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马克·鲍尔莱恩编著的《最愚蠢的一代》在美国一出版便引起极大轰动和争议。传统文化圈中人士拍手称快，家长们奉为圣经，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迅速分为两大阵营，一派如梦方醒，另一派则嗤之以鼻。这本书出版之后迅速被中国文化圈中的一些人士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去年9月发表长评《谁是最愚蠢的一代》以及作者专访；许知远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将单向街第一期副标题定为《最愚蠢的一代》。受此影响，现在只要在网上搜素“最愚蠢的一代”，马上能找到这本书。

这本书中披露的现实和调查结果无疑是让人惊愕的，同时作者的观点很有爆炸性，既能引发共鸣也能引起争议。中国年轻网民的数量比美国更庞大，而且还在增长，阅读能力下降，上网成瘾已成为全社会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端传统阅读人士们日益增长的担忧，关于人类会变得越来越愚蠢的预测越来越热，这本书在中国的受关注度将不亚于在美国。

《最愚蠢的一代》：美国大学教授的鲍尔莱恩认为，数码时代正在使美国的年轻一代成为知识最贫乏的一代人。

美国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正在被数码时代各种娱乐消遣性的工具所淹没。这些工具包括手机、社交网络和信息传送等等。他们通过这些工具传达的却是幼稚浮浅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正在妨碍他们同历史、公民义务、国际事务和美术等成年人的现实世界进行重要的接触。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善于吸收新技术的美国年轻一代会利用他们对技术的掌握和理解成为新的数码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对美国青少年和年轻人进行的种种调查结果使鲍尔莱恩教授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现在进行的所有这些因特网的活动，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数码领悟能力并没有转换成对过去和现在的世界事务的了解，或是他们的生存所需要的技能。”

令他更担忧的是，美国的年轻人对此并不以为然。

作者在《最愚蠢的一代》指出，年轻一代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只不过在美国要更为普遍，原因是美国的青少年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青少年有更大的支付能力。他们自己可以支配的零花钱达到每个星期100美元左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人。他怀疑，在一国公民拒绝长大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是否能够在世界上继续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

引言

第一章 知识贫乏

第二章 恐惧读书

第三章 屏幕时间

第四章 在线学习 一无所获

第五章 精神导师 背叛传统

第六章 文化斗士 不复存在

人人都喜欢看《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的“街头问答”（Jaywalking）环节。当摄像师准备就位后，主持人杰伊莱诺（Jay Leno）便手持麦克风，离开摄影棚，走上洛杉矶的街头巷尾，随手抓住过往的行人，进行快速的常识小测试。“美国国旗上有多少颗星星？”他问道，“耶稣出生在哪儿？托尼布莱尔是谁？”莱诺深谙此道，熟练地运用着竞猜类节目的语言，时不时轻松地调侃“参赛者”几句。有时候，莱诺允许他们选择问题的难度，可供选择的难度包括八年级、六年级，四年级和二年级启蒙水平。那些表现最好的答题者将有机会参加搞笑问答比赛环节，从而登上《今夜秀》的舞台。

“街头问答”答题者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有迹象表明，他们在记忆力方面没有前辈们表现出色。事实上，正是这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制造了众多令人捧腹的笑料，使得“街头问答”环节像常青树一样成长为一个长期播放的标准化节目版块。以下是“街头问答”的一些片段：

“你记得自己读过的上一本书是什么吗？”莱诺问一个年轻小

伙子。

“杂志算吗？”小伙子反问。过了一会儿，一个留着长头发的

家伙回答道：“可能是一本漫画书。”

又如：

“教皇居住在哪儿？”

“英格兰。”

“英格兰的什么地方呢？”莱诺假装一本正经地继续问道。

“唔……巴黎。”

再如：

“请司，是谁发明了第一个电灯泡？”

“呃，”一位大学生沉思良久后回答道，“托马斯·爱迪生。”莱

诺恭喜他答对了，谁知他又补充了一句：“是的，通过风筝实验。”

