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稗圣”曹雪芹留给世人的稀世文学珍品，是光彩夺目的世界级“文化国宝”，是永远值得国人骄傲的文化遗产。本书是一部研究和介绍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情况和经验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有着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新著。本书作者在较为充分占有研究资料的情况下，对毛泽东珍爱红楼遗产，痴迷阅读小说文本，多角度评论其思想和艺术，巧妙运用红楼典故于生活实际，热情关怀和关注红学人物成长，带动20世纪下半叶红学的波浪式发展和持续繁荣，创立区别于旧红学索隐派和新红学考证派的新的红学流派，深刻广泛地影响红学史的发展方向，等等史实情况，都做了翔实具体的介绍和见解独到的评论。

毛泽东曾经说过：《红楼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可见这部千古名著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和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读<红楼梦>》是一部研究和介绍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情况和经验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有着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新著。

本书作者在较为充分占有研究资料的情况下，对毛泽东珍爱红楼遗产，痴迷阅读小说文本，多角度评论其思想和艺术，巧妙运用红楼典故于生活实际，热情关怀和关注红学人物成长，带动20世纪下半叶红学的波浪式发展和持续繁荣，创立区别于旧红学索隐派和新红学考证派的新的红学流派，深刻广泛地影响红学史的发展方向，等等史实情况，都做了翔实具体的介绍和见解独到的评论。

全书内容划分为五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家世和生平、思想和艺术才能、文学创作实践(即所谓“曹学”)的评说。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判定，以及对阅读文本经验的概括。第三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多层面多角度的评论阐扬。第四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人物形象的漫议、鉴赏和征引。第五单元是毛泽东对《红楼梦》故事典故、词语典故思想内容的发掘、借鉴和引用。本书全面展示了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新鲜经验和独到见解，探讨了毛泽东在红学发展史上应有的独特地位。

毛泽东与红楼遗产(自序)

 ——毛泽东派红学的历史地位

他自己说读了十几遍(文本阅读之一)

 《红楼梦》就是在一师学的

 口袋里装着，书架上放着

 恰到好处的引证

 线装本·石刻本·精装本

 他能背《红楼梦》中很多诗词

你们都要看看《红楼梦》 (文本阅读之二)

 “《红楼梦》可以读” 

 “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 

 “一定要精读《红楼梦》” 

 “你去读《红楼梦》吧”

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文本阅读之三) 

家境不衰写不出《红楼梦》(曹学之一) 

 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

 你是曹雪芹的同乡

 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

 雍正时代兴“文字狱”

 家境不衰写不出《红楼梦》

曹雪芹还是想补天的(曹学之二) 

 曹雪芹只是个拔贡

 因为有一肚子火气才写《红楼梦》

 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

 曹雪芹还是想补天的

“曹雪芹的民主文学”(曹学之三)

 “曹雪芹的民主文学”

 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浓得多

 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 

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阅读感悟之一) 

 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画了个大问号

 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

 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

 对世界的三大贡献

看五遍才有发言权(阅读感悟之二) 

要读后面的部分(阅读感悟之三) 

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阅读感悟之四)

 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

不读《红楼梦》就不懂封建社会(阅读感悟之五) 

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红楼思想之一) 

《红楼梦》写“四大家族”(红楼思想之二) 

 《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的

 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

 可以看出家长制的不断的分裂

 借“四大家族”兴衰揭示封建制度腐朽

第四回是个总纲(红楼思想之三)

它是讲阶级斗争的(红楼思想之四) 

 它是讲阶级斗争的

 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 

 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读懂《红楼梦》

 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

关于爱情掩盖政治(红楼思想之五)

 谈情说爱与两派斗争

 才子佳人与四大家族

 当作色情书看待不公道

 “吊膀子”是掩盖政治斗争的

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红楼思想之六)

 《讲堂录》中的“意淫”说

 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

 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

《红楼梦》尊重女性(红楼思想之七)

 宝二哥说女人是水做的 

 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

 写女奴“都写得好” 

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思想之八)

 非“盗贼”去“抢田夺地” 

 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

《红楼梦》写得有点希望(红楼思想之九) 

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红楼艺术之一) 

 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此回是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

 没有实际经验写不出“认蹬”二字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红楼艺术之二) 

通过家庭反映社会(红楼艺术之三) 

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红楼艺术之四) 

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么写的(红楼艺术之五)

 宁荣二府与“小小之家”

 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刘姥姥见凤姐一段“扯得开，收得回”

石头会说话呢(红楼艺术之六)

所有剧目与主旨切合(红楼艺术之七) 

