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美国次贷市场崩溃，金融危机随之爆发。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场金融危机的急剧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人是关键人物。本书深入考察了最近的两位关联储主席之一——本·伯南克。

临危受命，伯南克怎样走出困局？前路堪忧，美联储能否续写传奇？美国会把世界经济带向何方？

美联储，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之一，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动向。在被人们奉为传奇人物的保罗·沃尔克和艾伦·格林斯潘治下，美联储引领美国造就了无数经济神话。与此同时，他们也对自由金融市场无可争议的益处奉若神明，而这种信念最终将美国经济拖向了深渊。

2006年1月31日，本·伯南克，一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然而，屡创新高的财政与贸易赤字、虚火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高企的油价、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及由其引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临危受命的伯南克与美联储应对危机的举措不仅事关美国前途，也攸关全球经济安危。前任留下的神话将成为伯南克的桎梏，还是新的起点？他能否走出阴影，续写传奇？了解伯南克，了解美联储，将为我们掌握美国及全球经济走向指明道路。

导言

第一篇 搭台唱戏：美联储的历史和格林斯潘的风险管理办法

 第1章 动力车头，意外创设

 第2章 沃尔克的圣战，阻击通胀

 第3章 一位饱受争议的主席获得高度赞扬

 第4章 格林斯潘：教育、生活和晋升之路

 第5章 规则背后的原理

 第6章 避免通缩性瘫痪

 第7章 拒绝监管

 第8章 消费失去控制

第二篇 伯南克及其熟知的“大萧条”

 第9章 伯南克时代开始了

 第10章 泡沫之争

 第11章 真正的自由市场主义者

 第12章 一位有争议的理事

 第l3章 次贷危机降临

 第14章 百年一遇的危机

 第15章 房利美和房地美

 第16章 坠如秋叶

 第17章 欧洲在崩溃

 第18章 危机驱动者

尾声

注释

人名索引

鸣谢

在20世纪的最后l5年中，已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他的合著者罗伯特·艾利伯，曾经区分了四次不同的资产价格泡沫。第一次是发生在80年代后半期的东京房地产和股票泡沫，第二次是发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三个北欧国家——芬兰、挪威和瑞典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第三次是90年代中期肇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第四次是在90年代后半期的美国股市崩溃。

一旦泡沫破灭，便会造成巨大损害。最近美国住宅市场泡沫爆裂，无疑将作为最糟的一次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泡沫在2007年8月引发次贷危机，耶鲁大学教授和金融学专家罗伯特·希勒将这一事件视为“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性转折点”。

这场危机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的信贷危机。它立即传播到整个金融系统，使得美国经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经济体陷入衰退。全球金融网络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各个市场和经济体都变得日益紧张，越发充满不确定性。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2006年初，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他无疑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核心人物。

在讨论伯南克以及他在此次危机中对美联储的掌控情况之前，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些历史性的观点，以此构成本书的第一篇。笔者将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着手，然后探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美联储所奉行的灾难性政策。接着，笔者将列举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截至1951年的一系列重要演变。就在那一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在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之间，促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

下一步，笔者将讨论从1965年到80年代中期的大通胀，以及其间的四位美联储主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依次是：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1951-1970)、阿瑟·伯恩斯(1970—1978)、威廉·米勒(1978-1979)，以及制止大通胀的总设计师保罗·沃尔克(1979-1987)。

最后，笔者将分析格林斯潘的生平和职业生涯。关于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任期，笔者将尝试给出一个不偏不倚的判断。格林斯潘在一系列场合坚称，他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遵循一种风险管理方法(risk.management ap.proach)。格林斯潘这种试图用风险管理方法应对高度破坏性的经济变化(即便这种经济变化发生的概率很低)的做法，给人留下了任意性的印象。然而，至少到2001年为止，在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联储的政策，往往具有显著的规则性基础。具体而言，在2002年之前，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可说是始终遵循经济学家所提到的“泰勒规则”(Taylor rule)，这一规则将货币政策直接与通货膨胀的演变和经济增长联系了起来。

从广义上讲，货币决策方法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被经济学家称为“基于规则的方法”(a rules.based approach)，即决策者们依据那些明确界定的规则，如泰勒规则，来制定政策。另一种类型则是“自我决定的方法”(free.style method)：决策者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享有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的行动自由较大，他们可以纯粹依据在特定时期对具体情况的判断来制定货币政策。而本书将讨论的是，为什么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联储，会在2001年以后渐渐远离了泰勒规则，以及格林斯潘的政策是怎样远离泰勒规则的。