莱诺赶紧纠正说：“那是本富兰克林。”

还有：

“你阅读过什么名著吗？”莱诺问道。答题者一脸茫然。莱诺

接着问：“你看过查尔斯狄更斯的任何作品吗？”答题者继续保

持沉默。莱诺提示说：“比如《圣诞颂歌》？”

“哦，这个我看过电影。”她脱口而出，“不过．我更喜欢史高

治麦克老鸭’的那个版本。”

无知到如此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站在一位名人的旁边，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在摄像机的真实记录下，受访者们支支吾吾，用试探性的上扬语调抛出问题的答案。关于美国星条国旗上星星的数量，回答是：“52个。吗？”关于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回答是：“我猜是4年吧？”他们自己也感到好笑，有时候他们甚至比其他人笑得更欢快，他们还会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在模拟问答比赛环节，莱诺提问道：“美国各卅j之间爆发的战争‘叫什么？”“这是什么问题啊？”一位参赛者抗议道，“你真指望我们能不假思索地说出答案吗？”

镜头下的年轻人因为缺乏常识而窘态百出，让人看了忍俊不禁。然而真正荒唐可笑的东西来自更深层面，它不在正常的谈话过程中，却具有破坏沟通交流的神奇力量。简单来说，它就是这些无知年轻人所生活的惊人世界。试想一下，一个人要做多少事情，变成什么样子，才能不知道1776年或者英国首相或者《第五修正案》？首先，他必须忘记学校里传授的所有知识，如历史、社会学、政治体制、地理、英语、哲学和艺术史。其次，他必须对时事、选举、外交政策以及战争都漠不关心。他不读新闻报纸，不看政治杂志，不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广播或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的节目，不看cNN、Fox新闻、网络新闻或者吉姆莱勒（Jim Lehrer）的新闻时问，不阅读有关冷战或者建国的书籍，不看传记，不关心与布什或者希拉里、恐怖主义或者宗教信仰、欧洲或者中东有关的任何东西，也不参加政治运动和社区活动。并且，他们的朋友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从来不在手机交流中提及任何历史事件或者时事问题。

我们曾用“年轻人对现实世界不感兴趣”这种说法来解释上述现象，但这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他们主动与现实世界划清了界限，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他们沉浸在更加即时的现实当中，把朋友、工作、服装、汽车、流行音乐、情景喜剧和Faceebook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拒之门外。他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和进行的交流必定围绕那些发生在身边的、肤浅的小事，以至于有关政府情况、内政外交、历史事实和高雅艺术等信息根本无法渗透进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这听起来很难，特别是在信息如此丰富、传播渠道如此众多的当今时代。无论是私人场所还是公共区域，到处都安装着屏幕，源源不断地向外界传播着各种信息，很容易让人们认为“街头访谈”里的那些年轻答题者只是极少数，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况且《今夜秀》节目会对摄像机录下的镜头进行编辑，把那些机智敏捷的答题者剪切掉，只留下最丢人现眼的例子。这点毫无疑问。毕竟，莱诺走上街头寻找的是笑料，而不是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事实上，我们也许会质疑，这些星期六晚9点在圣莫尼卡大道上进行的问答访谈，经过精心挑选和编辑之后，真的能够反映6000万美国青少年身上存在的问题吗？

然而，事实证明它反映了很多问题。这是众多专家学者历经10年之久，针对青少年的知识、技能和思维习惯，在开展大规模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些专家分别为政府机关、专业行会、私人基金会、学术中心、测试服务机构以及民意调查公司工作，他们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的评估体系、调查问卷和访谈，用以衡量年轻人的学术进展，确定年轻人的思维情趣，详细说明年轻人对重要事实和观念的理解认知等。他们用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美国年轻人，既不鄙视，也没有理想化。他们通过客观、不间断的调查研究，深入到美国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关注的领域十分广泛，从衡量青少年对文科知识（如历史、文学、公民学……）的熟悉程度，到计算年轻人如何分配时间（如看电视、网上冲浪、阅读……）。他们针对青少年的天资和学习态度，兴趣与学识，以及大学学习和工作就业的准备情况等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街头问答”节目所反映出来的年轻人知识欠缺的问题，得到了大量调研结果的集中反映。P20-23