 作者对戏曲极为熟悉

 书中剧目为当时流行名剧 

 所用剧目与本旨切合

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红楼艺术之八)

 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

 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可以学习他的语言

而且人物性格各异(红楼艺术之九)

文学中的一个革命家(红楼人物·贾宝玉之一)

 文学中的一个革命家

 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

 他觉得女孩受压嘛

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红楼人物·贾宝玉之二)

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红楼人物·林黛玉之一) 

 林黛玉不是四大家族的

 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

 林黛玉写的诗全能背下来

身上发出的一种香(红楼人物·林黛玉之二) 

 林黛玉身上发出的一种香

 林妹妹自然不愿嫁给焦大

 女同志不同于林黛玉

 不学林黛玉 要学花木兰

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红楼人物·王熙凤)

 治世能臣 乱世奸雄

 想办法积攒私房

 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

 当内务部长的材料

探春不过是代理(红楼人物·贾探春)

 他们不喜欢探春

 探春也当过家

 您想让我当探春

荣国府的最高家长(红楼人物·贾母)

 贾母是最高家长

 我是《红楼梦》里的老夫人

刘姥姥是个典型的农民(红楼人物·刘姥姥)

 知不知道刘姥姥这个人物

 刘姥姥是个典型的农民

 像刘姥姥借钱

敢把皇帝拉下马(征引运用之一)

 张学良敢把老蒋拉下马

 我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

 这是古人王熙凤说的

 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要有王熙凤“舍得一身剐”的精神

东风压倒西风(征引运用之二) 

 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

 在路线上没有调和余地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已压西风倒

 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

 总结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杜勒斯对“东风压倒西风”表示惊恐

 东风要占优势

 这一句不宜在这个时候讲

 林黛玉有句话讲得好

不知大有大的难处(征引运用之三) 

 多次提起“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

 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

 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

 “大有大的难处”对我们特别有用

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征引运用之四) 

贾府运筹谋划者无人(征引运用之五)

没有不散的筵席(征引运用之六)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征引运用之七)

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征引运用之八)

贾宝玉的命根与国民党的军队(征引运用之九)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后记

丛书后记

 ——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

像读别的书喜欢与人交流一样，毛泽东读罢《红楼梦》也愿意与人谈论。尤其是熟读之后，他在讲话、谈话甚至闲话时，常举《红楼梦》的例子。遇到懂文学、懂历史的谈话对手，更是乐此不疲。这几乎成了毛泽东日常生活、交际方式乃至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看过的书，好多都能记住详细情节。比如《红楼梦》，里边那么多人物，一般人看过后，一些次要人物就忘记了，毛泽东却连那些不起眼的小丫环的名字都记得。有时给卫士们讲事情，常举《红楼梦》里的例子，还告诉这是在第几回里，照书去查，从来一丝不差。(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抗战初期，小说家丁玲来到延安。毛泽东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常与丁玲讨论。据丁玲回忆：“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他，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毛主席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 (丁玲：《毛泽东与延安文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4页：艾克思：《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1940年6月初在延安，毛泽东来到老朋友茅盾住的窑洞里交谈。据茅盾回忆说：“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王昆仑是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和《红楼梦》研究专家。早在40年代，他就出版过《红楼梦人物论》，以后又陆续写过一些有关的文章。1945年8月底，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时，很注意与各界著名人士的接触与交谈。那时，王昆仑与许宝驹、侯外庐等都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的成员。而中共内负责统战工作的王炳南本来也是“小民革”的成员。在征得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他便安排了一次毛泽东与“小民革”成员的交谈活动。在交谈中，王昆仑等集中提出了这次和谈能否成功的问题。王昆仑平时对《红楼梦》等小说颇感兴趣，便引用了《红楼梦》里的词语和故事，来比喻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会谈是不怀好意的，他很明确地说：“依我看，这次和谈是谈不成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共产党实权的。”不料毛泽东对《红楼梦》也相当精熟，同样以《红楼梦》里的词语和故事回答了王昆仑所谈的问题。最后他说：明知这次谈判困难很大，还是要谈，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所以，中共应该尽力地争取和平，争取团结，为人民利益必须这样做。《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成了毛泽东与王昆仑交流思想观点的媒介。(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662页)

1954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的陪同下，来到绍兴，游览东湖，感受水乡的特色。毛泽东在外面观赏风景后，便到室内的走廊上小憩。毛泽东与秘书们从科学种田和东湖的景观谈开去，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了对《红楼梦》的研究。

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六条人命呢！冯渊、贾瑞、鲍二家、尤三姐、司棋、晴雯……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着青年人……”

