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本书系该套丛书之宋元卷，讲述的是宋朝和元朝的历史。

本书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所以，阅读本书，能使你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书中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能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

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第一章　多民族政权的并立

　第一节　北宋的建立

　第二节　辽与西夏

　第三节　战争与和平

　第四节　西藏与大理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与党

　第一节　积贫积弱

　第二节　改革与党争

　第三节　官人社会

第三章　南宋与金的对峙

　第一节　女真的兴起和北宋的灭亡

　第二节　宋室南迂

　第三节　两个王朝的终结

第四章　社会经济

　第一节　南北不同风

　第二节　精耕细作

　第三节　走向精致

　第四节　逝去的都市

　第五节　交通运输与海外贸易

第五章　科技文化

　第一节　观天测地

　第二节　三大发明

　第三节　编史修志

　第四节　山野新声

第六章　大元一统

　第一节　大蒙古国

　第二节　天下混一

　第三节　新的疆域

　第四节　走向衰亡

第七章　治国的努力

　第一节　蒙古人的都城

　第二节　经济发展

　第三节　西域南海

第八章　艺文之光

　第一节　宗教流布

　第二节　流行风尚

　第三节　典章　文化

　第四节　中西交汇

参考书目

后记

一、陈桥兵变

距河南开封东北约20公里处，穿过黄河古道，一片黄沙弥漫之中，能见到一座歇檐式屋顶的建筑。拾阶而入，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院中铁栅栏围起一株形态怪异的古槐树，黑褐色的枝干仿佛曾经被烈火熏烧过，弯曲的树干似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座院落就是古代驿站——陈桥驿的遗址。一千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陈桥兵变。那棵枯干的古槐，据说是兵变谋划者赵匡胤用来系战马的，因而被叫作系马槐。槐树旁边矗立的石碑上大字书写着“宋太祖黄袍加身处”几个大字。

一千多年前，在这座普通的院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据宋代史料描述，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三，一支军队在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穿过京城长景门，向北进发，准备抵御北汉和契丹的进犯。黄昏时分，大军来到陈桥驿安营扎寨。将近黎明，四面叫喊声骤起，声震原野。醉卧之中的赵匡胤正要起身，他的弟弟赵匡义(即赵光义)和谋士赵普匆匆进门禀报，诸将领要求“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正说着，传来急促的叩门声，赵匡胤推门而出，诸将领已手执兵器环立院中，“诸将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将领拿出一件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其他将领马上拜倒在地上，齐呼“万岁”。赵匡胤再三推辞，众将领不答应，将他强行簇拥上马，向京城方向返回。赵匡胤万般无奈，说道：“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若能听从我的命令，我就同意；如若不然，我就不能当你们的主子。”众将听了这番话，全都下马表白：“惟命是从。”赵匡胤又说道：“近世帝王初立时，进入京城都纵兵大掠，擅劫府库，你们不得如此，待大事已定，当有厚赏；否则诛杀全族。”众将皆拜。于是，大家重新上马，整军回师京城，北上抵御外敌进犯的任务似乎已不存在。赵匡胤的把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作为内应，早已打开宫门迎候。当日，百官早朝未退，诸将已簇拥着赵匡胤进入皇城明德门。见到后周宰相范质、王溥，赵匡胤流着眼泪说道：“我受先帝厚恩，一旦至此，惭愧天地，但被六军所迫，也不知该怎样做才好。”范质等尚未答话，站在赵匡胤身后的一名大将挺剑向前，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无论赵匡胤怎么啊斥，诸将不退，见此情形，两位后周宰相只好跪拜于地，向这位昔日同僚三呼“万岁”。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好办了，全有前朝先例。赵匡胤在宰相的引导下来到崇元殿行禅位礼。召文武百官就列，宰相扶新皇帝升殿，穿上龙袍，群臣拜贺。朝廷原主人——后周恭帝也被请了出来，封为郑王，遣送西宫居住。

