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历史上经受过三次困境，但在现代的困境对它来说是致命的。儒学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已经崩溃，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明儒学在现代的解体过程，但儒学在现代中国社会还有着重大影响，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有可能发挥比较适当的效用。

本书选编了七位儒学大师谈论儒学的文章，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儒学的真面目，是读者了解儒学、儒家、儒教的优秀读物。所选篇目包括《说儒》(胡适)、《儒家之性善论与其尽性主义》(钱穆)、《儒家系统之性格》(牟宗三)、《儒教的处世之道》(韦伯)、《古典儒学中的道、学、政》(杜维明)、《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余英时)等。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

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然而，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随着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复苏，儒学也迎来了它的又一次新生。

说儒 胡适

驳胡适之说儒　钱穆

儒家之性善论与其尽性主义　钱穆

儒家系统之性格　牟宗三

儒教的处世之道 韦伯

儒教与清教 韦伯

古典儒学中的道、学、政　杜维明

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上) 傅伟勋

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下) 傅伟勋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余英时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见《檀弓》)。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史记·孔子世家》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但《儒行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似可信。)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司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我们必须明白，殷商的文化的中心虽在今之河南，一周之宋卫(卫即殷字，古读殷如衣，都、韦古音皆如衣，即殷字)一而东部的齐鲁皆是殷文化所被，殷民族所居。《左传》(《晏子春秋》外篇同)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侯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蔚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依《汉书·地理志》及杜预《左传注》，有逢伯陵是殷初诸侯，蒲姑氏(《汉书》作薄姑氏)是殷周之间的诸侯。鲁也是殷人旧地。《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孔颖达《正义》引服虔曰：“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又定公四年，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大路大旃，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丑，众也)。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虚。”这可见鲁的地是商奄旧地，而又有新徙来的殷民六族。所以鲁有许多殷人遗俗，如“毫社”之祀，屡见于《春秋》。傅斯年先生前几年作《周东封与殷遗民》(附录)一文，证明鲁“为殷遗民之国”。他说：

《春秋》及《左传》有所谓“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而亳社独占一位置，则亳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亳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公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姑据《通鉴外纪》)……亳社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亳社，有两事尤关重要。哀公七年，“以邾于益来，献于亳社”。……邾手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诌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

傅先生此论，我认为是最有见地的论断。

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最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所以有武庚的事件，在那事件之中，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汉书·地理志》说：

齐地……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史记·周本纪》也说：“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但皆无灭蒲姑以封太公的事。)

《史记》的《周本纪》与《齐太公世家》都说太公封于齐是武王时的事。《汉书》明白的抛弃那种旧说，另说太公封齐是在成王时四国乱平之后。现在看来，《汉书》所说，似近于事实。不但太公封齐在四国乱后；伯禽封鲁也应该在周公东征四国之后。“四国”之说，向来不一致：《诗毛传》以管，蔡，商，奄为四国；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杜注的“四国”为管，蔡，禄父(武庚)，商奄。《尚书·多方》开端即云：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

此时武庚、管、蔡已灭，然而还用“四国”之名，可见管、蔡、武庚不在“四国”之内。“四国”似是指东方的四个殷旧部，其一为殷本部，其二为商奄(奄有大义，“商奄”犹言“大商”，犹如说“大罗马”、“大希腊”)，其三为薄姑，其四不能确定，也许即是“徐方”。此皆殷文化所被之地。薄姑灭，始有齐国；商奄灭，始有鲁国。而殷本部分为二：其一为宋，承殷之后，为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其一为卫，封给康叔，是新朝用来监视那残存的宋国的。此外周公还在洛建立了一个成周重镇。

我们现在读《大诰》，《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费誓》等篇，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当时的最大问题是镇抚殷民的问题。在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中，这个问题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序》百篇之中，有《将蒲姑》，又有《毫姑》。)其问题之严重，可以想见。看现在的零碎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倒殷之后，还立武庚，又承认东部之殷旧国。第二步是武庚四国叛乱之后，周室的领袖决心用武力东征，灭殷四国，建立了太公的齐国，周公的鲁国。同时又在殷虚建立了卫国，在洛建立了新洛邑。然而周室终不能不保留一个宋国，大概还是承认那个殷民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能不在周室宗亲(卫与鲁)、外戚(齐)的包围监视之下保存一个殷民族文化的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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