本书第一篇的结尾部分，更详细地考察了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功过。正如格林斯潘后来承认的，他坚定地相信自由金融市场具有无可争议的益处。而他的这种信念将导致美国经济向几个不利的方向发展。

第1章 动力车头，意外创设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在1913年威尔逊政府时期被创立的。此前，美国曾两度试图建立中央银行，但均遭失败。用本·伯南克的话来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明显可见的利益冲突，一方是农民和大街上的商人，他们认为宽松的信贷政策最有利；另一方是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他们作为债权人和债券持有人，偏好‘硬钱’和低通货膨胀政策”。

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设计者们希望，美联储能通过组织更良好的支付系统和“弹性货币”(an elastic currency)供应来惠及商业；避免银行危机，减少金融不稳定性；以及扮演政府的银行家的角色。你只要想想美联储建立之前那疯狂的、过于频繁的利率波动，就能明白提供弹性货币的重要性。农业是那个年代美国经济的基石。既然对信贷的需求有季节性——很大程度源自农业生产的特性，而供给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剧烈的利率波动就不可避免。人们期望美联储能理顺这些利率波动，而它果然不负众望，成效立竿见影。

在历史上，银行需要自行应对金融危机。金融不稳定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乡土病，1907年的恐慌导致了数以千计的银行倒闭。幸好有超级富豪、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直接(且大规模)的个人干预，才挽救了美国金融体系，使它免于彻底崩溃。

因此，特别是金融家和银行家们意识到，迫切需要一家央行以充当“最后贷款人”。银行家保罗·沃伯格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是尝试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美国中央银行的主要推动者。联邦储备系统的创始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人们反对建立这样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实体。众所周知，美国人民一向不信任强大的机构，特别是那种有权力创造货币和信贷的机构(它不仅代表一种垄断，而且还可能因滥用政治权力而带来巨大危险)。可现在又的确需要这样一个实体，以服务于金融业的真实需求。在这两者之间，两人设法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这些政治力量间的矛盾冲突，也许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所谓的“组织性昏乱”(organizational muddle)05美联储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和十二个半自治、由私人出资的地区分行构成，这些分行分设在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达拉斯、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纽约、费城、里士满、旧金山和圣路易斯，每家分行都有权力制定自己的贴现政策。中央委员会中还有两名政府官员——财政部部长和货币监理署署长，所以美联储中央委员会在当时被视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退一步说，联邦储备系统中的权力和责任划分还不清楚，这最终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和决策的瘫痪。直至《1935年银行法》出台，才解决了部分问题。

该法律简化了系统结构，还明确了美联储要为“国家的一般信用状况”以及前面提到的“商业需求”负责。直到这时，在美联储中，所谓的“实物票据论”(realbills doctrine)仍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理论，央行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任务，是仅仅以商业票据的贴现来满足贸易、工业生产和农业的需求。

此外，《l935年银行法》还从中央委员会中去掉了那两名政府官员(不过美国财政部仍保留了相当的影响力)。为更好地协调货币政策，还设立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和十二家分行的五名代表。1942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委员会中获得了常任副主席的席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决策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美联储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长期统治地位正不断遭受巨大的压力；美国和美元，正一步步走向舞台的中心。

把本杰明·斯特朗(1872-1928)视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初创岁月时的主宰人物，可以说最恰当不过了。他是第一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还是一家重要的纽约城市银行——美国信孚银行的前任董事长。在最初的数十年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斯特朗的强力主宰之下。斯特朗是最先坚持十二家分行应该以更有序的方式协调政策行动的人之一。“他认为，十二家分行中有十一家都多余了。”事实上，斯特朗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时是如此强势，以至于前六位美联储主席——查尔斯·哈姆林(1914—1916)、威廉·哈丁(1916-1922)、丹尼尔·克里辛格(1923—1927)、罗伊·杨(1927—1930)、尤金·迈耶(1930-1933)和尤金·布莱克(1933—1934)，基本上都被历史遗忘了，而斯特朗的盛名仍为人们所称道。

为实现更加协调和集中的目标，斯特朗游说建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前身——储备银行行长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执委会专门负责联邦储备银行所统管的政府有价证券的购销事务。最终，这个委员会在1922年成立了。斯特朗相信，美元的国际性角色，不仅有利于美国银行系统，而且会大大加强美国的经济。他意识到，一个积极而强大的中央银行是美元获取该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联储争取独立于财政部的斗争中，斯特朗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大力支持中央银行为实现对政策工具的现代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同时代其他重要的央行行长一样(比如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斯特朗认为，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是恢复国际金融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到1928年，所有主经济大国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