毕业十年之后，作家亚历山德拉·罗宾斯（Alexandra Robbins）重返母校——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沃尔特惠特曼高中，她发现了一个可怕的趋势。孩子们苦不堪言。她忆起自己的高中时代，虽然也曾课业繁重，但课余生活还是丰富的，有闲暇时间能够让自己“全面发展”。然而，到2005年前后，惠特曼高中的学生不再享有这些。罗宾斯与学生们共度一年，并将这一年的经历从始至终写进其著作《优等生们》（The Overachievers）。该书所描述的青少年，头脑中唯一的想法是“成功”，内心里仅有的感触是“焦虑”。他们被困在疯狂的“过度追求成就的文化”陷阱之中，进行着紧张忙乱的比赛:门门功课都要得A，SAT测试成绩须达到750分以上，要学习钢琴课程，要取得AP课程的学分，要保持良好身体状态，要取悦父母，要志愿参加拓展项目，最为重要的是，要成功进入“HYP”（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

随着毕业的临近，他们的简历内容日趋丰富，闪光点逐渐增多，但他们的精神却越发委靡和病态。一个被罗宾斯称为“隐身优等生”的惠特曼高中三年级学生，PSAT预考取得了2380分的高分（满分2400分），他非但没有因此而欢欣雀跃，反而忧心忡忡，担心组织管理这项考试的公司故意为之，“使试题更容易，从而让学生感觉培训课程有效果”。

“完美主义者”奥黛丽花费数周拼力制作完成一座牙签桥梁。她和她的合作伙伴对此桥寄予厚望，希望能为他们在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赢得一席之地。她还是一名年轻的民主党人，也在餐厅打工。她的行为方式引人注目，她认为每一名同学都直接与自己竞争，所以她从不在同学面前查看自己的成绩，每当试卷或测试结果返回到自己手上，“她看都不看就‘翻扣’过来，然后把它‘放置’一边，直到她‘回到家’才会查看分数”。

“AP弗兰克”在高中三年级时就成为惠特曼高中的传说，当时他挣扎在“七门AP课程的重压之下，每天下午都要学习，在课堂上打盹，并且不吃午饭”。当他取得1570分的SAT成绩时，他那飞扬跋扈的母亲极度惊恐，放声尖叫，只有当他再次参加考试并取得完美的1600分时，她的震惊才得以平息。

“超级明星”朱莉选修了五门AP课程，并在一家博物馆实习，每周三次。同时，她还坚持越野跑。每天晚饭后，她便埋头于书山题海之中，直到就寝时间，甚至更晚。她的SAT成绩“只得到了110分”，尽管如此，她不知来年秋季将会沦落到哪里。

罗宾斯无限哀伤地说，这些孩子已经沉沦至一种“癫狂的竞争状态”，高中本来应该是开启学生思想，塑造学生性格的殿堂，如今却已演变成一座炼狱，一张“权谋策略的温床”。为了得到更好的成绩，孩子们不惜讨价还价，威逼利诱，阿谀奉承。他们有家长支付大笔金钱给老师和教练，只为自己孩子的成绩能提高几分，并在大学录取过程中得到帮助。家长们形影相随，不断盘问，并且把孩子们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成绩上的膨胀只会让情形变得更加糟糕，一个A-的平均分已不再是一种荣耀，而是耻辱。孩子们无法放松，更谈不上玩耍。把这些聪明敏感的青少年逼入内疚和绝望的心理困境，无异于谋杀。昔日职场中的激烈竞争——一群身着灰色法兰绒西服的男人竞相攀爬商业阶梯——如今已经渗透到高中生活，罗宾斯借用那些饱受折磨的谈话对象向我们揭示了这样做的后果。

