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末，英国《书商》杂志（The Bookseller）评选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十大人物，该刊形容入选的汤姆·麦奇勒是“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最有创意、是富冒险精神，也最有新闻价值”。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他使出版业充满魅力，他为这一行业所创造的光环，至今未曾泯灭”。

本书为其的个人回忆录，书中收有五十多张照片和英国大插画家昆廷·布莱克（Quentin Blake）为这本书所配的45幅插图。

二○○○年末，英国《书商》杂志（The Bookseller）评选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十大人物，该刊形容入选的汤姆·麦奇勒是“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最有创意、是富冒险精神，也最有新闻价值”。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他使出版业充满魅力，他为这一行业所创造的光环，至今未曾泯灭”。

在四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汤姆·麦奇勒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多丽丝·莱辛、聂鲁达等十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也是菲利普·罗斯、库特·冯尼古特、托马斯·品钦、约瑟夫·海勒、约翰·福尔斯、萨尔曼·拉什迪、伊恩·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等大批英美当代重要作家的出版人，并一手创办了英语文坛重要奖项——布克奖。

  在这部回忆录中，汤姆·麦奇勒以生动、幽黙和坦诚的文字，带领读者领略诸多书业内幕、文坛轶事，并见证他所亲历和创造的英国出版黄金时代。

书中收有五十多张照片和英国大插画家昆廷·布莱克（Quentin Blake）为老友汤姆这本书所配的45幅插图。

前言：流动的盛宴

第一部

 早年生活

 罗马

 巴黎

第二部

 我在出版业的第一份工作

 麦吉本与基出版社

 企鹅出版社

 探索美国

 一个特别的地方

 多丽丝·莱辛

 阿诺德·韦斯克

 三巨匠

 布鲁斯·查特温

 萨尔曼·拉什迪

 回到美国

 约翰·福尔斯

 评论家

 拉丁美洲作家

 约翰·列侬

 莱恩·戴顿

 一些美国作家

 戴思蒙德·莫里斯

 布克奖

 罗尔德·达尔

 出版童书

 三本大书

 金斯利·艾米斯

 关于一些小说家的只言片语

 杰弗里·阿彻尔

 野生动物

 劳伦·芭考尔

 史威夫蒂与阿图尔·鲁宾斯坦

 一些自传的片断

 吕贝隆的房子

 交易

 两位画家

 摄影家

 千钧一发

 法兰克福书展

 婚姻

 卡尼

 诗人

 艾伦·金斯伯格

后记

译名对照

一九三三年，我出生于柏林。我父亲从事图书业，经常出差。直到我出生后的第三天，他才回到家里。那次旅行肯定相当成功。一九三八年，我们一家从柏林搬到了维也纳。这次搬家完全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打那之后不久，希特勒的军队便入侵奥地利。那是一段不幸的时光，我却也找到了发泄自己不满的方式。例如，我总是全家第一个起床，然后把邮递员放在门口的爸爸的邮件统统藏到我的床垫下面。这一行为持续了好几周，我甚至小心翼翼地留下几封信，以免父亲起疑。当我的床垫被掀开，那些信件被发现的时候，父亲自然是勃然大怒。

德国吞并奥地利的第二天，父亲去了他在维也纳的办公室，那里仅有的五名员工跟他打招呼时，已经是一边行纳粹军礼一边高呼“嗨！希特勒！”了。不久，两名军官到家里来逮捕父亲。罪名有三条：他是犹太人，是社会党人，并且是出版商。幸运的是，他当时正出差在外。由于他不在，军队就查抄了整个屋子，没收所有东西，包括父亲珍藏的一些初版书籍。除了这些，父亲还有不少著名作家的手稿和书信，其中包括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父亲对画家也特别痴迷，所以他还拥有几封梵高和塞尚的书信。我记得母亲丽塔往小箱子里塞了几件衣服，我则背着我的小旅行包，里面装着我心爱的东西。来查抄我家的军官允许我从父亲的书房里带走一样东西，于是我挑了一支又粗又长的红蓝双色铅笔。

我们辗转来到英国。几个月后，父亲也来了。母亲和我搭上最后一班从荷兰开往瑞典的船，但错过了去纽约的最后一班船，那才是我们原本计划去的地方。结果，我们到了英国。如果当初赶上了那班船，我就是个美国人了，也很可能成为美国出版人。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留在了德国，其中三位死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

起初我们住在伦敦的阿尔冯斯舅舅那里，他是妈妈的哥哥，是个医生。战争还在继续，家长们都尽可能把孩子送出伦敦。母亲偶然看到一则招聘“女厨师”的广告，工作地点是泰晤士河畔亨利镇附近的一个大农庄，内容是伺候德塞利一家。德塞利夫人非常专横，患有急性关节炎。每天早上她来厨房的时候，都能听到她拄着拐杖走在地砖上的咯咯声。她似乎对折磨我那没有丝毫工作经验的母亲乐此不疲。我们居住的村子叫克雷齐山，而我们就住在马车房里。