谈着谈着，毛泽东忽然转过头来，问谭启龙：“你看过《红楼梦》吗？”

谭启龙回答说：“在战争年代看过。”

毛泽东接着问：“看过几遍？”  谭启龙答道：“看过一遍。”

毛泽东笑着说：“只看过一遍？！看一遍不行，至少看五遍才有资格参加我们今天的议论。”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的谈话，使谭启龙感受很深，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经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部书里面有这么大的学问，我虽说也看过一遍，可对毛主席他们所谈的确实有些一知半解。这也激发了我要多读书，尤其要多读一些历史的东西，多探讨一些历史的问题。”(谭启龙：《回忆毛泽东亲临浙江的几个片断》、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绍兴的足迹》，《毛泽东在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69页；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37～238页)

1959年7月4日，在庐山，毛泽东对王任重、刘建勋和梅白说：“我今天有一点点空闲，请你们三位与我共进晚餐如何？”他们三人当然很高兴。席间，毛泽东兴致很高，除说了国际国内的一些事以外，还谈起诗和《红楼梦》。(许祖范等：《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芦荻回忆：1975年4月进中南海，替毛泽东读书。毛泽东7月22日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复明。8月13日晚，张玉凤也在侧。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谈起《红楼梦》，芦荻说只读了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毛泽东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来的部分。他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文学理论与批评》记者：《毛泽东评(水浒)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水浒评话》，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00页)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这是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流传开后，一时在官宦士子中所形成的风气。在毛泽东，则是“开谈常说《红楼梦》，细品深究成自然”。这是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与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交谈是一种复习，可以疏理读书心得，使感悟得到深化；交谈是一种交流，各抒己见，互相启示，人人获益匪浅；交谈是一种享受，品味《红楼梦》这样的千古名著，是一种美的精神大餐。毛泽东身体力行所带动的谈红之风，是一种高雅的、清新的、书香气的文明之风。

P26-28

《红楼梦》是“稗圣”曹雪芹留给世人的稀世文学珍品，是光彩夺目的世界级“文化国宝”，是永远值得国人骄傲的文化遗产。

因《红楼梦》而产生的红学，二十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中国学术中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三大显学”之一(另两门学问为甲骨学与敦煌学)。红学之所以成为“显学”，得力于三大红学流派的出现和推动。这三大红学流派，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现当代红学。三大红学流派以其不同的方式，都对红学的勃兴、繁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以毛泽东派红学贡献最大。

毛泽东具有自觉的文化遗产批判继承意识。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这个问题有过睿智的思考、前卫的观点和清晰的表达，他说：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作品时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绝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

创立红学流派，继承红学遗产，推动红学发展，是毛泽东成功继承优秀文学艺术遗产的典型范例，其在新文化建设中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

本书记载和分析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个案，亦即理解毛泽东红学思想的各个理论支撑点，这恰恰是毛泽东派红学的主导部分；本篇序文则是据此论述该学派的历史地位。

有作为才有地位，有贡献才有地位。毛泽东派红学对当代红学建设的多方面贡献是世所罕匹的，二十世纪红学史上应该有它显著的位置，应该重彩浓墨将其载入史册。正如杨光汉教授所说：“注意：毛泽东也是一位红学家，而且是红学大家。谁写红学史而无视他的存在，决称不上是‘科学的’。”(杨光汉：《红学与经学——论“红学”的定位之争》，《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第107～108页)

杨光汉教授提请“注意”，是因为还有不承认毛泽东派红学历史地位的种种令人不解的议论和现象。肯定这个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还要讨论清楚一些问题：

第一，毛泽东派红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成熟的学派？一般情况下，红学家、红学史家认为二十世纪给红学发展以巨大影响的红学流派主要有三大派别：一是索隐派，二是考证派，第三派的具体指向则有两个，有人指毛泽东派红学，有人指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批评派”。试图把毛泽东派红学纳入“小说批评派”的学者，在整体观照二十世纪红学流派的演变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近代红学“小说批评派”的开先河者王国维，其专著《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5年，尽管王氏的研究有开创的意义，尽管王氏的学术价值今天可以重新定位，但是，王氏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重新提起，中间七十余年不绝如缕，几无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让开创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派红学去衔接与自身出现和发展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王氏“小说批评派”，这样的归类不知依据什么道理？似乎难于解释。其实，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它的积极方面是对学界批评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术缺失后的一种补救，是在更广阔历史背景下为毛泽东派红学寻求红学内在理论支持；它的消极方面则客观上否定了毛泽东派红学的学派独立性，把毛泽东派红学的海洋硬性溶入“小说批评派”的池水。毛泽东派红学是有个性的、独立的、成熟的红学流派。它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上有自身的特质，它在发生发展上有自身的轨迹。它不是红学中的一两个学术观点，而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不是红学队伍中的一两个学人，而是一个庞大的、传承递进的学术集团；不是影响一两天，而是影响较长的历史时期。总之，毛泽东派红学是有自身特殊性的、具备学派各种基本要素的、别的学派不可取代和容纳的成熟学派。