P3-8

2008年1月21日，星期一。正当大多数美国人在享受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假期的时候，本·伯南克却在努力工作，他是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简称关联储)的主席。他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上高耸的美联储大楼里，此刻的他，正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

伯南克为全球股价持续下滑而忧心忡忡。当天的美国股市收盘在即，而仍在交易中的美国股指却显示，急跌就在眼前。伯南克担心，除了2007年8月因次贷市场崩溃所造成的信贷危机之外，股市正面临另一场大崩盘的危险。这幅场景的后果犹如梦魇，不仅对美国而言，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身为普林斯顿大学前教授、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大萧条的权威，伯南克决定采取大胆的紧急行动——大幅降息，势在必行。

这一天，伯南克会晤了两名资深同事：关联储副主席唐·科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关联储由主席领导，十二家区域性的联邦储备银行各有一名行长)。三人一致认为，关联储对短期市场波动的迅速反应，可能会产生不利后果；但他们仍得出结论，目前正在考虑中的大胆金融行动，必须在由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等主要决策机构参加的定期例会(1月30日)之前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当天下午6时，他们迅速组织了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视频会议。

在视频会议中，伯南克大力鼓吹大幅降息的主张，他与若干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一道，为此项提议大声辩护。眼看天快黑了，比尔·普尔这位历来持强硬态度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却仍旧反对这个提议。尽管如此，伯南克仍最终获得了足够多数的强大支持，推动了此项提议。1月22日，星期二，上午8点20分。美联储下调其主要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达75个基点。从80年代起，关联储开始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基点。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联储最大规模的一次降息。市场反应积极，至少暂时扭转了下降的趋势。该周晚些时候，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市场的事情。法国兴业银行的一名交易员杰罗姆·克威尔所累积的金融交易损失已高达50亿美元。《金融时报》宣称这一周是“震撼世界的一周”。当时没有多少人会预料到，更糟糕的日子还在后面。

由伯南克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所造就的历史性的1月22日，迅速占据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成打的专家和分析师宣称，在美联储这家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里，发生了某种不同凡响的事情。媒体广泛报道了1月22目的降息，并重点突出了力促此事的幕后人物。美联储主席的角色已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20年或30年中，美联储主席已经由原来坚如磐石的建筑物中的匿名官僚，变成了流行歌星一般的人物。事实上，这一职位已家喻户晓，此种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南克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担任关联储主席超过19年，伯南克从他手中接过了美国信贷危机及其相关经济问题的烂摊子。在格林斯潘任职期间，他就如某些好莱坞名流一样知名。格林斯潘会对各种形式的经济问题提出劝告，尽管他的评论通常含糊且有所保留，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海外，不管他说了什么，都会被非常认真地对待。

过去几十年中，公众对中央银行的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中央银行的核心事务几乎没什么改变，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联储的使命及其在政府内的地位。在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一次会议中，伯南克非常雄辩地说明了央行的使命。他发表了如下演讲：

经济增长与繁荣主要建立在经济学家所谓的“实体”要素之上，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可供使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技术知识的水平以及企业家和管理层的创造性与职业技能等。但从广泛的实际经验以及专业研究来看，金融要素在经济中起着突出的、关键性的支持作用……健康的金融环境能够帮助现代经济充分发挥其潜力。

营造并维护“健康的金融环境”的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责任，这就要求物价稳定以及拥有一个健全而高效的金融体系。可以说，在央行的种种职责中，它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担当最后贷款人。换言之，央行有创造货币的权力。

伯南克演讲中提及的最重要的措辞是，央行要甘当“配角”，以充当支持者的角色。央行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但它们不能单独创造经济增长和繁荣。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因为胡乱制定政策和/或纵容事态自行发展，从而危及“健康的金融环境”。

上文提及的那位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比尔·普尔曾经说过：“大萧条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就业灾难，而大萧条是一系列货币政策失误的后果。”这些“失误”常被人们引为大萧条的首要原因4但其他一些因素，如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也是其中的原因。另一方面，当央行恰当行事并维护“健康的金融环境”，贷款就变得比较容易获得，金融当局的贡献也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第二个核心事务涉及中央银行在一个民主社会的权力和责任。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开玩笑说，央行的主要目标是“一边在回避问责制，一边又想获得公共威望”。历史资料和经济研究都相当清楚地表明，只有在不受行政当局的干涉、保持实质性的独立时，央行才能创建“健康的金融状况”。事实上，最近的许多经济灾难，都可以追溯到政客们出于政治原因而滥用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但是，如果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于民选政府，那应如何追究它们的责任呢？这个难题不易回答。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往往与央行不断对抗，因为有许多国家都采用了美国模式的中央银行制。显然，增加透明度至关重要。用以平衡问责制与独立性之间的确切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是一个融入了央行现代理念的结构性缺陷，你可以称之为“民主赤字”。不过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尽管它存在缺陷，却大大有益于整个社会。正如《经济学人》最近宣称的，“各国央行的现有成就足以证明，货币政策应该由技术专家制定，而不是民选的政治家。”。