六岁时，我就读于当地一所乡村学校——罗伯特·皮格特小学。德塞利夫人称之为“街头小孩的学校”，因此，当我得知被禁止和德塞利夫人的孙子们玩耍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时不时地从花房里偷一颗心爱的油桃，作为对这件事的报复。胆子越来越大以后，我还从放在主屋走廊里的一艘巨大的帆船模型上偷一些挂在船模甲板两侧的木制救生船。原本一共有两排救生船，每根桅杆旁挂两艘。我先偷帆船模型一头的两艘救生船，然后又偷另一头的两艘，使整个模型看上去前后对称。过一阵子，我又先后从两头各偷了一对救生船。这下子帆船模型上挂的救生船就屈指可数了。为保险起见，我干脆把剩余的救生船统统拿走了。

我就读的学校只有一幢阴冷的校舍。我坐不起公车，只好每天步行上学。从家到学校要走将近一个小时。我渐渐地认识了一些当地人，路上遇到也会高兴地和他们打打招呼。我还认识了一些树篱中的鸟儿，尤其在春天鸟类下蛋、孵蛋的时候，这些鸟成了上学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尽管那些鸟蛋漂亮而诱人，我从未拿过一个。我学会了辨认花鸡、画眉、麻雀、知更鸟、鹪鹩等多种鸟类。上学的路有时候漫长而无聊，但我从不感到害怕。

我在学校是个新生，其他孩子似乎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冒出来的。我很容易就有了自己的小团体。尽管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一些小伙伴：瘦瘦高高的安妮·斯特林格；又矮又壮的埃里克·韦布，这小子有点恃强凌弱；还有漂亮的罗斯玛丽·莱德奥特，我偷偷地喜欢过她。安妮的父母是开蔬菜水果店的，罗斯玛丽的父亲则是开汽车修理厂的。大约二十年前，我带着孩子们到沃格雷夫旅游时，发现莱德奥特汽车修理厂和斯特林格蔬菜水果店还在营业。我想去告诉他们我是谁，又怕失望而归，便放弃了这一念头。

我们这帮人最喜欢“在果园捞外快”。这是乡下偷水果的一种说法。果园就在村外的有钱人家里。我们把偷来的苹果卖给当地人，收入平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回到克雷齐山的家里把钱交给妈妈的情景。虽然钱不多，但我很自豪，因为我也能赚钱了。另一个赚钱的办法是在附近的美军营地转转，顺口问问：“哥们儿，有口香糖吗？”然后，我就能拿到大包的口香糖和罐装的果酱，果酱尤其好卖。我有时(那时我才九岁)会邀请一两名士兵到马夫的小屋来坐坐，跟我母亲一起喝喝茶什么的。当然，我选的都是长得最帅的。其中有一个叫弗雷德的，很讨我母亲喜欢。母亲曾和他一起去附近的亨利镇看电影。那时，父亲在伦敦当志愿防空执勤员，他通常和我们一起过周末，一边等待战争的结束，一边希望找到赚钱的工作。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父亲高兴地得知，我们的一只箱子在鹿特丹的一处铁路岔道被人找到了。显然，从一九三九年起，那箱子就一直在那里。现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泰迪熊——那段日子我常常想到那只“巨熊”在我的脑海里它至少有两英尺高。然而，当箱子运抵伦敦时，里面装的却是一只九英寸高的熊。想来，当年和泰迪熊分别时，对五岁的我而言，它必起初我们在英国的生活还不错，但是当战争持续、绝大多数佣人离开时，母亲不仅要当厨娘，还得当侍者、仆役长、配餐员、打杂女佣。在乡村学校读了四年之后，我拿到一笔助学金，可以到雷丁附近一所由贵格教会创办的莱顿·帕克私立寄宿学校读书。不幸的是，那笔助学金不够支付全部寄宿费用，所以在那里读书的两年间，我先后寄宿在六户人家家里。尽管每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对我都十分友善，我还是觉得一年寄宿在三个不同的家庭里是一件很郁闷的事情。我似乎命中注定会居无定所。P3-6