陈桥兵变的发生，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约十年前，同样的一幕就曾上演过。950年11月，后汉禁军大将郭威受命抵御辽军进犯，率兵到澶州，将士们也称天下无主，撕下一面黄旗披到郭威身上，郭威被众将士的赤诚所打动，“被迫”当上了皇帝，接着便不记得还有北上御敌的任务，直赴京城，逼后汉幼主及寡太后“禅让”，完成了由后汉至后周的演变。赵匡胤不仅亲眼目睹了那一次黄袍加身，而且作为郭威的亲信，他也是那次兵变的参与者之一。稍稍不同的是，郭威以“周”代“汉”，以示崇尚三代之美德；大约考虑到周王朝以前的朝代均以荒暴天子而终，赵匡胤果断地摒弃了这种一味好古的习气，因起兵之前他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便命名新的王朝为“宋”。除此之外，几乎每一细节都在效法他的前朝主子。尤其相似的是，郭威在正月初五(951年2月13日)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广顺，成为后周的第一代天子，去世后庙号太祖。赵匡胤也是在正月初五(960年2月4日)改国号为宋，改元为建隆，成为宋朝的第一代天子，驾崩后庙号太祖。

二、杯酒释兵权  同样是黄袍加身，同样由军事统帅改当皇帝，赵匡胤可比郭威要幸运许多，也英明许多。郭威看到了藩镇割据和契丹南侵是朝廷最大的内忧和外患，先后贬杀了两名掌握军权的重臣，又平定了镇将作乱。但他急于求成，过于信任自己提拔上来的人，尤其致命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十分不佳。赵匡胤确实对后周太祖心存感激之心，并受其影响，顺利地穿上了天子的黄龙御袍。但他看出了前朝皇帝在防御内忧外患方面策略的偏差，看到了黄袍加身有可能重演的危险，意识到要使国家稳定，不再陷入频繁地改朝易代的局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他询问赵普：“白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八易姓，争战不息，生民涂炭，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何办法能够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呢？”赵普答道：“原因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要改变现状，没有别的办法，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然安定。”赵匡胤未等他说完，便道：“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明白该怎样去做了。”

建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军权的亲信。酒酣之际，太祖屏退左右，对他们说道：“朕若没有诸位鼎力相助，哪会有今天的位子。但做皇帝并不比你们当将军的舒心，我几乎没一天能睡个好觉。”诸将领询问是何缘故，太祖道：“这还不清楚？这皇位谁不想坐呀！”石守信等人闻言，相顾失色，连忙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摇头道：“并非如此。你们虽无异心，可你们的属下能没异心吗？一旦把皇袍披在你们身上，想不干也不成了。”众将听了皇上的这番话，才明白他是担心他们这些功臣中间再出现谋反篡位者。篡位这个罪名谁也不敢承当，于是他们一齐流着泪请求皇帝指明一条生路。太祖早已成竹在胸，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想要富贵，不过是多积蓄钱财，及时行乐。你们何不解去兵权，出守大藩，多买些田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置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亲家，这样，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平安，不是很好吗？”众将领全都明白了，要想免除皇帝对他们的猜忌，只有交出手中的兵权。次日，将领们纷纷称病告老。宋太祖一一抚慰，赏赐甚厚，同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仍兼侍卫都指挥使，但已不掌握兵权。此前，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已被免职，同样出为节度使。

当然，要使国家不再重蹈军阀擅权、藩镇割据的覆辙，仅靠…两次御宴的把戏是不够的，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按照赵普设计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三部曲，宋太祖首先对军政机构进行了全面改造，殿前司不再设都点检和副都点检，而以属官都指挥使充任；侍卫亲军司不再设置统领马、步军的都指挥使，马军与步军直属朝廷，加上殿前司，形成禁军的三衙，均由一般将领负责，职权也被限制为对所辖部队的管理，发兵权属于基本由文臣负责的枢密院，实际上禁军出征往往临时任命将领，有时以文臣为统帅。以文制武，三衙相互制约，兵权由此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接着，宋太祖着手削弱藩镇实权。以往节度使出守大藩，把所辖区域当成了自己的地盘，设税养兵，将自己养得兵强马壮，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听朝廷号令，这是造成藩镇割据乃至人城逼宫的根源所在。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要求地方选送精兵至京师，补充禁军，当时还往各地派送了身材健壮的“兵样”；挑剩下的士兵留在地方充作厢兵。同年，宋太祖又下了两道诏书，要求各地将每年税收所得的钱帛，除必要开支外，一律解送京师，不得截留。在此前后，宋太祖陆续派朝官出知府、州、县，而这些京师来的文官只听朝廷号令，不受任何人节制。由此，地方的军、政、财权均被朝廷收回，节度使徒具虚名。到后来，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一州，担任节度使的官员基本上都不出京城，此官职成了一种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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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各，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吏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短。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将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翰

二00三年十一月五日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瑷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00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