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里藏针，纵横捭阖，研究中国文化，跨越文明两界，江湖文化，游民文化，隐士文化，见人所未见，及人所难及。

本书收录作者2006年以后的各种类型的随笔，书中解读皇帝各种作为，探讨古代中国的隐性社会，议论李零先生的著作《丧家狗》，还收录了一些讲稿、杂记等。

与日本天皇制的“万世一系”不同，中国古代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时也想千世万世地传承下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梦。中国古代正常王朝的周期大多是250年左右，各种正常王朝和不正常王朝的皇帝总计四百余个，有人统计为408个。“408个皇帝轮流做”专题都是解读皇帝各种作为的。

“再说另一中国”议论了古代中国主流社会以外的非主流社会；之后又议论了李零先生的著作《丧家狗》；探讨了曾在慈禧、光绪身边做起居注官17年的恽毓鼎的日记；还收录了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部分讲稿等。

408个皇帝轮流做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皇帝的故事及解读

 底层社会的皇帝梦

 说《大诰》——朱元璋的独特的法律文件

再说“另一个中国”

 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

 当前的“游民”问题

《丧家狗》的余波

 探源溯流说《论语》

 当今的“读经热”与《论语》

 说《论语》的注本

 孔子的“称圣”彰显了教育在传统中的地位

 我们亲近孔子，但不须顶礼膜拜

故纸探趣

慈禧、光绪身边的史官恽毓鼎的日记

 鼎的文化演进

 先秦笑话中的地域歧视

饮食男女

 中华饮食文化精神

 穷人的饭

 茶的风格

 为什么中国没有茶道？

 立春琐谈

 端午节祭与祭祀泛滥

津津有味谭

 “名”医陈存仁

 陈存仁与《津津有昧谭》

 “画人”邱秉恒

 老北京胡同的最后留影

再说“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少年旧事忆城南

 世纪年代的春节

 我的“北京的符号”

 从宝玉、黛玉的“姑舅婚”说起

更能消几番风雨

 平反路上

 说运动

 更能消几番风雨

 ——反右斗争中的群众“参与”

 病榻闲笔

读书阅人

 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

 笔力千钧，神流方寸——读宁伯龙先生《垂露悬珠集》

 回首文坛往事的思考——评《往事何堪哀》

 “原生态”的思想家——评《李宗吾新传》

 《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后记

 《水浒与江湖》后记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一、八骏日行八万里

题目的两句诗出于唐代李商隐的《隋宫》。这首诗是讽刺隋炀帝到江都(今扬州)巡狩，靡费资财，奢侈无度，全国的宫锦都供给南巡了。其实在儒家所阐述的古代礼制看来，巡狩四方本来是天子的职责。《孟子·梁惠王》中，孟子引用春秋时晏婴答齐景公的话说，“天子适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天子日‘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君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当然这是儒家理想的天子“巡狩”。天子每年春秋两季到全国各地体察民情，祭拜东西南北中“五岳”，在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朝廷出资给予帮助——青黄不接时要接济其种子粮食，秋收不足时要帮他们安排一家老小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当然希望天子经常“下来看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理想不等于现实，巡狩的产生应该是源于大一统观念。至晚在周初，这种大一统观念就很强了。周灭殷商，周天子成为天下的共主，诸侯都是天子分封出去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已经建立起来了。周天子当然要定期(有的说五年，有的说十二年)到各处去视察一下自己的家当，看看诸侯、大夫等人管理得怎么样。这也在昭示，周天子才是当地人民的真正主人。这样，地方上已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就不高兴了，编造了一些天子巡狩往往遭遇不幸的传说，例如春秋时期产生的尧舜禹的传说，就有舜南巡不归、死于苍梧之说，大禹南巡死于会稽之说。西周时周昭王南巡楚国，将渡汉水，当地船工献给他的是胶水黏合的船只，中流船沉，周昭王死于汉水。直到春秋时期，齐桓公南征楚国时还向楚王问起此事。楚王使者回答说，“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周穆王西巡，一直跑到西王母住的瑶池，这里面有历史也有传说。历史上真正巡狩过的皇帝，有秦始皇、隋炀帝。秦始皇是四处巡狩，死于道路，适逢七月，尸体腐败，当局秘不发丧，只好弄了几车鲍鱼，用其臭味以掩始皇帝尸体之臭。隋炀帝则是留恋江都的繁华，乐不思蜀，最后“大好头颅”被其臣下砍掉。当然，始皇帝、隋炀帝各自有取死之道，不仅仅是因为巡狩。