第二，毛泽东派红学的出现是不是一场“红学革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发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该文依据孔恩在斛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典范”理论，论定近代红学研究史上的“索隐派”和“考证派”是“两个占主导地位而又相互竞争的‘典范’。”余英时称毛泽东派红学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简称“斗争论”。余氏对近代红学发展史的考察，其理论基础或基本理念可称之为“典范论”，他对近代红学史各个学派的评论多有精彩之处，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走上思想解放之路的大陆红学界震动很大，不无启蒙启示意义。但是，其中对毛泽东派红学的论断，似可商榷。他说：

“斗争论”对于《红楼梦》研究而言毕竟是外加的，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逼出来的结论。

我们必须承认，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斗争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斗争论”虽可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第二个“革命”取孔恩之义。)其所以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更确切地说，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引申。换言之，这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红学。既是借题发挥，则它的结论是否有效便不能单独取决于所借之题——即红学的内在标准，而必须取决于历史唯物论在清初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整个成绩。这一层自然越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

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自传说“典范”本身的局限性，考证派实已成强弩之末。大陆上“斗争论”之适于此时崛起，正如海外索隐派的复活一样，是红学发展将要进入新的突破阶段的一种明确表示。(《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研究文选》，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893、894页)

……

任何严肃认真的思想劳作，都会获得创立创新的愉悦；任何严肃认真的思想劳作，也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得来全不费功夫”是因为有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厚重铺垫。

在写作毛泽东读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过程中，我有意将《毛泽东读(红楼梦)》放在最后来写。这倒不是因为在“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最为晚出，而是因为在我的预感中写作这本书将是一次艰难的远征。

写作真如那句流行语：痛并快乐着。写作《毛泽东读(红楼梦)》，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写作兴奋、愉悦和快乐，这里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感悟，令人觉得如同兄弟俩到了“太阳山”、阿里巴巴打开了宝库的大门。不过，他们发现的是有价的金银财宝，我要去发现的却是无价的文化瑰宝。

当然，写作的快乐不会发生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攸闲之际，它产生于“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艰辛付出之后。写作《毛泽东读(红楼梦)》，我也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敬畏、困惑和艰巨，这里有知识的难点，有学术的高峰，艰难跋涉之状，殚精竭虑之累，可想而知。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峰巅，红学是二十世纪中国世界级的“显学”，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无与伦比的大政治家、大文化人，面对如此三座高峰，你不能不产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之慨，岂能滥充狂狷之士而不敬之畏之！研究《红楼梦》，有红学在；研究毛泽东，有毛学在；写作《毛泽东读(红楼梦)》，则要两学兼具。缺其一则不成学问，浅其二则不能动笔。所谓“敬畏”，并非要做思想的懦夫和侏儒，而是深知红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学问，是一门魅力无穷而又到处是沼泽陷阱的学问，是一门热点不少、热潮不断、热情不减的学问，任何人以浅薄、浮躁、敷衍、轻狂的态度对待它，都会很快出丑，都难免“更向荒唐演大荒”的结局。所以，你要看得远些，就要知道敬畏，重视前人的成果，站到巨人的肩上，唯一的选择是首先面壁十年，扎扎实实当好学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为此，我的写作准备长达十余年。图书馆查阅的资料不计，仅个人购买收藏的红学著作即达600余册，自剪自订专题报刊资料五册千余篇，自编自印的红学论文、资料集几十种。研究《红楼梦》，还要懂点满学和清前史，这方面的书也购求、阅读、翻查了百余种。为此，一家报社的文艺部主任派记者写我收藏红学专著的报道。其实，我本意不在收藏——那只能算副产品而已。

我读《红楼梦》起步不算晚，对红学感兴趣也不迟，只是与“研究”搭点边则是写作毛泽东解读“四大名著”之后。我几近痴狂地“恶补”红学，从需要到喜欢，从喜欢到痴迷，冥顽不化，不能自拔，“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凡评点派、题吟派、索隐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以及归不到什么派的红学著作，通通阅读、圈点、记笔记、归纳提纲，着实做了一些。也时常掩卷久思，在心里与红学家们“对话”，围绕探索的题目撞击思想的火花，时时地问难学者的成说，更时时推倒自己的陋见、浅见和初见。