在我看来，出版业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与作者的关系以及对他们作品的编辑。在合作过的众多作家和艺术家中，有几位令我特别兴奋：约瑟夫·海勒，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我加入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后经手的第一本小说，这本书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约翰·福尔斯，他在我入社不久便与我合作了《收藏家》，随后又是《巫术师》和《法国中尉的女人》；萨尔曼·拉什迪，他的小说《午夜的孩子》令人过目难忘，是他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多丽丝·莱辛和库特·冯尼古特都是我终生的朋友；在我看来，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世最伟大的作家，四十年前在古巴我第一次拜读了他的作品；罗尔德·达尔，是顶级的儿童文学作家；吕西安·弗洛伊德，是当世最伟大的英国画家；戴思蒙德·莫里斯，动物学家，因《裸猿》一书享誉世界；约翰·列依，他的诗歌、散文和绘画收录在《约翰·列依自己的写作》和《一个工作中的西班牙人》里，自成一派；昆廷·布莱克，杰出的童书插画家；亨利·卡蒂埃一布列松，著名摄影家。

当然，这其中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从事出版业，运气很重要，而编辑这位伟大作家作品的经历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我想尽量向读者传达为这些作家出书的兴奋之情。这些作家常常是出于偶然，才进入我的生活。经常有人问我，我是如何决定是否应该出版某一本书。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我只能说，于我而言，我很少出于商业原因来甑选书籍或者作者。要想做好出版，出版人就必须对书籍本身充满热情。对我来说，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真正喜欢这本书，而要喜欢这本书，我就必须真正赞赏这本书的品质。这就是我惟一的原则。一旦做出决定，接下来就开始操作。首先在出版社内部传播这种信念，然后再传播到外界。

在此，我想说明一下本书的出版经过。近些年来，有好几位出版商时不时地来找我，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当然，这样的建议总是令人感觉欣慰，特别是像韦登菲尔德勋爵这样的人物也这么对你说时，你更会感觉如此。每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他都会跟我见面。后来，有一年乔治特别热情洋溢，他邀请我去他豪华的切尔西公寓共进午餐，从那儿可以俯瞰泰晤士河。我从法兰克福返回伦敦的次日，他的秘书就给我打来电话，定下见面的日期。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对能否出版回忆录抱着一种极其怀疑的态度，但我还是欣然赴约。我很想见识一下乔治的三寸不烂之舌是否如同传说中一般厉害。就餐的当天，我抵达时还很肯定自己根本不想撰写回忆录，可当我离开时，我不但已经确信自己能写，而且还很应该写上这样一本书。不久之后，我又受邀参加乔治举办的很有名气的派对。我看到《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约翰·格罗斯正与哈罗德·威尔逊和安东尼娅·弗雷泽谈论着什么，忽然他转过身来，对我简单地说了一句“祝贺你”。我根本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所以便问他为什么要祝贺我。他告诉我说，这场派对就是为了我和我的书举办的！一周之后，我就收到了出版社寄给我的合约。我没有在这份合约上签字，但我一直把这份文件当纪念品一样保存着。最离奇的是，此后再也没人提起过这本书或这份合约，乔治没有，他的办公室人员也没有。

这样又过了几年，有一天，一位跟乔治一样能言善辩的年轻人找到了我，他叫彼得·斯特劳斯。于是，在我们第三次、也许是第四次共进午餐时，我终于答应了下来。随后不久，彼得就离开了斗牛士出版社，成为一名文学经纪人。他的继任者是安德鲁·基德。安德鲁对我的回忆录也抱有极大的兴趣，他甚至丢下自己家人，一个人跑到法国来度过周末，这真是我的运气。除他以外，我在斗牛士出版社还幸运地碰到了我的编辑萨姆·汉弗莱斯。她的品味毫无瑕疵，同时也极为耐心。总之，她是一位无可挑剔的编辑。

我还想对利琪·达尔表示感谢，因为她允许我使用罗尔德·达尔的信件，同样也感谢多丽丝·莱辛和库特·冯尼古特允许我使用他们的信件。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昆廷·布莱克。他事务繁忙，然而当我问他是否可以考虑为这本书画些插图时，他立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对我来说，昆廷是一位完美的艺术家，他的画总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且，与他合作一直是一件乐事。

如今，我在法国家中度过的时间要比我在伦敦待的时间还长。人们时常问我是否已经退休。的确，有不少人梦想着退休的生活，但我并非如此。所以，我总是回答说，自己现在干的是兼职。四十年前，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来到了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在此期间，我从未考虑去别的出版社，也从未想过要换个职业。我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出版业生涯是多么令人振奋，我无法想象自己行将结束这一经历。当然，我明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经常有人问我，我如何决定是否应该出版某一本书。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我只能说，于我而言，我很少出于商业原因来甑选书籍或者作者。要想做好出版，出版人就必须对书籍本身充满热情。对我来说，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真正喜欢这本书，而要喜欢这本书，我就必须真正赞赏这本书的品质。这就是我惟一的原则。一旦做出了决定，接下来就开始操作。首先在出版社内部传播这种信念，然后再传播到外界。　　　　　　

——汤姆·麦奇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