二、杏花春雨江南

巡狩名头虽大，但结局多有霉头，后来的臣子很少有鼓励甚至主动建议皇帝巡狩的。历代皇帝还有封禅、祭岳等名头也要出京。到了明代把祭天、祭山川等都搬到京城，皇帝巡狩的机会便很少了。清代情况变了，首先是康熙皇帝二十三年(1684)十月的南巡，其目的大约有二，一是收拾“三藩之乱”这副烂摊子，二是拉拢江浙文人士大夫。这次出巡比较俭约，对老百姓骚扰不大，有的县里，康熙已经入境，县官尚在坐堂问事。康熙南巡六次，排场越来越大，也有扰民乱政之处。但总的说来，康熙的南巡可以视作正面的政治行为。

乾隆南巡的主要目的恐怕是追求享乐，当时问题主要在西部，但他为什么不西巡呢？他热衷去的江浙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说白点，乾隆南巡的目的就是为了“玩”。乾隆与隋炀帝一样都是以诗文为“玩”的帝王。隋炀帝爱写诗，曾对_些诗人说，就论诗才也该我做皇帝，多么自信。而乾隆一生竞写了十万首诗，相当于两部《全唐诗》，平均一天写两三首。而诗在乾隆眼里是与江南春色联系在一起的。元代四大诗人之一的虞集写下“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的名句，使得风光旖旎的江南春色更富于魅力。特别是那些钟情于诗词歌赋的人们，当他们拿起笔来歌咏春天、吟花咏柳之时，极自然地就会想到江南的春天。如果只是普通士子，也只能是临风怀想，做一场春梦罢了；如果是个皇帝、特别是个国家强盛时期的皇帝，他就可以带着一大帮人命驾而往，一览江南春色。此时，乾隆正当盛年，行将四十，正有无穷的精力。他示意两江总督黄廷桂恳请皇帝南巡。黄廷桂于乾隆十四年(1749)秋，首次上疏请皇帝南巡。江苏巡抚和两淮盐政以下继之，又命令各知府，拉上当地乡绅耆老共同呈词，详表奏请，以表明大家同心望幸之意。当时在籍的乡绅也都列名，但真正亲自到府衙门具呈者，只有四个人。

不过乾隆皇帝还是很高兴的，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筹备，并派亲王一人总管其事。派向导官员会同地方官详尽勘查沿途道路、名胜古迹，修建行宫，修桥铺路。沿途往返五千余里，共修建了四十多处行宫，没有行宫的地方，搭黄布城和蒙古包住宿。在御舟住宿时，水上搭黄布水城，气派非凡。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乾隆皇帝便陪同刚刚六十岁的皇太后出京了。这是他第一次南巡，走的是旱路，出广宁门(今广安门)，经卢沟桥(乾隆有诗《卢沟桥》)，在良乡打尖。良乡也有行宫，乾隆在《良乡行宫侍皇太后宴兼陈火戏》有句“梅信催人未可迟，祈辛礼罢翠华移”。梅花快要开了，进入二月，梅花盛开，不可迟疑。乾隆在诗句中注明“江南梅花，春半即盛，故早起程”。这种心态，完全像一个诗人。陆放翁热爱梅花，向往梅花，有“探梅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字半斜”，“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的浪漫诗句，这只是他一个人的事；而乾隆则是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去江南看梅花的，道途上有多少人为此忙碌，多少人要奉献出他们的血汗，皇帝是不管的。乾隆在直隶途中写的《江南意》中有句云： “吴越山川罨画中，传闻争羡亦如此。吟诗好景说江南，前此何曾一税骖。”江南那样的美景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为此他很遗憾。换句话说，乾隆认为自己早就应该到江南一游的，不应该拖到这个时候。这些诗句中，乾隆把下江南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当然乾隆也没有忘记自己是皇帝，这样就会有些门面话，什么大清三朝，久有恩泽于江南的百姓，所以他们盼我南巡真是望眼欲穿，另外年迈的母后也希望与儿子一起巡游，这些化成所谓诗句：“南人望幸心云慰，西母承欢久愿申。四海一家何德我，三朝厚泽久孚民。”

