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1931～ )，江苏海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本书从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论启蒙主义、论“人”的命题、论国民性、论中国新文化建设等五个方面，着重从精神文化视角探讨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者把鲁迅的思想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研究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论述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作者也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客观地指出了鲁迅的局限性。本书版本采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一个伟大的启蒙者，永生的民族魂。他的小说是号角，能唤醒国民麻木的神经，促进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他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也能给人们愉快和休息。

本书从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论启蒙主义、论“人”的命题、论国民性、论中国新文化建设等五个方面，着重从精神文化视角探讨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者把鲁迅的思想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研究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论述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作者也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客观地指出了鲁迅的局限性。本书版本采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一章 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思想

 第三节 对中国文化史上若干问题的见解

第二章 鲁迅论启蒙主义

 第一节 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潮与鲁迅

 第二节 关于科学启蒙思想

 第三节 关于文学启蒙思想

第三章 鲁迅论“人”的命题

 第一节 “人”的命题的提出

 第二节 “人”的命题的继续

 第三节 “人性”与“阶级性”

第四章 鲁迅论国民性

 第一节 国民性界说

 第二节 “改革国民性”问题

 第三节 “国民性”“弱点”剖析

第五章 鲁迅论中国新文化建设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比较

 第二节 关于新文化建设

 第三节 关于思想文化性格的建设

[附录]

 我和鲁迅研究

 “五四”启蒙运动评价之正误

新版后记

“五四”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它那种全面地冲击旧文化的痼弊，破除几千年来对于传统文化迷信的勇猛气势，强烈地激励了鲁迅的战斗精神，使他发出了对于旧文化的英勇无畏的控诉，开始指摘“四千年”来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然而“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呐喊·狂人日记》)，这可以说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惊心动魄的揭露。吴虞认为《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吃人与礼教》)。在当时揭露传统文化痼弊的启蒙主义者中间，鲁迅的控诉确实可以说是最为沉痛、激烈和深刻的。

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这无疑是鲁迅文化观中具有一贯性的思想，他更为明确与系统地阐述是“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坟·灯下漫笔》)。将传统的“中国的文明”归结为“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归结为“吃人”和“被吃”，这里不能不说是存在着逻辑推理方式上的片面性。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在它所包容的全部内涵中间，肯定也不无健康和合理的因子，然而成为它核心的儒家学说，其主导性的精神线索确实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是束缚和箝制人们精神世界的。它强迫人们沉溺在封闭和禁锢的精神牢笼中间，时刻都在扼制其正当的人性的要求，不允许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而只能满足于充当遵循和赞颂这种古老陈旧的传统文化的奴隶，否则就会受到专制主义制度的迫害和屠戮。远在二百多年前的戴震，就喊出了强烈抗议的呼声：“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与某书》)。鲁迅极大地拓展了这个深刻的命题，他在开始时用“不撄”来说明它的实质，后来又进一步控诉它是“吃人”的“中国的文明”。这种见解如果是针对全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由于它扩大了自己涵盖面的限度，确实具有逻辑推理方式上的片面性，然而如果是针对阻碍中国迅速前进的传统文化主导精神线索来说，却无疑又是精确地击中了要害，而且应该说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引导更多的人们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线索，究竟存在着什么弊端和危害？为什么它长期以来会延缓着中国的前进呢？由于鲁迅开始所进行的深刻的探索，这肯定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引人注意和发人深省的命题。