除了缺乏问责制，中央银行行长们往往使用极为复杂(或至少十分深奥)的语言与外界沟通，这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晦暗不明。在这方面，格林斯潘可谓行家里手。下面的引言就是例证：“自从我当了美联诸主席，我就学会了没条没理地嘟嘟囔囔。如果你觉得我清晰明了，那你一定误解了我。”甚至更过分的说法也同样来自格林斯潘：“我知道你相信自己理解了你所认为的我所说的，但我并不确定你是否明白，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所表达的。”

鉴于他的这种说话方式，有如下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常批评格林斯潘钝头钝脑，比凯恩斯还偏好詹姆斯·乔伊斯式的句子。”针对格林斯潘的晦涩，一批专业分析师应运而生。他们的工作就是当央行行长们发言时，专门破译什么才是行长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央行行长们缺乏问责制和面对公众时的言辞含混，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央行行长们个个精于保密，或至少精于含糊其辞。“从历史上看，”作家兼银行业专家马丁·梅耶写道：“没什么职业比这更要保密的了……银行的机密，都在央行行长们的骨头里。”

经济学家和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我1991年进入英格兰银行时，有幸受邀与人吃饭，其中包括保罗·沃尔克。晚宴快结束时，我问保罗，他对一个新央行行长有什么建议。他只回答了两个字——“神秘”。这两个字大大概括了那时的央行传统和智慧。

已故的卡尔·布伦纳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货币经济学家，他这样形容中央银行：“传统上，它被一种特殊的具有保护性的政治神秘感所包围……这种神秘感的兴旺发达，得自于这样一种普遍印象，即中央银行这个行业是门深奥的艺术。接手这门艺术并能适度驾驭它的人，仅限于入行的精英。”

精英的工作至关重要，管理不善的中央银行可能会严重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用他那富于说服力的观点进一步阐明：经济增长转而会对一个社会的道德素质产生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近几十年来，在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领域，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基础理论对央行运作的支持也已经大大拓展。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经济学家们常常重复发表彼此相似的言论，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在这样阐述。与此相呼应，关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2007年指出：“货币政策除了科学要素之外，始终具有艺术的成分。”

姑且不论围绕着中央银行的种种不可思议或错综复杂的看法，掌控货币政策和负责监管的人，依旧是血肉之躯的男士们(很不幸，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女性领导中央银行的现象极为罕见)。他们的工作表现受到如下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个性、智力和意识形态信仰，他们对于经济现象及货币政策实施的诸种假说，他们任职时的具体环境等。人们必须对上述所有因素加以认真考虑，才能理解中央银行行长，也才能对他们的工作记录有公正的评判。

本书深入考察了最近的两位关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2007年8月，美国次贷市场崩溃，金融危机随之爆发。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场金融危机的急剧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人是关键人物。本书第一篇的重点就是格林斯潘。首先，我非常简短地概述了美联储的历史，随后关注的是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尔克，接着探讨格林斯潘的个性。大部分内容集中在格林斯潘掌舵美国货币政策时的表现上。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普遍认为，格林斯潘在任期内的表现堪称楷模。不过最近，人们对他的某些决策，已经慎重地进行了重新评价。

对于这场讨论，本书的立场是慎思明辨。我的结论是，如今再回头批评格林斯潘的利率政策，也许是正当的，但未免轻率。不过从对关联储的管理职责来看，格林斯潘当主席时的表现，充其量只可称为平庸。由此而言，他对于次贷危机及其后果负有直接的责任。

本书第二篇的重点是伯南克。在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海啸中，他置身于风暴的核心。可以说，在此危难时刻，伯南克是命中注定掌舵关联储的人。他是个杰出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本书概述了他的生平和职业生涯。关于历史上的“大萧条”，也许伯南克比起当下任何人都理解得更深入。对于这段灾难时期的种种情形，无论是它的经济状况还是运行机制，他都拥有广博的见识。“大萧条”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袭击了美国并蔓延至世界各国。伯南克在他的研究中，要比其他仍健在的经济学家更密切地关注这段时期。

