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海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一冬。……

作为年轻时代就投人革命的女性，她的写作从来没有游离于时代、社会、政治之外。她的诗剧《高梁红了》中对红高梁的赞颂，可以看作是她的文学观念的写照：“你的身体应该是烈火，你的灵魂应该是反抗；你响亮美丽的名字，永远刻在百姓们心上！”她先前的作品所描写的多是大众的苦难和抗争、抗日战争军民的英勇事迹、处于时代风暴中的人物，所报道的多是抗战前线和敌后的实况、战时儿童的抢救和教养等等；还对孟姜女、武训等题材做了独创性的发掘；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文艺和现实问题的评论。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历史题材的戏曲，童话剧，记录时代面貌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对新中国文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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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在这样贫乏的中国电影中，我们究竟对它的要求是些“什么”？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而且是应该估计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对它的要求提得过高；但同时也不能太低。就是说：“我们既不能把对它的要求提得过高，高得超过事实可能性(公演的可能性)的水准以上，但也决不能为一般的艺术水平下线所限制。”

如果我们把这个要求水准提到实际的可能性以上，那会使得电影工作者们本身和观众，两方都陷于失望和消极的气氛中。使中国电影会由黎明而转回黑夜去的危险。但我们如果为水平的下线所限制时，我们同样会使得双方由于自满、得意，而看不见时代的要求。那么这种过高、太低的要求，都是会使得中国电影不进步，或是开倒车。因此这个要求的度数，也便成了整个艺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现在东北的战争打得血肉横飞的时候，当上海以及全国大多数民众没饭吃的时候，当民众每个人的脑子都为悲伤、愤怒、耻辱、痛恨充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那种技巧美、光线美、布景美、表演美的美美满满，温温和和，亲亲爱爱的金光闪烁、脂腻肉香的影片呢？我们还是需要这种技巧不够、光线不适、布景不足、表演不充分的有缺憾的，但是真真实实、凄凄惨惨的下层生活、民众呼声的影片呢？

《女性的呐喊》在它“质”的方面，我们认为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影片。在它里面，指示着狂风暴雨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命运和趋向。特别是“一·二八”大炮后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尖锐的分化。一方面仍旧是沉迷在这粉饰的朽木社会中寻着咖啡店里没落的麻醉生活。另方面是刚从这个吃人的环境中逃出而恰又陷入那个被人吃的社会中去。描写出工人群众忍受的层层经济的、封建式的和资本主义式的压迫。特别是女性，感受着，除了这种种的压迫外，还更要去受那“肉体商品”的痛苦压迫。而使她们在这种种的不能忍受中，喊出了她们勇敢的呼声。这是这个片子在“质”的方面意识上的优点。此外第二优点，便是它使我们在看过这个影片时，时时刻刻都抓牢我们的脑子，离不开弱者的痛苦与喊叫的情绪。而不像其他的片子，有时刚刚给了我们一点愤怒的悲惨的感情后，马上就便又被那富丽的、淫逸的、情爱的香艳的空气所拿去。

现在我们再说《女性的呐喊》的“量”的问题。显然地无论在导演、演出布景和光线方面，都使这呐喊的女性折了价，而终于女性没呐喊出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为这个片子所惋惜的地方。第一在故事的开展上，线条表现得太微弱，而不能使事实层层的深刻进展，而逼迫出“女性的呐喊”和“呐喊的女性”来。第二在意识的表演上，显然没有抓到呐喊的爆发的重心。结果使观众看了以后只觉得是十几件不平的、愤怒的可怜的片段故事，而摸不到哪里是要点和重心。想了半天，只觉得是包饭作的陈大虎一手造成了社会的罪恶，迫出了呐喊的女性。这样便作成了影片本身的不可弥补的缺憾！

虽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眼看着，中国电影已渐渐在走向了正确的轨道，我们并不因为“量”的失败而淹没它“质”的成功！你们也不要因为“量”的失败，而灰心于“质”的努力！我们现在对影片的要求只是充饥的面包，所以影片所给我们的，哪怕是很粗很粗的面包，我们都马上觉得可以解饥，否则影片哪怕给我们的是最上等最上等的西洋细点，而我们终于吃不消哟！努力啊！由这一星之火而发出灿烂的火花来啊！

P1486-1488

细管胡同六号的里院，雨点打在已经衰败的荷叶上。我和母亲无言地望着窗外，黄昏的细雨，淅淅沥沥，母亲好像是无意地说了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她又要出门，到上海去为上海越剧院写剧本。这不知道是第多少次去外地了。我们很少有谈话的机会，她几乎没有和我谈过她的过去，再说，我对于他们那一代的事情也不大感兴趣。那是一九五六年，今天是多么美好，昨日是多么灰暗。

那个傍晚，那个情景，不经意地念出的一句诗，突然道出了我们共同的感觉，好极了的感觉，心里一颤，像触电似的。这是不常有的，因此深深地留在记忆里。母亲几天后去了上海，短短几个月内写作和改编了好几个剧本，有的至今还在演出。累坏了，年底前在郑州观摩豫剧时，突然倒下昏迷不醒，中风失语，李义山的诗句是我能记得的她的最后的语言。

也许这并非母亲念那句诗的用意，而是我今天的联想。母亲从1929到1949年，写出了大量作品，在五十年代，都被看作是“残荷”了，甚至比残荷更无价值。她最怕人们提起《渔光曲》，好像自己是在吃老本，成了“反刍动物”。她自己也不看重自己的旧作，除了保留在身边的几部未发表的作品的原稿，对旧时代报刊登载的作品，不收集，不整理，更没有想过要结集，出版。