大凡当古老和陈旧的传统思想文化，在崭新的时代依旧占据着压倒优势的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总是被压抑和禁锢，被愚弄和麻痹，其顶点自然是达到“硬化”的程度，先进和创新的思想文化潮流虽然纷至沓来，却丝毫也不能改变他们已经凝固了的心态。在此时涌现出来首先觉醒的启蒙主义者，如果不是大声疾呼揭示旧文化严重的痼弊，惊心动魄地刻画它扼杀人们精神活力的症结所在，并且在抓住了这点之后，再层层剥落，加以切中要害的深邃剖析，从而给予传统文化强烈的冲击，而只是心平气和地叙述和分析其不合理之处，面面俱到地进行论证，肯定就无法震撼人们已经“硬化”的心灵和精神。像《新青年》在创刊时期，曾发表过易白沙论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述墨》、《孔子平议》等文章，他对儒家学说的不合理性曾有所评论，然而由于缺乏揭示的深刻性和批判的猛烈性，因此无法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澄清作用。只有像陈独秀、鲁迅和吴虞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和深刻的抨击，像狂飙似的扫荡和震响，才有可能在思想文化史上留下十分鲜明的烙印。鲁迅相当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生都“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两地书·八》)。像鲁迅这种类型的启蒙主义者，无疑是符合于20世纪中国向新文化转折时期的需要，最有利于提醒人们去思考和探索中国文化的前景。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即所谓四千年来光辉灿烂的文明，曾被多少人称颂了多少时代，鲁迅却猛烈、彻底和全面地打破了这个虚幻的光圈，石破天惊似的诅咒和控诉了它“吃人”的重要实质，这种惊人的见解实在是太精辟了，它起着冲破陈旧思想的腐蚀，和迅速建立新文化的巨大促进作用，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发人深省的看法，真所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目前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见解，认为鲁迅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吗？罪名是够严重的，然而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判决者的论断实在是一种危言耸听。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优秀的因子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并未断裂过的，至今还在灌溉着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大凡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因子，总会渗透在人们的心灵中间，沉积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间，世世代代地延绵下来，即使是经过暴政的禁止和扼杀，也只会削弱它在民众中的影响，而决不会完全消失和断裂的。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的主导精神线索，也并不是断裂了，而是还在严重地影响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和思想面貌，日日夜夜都在产生着腐蚀灵魂的作用，如果能够催化它从广大民众的精神和思想中断裂出来，那无疑就会使沉闷的历史大踏步地前进。为什么要作出“断裂”这种莫须有的判决呢？是不是很留恋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的主导精神线索，抑或是对这种传统的堕力和历史的幽灵过于喜爱，竟一点也不想去澄清和改变它早已不适应2。世纪生活秩序的这种状况了？P8-11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鲁迅，很想能够从中演绎出一些独创的见解来，然而在当时那种极“左”思潮的笼罩底下，既限于自己被它禁锢和束缚之后变得萎缩的思考能力，很难认知其中某些谬误的内涵，往往陷入盲从的迷途中间；又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当多少发现出其中某些荒诞的论调时，也诚惶诚恐地惧怕着不敢去指出这一点来，深知如果想要这样做的话，肯定会受到再次的批判，甚或是更为严厉的惩罚，只好低着头，嘿然地闭口不语，这样自然就无法撰写出使自己感到十分满意的篇章来。在此期间又不断地被派遣前往荒僻的农村，去进行指定的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这样就更使得连自己都不太满意的文字，从数量上来说也是稀少得十分可怜了。而从“文革”的浩劫爆发之后，我这种断断续续地挣扎着进行的研究生涯，当然也就只好彻底地停止了下来。

