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由于他那白手起家、从一名外来打工者成为一位超级大富豪的传奇经历，也许是由于太多的名人轶事与他所建造的那座美轮美奂、但如今早已灰飞烟灭的私家花园有关，也许是由于他处置自己财富的方式与其他在旧上海发了大财的外国冒险家大相径庭，人们只要谈到旧上海的历史，谈到南京路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谈到——哈同。本书收集了有关哈同的事和人的比较可靠的资料，其中包括解放前的史料和国外最近发表的资料，以使读者能对哈同其人其事作出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怀旧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在当前房地产业十分红火、富豪排行榜上的房地产大亨们屡屡吸引人们眼球的时候，许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过一个名声更显赫的房地产富豪，他就是闯荡上海滩的犹太人——欧司·爱·哈同。

第一章 孟买游子闯上海

第二章 平步青云看门人

第三章 烟花巷中得佳偶

第四章 南京路上铺红木

第五章 自立门户开洋行

第六章 无往不利战商海

第七章 革命和尚黄宗仰

第八章 美轮美奂爱俪园

第九章 功德无量刻佛经

第十章 富而弥吝犹太人

第十一章 攀龙附凤成皇亲

第十二章 改朝换代不倒翁

第十三章 燕尔新婚章太炎

第十四章 哈同花园办大学

第十五章 国学宗师王国维

第十六章 三跪九叩祭仓圣

第十七章 万人空巷赈灾会

第十八章 难成大器养子女

第十九章 两眼朝天万事休

第二十章 旷世葬礼天下奇

第二十一章 破口大骂蒋介石

第二十二章 得志猖狂姬佛陀

第二十三章 胆大妄为小哈同

第二十四章 勾心斗角争遗产

哈同出生于如今为伊拉克首都的巴格达。关于他的出生日期，说法有点混乱。有的说他出生于1849年，有的说他出生于1851年，有的甚至说他出生于1846年。国外有学者说他多半出生于1851年。按照姬觉弥所撰《欧司·爱·哈同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哈同先生年谱》)的“官方”记载，哈同出生于1851年5月。

哈同的父母一共生了6个子女，他排行第五，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关于这两点似乎没有异议，但有的传记说他有4个哥哥，有的说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好在这几个同胞与哈同的关系向来并不密切，对他的人生之路几乎毫无影响，所以是兄是姐无关紧要。

当哈同出世时，巴格达虽然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同，但实际上已经落入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曾经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帝国境内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等城市的经济和贸易都很繁荣。可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达到巅峰，此后逐渐衰落，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哈同出生前后，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欧洲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纷纷争取“独立”，结果落入沙俄的势力范围，亚洲部分则被英、法两国分割控制，当时的土耳其已被人讥为“近东病夫”。

哈同的父亲在巴格达的沙逊洋行当一名小职员，薪水不高，又要养活那么多人，全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1854年，当小哈同5岁的时候，沙逊洋行由于生意十分清淡，决定结束在巴格达的业务。哈同的父亲有車保住了饭碗，被调往位于孟买的沙逊总行任职，哈同一家随之迁居孟买。许多伊拉克犹太家庭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也在这一时期纷纷移居孟买，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后来也在上海发家致富的嘉道理家族。

孟买处于印度的西海岸，是东西方海上贸易往来的一个枢纽，1668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把持，1708年成为金融和贸易的中心，属于东印度公司的沙逊洋行总部也设在这里。由于英国人的长期控制，孟买发展成印度的大城市和西海岸最大的港口。这个繁华的都市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从事不同的职业，使用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服饰，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无穷的活力。

但是，哈同一家在孟买的生活并无多大起色。虽然父亲的薪水有所增加，但渐渐长大的儿女们的开销也日趋增多。而且，到孟买不久，哈同的父亲就突然生病死了。失去了惟一的收入来源，全家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幼小的哈同不但因为没钱不能上学，而且还得照顾妹妹，做一些杂务，稍大一些就出去做小工，努力减轻母亲的负担。用哈同自己的话来说：“我小时候很苦，经常拾破烂，捡煤核，找瓜皮烂菜。”

哈同去世后，姬觉弥所撰的《哈同先生行状》里说到哈同在父亲死后，与母亲相依为命，受尽欺凌：“兄弟六人，先生其五也。幼而竺厚端重，不事童嬉，惟虔心犹太教典，籀绎讽诵，昕夕不怠。顾家中落，诸昆析居，独先生奉母以处，拮据艰难，以谋甘旨，曾无济助之者已。乃改习贾。族党无赖欺其简默，百端辱之，先生咸隐忍，恐伤母心也。”