对成就的追逐取代了其他人生问题，孩子们似乎无法逃脱。回到2001年，当大卫·布鲁克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参观并采访学生时，他听到的校园生活是毫无趣味的日日夜夜，没有阅读报纸的时间，没有谈论政治或者约会的机会，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技能提升活动”。他把那些“连聊天都必须要制订预约计划”的学生称为“计划孩子”（该命名来自“计划人”，一个对50多岁人群的老的称谓）。追求成功是为他们制订好的计划，从幼儿园到大学，每一个阶段，他们都经历着来自标准化测试、堆积如山的作业、鼓动性的信息以及课外任务的奖励或惩罚。这种体系不断地列出学习计划，把学生相互比较，而学生很快就悟出了其中的真谛:结果才是唯一重要的。教育作家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对他们的逻辑调整作出如下总结:

试想，在学校不间断地强调表现、结果、成就、成功是如何如何重要的情况下，一名学生一旦获得这样的信息，就很难忘情地投身创作一首诗歌或者尝试制造一架望远镜的过程中。他会因为过分担心结果而根本无法完全投入产生这些结果的事情本身中去。

只要得到好的成绩就够了，他们告诉自己，要善于考试，学习，学习，再学习。课外作业被当成需要完成的练习，如同刷盘洗碗一般，而不是他们要花费毕生时间获取的知识。内在生活逐渐淡出，只剩下外部的光鲜荣誉才最为紧要。曾经，课外生活指的是体育运动、漫画和到处闲逛，而现在，家庭作业就是全部。正如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会长告诉《华盛顿邮报》的那样，“如今，当孩子们在学校时，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值太高了。他们有做不完的功课，很难找到时间去阅读闲杂书籍。”家庭作业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祸患，关于这一主题近期有很多文献，如:《家庭作业的末日:作业如何破坏家庭，使孩子负担过重并且限制学习》（The End of Homework:How Homework Disrupts Families，Overburdens Children, and Limits Learning）、《家庭作业传奇: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灾难深重》（The Homework Myth: Why Our Kids Get Too Much of a Bad Thing）以及《反对家庭作业:作业如何伤害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The Case Against Homework: How Home Is Hurting Our Children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家长、教师、媒体以及孩子们自己都见证着其中的危险，然而这一体系仍在大行其道。《家庭作业的末日》的作者克拉洛韦克和比尔宣称:“我们相信，改革现行的家庭作业这种做法对家庭政治和个人解放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顽固势力过于强大。过度追求成就的文化、痴迷于结果的父母、立足于成果的规范等等，都在继续对孩子们施暴，并致使忧心忡忡的观察者，如罗宾斯，登上“今日”节目。考试在继续进行，作业依旧堆积如山，2007年争夺常春藤大学入学名额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但是，以上种种现象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根据美国皮尤研究机构（Pew Research）2006年的一份调查发现，超过一半（56%）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父母施加给学生的压力太少，只有15%的人表示“太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某个地方出错了，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了评论家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关于学习过度、劳累过度的孩子们的画面，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些画面并不真实，没有完全反映出美国青少年的真实状况。因为，尽管有华盛顿特区城郊高年级学生大汗淋漓地参加微积分测验的动人故事；有在校大学生像工作中的CEO一样按时间表安排朋友会面的感人形象；有骇人听闻的对家庭作业的抱怨，然而，我们这个国家大多数年轻人在中学和大学里的真实生活习惯，却显示出一个完全相反，但同样令人不安的问题。

让我们仔细看下面这项关于家庭作业时间的统计数据，该数据不是取自十几个历经曲折、一路向上的孩子，而是来自全美26个州110所学校的81499名学生——《2006年高中学生活动情况调查》。当被问及他们每周用于“阅读或学习”的时间时，几乎所有人，足足有90%的被调查学生每周花在“阅读或学习”上的时间为荒谬的5小时或更少，有55%的学生甚至不足1小时。与此同时，31%的学生承认他们每周花在“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上的时间至少有6小时，25%的学生表示他们每周至少有6小时用于网上冲浪和聊天。