三、南巡“盛典”之玷

在许多人看来，皇帝是万善之源，皇帝来了，许多美事必然随之而至。乾隆自己也很重视南巡，晚年他还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西师(平定准噶尔)，一是南巡”。皇帝重视，则捧场者众，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指不胜屈。什么皇帝南巡体恤老臣，优礼先贤，培植士类，右文阅武等等。具体故事也很多，可能也是真的。例如康熙令御厨教江苏巡抚宋荦的厨子制作豆腐，以饱老臣宋荦的口福。乾隆南巡诏老诗人沈德潜到西湖游玩，遇到宫眷可以不必躲避。湖南一百四十岁老人汤云程接驾，乾隆赐给其匾额，书云“花甲重周”“古稀再庆”等。这些用今天的词儿来说，多么人性化。至于赏赐与简拔江南才人的故事更是屡见记载，但这些只是令人感觉到，做惯了奴才的人们看到主人笑脸后真有发自内心的喜悦，而且津津乐道。然而人心毕竟没有完全死掉，还是有星星点点的记载打穿了后壁，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幕后的景象。

高宗循卫河南巡，舟行倚窗，见道旁农夫耕种，未向所未见，辄顾而乐之。至山左某邑，欲悉民间疾苦，因召一农夫至御舟，问岁获之丰歉，农业之大略，地方长官之贤否？农夫奏对，颇惬圣意。寻又令遍视随扈诸臣，兼询姓氏。群臣以农夫奉旨询问于上前，不敢不以名对。中多有恐农夫采舆论上闻致触圣怒者，皆股栗失常。农夫阅竟，奏曰：“满朝皆忠臣。”上问：“何以知之？”农夫奏曰：“吾见演剧时，净角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桧，皆面涂白粉如雪，今诸大臣无作此状者，故知其皆忠臣也。”上大噱。

这是不是一场滑稽戏？不过前半场是经过排演的，不会出错，那位“农夫”不知经过多少次演习，自然是“颇惬圣意”(合于乾隆心意)；而后半场是导演们预先没想到的，他们自然要“股栗失常”(双腿颤抖失常)。“农夫”却会装痴卖傻，轻松地应对过去，像刘姥姥逗贾母一样把皇帝逗得大笑开怀。是谁戏谑了谁呢？导演和演员都很成功，在观众看来，唯一不足的是精明的乾隆，直至落幕他还不知道这是精心策划的一出戏。翻开《御制诗集》，还真有不少写于山东境内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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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也许正像佛教所阐释的人生难以摆脱苦谛，为了追求内心的平和安乐，隐居也是人类社会中某些人的一个选择，因此许多国家都有隐士的故事。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当时用的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课本)里就有一篇关于欧洲隐士的故事。这是一篇批评隐士的文章，文章认为脱离社会的隐居是不可能的，文明社会所有人的一切都打着社会的烙印，要生存、要生活就要仰仗他人、仰仗社会。当然这是对的，可是我觉得这有些无的放矢，因为隐士——起码中国的隐士追求的不是百分之百地摆脱他人与社会，他只是想摆脱社会上的一些自己不能适应的纷争，选择自己能够适应的生活方式。例如传说中最早的隐士许由，他是唐尧时的能人，很有才德，尧曾多次向他请教国事。尧年老了之后，想把君位传给这位熟谙国事的智者。正在放牛的许由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决拒绝，而且赶紧跑到颍水河边洗耳，免得被这些世俗的话所污染。可见隐者许由虽然懂得一些治国的道理，但他不喜欢治国实践中的种种纷争，所以他逃避从政，但并未全部脱离社会，这是中国隐士文化的起点。

传说中的著名隐士们(被人们称之为“高隐”)几乎都有拒绝高位引诱的经历，“高位”有时是高官，有时甚至是君位。隐士们为人清高，视世间的名利如粪土，非要到世外漱石枕流不可。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式，正像现今要表彰一位有成就的“海归”，必须要说他如何拒绝了海外高薪、如何爱国一样。

我觉得这不真实，其实，真正的隐士的大多数还是适应不了外部环境，从而选择了自我疏离的人生态度。这些人是平和的，与世无争的，为了生存他们也要默默无闻地工作，以获取生活资料。正像鲁迅所说的，要“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后世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那样作秀。这些真隐士大多没有名字流传下来，如《论语·微子》中提到的“避世之士”长沮、桀溺闷头种地，声名不彰，只是偶然遇到子路，有了那段问答，才被载入《论语》，为后人所知。而且这两人也仅仅是留下了名字，其“贵姓”(虽然先秦男子不称“姓”，但并非无“姓”)？其“氏”如何(先秦贵族男子必有“氏”)？都不知道。其他如讽刺过孔子的“楚狂接舆”“荷礤丈人”等，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如果不是与圣人孔子有了接触，谁知道那时的民间有此等高蹈之士。可笑的是，《韩诗外传》为了抬高隐者还创作了一个故事：

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齑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乃夫负釜甑，妻戴织器，变易姓字，莫知所之。

