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读者极众，且读者的层次也极多；他的作品的流行不仅引起热潮，而且能经久不衰；他的作品不仅极好看，而且还非常之耐看。

金庸小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就有这样的奇迹：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是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或是在东亚、西欧、南洋、北美——都有人知道金庸这个名字，都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流传。

金庸小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就有这样的奇迹：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是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或是在东亚、西欧、南洋、北美——都有人知道金庸这个名字，都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流传，都有无数的金庸迷。

这部书拟分为下列二卷：上卷为《文化知识录》，下卷为《文化精神论》。“金庸与中国文化”是一个复杂的课题。金庸的小说不仅与中国文化有关，也与现代化、乃至西方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引言

上卷　文化知识录

 小引

　第一章　史

　第二章　地

　第三章　易

　第四章　儒

　第五章　佛

　第六章　道

　第七章　兵

　第八章　典

　第九章　政

　第十章　武

　第十一章　医

　第十二章　诗

　第十三章　琴

　第十四章　棋

　第十五章　书

　第十六章　画

　第十七章　花

　第十八章　酒

　第十九章　食

　第二十章　俗

　第二十一章　杂学与小结

下卷　文化精神论

　小引

　第一章　传奇

　第二章　侠盗

　第三章　王霸

　第四章　功利

　第五章　人神

　第六章　名教

　第七章　忠孝

　第八章　男女

　第九章　佛道

　第十章　智愚

　第十一章　汉夷

　第十二章　生存

结语

后记

史

面对武侠小说而来谈史，这多少有些让人尴尬，但又不能不谈。

因为要谈到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不涉及中国历史。再一个原因，是金庸具有较深的史学修养，而他的小说又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历史知识，所以就不能不谈，而且还要从这个题目开始。

武侠小说有一个基本的限制，是它的时代背景要限制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因为侠客的内功、轻功再好，再加上十八般兵器样样皆通，也无法与枪、炮、手榴弹、炸弹等等火器(热兵器)抗衡。所以，武侠小说基本上是以古代历史为背景的。当然，可以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也可以没有。

金庸的小说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时代背景。除《白马啸西风》、《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等几部作品外，其它的作品都有明确的时代背景。

进而，不但有明确的时代背景，而且还出现历史人物，并涉及一些历史事件。金庸小说的特点，是人物不仅活动于江湖之间，而且还活动于江山之间，参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甚至进入朝廷，与许多历史人物发生紧密的联系。

一开始，金庸还只是将历史作为其武侠小说的一种包装手段，至多是作为小说情节结构的一种线索或框架，但写到后来，金庸小说的历史内容越来越多，以至于要以揭示历史真相作为小说创作的审美追习之和思想焦点。这样一来，金庸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

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就写到了一个历史人物，即清朝的乾隆皇帝。作者虚构了一个重要情节，说乾隆是浙江海宁人陈世倌(实有其人)的儿子；又虚构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即小说的主人公、陈世倌第三子、乾隆的胞弟陈家洛；还虚构了一个情节，说回部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是历史上有名的乾隆宠爱的香妃。这些虚构，惹得一些历史学家大为恼火，而作者金庸却说：“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书剑恩仇录·后记》)公开表明态度，当然也得到了读者的谅解和欢迎，觉得金庸对历史是非不能也，不为也。原因是传奇小说有自己的规律。

刚开始的时候，金庸把历史人物当成一种引信，为的是要让读者觉得可信。因而故意让其笔下的人物——虚构的传奇人物——与真正的历史人物攀亲道故，拉上关系，叫人不能全信，却又不能不信。于是作者的目的就达到了。

其实金庸在写作一部小说之前，总是要熟悉与小说有关的那段历史，至于用多用少，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例如他的第二部书《碧血剑》就与第一部书大不一样了。这部书大规模地接触历史人物，并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依据及小说的大框架。甚至小说一开头就显示出了明确的历史风貌：

……大明成祖皇帝永乐六年八月乙未，西南海外渤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来朝，进贡龙脑、鹤顶、玳瑁、犀角、金银宝器等诸般物事。成祖皇帝大悦，嘉劳良久，赐宴奉天门。

那渤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又称文莱(渤泥、波罗乃、文莱以及英语Brunei均系同一地名之音译)，虽和中土相隔海程万里，但向来仰慕中华。宋朝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即苏丹，中国史书上译音为“向打”)曾谴使来朝，进贡龙脑、象牙、檀香等物，其后朝贡不绝。