从“文革”结束之后，整个社会的生活秩序逐步地走向了正常，我才又得以欣喜地从事鲁迅研究的工作，而且在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的气氛不断获得扩展之际，自己也进行了深深的反思，决心要很好地进行独立的思考，充分地发表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学术主张。在此期间写出的几部论著，确实也多少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些个性与见解。然而往昔那种禁锢与束缚的印迹，是无法在一个昼夜之间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思想的变迁与进展往往是缓慢和曲折的。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于自己在这几年中间撰写出来的几部论著，也是并不很满意的，在阅读着不少热心和善良的批评家评析自己这些论著时，就既是深深地感谢他们诚挚的鼓励，想要更充满决心地冲刺下去；同时却又深深地萌发出一种遗憾的念头，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写得更好一点儿呢。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从1987年开始动笔，更为认真地撰写着这部《鲁迅和中国文化》，想以此作为自己研究鲁迅的最后的冲刺，因此在写成了初稿之后，又反复地进行修订，直到自己感觉比以前几部研究鲁迅的论著，似乎是有了一些明显的长进之后，才完全停止了艰苦的操作。此书出版之后，陆续听到了学术界不少朋友的意见，都认为在我几部研究鲁迅的浅陋之作中间，此书还是较为可取的。尤其是张梦阳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与精神文化视角的深化》、秦弓先生的《追求与鲁迅的深度契合》、张永泉先生的《鲁迅研究史上的一部力作》，都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梦阳先生的这篇论文，经他修订后收录在自己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列为书中的一节。

由于我自己精力的日渐衰退，系统和大型的学术研究工作准备就到此告一段落，而继续致力于散文与随笔的写作，那么用这部尚称可取的论著，当作自己学术研究的最终的记号，也就可以减少一些遗憾的感觉，而增添了些许的宽慰。

1993年的深秋季节，我曾应邀前往汉城，参加韩国汉学界举办的“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从会议分发的学术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第8号)上看到，那儿的朋友们曾开会讨论过我的这本《鲁迅和中国文化分。参加会议的韩国学者朴宰雨和金惠俊教授，也告诉了我有关的详细情况。1995年的初秋时分，我应邀前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评估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且在该所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表讲演。在该所主持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汉学家丸尾常喜教授，因为在他刚出版的学术论著《鲁迅：“人”与“鬼”的纠葛》中，曾经提到过《鲁迅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观点，因此于那一回的晤面和交谈中间也就涉及了这部论著。在这次学术访问的期间，我还会晤了日本汉学界的不少旧友和新朋，于欢天喜地和无拘无束的闲聊中间，偶或也接触到了有关这部著作的话题。这些异国朋友们的亲切关怀，也使我深感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短促，想要替自己的民族作出一些文化方面的建树和贡献来，在匆匆消失的时光中实在是显得万分的艰辛；然而为了它去进行奋斗与拼搏的话，又是多么的令人神往，多么的充满着意义啊！

《鲁迅和中国文化》已经出版了好几个年头，在坊间售罄久矣。我曾陆续地收到过一些读者朋友的来信，说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获得这部论著。当我先后在北京和外地的几所大学讲演时，也曾有热心的老师和学生们说起过，因为看到了有关这部著作的评论，所以想把此书找来阅读一番，却都未能如愿。让多少知音感到失望，这又使我觉得十分的遗憾。

感谢学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郭强先生亲自主持策划此书，以相当精美的装帧设计，于1990年和2000年先后两次出版此书。郭强先生始终都在尽力追求着书籍的美观和大方，给我留下了相当强烈的印象。郭强先生此种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真是永远值得我努力学习的。郭强先生刚过不惑之年，却因为在工作中过于劳累，已经匆匆地病逝了。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时，就感到无尽的惆怅。

经过与学苑出版社的同仁联络之后，他们表示因为忙于其他方面的出版业务，不再准备重印此书了，并且表示此书与他们签约的版权，已于2005年满期，欢迎有关的出版社将它重新付梓。

在“中国文库”出版编务组李红强先生的热情帮助下，我与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王之江先生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他大力的支持，使此书得以再次付梓。在交稿之前，我又仔细地校读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作了文字上的修订与润色。

从整个的内容来说，依旧是将近二十年前所呈现过的那种原貌。因为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反复琢磨，我相信自己这部论著里面所提出的，在平等、自由、民主和理性的基础之上，去从事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许多见解，应该是可以引起思考或商榷的。正像“附录”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评价之正误》所论证的那样，这些都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需的途径，可以使它充满活泼的生命力。

林非

2007年7月14日于北京静淑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