仿佛只有统治者加以青眼的人，才有价值，这又是用做官来高扬“接舆”的老套，可是这位高隐只是从孔子的车旁一过，便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好以“接舆”(从车旁一过)称呼他，而到了韩婴手里“接舆”成了他的正式的名字，为了逃避做官还要“变易姓字”，真是可笑。这是战国以来士人的惯技，仿佛隐居世外的士人，个个才大如海，只要出仕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惜的是隐士们都弃名利如敝屣，高卧不出，弄得大家只能仰望长叹：“先生不出，如天下何？”然而这只是个美丽的谎言。隐士大多是弱者，他们自知适应性较差，没有铁打铜熬的神经，因之对刺激性强的争斗采取躲避的态度，不是不为，是不能也。应该说孔子比较理解他们，认为若“天下有道”(社会比较安定和谐)的话，他们也会与其他士人一样过正常生活的。

二

隐士毕竟还是“士”，有一定的文化，如果没有文化、或文化过低(所谓“低”，随着时代不同也有差异)，那就是一般老百姓了。有文化就难免有文字著作流传于世，另外，由于隐士生活及其思想意识的独特性，生活的简约和为人的低调也是扰攘红尘热浪的一副清凉剂，因此很为社会所关注，成为文学艺术描写的对象，这些就构成了隐士文化。隐士文化中特有的生活与审美理念，对于士人和社会、文学与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和文人画中所反映的大多是隐士的眼光与情怀。恕我孤陋寡闻，在我狭仄的知识范围内，似乎除了儒家文化圈，还没有听说过其他文化圈中也有隐士文化，并对自己文化的发展有深刻影响。隐士文化展现了士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使人感到，在人的短暂一生中有许多生活方式是可以选择的。

传说中的上古的隐士许由、巢父、务光之类，大约是不可靠的，那时“士人”这一阶层还没有分化出来，没有士，哪里来的隐士呢？《易经》中专为隐者设了一卦，即“遁卦”，以隐者的吉凶为喻，占卜吉凶。《易经·蛊》的爻辞中又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来颂扬隐士。如果承认《易经》产生于周初，那么隐士在商周之际已经是一个被人们关注的群体了。从商末周初到20世纪中叶(此时隐士阶层彻底被消灭)整整三千年。

三千年，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如按人头说何止万千。其中最杰出者有二人，一是庄周，一是陶渊明。有人问老子为什么不算？他不是骑着青牛出函谷关，向流沙走去，不知所终了吗？然而，这带有传说性质，老子这个人是谁连司马迁都确定不了，何况我们两千多年以后的人。另外，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中为有权者想得太多，有的地方甚至还流露杀机，不像是世外人之语，俨然一个强势人物，至少他想做强者，以弱克强，这与庄子甘居弱者不同。

庄周虽然被认为是老子的继承者(其实老子内在精神的继承者应该是韩非)，又做过漆园吏的小官，但他对人生采取的是守势的，不是个进攻型的人物。庄周从心底认为自己是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他受不了“与物相刃相靡”的折磨，更怕成为“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草与料豆)”被牵入太庙作牺牲的老牛，因此他是看破了荣华富贵背后的风险(所谓回报越高，风险越大)、安于贫困、彻底出世。他看透了人间纷争真相，从激烈转向平淡。《庄子》的“内七篇”说了许多打穿后壁之言，为后代做真隐士者提供了心理支撑。

陶渊明白云“少无适俗韵”，个性很强，连给长官打躬作揖都会引起内心的战争，可是他经济负担可能比庄周大(儿子就有五个)，不得不为贫出仕。最终还是“觉今是而昨非”，赋《归去来辞》而归隐。此后虽然不能说再没有“贫富长交战”了，但他终于融合于大自然的雍容和煦之中，感到这才是自己的归宿。陶的突出之处在于真诚，他为贫出仕，不以做官为可耻；他不能适应而归隐，也不以隐居为清高，他没有矫激，没有假面，安时处顺，享受人生。他虽然不适应俗世，但也不自外于人世。总之，陶渊明的真诚成为后世有操守的文人士大夫处理仕隐矛盾的样板。陶渊明被认识是逐渐的，直到宋代他才成为文人士大夫为人处世必不可少的一面。不仅隐者追求“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式的达观；就是奔走于官场的人们也把陶氏的“归去来”当作人生休憩的一站。

庄、陶二人相隔六七百年，完成了核心隐士文化的创造，成为中国士大夫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数亿人口，每个人都有一个定位，人人生活在“世内”，再没有世外之人了。不仅城市不可能，农村也断绝了所谓“隐逸”的生存环境。