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眼见天朝上国民丰物阜、文治教化、衣冠器具，无不令他喜欢赞叹，明帝又相待甚厚，竟然留恋不去。到该年十一月，一来年老，二来水土不服，患病不治。成祖深为悼惜，为之辍朝三日，赐葬南京安德门外(今南京中华门外聚宝山麓，有王墓遗址，俗呼马回回坟)，又命世子遐旺袭封勃泥国王，谴使者护送归国，赏赐金银、器皿、锦绮、纱罗等物……(第1回)

这一段史家笔法，写的也是史实。这样开头，为的是要介绍渤泥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进而写张朝唐的仰慕中华文化而赴中国求学位功名；进而写明末衰败气象，兵匪一家，张朝唐遭官兵之劫；进而写到张朝唐躲进主人公袁承志等人的住处。这样由远及近，海外而至海内，明初而至明末，想象中的仰慕而至眼见身处的危境，将明朝中国的历史勾勒出一个剪影。在巨大的落差之中，写到主人公袁承志的出现，层层推进，丝丝入扣，叫人不能不信。

其后的故事当然有实有虚。袁承志的故事当然都是虚的，但他在书中担任了双重角色，一是报仇雪恨的主人公(虚构)，一是历史的“导游”。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袁崇焕的事迹，以及袁崇焕的旧部蓟镇副总兵朱安国等人成立了“山宗”(即袁崇焕之“崇”字拆开)；介绍了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及其部下李岩、刘宗敏、牛金星、田见秀；写到了明朝皇帝崇祯及诚王、太监曹化淳；写到了满清首领皇太极、多尔衮及明朝降将洪承畴、祖大寿及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一共写了数十位历史人物。

而且书中写到了皇太极之死、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至于袁崇焕当年往事，虽由侧面忆及，却是有头有尾，甚至连战况、奏章、死因、死时情形以及死后的种种线索都写到了。不仅将明末清初的历史概况写得清清楚楚，将明、闯、清三方面的政治、军事势力也写到了。甚而还不时地抽出空来介绍一些更详细的历史背景及历史人物的生平资料。P7-10

这本书曾以《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和《文化金庸》等书名由大陆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台湾的云龙出版社[知书房]出版过。

当年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话：“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这个题目。是我在很多年以前，开始读金庸小说时就产生了。后来拟报“金学研究系列”也将其列为重点题目。想得很早，而完成得很晚，是因为这题目太大，又太难。现在写出来，尚不能说将这道题目做好了。编目、体例、引述、论证，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笔者学力不够，也就只能如此。

现在重新校对这部书，感觉还是一样。

要说有啥变化，那是更感到自己当年的糊涂胆大，明明学力不够，居然还要做这个大题。现在重读这本书，有些地方读起来简直让我汗颜，心想若重新写过，或许会有若干起色。要不要改？这是一个问题，为此我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保持原貌，即并没有对这部书进行大规模的修订，最多不过是在一些地方做些细微的修改，例如删除一些文字和标点符号，给一些含混不清的句子或词语换上比较准确的说法，如此而已。

决定不改，一方面是因为近期实在抽不出大段的时间，拖得时间太长则又怕影响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计划；另一方面，则是觉得，保持原先的面貌也有好处，当年的金庸小说评论和分析，就是这样一个水平。让它保持原貌，也算是留下一份见证。

在重新校对这部书稿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这部书最早的责任编辑，实际上也是我整个“金庸小说研究”的催生者蓝力生老师。蓝老师当年约我写《金庸小说赏析》的时候，还是《百花洲》的主编，做我的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虽非职责所在，但还算是名正言顺。等到我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蓝老师工作有了变动，从《百花洲》杂志调到了另一个出版社即江西美术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这是一个新领域，工作千头万绪，依蓝老师一贯的认真负责，不能不全力投入。但他百忙之余，仍坚持兼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特邀编辑，继续做我的责编，这一次，就连名正言顺也算不上了。蓝老师千金一诺，直到这部书的出版。对此，我心中充满感激，这份感激之情，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淡化。

和百花洲出版的所有书一样，这部书也没有电子文稿，此次电子文稿全靠我的内弟朱一多帮忙扫描。对此，我当然非常感谢！尤其是，他自己的工作不少，而我则经常打电话“催债”，实际上，他从不欠我什么，而我则欠他太多。

最后，我当然感谢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给予这一套书出版的机会！感谢新的责任编辑孙兴民先生和许运娜小姐为此书的审稿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辛劳！

陈墨

2007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