1871年，在哈同年满20岁的那个春天，操劳一生的母亲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很快撒手西归。几个兄长根本不顾家事，哈同独自安葬了母亲，接着在舅舅的小杂货店里帮了几个月忙，结果非但没有帮舅舅赚到钱，反而搞垮了小店。

业已长大成人的哈同对前途感到十分渺茫。这些年来，他在孟买街头经常见到一些犹太人，他们身穿西装，头戴礼帽，风度翩翩，引人注目。听说他们都来自中国上海，在那儿发了大财。他也听说，上海是一个最自由不过的口岸，任何人都可以任意进出，绝不会从中国的官吏方面遇到什么麻烦。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都开放得很，从不查问来人的资格。父母已双亡，兄长已成家单过，妹妹也已成年，现在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何不也到那人称“东方巴黎”、“东方曼哈顿”的上海闯荡一番呢？

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三思而后行，因为他既不懂中国话，也不了解中国习俗，此行前途叵测。但是，哈同的性格是一旦拿定主意，绝不轻易更改。这也是他后来能够发大财的原因之一。他不听劝阻，毅然踏上征程。《哈同先生行状》一书中说：“当日中西虽互市，而风气犹锢蔽，西讥中以椎昧，中讥西以邪诈，猜忌特深。濒行，有沮之者曰，以子不达华语，不谙华俗，去必无幸。先生曰，中夏四千年旧邦，闻夙主礼让，吾以和与信二者行之，乌有弗济者，毅然遂行。”

1872年，21岁的哈同登上了一艘载重量只有几百吨的小火轮。这艘小火轮沿途停靠新加坡、山打根、马尼拉，一路颠簸，要走十几天才能到达香港。根据一本哈同传记的说法，由于船舱内空气污浊闷热，加上哈同晕船，在船上他就生了病，发高烧，说胡话，上吐下泻。同船的人以为他患了霍乱，生怕传染，把他放在一条小木筏上推下大海。漂浮的木筏把他带到一个荒凉的小岛，几天后，一艘路过的船救了他一命，并把他带到了香港。这个故事似乎有点离奇，但我们不妨姑且听之，作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佐证。

在哈同离开孟买之前，舅舅给了他两个熟人的名字，都是沙逊洋行的，但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上海。他决定先在香港碰碰运气。他找到位于海边干诺道的沙逊洋行。虽然有熟人介绍，但他只有杂工的活儿可干。顾名思义，杂工就是做杂七杂八的工作，随时听命于办公室内每一个先生的呼来唤去，打扫卫生、端茶送水和搬运货物都是他的份内之事。最使他感到不满的是收入仅够糊口，连房子也租不起，只能睡在洋行的走廊上。

哈同勉强干了几个月，前思后想，看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出路，觉得这样下去还不如留在孟买。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由于香港与上海的交往比孟买与上海的交往密切得多，他对上海有了更多的认识。他决定前往上海寻觅机会。有个老板看到哈同勤劳肯干，希望他留在香港，但哈同认为，上海的发展前途远远大于香港。

姬觉弥所撰《哈同先生兴业记》中说：“逾年次香港，某肆主奇其敦厚，欲留襄业，先生不可，或叩其故，先生曰，此间虽绾中西海道之枢，然出人力，匪天造也。他日太平洋交通便，中俄铁道通，东方商市要点必弗在此。吾人既不远数万里适异国，当图大业。欲图大业，必先凭藉地利，盍去。诸闻者惊异。是时年只二十有二，亦未尝骋游四方，而所见之远大已倜乎其弗可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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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在当前房地产业十分红火、富豪排行榜上的房地产大亨们屡屡吸引人们眼球的时候，许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过一个名声更显赫的房地产富豪，他就是闯荡上海滩的犹太人欧司·爱·哈同。

也许是由于他那白手起家、从一名外来打工者成为一位超级大富豪的传奇经历，也许是由于太多的名人轶事与他所建造的那座美轮美奂、但如今早已灰飞烟灭的私家花园有关，也许是由于他处置自己财富的方式与其他在旧上海发了大财的外国冒险家大相径庭，人们只要谈到旧上海的历史，谈到南京路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谈到哈同。有关哈同的文章在许多图书中都可找到，有关哈同的传记也已出版了好几种。如果你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有关哈同的网页可达数万页之多。

可是，就像如今围绕任何一个名人都存在许多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传闻一样，在所有这些有关哈同的文字中，也充满彼此矛盾、以讹传讹的说法。一方面，这是出于历史的原因。有关哈同的许多传闻，在哈同生前就未必是符合事实的，代代相传的结果，自然是离事实越来越远。而且，由于缺乏可靠的记载，要辨别这些传闻的真假确实有点难度。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传闻只要稍加查考和分析，你就会发现它们是靠不住的。可惜有的作者不愿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而是照搬照抄，最终误导读者。更有甚者，个别作者所撰写的哈同传记洋洋数十万言，其实并无多少可靠的资料，为了自圆其说，不惜或者不得不采取戏说和臆测的写作手法。