1949年初，民主人士柳亚子应共产党之邀北上，他与毛泽东交谊很深，又极度自信，以为毛主席将把国事托付与他，可是当他到北京后一看，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牢骚满腹，写诗给毛说，“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就在柳的老家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柳家世居于此，他想回乡隐居了，作一个像东汉严子陵(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交好)一样的世外高人。柳亚子先生不懂得这次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他想做个太平社会的逸民是完全不可能了。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一些点缀升平隐士(明初，朱洪武时例外)。

我们试想，如果柳亚子先生回到老家，土改时会不会带上地主帽子？如果侥幸躲过此难，以后的各种运动中他将何以白处？退一万步说一切运动都没有事。柳先生要不要加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参加不参加各种运动？参加不参加20世纪50年代中叶的农村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本来士人归隐的目的是追求朝市争斗之外安谧宁静的生活，希望得到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放松。可是此时农村比城市的生活节奏还紧张，对个人生活干扰的力度比城市还要大！当然，柳亚子并没有回到吴江。毛主席的回赠诗中有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于是，1949年3月29日，柳亚子由六国饭店搬进颐和园益寿堂，优哉游哉地观鱼于昆明湖畔。当然受到如此优待的柳先生还不开心，因为这与他的初衷不合。然而，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柳老先生大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的可以不问世事并特许住在皇家园林的“隐士”了。

隐士这个阶层至此完全消失，隐士文化当然就此断绝。其实人性是多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文化也应该是多层次的。改革开放以来，现在社会、文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给人性带来更多的解放。我想过去的小农社会里产生过隐士，当社会行政化之后，隐士被消灭了；现在行政正在日益退出社会，还原社会自生性、自发性，社会又像个社会了，这样即使有了新隐士我们也不奇怪了。许多退了休的老人邀游山水，探访名胜，唱歌跳舞，结伴联欢，习书作画，怡情悦性，不再把身外事看得过重，所谓“高位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种态度是不是深得陶渊明生活的三昧？

我这本小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是退休之后写的，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与邀游山水、探访名胜一样是令人高兴的事。名为《采菊东篱下》，因为我向来仰慕陶渊明的心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我觉得老人读此诗是会心有戚戚的，虽然我不饮酒，但脱离了名缰利锁，超然的心态自会悠然而至，不用刻意追求。当然，这种心态是有养老金为基础的。

传统的隐士文化出自小农社会，工商社会里会不会还有隐士的存在？这很难说。过去大家都是穷人，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干一天活，吃一天的饭；现在有了社会分层，一生吃着不尽的人有的是，这为某些人士隐居，提供经济基础。听说南方有些成功人士打造了退居园林，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消失了近百年的文人士大夫了，不管你说他东施效颦也好，说他作秀也好，说他“土”、没文化也好，但确实是个新鲜事。几十年了，没有见过。再过几十年，暴发户的二三代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真诚归隐者出现？这有待于二三十年后再做观察分析了。隐士不是什么祥瑞，只是一种特殊心态、又有物质基础的人们生活的选择。

总之，只要生活在不过度束缚人性的社会，符合人性某个侧面的事物都会出现。俗话说“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人性各如其面。工商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竞争更为激烈、节奏更为紧张，人性更易于被格式化，这更会使一些性情痴重者难以承受。这些人如果吃穿不愁，没准就会选择避世的生活。听说，日本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的现代隐士急剧增长，且年龄越来越小。这类人不愿见其他人，拒绝沟通、行为低调、沉迷网络，对外界漠不关心，隐于常态社交空间之外，习惯爱理不理的孤僻形象。据统计这样的人有三百万之多，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况。目前，人们把这些当作社会病态看待，实际上，这些人也是不能适应现实生活节律，而是对社会、人群采取了疏离态度。看来，工商社会更容易出隐士，只是暂时还没出现隐士文化。中国传统的隐士文化或许能给他们一些启发哩。

这个集子所收大多是2006年以后随手写的各种类型的文字。当陕西人民出版丰十的李向晨先生、徐建先生向我约稿时，我把这些一大长串文字通过“伊妹儿”传给他们。两位费了许多时日，汰其重，去其冗，分为八类，编成此眉目清晰的集子，使我大喜过望，要在这里对他们的认真精神与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最初设想此辑2008年深秋即可问世，丁是想到了陶渊明名句，不料出版可能会到“梅似雪，柳如丝”的季节了。不过“春秋多佳日”，人的心态才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