但她也许仍希望把这几支残荷留下来，哪怕只是为了让人听雨声，但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1966年专案组抄走了她的全部文稿，1975年一位穿军服的男子把抄走的东西还来，说作品很坏，但没查出敌我问题。附带把他们自己从报纸影印的几篇安娥作品和他们编的《安娥反动作品目录》也给了安娥，目录编者署名为：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抄去的作品都编了号，看来是颇认真的。可是这包东西母亲从未打开，我也未加注意。一年后母亲就因脑溢血而去世了。

又过了十年，我为了查看她纪念陶行知的文章，打开了那包文稿。安娥受陶行知之托写过一部歌剧《武训传》，1950年为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检讨，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在那包东西里发现了这部歌剧的不完整的剪报，只看作是历史资料，没管它。同时却发现了一部1940年访问豫鄂边区的长篇报道的手稿，文革初期损失了最后的一万余字，仍存有六七万字。从未发表过。我的重庆育才学校同学朱虹，抗战期间到湖北敌后根据地，此时正从事新四军五师军史的编辑工作，我把手稿拿给她看，因为里面所记的就是新四军五师前身——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挺进纵队。见到这部手稿的原新四军老领导，包括李先念本人，都予以肯定，并于1989年与史沫特莱同一题材的作品合并出版了单行本，以她蕴意深远的篇名《五月榴花照眼明》为全书的书名，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埋藏了四十八年的文稿，终于见了天日。

安娥这个名字至今未被遗忘，主要是因她作词的《渔光曲》、《卖报歌》。所以一般都称她为诗人。有的甚至误称她为“音乐家”。

最早做“安娥的发现”工作的，是天津作家协会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盛英。她为了写中国女性文学史，辗转找到了我。我便把自己也没仔细看过的母亲留下的文稿和仅有的一本诗集，一本诗剧，统统提供给她。这一堆杂乱的原始资料，经过她耐心爬梳，写出了中国第一篇安娥创作生涯和作品的专论。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又逢我母亲诞辰100周年，她又发表了数篇有关安娥的论文和介绍。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些作者评介安娥的文章。

2001年，我停止了文学翻译工作，决心为母亲做些事。我一生欠她的太多。在她患病的二十年间，没有关心过她过去的文学活动；从文革开始被迫离开她，到1973年我从“干校”回来，让她拖着病体熬过了七年的孤苦伶仃的艰难生活。于是我就开始收集和整理她的作品，不管是发表了的和没有发表的。在热心朋友们的帮助下，到2005年，已积累了两百多万字，包括翻译作品，有些作品虽有线索，但无法找到。母亲1929年从苏联回到上海，1956年因病停笔，一共二十六年，三年多作为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执行潜入敌营的特殊任务和其它工作，抗战期间忙于发起和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奔波于前线和后方，参加各项文化活动，多次卧病，在经常动荡不定甚至贫病交加的条件下，竟写了那么多的歌词、诗歌、歌剧、话剧、小说、报告文学、评论；在比较安定的最后几年，在下乡下厂、参加政治运动之余，又写了那么多戏曲剧本和一本四幕的童话剧，真是我没想到的。

我逐篇逐句地看了她的遗作。我感觉到，按照当前的阅读兴趣和市场需要，很难被出版社接受。我只想打印出来作为资料保存，不敢奢望其它。

但我想起我听到的母亲最后一句完整的话：“留得残荷听雨声”；残荷也曾有过它生命的绿色，或许人们还能凭借它听到激荡于那些时代的风雨声呢？因此我还是抱着出版一本她的作品集的希望。终于在文艺界老领导周巍峙同志的关怀下，安娥的文集被列入了中国文联的“晚霞工程”，被认为是一份值得抢救的文学艺术财富。

作为年轻时代就投入革命的女性，她的写作从来没有游离于时代、社会、政治之外。她的诗剧《高梁红了》中对红高梁的赞颂，可以看作是她的文学观念的写照：“你的身体应该是烈火，你的灵魂应该是反抗；你响亮美丽的名字，永远刻在百姓们心上！”她先前的作品所描写的多是大众的苦难和抗争、抗日战争军民的英勇事迹、处于时代风暴中的人物，所报道的多是抗战前线和敌后的实况、战时儿童的抢救和教养等等；还对孟姜女、武训等题材做了独创性的发掘；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文艺和现实问题的评论。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历史题材的戏曲，童话剧，记录时代面貌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对新中国文艺的重要贡献。她这一时期留下的，也有一些紧跟当时政治形势而缺乏艺术价值的作品，现在看来只是无效劳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经过一遍一遍的筛选和对个别段落的删节，最后剩下一百多万字，就是这本《安娥文集》。

“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村庄，我的小树，我的草房；我的黄沙土，我的红高梁；……我那秃山高壮，我那河水滚黄；那火热的心，那铁打的肠！那些忠厚的面庞！那些粗布的衣裳！所有这一切；永远是青春！永远是健壮！”。母亲是河北省获鹿县农村(今石家庄市区)人，十多岁就离开了家乡，但故乡是她一生魂牵梦绕之地。在她的创作和性格中凸显着燕赵儿女特有的朴质、大气和刚强。在她诞生一百周年(2005年)之际，《石家庄日报》用了一个整版介绍她的生平和创作，2006年又被石家庄市评定为该市十位革命名人之一；她的骨灰将安葬于故乡的土地——河北省双凤山革命陵园。得到家乡人的了解，受到家乡人的重视和纪念，最终能够魂归故里，应是母亲最大的安慰。这是她在最后的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不能想象的啊！

《安娥文集》的出版是对母亲的最好的纪念。她为民族与大众的自由和解放、为妇女与儿童的尊严和幸福发出的呼声，将不会被人们遗忘。

二○○六年十月于北京

二○○七年四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