再来看下面这份2004年由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组织的题为《1981—2003年美国青年时间变迁》的调查报告，该项调查选取了2000个拥有6～17岁孩子的家庭为样本。2003年，15～17岁的青少年用于家庭作业的时间，周六、周日每天只有24分钟，周一至周五每天为50分钟，而平日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作业时间的两倍多，足足1小时55分钟。

还有下面这份由美国教育部提交的题为《NAEP2004年学术进展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收集了大量信息，其中包括2004年数千名17岁高中生用于学习和阅读的时间数据。当被问及他们前一天用于家庭作业的时间时，得到的数据少得可怜。足足有26%的学生表示，他们没有任何功课要做；有13%的学生承认，学校布置了家庭作业，但他们一点都没做。四分之一多一点（28%）的学生用了不到1小时，另有22%的学生花了1到2个小时，只有11%的学生通过了2小时的大关。

再看一下由霍雷肖阿尔及尔协会提交的《美国青年状况（2004—2005）》报告，该报告显示，60%的青少年学生每周用于家庭作业的时间为5小时或者更少。

即使是考上大学的“好”学生，在学习时间上也没有什么进步。根据《2006年全美学生活动情况调查》——《高中学生活动情况调查》的大学版——大学四年级学生用于“课前预习准备”的时间非常少，令人震惊。几乎每五个大四学生中就有一个（18%），每周用于“课前预习准备”的时间只有1～5小时，26%的大四学生为6～10小时。根据大学教授的估计，一个成功的学期大约需要每周投入25小时坚持课外学习，但是只有11%的大四学生达到了这一标准。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选择了一个专业，并坚持了7个学期，但是，他们在课上和课外用于学习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做一份兼职工作的时间多。

针对休闲时间被挤压得正在消失的说法，美国劳动统计局公布了一年一度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该调查邀请多达21000人坚持记录他们白天的活动，活动类别包括工作、学习、育儿以及休闲时间。在2005年，15～24岁年龄组的人群平均每天享有足足5.5小时的闲暇时光，其中有超过2小时是在电视前度过的。

上述调查以及许多其他大型调查的结果，驳斥了那些狂乱且片面展现青少年习惯和成绩，并使之登上头条新闻、充斥谈话节目的行为。精明的观察员对于“我们让孩子劳累过度”的警示小心提防着，如《华盛顿邮报》的教育记者杰伊·马修斯（Jay Mathews），他称罗宾斯的书是在“散布谎言”；还有布鲁金斯学会的汤姆·洛夫莱斯（Tom loveless），他在2003年关于家庭作业的报告中提到“‘家庭作业正在摧残孩童’这种说辞是彻头彻尾违背事实的”。一名记者与十几名追求成功的学生精英的相遇，其故事是生动感人的，但这与海量的数据并不相符。有关调查、研究、测试和证据揭示出相反的现象，也就是说，比起那些流行报道中所讲述的学生精英，绝大多数的高中和大学学生连小有成就都谈不上，远没有那么忙碌，学习压力也没有那么繁重。发布这些令人沮丧的报告的，是没有任何私心和企图的政府机构，是需要称职雇员的商界领袖，是同情青少年的基金会。虽然他们缺乏戏剧化的表述方式，但他们公布的评估信息更加可靠，为我们了解美国年轻人真实的精神状态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基线，同时提醒我们不要高估青少年的状态水平。