伯南克的大部分研究围绕着“金融加速器”理论，以及货币政策的两个特殊传递机制——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对于“金融加速器”理论，本书后文将详细论述。伯南克在大量的学术研究中，考察了中央银行的不同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此下文也将加以详述。随后我将探讨伯南克最具争议的两个立场：一是他关于通货紧缩的立场；二是他认为全球储蓄过剩导致了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巨额赤字。

2007年8月，金融危机袭来。伯南克立即意识到，必须采取强硬果断的行动。他用来应付危机的政策工具也极富创造力。首先，对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重大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必须要提供详尽的说明，以便尽可能涵盖伯南克掌舵关联储期间的政策。这些说明包括：密集的金融创新、监管缺陷、风险及风险评估、证券化进程、杠杆效应、衍生工具、银行的资本限额(capital norms for banks)、世界经济版图的重大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其他问题。更具体地说，我以宏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制定了一个框架，以便寻找这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此外，我们还将研究在这场危机中，哪些是新情况，哪些是老问题。

本书的尾声部分分析了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在这段困难时期，关联储的应对表现出色。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发挥关键作用的伯南克身上，他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后的机制的深刻理解，显然对应对当下的这场危机大有裨益。

最后，我探讨了中央银行和一般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我的用意是反对全盘放弃的观点。对于增进总体福利，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仍具有极其宝贵的贡献，它们需要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监管架构，以优化其功能。我深信，这一点始终都是必需的。即便我们熬过了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也依旧如此。

本书的酝酿期至少有25年，我的学生时代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和鲁汶大学度过，当时关于央行的主题就迷住了我。身为记者兼编辑，我一直充满激情地持续关注央行行长及其行动。激情，只有这个词最适合这一主题。在我写作专著《芝加哥学派：论芝大如何汇集起了革新经济与商业的思想家》时，这种关注和热情更加强烈。我意识到，就央行的主题而言，芝加哥学派并非始终是经济学的主流。对于我来说，《伯南克的考验》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新高潮。我痴迷于中央银行的主题，对其领导者也极有兴趣。在这一领域，领导者发挥的作用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更大，这清楚地表现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

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人士。过去的25年间，我曾同他们不断对话。出于慎重，此地不便提及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布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波士顿、芝加哥、纽约、旧金山和圣路易斯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我也曾与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兰西银行、比利时国家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学家们有过很多有益的讨论。对于这些信任我能信守承诺、保守机密的人士，我要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从无数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远远不止是关于中央银行的知识。在此我对如下人士表示敬意，他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James Hansen和Christopher Sims，纽约大学的Mark Gertler和Paul Wachtel，哈佛大学的Robert Barro，波士顿大学的Larry Kotlikoff，哥伦比亚大学的Edmund Phelps，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Aliber、Anyl Kashyap、Kevin Murphy和Luigi Zingales，比利时鲁汶大学的Paul De Grauwe和Joep Konings，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Jef Vuchel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John Williamson，布鲁金斯学会的Martin Baily，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John Makin。

在若干次会晤中，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就中央银行事务及其他议题，给我了很多指点。在这本新作中，我必须再次提及两位经济学家，是他们指引我走上挚爱经济学的道路。他们是安特卫普大学的Emiel Van Broekhoven和Walter Nonneman。

我还要向我的挚友Geert Noels表达特别的谢意，他是Petercam金融集团的合作伙伴和首席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我多年的骑行玩伴。不过，我最欣赏他在经济学见解上的想象力和健全理性呢，还是最欣赏他在骑山地车上坡时的壮观表现，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妻子Hilde，我的儿子Matthias、David和Frederik，还有我的女儿Laura。他们是我今生唯一真正在意的人，直至我生命的尽头。

深入透彻的分析、鞭辟入里的评论，共同打造了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米尔顿·弗里德曼(2006年逝世前对本书的评价)

经济史的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恶棍、英雄以及决定性时刻。往往只有在事后，我们才能正确识别他们。

——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 克劳迪奥·博理奥 威廉·怀特

这是一部备受好评的激荡人心之作。

——《经济学人》

军事史由胜利者书写，经济史在很大程度上则由中央银行家撰写。这两者都会习惯性地篡改历史。

——史蒂夫·汉克，2008年

就像一部优秀的小说，经济史的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恶棍、英雄以及决定性时刻。往往只有在事后，我们才能正确识别他们。

——克劳迪奥·博理奥与威廉·怀特，2004年

我认为，金融机构比常备军对自由的危险更大。

——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