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访谈与自述相得益彰,写给年轻人的书。有人说命运是由性格决定的,事实上成长的环境和机遇,对性格是一种塑造,也为命运的选择提供了空间。在这样的塑造过程中,校园媒体的气质与青年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他们同样对新知怀有无穷尽的渴望,同样对现实怀有磨不灭的兴趣,同样对挑战怀有逃不掉的冲动,同样对于真理有不停息的追求。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北大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给出了青春的多元选择,描绘出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条用智慧与爱,责任与坚持造就的成功之路。
这是一本写给过去,也写给未来的书。有人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储存青春,那一定是校园,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永远可以看到自己年轻的样子。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明天的阳光,那一定也是校园,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永远对于明天有所期待。这本书,就是青春的影子,这个影子在带来回忆的时候,也带来了感激、渴望和热爱,那就是明天的阳光。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献给北京大学的书。书中记录了18位北大校友的成长故事。他们都曾与一所校园媒体——北大电视台,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北大电视台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无论离开这个校园多久,北京大学和北大电视台都是他们值得想念的地方。无论曾经在这个校园里待过多久,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都成为融化在他们骨子里的北大精神。这就是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高等学府,对于青年人灵魂的塑造。北大,是他们共同的起点,他们从这个起点出发,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展现着各自的精彩。在母校110岁生日的时候,这本书,是北大的校友为她献上的一捧用青春的故事编织的花篮。
纪录片·纪录人
记者:你谈到前期工作的重要性,那在筹备《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你们做了哪些前期准备?
周艳:最开始确定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片子是在2003年。大概在2004年初,我们开始做史实方面的准备。《大国崛起》的基础历史脚本主要是跟北大历史学系合作的。北大的历史学家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历史的框架,把一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梳理出来。他们主要是在史实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为《大国崛起》叙述的内容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九个国家的近代史,光是在史实方面驾驭的难度就很大。历史学家们梳理的这些重大事件,都是通过论文的形式来反映的,之后我们要依据这些论文来进行真正的电视撰稿。
记者:你们是怎么想到跟这些北大的历史学者合作的?
周艳:史实和史实的选择对纪录片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大国崛起》这个项目立项以后,我们就确立了跟专家合作的模式。北大历史系的国别史相对是国内最全的,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北大历史学系的主任牛大勇,开始跟北大历史系合作。一记者:刚才你说专家学者主要是提供大的历史框架,那么片子中那些特别吸引人的细节和历史人物是由你们制作组来取舍的吗?
周艳:对。老师只能给我们提供大的背景。比如在英国史里,老师会告诉我们光荣革命很重要,但是光荣革命这段历史怎么展现,里面有哪些人物、哪些细节能最充分地说明它的意义,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又比如伊丽莎白一世,她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我们就要去找她说过的话,去找一些反映这个人性格的事件。我们要做的是在大的历史框架和进程中找到鲜活的细节,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梳理进行我们的思想表达,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史实罗列上。
记者:这些也许是《大国崛起》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你觉得这种跟专家的合作模式对于专题片创作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周艳:我认为是这样的。其实对于电视制作来说,跟专家学者的合作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在早一些时候,专家和电视的结合基本上是一种比较直接的结合,专家通过电视这种艺术手段,系统性地向大众传授知识,专家自己写稿子也自己讲,当然从电视的表现手段来看,这种结合还很不充分。所以说,专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电视制作中来,就会产生不同的合作模式。在纪录片这个领域,我们尝试的这种合作模式还是比较新的。因为学者有学者的专长,电视有电视的专长,我们必须要在这两者当中寻找平衡。专家学者们是以论文的形式来给我们提供历史背景的,如果把论文直接搬到电视上,观众是根本无法接受的。但如果没有这些史实背景,整个片子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就会受到很大损害。传播效果和准确性我们都不能舍弃。所以,《大国崛起》的前期,是由这些专家学者来帮助我们梳理史实,之后的撰稿还是我们亲自去做,但写出来的东西都要去求证,要经过严格的考证。一记者:具体怎么来求证?
周艳:至少有三个步骤。首先,我们写的稿子必须与史实相符;第二,我们得证明我们选择的细节和历史人物具有典型性;第三,我们把专家梳理的史实转换成电视语言后是否仍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也是需要证实的。
记者:《大国崛起》的制作契机是什么?是怎样开始第一步的?