本书试图将最好和最广泛的研究整合到一起，以形成一幅不同视角下的新一代美国人的心智图。本书不涉及行为和价值观，只讨论美国30岁以下人群的智力问题。他们的政治倾向以及职业抱负都无关紧要。许多针对Y世代（或DotNet世代，千禧一代）的书籍、文章、研究论文以及营销战略都会对年轻人的举止、音乐、服装、语言、性欲、信仰、差异性、抑郁症、犯罪行为、吸食毒品、道德准则和名誉声望详加评论，但本书不是。它只坚守一个主题，即美国年轻人的智力状况，并用现实可靠的证据加以阐述，记录下那些难以证明，却在他们脑海中暗自发生的事情。这些信息虽然零散且缺少分析，但是一旦汇集起来加以比较，一个连贯且危险的下降势头便跃然纸上。  这听起来很悲观，许多对青年压力持同情态度的人可能会将本书视作一个乖戾老人的随口唠叨。年长者总是抱怨青年人轻易放弃，而作为反击，青年人给他们贴上“老顽固”的标签。尽管如此，但是，老一代斥责年青一代，年长者与年轻人展开激烈的竞争性辨证，年轻人的活力与乐观对抗年长者的智慧与现实态度，彼此剖析对方最坏的脾性，并在辨证之中产生共鸣，这对整个人性的演进而言，或许是个健康的过程。然而，这是另一个问题。本书的结论源自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源自公共机构和私营组织，源自大学教授和媒体中心，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多样的青少年态度。但是，他们却屡屡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更显得非同寻常。他们披露的关于青少年行为的趋势及后果有很多，智力问题反反复复出现。这个成果不像一群驾车在大道上缓慢行进的青少年，用隆隆的嘻哈节奏震得沿街商店的橱窗嘎嘎作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其影响却远比名牌服装和讲话方式深远。它触及一群年轻人心灵的核心，一座他们征服世界时必须依仗的智力仓库。然而，这些消息却在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个矛盾的、令人痛心的严峻形势正在迫近。

矛盾之处也许在于，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走上信息高速公路，催生了知识经济，经历着数字革命，将体力劳动者转变为知识工作者，提升了创意阶层，并且预料到创感时代（Conceptual Age）的来临。用壮丽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大肆宣扬这些社会现象，意味着对知识和信息的日益珍视，而上至《连线》（Wired）杂志，下至阿尔·戈尔（Al Gore）、托马斯·弗里德曼以及“美国创新之未来”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novation）的每一个人，都以实际行动遥相呼应着这一变化。2006年2月，当布什总统宣布《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时，他把美国经济命脉与“创造新技术赖以发展的知识和工具”直接联系到一起。比尔·盖茨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中断言:“要想保持我们的竞争力，我们就需要由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组成的劳动大军。……首先，我们必须建设强校，以保证年轻的美国人进入劳动市场时具有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取成功所必需的数学知识、科学常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

对青少年而言，数字工具已经史无前例地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成长过程有更多触手可及的知识和信息，他们学习了更多的课程，建成了自己的网站，在他们所居住的城镇和城市有更多的图书馆、书店和博物馆可供享用……总而言之，世界给他们提供了非同寻常的获取知识和提高阅读、写作能力的机遇，更不用说还有金钱上的刺激和激励。然而，如今的美国年轻人却并不比他们的前辈更有学识或更加灵巧，除了对青年文化了如指掌之外，他们并没有更加博学、有口才、与时俱进或者求知好问。他们所掌握的历史或民学、经济或科学、文学或时事并没有更多。在阅读方面，不管是书籍还是报纸，他们都读得更少。在对大学英语教师和企业雇主的民意调查中，承认年轻人的文笔超过前人的微乎其微。事实上，他们的技术能力也远远低于通常预期的水平，这一点在研究和工作任务要求他们必须应用相关技能时显得尤为明显。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传递事实、事件、艺术和观念，但是年轻美国人的心还没有敞开。不可否认，美国年轻人身上的恶习逐渐减少，他们心中怀有的陈旧习气和社会偏见没有老一辈那么多。此外，比起25年前的子女，他们更加尊重父母。他们的志愿者队伍数目庞大，他们的行为更加中规中矩、危险性更低。他们的整体行为呈上升趋势，使得锋芒毕露的评论员凯·海莫威茨（Kay Hymowitz）在《美国的觉醒》（It's Morning After in America，2004）一文中宣称:“务实的美国人看到了数十年来纵情于性解放运动和背离传统价值观所造成的危害。现在，在不放弃那些真实收获的同时，他们正在真诚地修补那早已支零破碎的文化。这是一诺千金的时刻。”詹姆斯·格拉斯曼对此深表赞同，他在TechCentralStation.com网站上宣告:“好消息！孩子们还不赖！”青少年观察家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对此更是信心十足，并给他们关于美国年轻人的著作取了一个副标题“伟大的下一代“（The Next Great Generation，2000）。