我对胡适、俞平伯、周汝昌、李希凡、何其芳、冯其庸等开一代新风、对红学发展贡献显赫的红学大家，对吴恩裕、吴世昌、刘大杰、王昆仑、邓绍基、刘世德、蒋和森、张毕来、胡文彬、蔡义江、吕启祥、张庆善、孙玉明等著作等身的红学专家，对许许多多前卫新锐的研红学人，折服敬服之心，难于言表；问学向学之意，萦回脑际；对他们那费尽心血的笔墨，总恨读得太少，懂得太浅。毛泽东的红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对现当代红学家的学术成果有继承、有批判、有发展，更大的是有影响，只有了解红学发展的全部历史(至少是了解二十世纪的红学史)，只有掌握这些与毛泽东有着各种各样联系的红学家的相关著作，只有把毛泽东的红学思想放在整个红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才能准确无误接近真理的理解、阐扬、评价毛泽东的红学思想。

我对报刊上的红学报道、动态、争论、专论、书评，有文必读，那意思也在于钻故纸堆而不忘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时代思潮的脉动，始终保持思想的活力和清新。令我更关心的是各种媒体涉及毛泽东红学观点的评论和争辩，这使我直接了解了人们如何看待毛泽东派红学的态度，意见相同者不盲目引为同调而沾沾自喜于人多势众，意见相左者不轻率排斥为异己而愤愤责难其荒诞不经，细心揣摩人家立论的可取之处，可贵之点，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观点，自问“是否有不周延、不妥帖、不实际的地方”，不断取长补短，完善观点，丰富思想。切记不能观点守旧，思想僵化；切记不可硬性拔高，故意贬低；切记不要感情用事，主观臆说。它们都是学人之大忌，撰著之痼疾，不可不严加提防。

但是，我深知在不知不觉中“撞”上了一个重大的红学学术课题。“毛泽东读《红楼梦》”这个选题本身的规定性，决定了它的写作难度：它不仅关系到毛泽东“一家”的红学之言，而且关系到毛泽东“一派”的红学之论，它直接影响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历史时期的红学趋势和走向，影响了一代乃至更多研红学人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命运。毛泽东身后，关于这“一家”具体学术观点的争论，关于这“一派”整体学术地位的评价，聚讼纷纭，此起彼伏，时急时缓，从无歇时，经常两种对立观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令人目不暇接，也令人无所遵循。

在我积累资料动笔写作的日日夜夜里，经常可以听到看到种种新论，时时左右我的思路，影响我的判断。这样的境况下把“毛泽东与《红楼梦》”作为研究的专题；在这样的语境下撰写《毛泽东读(红楼梦)》专著，欲求思想观点创新，思维空间太窄小；希冀议论纵横捭阖，思想维度太局促。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为难。嚼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说别人说过的话没有意思，你必须另起炉灶，另辟蹊径，寻求思想的创新之路。

毛泽东身后三十多年来，“毛泽东读《红楼梦》”一直是热门话题。冷僻议题易于创新思想，热门话题易于激活思想。热议“毛泽东派红学”虽然压缩了专题研究和写作者的活动空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同时也给予专题研究和写作者以极大帮助。这也许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有所失必有所得”的辩证法使然吧。群体思维活动具有水涨船高的特点，广泛接触研究“毛泽东派红学”的论文论著，闻听各家各派的议论话头，使我摆脱了在低层次开掘和在初级阶段徘徊的不利，站立点相对较高，起跑线相对靠前，虽然离集大成的撰著梦想还路途遥遥，但总在不间断地告别幼稚。以我的学识学养，研究这样一个难题，撰写这样一本大书，实难胜任。为此，当这本书付梓的时候，我首先感谢先哲时贤学术成果对我的滋养教育。

毛泽东解读“四大名著”这四部书，尤以“毛泽东读《红楼梦》”这个题目资料最多，内容最丰。读者或许会问，按照这部书的主旨，它应该评论到1954年毛泽东发动和组织的“批俞评红”运动，评论到1973年与毛泽东很有关联的“文革评红热”，为什么本书没有涉及这些历史事件呢？是的，毛泽东的红学史部分，本书原计划都在其内，写作中感到把这部分单划出来独立成帙更好些，这样本书分量也够，又不致冗长。毛泽东与红学史部分写成专著，有利于问题的详尽展开和充分探讨。这是本书掷笔时，需要向读者讲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