周艳:2003年11月,中央政治局组织了一次学习,主题就是“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任学安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选题,我们俩就开始做准备。齐世荣教授和钱乘旦教授是那次学习的主讲老师。当时我们找到了齐老师和钱老师。钱老师又向我们推荐了更多的专家。说实话,开始之前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难,就是凭着一股热情,觉得中国到了该做这样一个片子的时候了。而且政治局还专门组织了这方面的学习,也说明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在关注。节目在中央电视台立项的过程很顺利,这证实了我们的想法。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遇到了特别多的困难,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这不是跟现实打交道,而是跟历史打交道,并且是九个国家的历史。第一个困难就是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困难,规模宏大。第二个困难是拍摄统筹方面的困难,因为外景地都在国外,我们没有经费去踩点,出发之前一切都必须规划好,把要拍摄的行程都规划好,把可能遇到的问题都预先设想出来。在这个不算短的筹备过程中,我也发现我们还是有很多观念需要更新。
记者:你是指纪录片的制作观念?
周艳:不光是这个,还有制作节目的制度。就拿合同来说吧'冈0开始我们连怎样跟国外外景地签合同都不知道。在中国进行外景拍摄是很方便的,只要有证明就行,但在国外不行。他需要你提供非常详细的拍摄行程计划和拍摄清单,如果他同意,他就会很支持你。这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博物馆、外景地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是各国都要求你详细地列出摄制组到达的时间、需要拍摄的东西和使用的设备,这给我们的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以前我们会讲,纪录片的拍摄要在现场去发现,但是在国外我们不被允许去发现,我们必须提前规划好要拍的一切。出国之前我跟各组的导演都说,这个计划要能完成百分之八十,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你们能获得意外的收获,那就真是太惊喜了。但是我也跟他们说,最少也要完成百分之七十五,不然片子就没法完成(其实还是希望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哈)。
记者:那事实上大家完成得怎么样?
周艳:事实上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也确实还有些惊喜。比如,我们其中一个摄制组到荷兰拍外景的时候,正好赶上荷兰议会一年一度的庆典,非常盛大,女王也亲自参加。实际上,议会的成立对荷兰是有深远影响的,它意味着国家管理形式的深刻变化。还有在西班牙,我们正好提前一天到了,也赶上了西班牙的国庆庆典。因为没有预约,我们的导演只想尝试一下,没想到西班牙方面就让拍了。很惊喜,拍摄的效果也很好。
记者:作为执行总导演,在外景拍摄时你也都在现场?
周艳:没有都在场。因为各组的拍摄时间基本是重合的。实际上《大国崛起》也是在操作模式上的一次创新。在前期,我们采用的是集中创作的模式,总编导任学安把握全片的主题和各集的内容,确定结构,我和他一起完成电视脚本的撰写,然后再交到各个导演手里。所以在出国前,每个导演已经拿到了自己的拍摄脚本,再按照脚本进行拍摄。P9-11
编辑同志邀请我为这本书写个序,十分高兴。我的高兴不仅源于北大电视台为同学们提供了进步与成功的舞台,更因为每一届同学都在这个舞台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展示着北大人的精神与风采。
北大电视台近二十年来的确发掘和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有的成为了日后媒体的精英,比如撒贝宁和李思思;有的留在了学校,成为了学校工作中的主力军,比如耿姝。我与这些同学接触,总是被他们身上的热情与智慧所感染,从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身上总能使我学到许多新的东西,也使我看到了年轻北大人光明的未来。
北大电视台的历程,充分体现了学生第二课堂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学们可以在这个课堂中大展拳脚,将自己的课余时间安排得有声有色,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全方位的能力。在这本书中所采访到的同学们当中,我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所具备的这种全面的素质。他们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生,他们在追逐梦想的同时,关注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并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如今,说到撒贝宁,也许多数中国观众都会把他与法律与公正联系到一起;说到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执行总导演周艳功不可没;今年北大新春联欢会上,让我唱歌的主持人李思思同学,她在中央电视台《挑战主持人》栏目中所展现的睿智、沉着、乐观,成为了北大学生的名片……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书中每一个同学的事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从北大电视台走出的校园媒体人,都是在社会大舞台尽显才华的北大人。
今年我们将庆祝北京大学的110岁生日。110年,北大走出了无数与国家、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学子。每一个成功的北大学子身上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品格,那么什么素质才是当今大学生所需要具备的呢?我认为,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乐观的心态、一颗永远好奇的心、一个懂得如何思考的头脑、一双善于观察事物的眼睛、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种坚强的精神。我们可以在书中这些同学的身上看到这些品质,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每种品质的,但是他们还年轻,未来等待着他们去追求,去发现。
在北京大学做校长已经八个年头了,每年我出席一些活动总是可以看到来自北大电视台等校园媒体的学生记者,他们专业的素养和机智的言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经常听到来自校内外友人对我们北大学生记者的赞誉之声,每当那时,作为校长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感谢北大电视台编写了这本书,也感谢老师们和同学们的辛苦付出。我始终相信,正是因为大家的努力,北京大学这个大花坛才开满了艳丽的奇葩。
2008年3月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