例如，有一本哈同传记说，1923年8月，哈同夫妇应时任民国总统的曹锟之邀进京，曹锟授予哈同一枚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勋是确有其事的，但授勋日期被提早了一年。作者偷了一点懒，没有查阅史料，所以在时间上出了差错。其实，曹锟是在1923年10月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而向哈同颁发一等嘉禾章是在1924年9月2日，这个日期有“获奖证书”为证。

哈同夫妇这次进京，还觐见了已经逊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另一本哈同传记说，在哈同夫人罗迦陵觐见几位皇太妃时，跟随哈同夫妇进宫的浙江督军杨善德的儿子杨庆昌在与小皇帝玩耍时，不知怎么打了起来，打得小皇帝哇哇大哭，“满面泪水”。只要稍加推敲，你就会发现，这种有声有色的描述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戏说而已。溥仪3岁即位(1908年12月2日)，到这时已过去了近16年。也就是说，他已是一个19岁的成人，而且贵为“天子”，他能与一个孩子打架吗？即使挨了打，他会哇哇大哭吗？作者显然是牢牢记住了溥仪3岁当皇帝的历史事实，却忽略了即使皇帝也会长大成人的自然规律。

当然，这种差错只是无伤大雅的失误。在有关哈同生平的众多说法中，有两种说法似乎严重违背事实，而且流传甚广，影响到对哈同的评价，有必要予以纠正。

一种说法与哈同贩卖鸦片有关。哈同在为老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打工时，确实干过贩卖鸦片的勾当，他的第一桶金有一部分确实来自这种肮脏的买卖。但是，哈同自1901年自立门户、开设哈同洋行后，就迷途知返，放弃了鸦片买卖。当时中国政府已开始禁止种植鸦片，因为国产货源减少，贩卖从印度进口的鸦片的利润变得比以往丰厚得多。许多烟土商纷纷劝说哈同重操旧业，但被哈同断然谢绝。哈同说，鸦片不仅毒害人的身体，而且造成中国与西方的失和，所以他不愿再做这种生意。

另一种说法与哈同炒卖地皮有关。哈同是依靠房地产发家的，但他购入地皮后，一般并不出售，除了出租给他人建造房屋，他通常都是自己建造房屋，再出租给他人，以收取租金获得利润。可是，一些作者还是把炒卖地皮的“罪名”强加于哈同，有的甚至不惜篡改有关文献。

例如，有一本哈同传记为了说明哈同炒卖地皮的“掠夺行为”，引用了姬觉弥在哈同去世后所撰写的《哈同先生兴业记》(该书作者误记为《哈同先生行述》)中的一段话：“自欧美各国置租借地于上海，一时地价腾跃，富于资财者务出金钱以收买地皮，待其价昂又卖出之，有若垄断，于是地值日涨。先生能以锐利之眼光预决市肆之盛，今日购入，越日即复售出，辗转取沽……”

可是，在《哈同先生兴业记》中，这段话的原文却是这样的：“自欧美各国置租界地于上海，一时地价腾跃，富于资财者务出金钱以收买地皮，待其值昂又卖出之，有若垄断，于是地值日涨。先生独不然，所购地皆自筑屋，以便人租赁，从不以出进地皮为业。除自营利外，实以繁荣市肆、便利居人为主旨，更尽拒掮客之流。盖先生尝谓，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日增，充其极或至有行无市，增者反绌，而投资者危矣。以置产进业之事，翻近赌博性质，甚不可也。故吾行惟购地建屋，建屋赁人息虽薄，而脚踏皆实地，且能以锐利之眼光，预决市肆之盛衰，则获利亦正未可量，何事作垄断计哉。凡兹所言，至今日而蔑一不验，先知之哲，先生其有焉。”

只要稍加比较，你就会发现，这本哈同传记的作者或许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为了达到对哈同进行“大批判”的目的，竟然颠倒黑白。令人遗憾的是，别的作者对这段引文不加甄别即贸然照抄，以讹传讹也就在所难免。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在商言商，哈同经营房地产的许多方法都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不乏可供今人借鉴之处。但是，也许是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几十年来，人们对哈同其人其事的评价显然是泛政治化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哈同背负了太多的骂名。

本书算不上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哈同传记，作者所做的只是尽力收集有关哈同的事和人的比较可靠的资料，其中包括解放前的史料和国外最近发表的资料，再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以使读者能对哈同其人其事作出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2007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