是啊，他们理应这样。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知识丰富、物质充裕的社会。21世纪的美国青年人沐浴着金钱和丰富物品的阳光，享受着自由、赏心悦目的自我形象，还有充满活力的公民辩论、政治博客、旧书籍和在线名著、巡回展览、历史频道、新闻传递等的滋养。社会提供的学习、接受教育、参加政治行动和文化活动的机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充足。可以说，塑造一个见多识广、足智多谋的国民所需的外部因素全部到位。

但事与愿违。不可否认，美国的年轻人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志向高远而且为人和善。但是，他们的天赋、兴趣和金钱并没有引领他们走上热爱书籍、思想、历史和公民意识的道路，而是将他们带向了另一个全新的领域和意识形态。一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然在他们中间形成。技术是这一切的孵化器，但是其结果却与有关数字能力、全球意识和虚拟社区的天花乱坠的描述不相符合。技术并没有打开美国年轻人向往文明、科学与政治的心灵之窗。相反，技术限制了年轻人的视野，使他们只关注于自身以及身边的小小世界。年轻人从未如此强烈地关注其他同龄人，如此急切地展现自己，如此擅长于青少年交际。有关青少年的影像与歌曲，流言蜚语和热门游戏以及青年人之间的交流，因技术而不再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就宛如一个巨大的蚕茧，将青少年紧紧裹起，把他们圈在自己的卧室里。自我管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更多地关注自己，就会更少地回忆往昔和展望未来。他们拥有现代化和民主带来的所有优势，但是如果这些优势被用来交际玩乐，而不是发展智力，那么青少年的心智将一直停留在18岁的水平。这不是危言耸听，这种情况正在我们身边真实上演着。知识的源泉无处不在，但是年青一代却驻扎在沙漠里，彼此传递着故事、图片、音乐和短信，从同龄人的瞩目中获取快感，作为生活的倚靠。与此同时，那些支撑我们走过历史长廊，取得今日成就的文化遗产和公民意识，却被他们抛之脑后。

本书解释了这些现象的起因、作用过程和发展程度，以及其对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健康的影响。

事实上，最愚蠢一代的最大矛盾在于——正如鲍尔莱恩先生所说一他们比任何前辈都更容易获得知识，然而他们的成就大不如前人。物质充裕了。智力上的表现却是反过来的。

——《纽约时报》

如果你是20岁以下孩子的家长，如果你今年秋天只想读一本书的话，那么读读这本吧。鲍尔莱恩写的这本刺耳又易读的书将告诉你，科技与其创造的数字文化并没有开阔年青一代的视野，相反却让他们日益沉溺于自我小世界里，以致阻碍了一切与其他任何事物的联系。

——《今日美国》

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

你可以说马克·鲍尔莱恩在夸大其词。每一代成年人不都有冲动去贬低下一代吗？但是，这种夸大其词有助于矫正我们日趋严重的技术迷恋症。

——《单向街》

奇怪的是，鲍尔莱思承认“今天的孩子比过去更聪明、更积极”。如果说他们是“最愚蠢”的，只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不同，只是因为他们的“屏读”习惯让传统阅读载体黯然失色的话一那么，随着他们的逐渐成熟，随着老一辈世界里新变化的出现，随着不同奖赏机制的建立，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口诛笔伐任何30岁以下的人，这才是愚蠢的。

——《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