定下来，这些事情后来长期保持着。关于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形势的根本性特征，我们会在第一部分中对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国家形成立即着手进行探讨；对在迈向工业社会进程中艰难而受到不断阻挠的道路，将以不固定的视角在随后的三个部分中加以跟进。然而，我们对此必须毫不迟疑地进行一些基本的考虑。毋庸置疑，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工业化是推动现代世界的伟大运动力量之一，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有从(以及在)农业社会中获得过长期有效的前期性抉择，而这种前期性抉择从长时段看肯定对工业化的发展带有重要的影响。这种看法最近在巴林顿·穆尔的比较研究中很普遍，而在涉及到德意志国家疆界内的这种历史方面，汉斯·罗森贝格是最突出的代表。首先要说的是：实际上，1866～1871年之后，德国也根据农业社会领导精英们的利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决定，这些决定最持久地决定着德意志国家疆界内工业社会的发展。的确，这一社会引人注目的不一致的好的部分和“摒弃”部分都可以归因于此。作为德意志帝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维护现状以反对一个工业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持续动员，这一难点一再成为主题。从总体上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试图对此进行完全正确的评判，即“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他们想加速或阻挠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政治和法律后果，他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人们必须避免在经济方面仅仅从工业经济角度进行理解，毫无疑问，国家引导可以被理解为“经济上的必要性”以及衰落的农业经济的需求，然后还涉及到政治问题，即这种国家引导显然“在长时期内”绝对不会“听从”衰落。这种状况迄今仍然有效。

其二，有关近现代德国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其实是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目标的争论开始之后，才再次进行严肃的讨论。到那时为止，保守派历史学家们成功地封杀了自我批评性的讨论，人们仅仅想到通过格哈德·里特尔对德国军国主义讨论的扼杀，或想到对于卡尔一迪特里希·布拉赫尔关于魏玛共和国垮台的剖析的本能性反应，通过与魏玛和希特勒德国的比较，来捍卫所谓的1914年以前的健康社会。稍加喘息之后，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对1918年之后民族社会主义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探究。如今，对于将历史连续性视为核心概念的历史科学而言，即使毫无疑问地存在多处断裂和新的开端，还是有些踌躇地在大量的保留之下使用这一范畴或者代之以非连续性的研究。导致这种畏惧不前的原因，大多涉及到一种或多或少的故意的或有明确理由的逃避现实。这种逃避现实会以所谓的德国历史的不合理的结果来排除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不是去承认它首先是深深扎根于德国历史的连续性之中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并且切身感受到，民族国家、民族、工业社会的普遍危机的最常用的套语的功用在于，滥用与其他国家威胁性较小的有缺点的发展进行比较，来进行安慰性的辩解。毫无疑问，德国激进法西斯主义及其战争政策问题，无论对内对外都不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而首先是1933年以前德国社会特殊条件的产物。”在这些条件中，如果并非所有的都很重要的话，多数都可以在德意志帝国找到，或作为其政策的结果而得到解释。诚然，人们可以理解的是：在老一辈那里，1871年的小德意志的大普鲁士的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的实现；对很多人而言，1918年以后的批判性评价因此而变得几乎没有可能；1945年以后也存在一种强有力的心理需求，把皇帝的帝国统一时期理想化，并且将这一时期与1918年以后的“没落社会”，至少是与“第三帝国”清楚地切割开来。然而，这种态度的后果证明是灾难性的。今天，这种1871年到1945年的历史连续性——某些领域早就超出这个阶段——在一种批判性的回顾中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有关这种连续性的单个发展线索，特别是真正的“危机根源”，我们会在下文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对于历史连续性讨论的顾虑，在过去和现在都与德国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敌视和贫乏密切相关。没有对相邻社会科学理论的利用，是无法有效地战胜政治叙事史和一种几乎没有得到反射的历史的理解概念的。在政治上多数具有保守的或民族自由倾向的德国历史学家的传统态度，在1871年以后日益趋向于一种集体精神。这种集体精神在有效的容忍机械论和防御机械论的帮助下，阻止了“行业”内的不同意见，并否认这些不同意见是“科学的”历史观；他们在学术理论方面的保守立场，受益于社会保守派的基础，本来就特别强势。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态度也阻碍了对新的研究探索的接纳。这两者相互强化的进程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即在几十年中阻碍对德国历史连续性问题的批判性分析。仅仅顺便提到的是，它们也使大学历史学家们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方面毫无抵抗能力并造成他们几乎毫无障碍的适应。因此，对于1914年以前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1933年到1945年期间可以明显看到的。

其三，对德国历史现实历史进程的批判性评价，是以下述见解为基础的，即社会关系和政治的现代化应该从属于德国社会不断进行的经济现代化。一种向法律上更加自由、政治上更负责任、更成熟的、拥有代表团体的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与包括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制度改变以及社会变化在内的工业化相适应的。而相关的代表团体的代表们对政治负有责任。1918年前的所有议会化和民主化问题都是与此有联系的。在1850年到1873年之间德国工业革命获得突破性进展后，德意志政治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将德国“有意识地、最终地引向现代发展的轨道，使它的政治状况与他的工业状况相适应”(F.恩格斯语)。然而，对“德国两个最强大的政治头脑”而言，这一点自1870年以来仅受到恩格斯的支持，俾斯麦则与之相反，他对此大加反对而结果糟糕。为此，我们不应该从一种经济主义技术统治的观点出发，将工业化理解为独立的、仅仅是起决定性因素的发展速度，而应将其纳入社会政治的语境之中。在此，民主化也不是近乎自动的、只是带有某种“滞后”的工业化的追随结果，而是必须通过斗争获得，因为它最容易表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果之一以及与现代主义的政治思想相应的状态。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同步性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当然，是否这种同步性在那个时代的力量场之中基本上得到实现，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究。也许德国政治的真正困境在于社会敌对者的实际力量对比。一种保守势力领导下的局部性现代化在德意志帝国的护罩下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在社会和权力结构方面巨大的不一致性的代价却使相关结果延续到1945年。恰恰是这种缺乏自由的社会宪法和国家宪法的经济上取得辉煌成就的现代化积累了长期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和平演进的道路上是几乎无法解决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因为在国内变化面前进行逃跑冒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德意志帝国垮台了。决定其终结的发动战争、失败和革命是由于其无能造成的，也即在和平年代里，国家和社会结构没能适应现代工业国家的各种状况。

几乎毋庸赘言，韦勒具备诸种学识、理论素养、深刻洞察力，他充分自信且全身心投入，这样一位作者推出的著作可谓“意义非凡”、入木三分、思想丰富、独具见解、不落俗氛同样，该书批判性地看待德意志帝国的开端和它的各种后果，介绍了各种重要的看法，也揭示了诸种新问桴……以罕见的集控诉人和法官于一身的敏锐的法学家的方式，将德意志帝国置于被告席上这就是新的批列理论。

——德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传统史学派代表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