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狱》真实地描绘了“瑶沟人”的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写出了他们的诸种矛盾、苦闷和痛苦与挣扎，并对此寄予了深切的哲学思考和忧患情绪。

本书是一部成长心理学。在“连科”那稚嫩的身影背后，则是“瑶沟人”——一代中国人不断破灭又永难绝灭的可悲可笑可叹可敬可泣的梦。

以一场失败了的有政治预谋的婚事为开篇，尔后从一场无情的洪水残酷地卷走了一个十二岁农村少年透明的梦幻开始，逐次记录下了主人公在瑶沟的土地上为读书、为爱情、为求职而苦苦挣扎艰辛倍尝的沉重历程……

自序一 魂灵淌血的声响

自序二 真挚的光芒

第一章 混浊的我与乡间的他们

第二章 洪水卷走的透明十二岁

第三章 瑶沟村的一轮日头

第四章 村落的人梦

第五章 往返在土塬

第六章 一曲民间的婚姻弹唱

第七章 尾声

　　你听我先向你述说这样一个故事，皆为野村俗事。──说从前，山上有座庙，庙中居住着三个老和尚。忽一日，三个和尚立门口，头顶寺瓦，脚踩青石阶，详详细细朝山下张望，猛见从山旁摇出一样东西。大和尚说是条狗，二和尚说是头牛，三和尚说是匹骆驼，结果，东西近了，是个人。三个和尚朝着那人看，大和尚见那人披了绿头巾，二和尚见那人披了红头巾，三和尚见那人披了黑头巾。至尾，那人又近，却见啥头巾也没披，只枯着一头白发。于是，三个和尚相视一笑，又极细密地盯死来人，大和尚吃惊道：呀，来者是我表姨。二和尚一眨眼，忿忿：不是你表姨，是我姑！三和尚一阵不语，待来人更近，车转身子怒喝：谁也不是，是我亲娘！！三个和尚急起来，打得极凶，砰啪声中，又都看清，来人不是表姨，不是姑，也不是亲娘，是一个男人……最后，男人也不是，竟是只老鼠──这故事，你信吗？　　信不信由你。　　漾荡馍味的秋天，太阳如饼如球，四野阵阵飘香，世界都是暖气，都是甜味，腻得人倒胃。近处播种小麦的庄稼人，拉绳开始扭弯，开始收耧回家；远处耙耧山坡上，放羊的懒汉，鞭杆戳在天下，仰躺坡面，微闭斜眼，呼吸着馍味秋气，把太阳拦在胸脯上，死睡。白羊在他周围点点弹动，“咩——”叫声扯天牵地。村里炊烟缕缕收尽。猪、狗、鸡、猫，开始往村头饭场晃动。　　时已入午。　　村委会开会，领导干部齐到。村支书传达了乡书记的讲话精神。村长谈了调整土地承包意见。副支书说了计划生育十条困难。经联主任摆了面粉加工厂、铁钉厂、手纸厂的生产形势。晌午了，也终于会近尾声。都等着村长或支书道出两个字：散会。然后，均拍屁股，扬长而去。可偏这时，村长瞧见一样景物：窗台上流着阳光，阳光中埋着秋叶，椿树的，小鞋样儿一般，叠着一层。有一叶儿，宽宽大大，被虫蛀了几洞，尖儿翘在天上，挑着一对金苍蝇。金苍蝇一个背着一个，还闪闪发着光亮。　　故事就是从这开始的。　　村长看见这景物，旋儿闪回头。“妈的，看见这蝇子我才想起来，乡里调来一个副乡长，大孩娃今年二十四，想在咱村讨媳妇，大家给数数谁家姑女配得上，张罗成村里就又多一门好亲戚。”　　村长前天参加了县里三级干部会，事情是散会前受托的。话一出口，人们不在意，谁说在瑶沟村找个姑女嫁出去，免得他们老说瑶沟没仗势，万事都吃亏。然人都不吭声，沉在静默中。过一阵，治保主任说，村长，你们会上伙食咋样？村长说天天鱼肉，还有电影看，不买票，尽坐中间好位置。治保主任说，我们在家管秋督种，忙得屁都放不出，几天间肚子瘪得贴皮。说着，朝窗外一眼深长 望。此时，太阳紫黄。鸟在吃虫子，脖子牵着蓝天，虫在脖子中间胀出疙瘩。村长年逾四十，在基层风雨二十余载，乡村文化很道行，一耳朵就听明白了治保主任的话中隐含，心说操你娘，嘴却道，会计，买些东西来，让大家养补养补。会计去了。买了。回来了。花生、糖果、香烟、五香豆，还有新近冲进乡间的四川榨菜，五毛钱一包，鬼都爱吃。这些物品，文明地堆一桌，七七又八八，颜色十足，景势如同惯常年例的拥军优属茶话会，把窗外的咽虫鸟吓飞了。太阳也退去老远，光亮弱浅起来，连窗台上做着事情的金苍蝇，也慌张飞去。　　剩下的就是热闹。　　热闹在桌上走来走去。吃糖、吸烟、剥花生、嚼豆子，声音很震。这是吃饭时候，响声灌满肚。一边忙在嘴上，一边忙着思想。不一刻，治保主任想到了三个姑女，一个是他伯家的，一个是他叔家的，一个是他小姨子，说年龄都相当，皮面都不错，觉悟都不低，没有谁会收彩礼。管民事的村里调解员，是个有模有样的人，他咽了一把花生，吃了三颗糖，又抓一手五香豆，说村长，我侄女今年高考只差两分，下学了，该寻婆家了。妇女主任说，把那个红糖递给我，甜死人，不行就把我妹子嫁出去，二十二，一个人开个小卖部，领执照、进货都是单人手，连和镇上收税员打交道都不曾用过我，家里家外一手独，嫁出去我娘还真的不割舍……这样，豆一点儿工夫，姑女就堆了一桌，任村长挑拣。村长在桌上选了一个胖花生，脱掉衣裳，扔进嘴里，说乡干部到底是乡干部，我孩娃找媳妇也没有过挤掉大门挤屋门。话虽如此，脸上毕竟有了很厚满意，笑像花生壳样哗哗啦啦落地上，铺满会议室。　　热闹开始寂寞。　　期间，支书始终缄默着，云雾抽烟，一脸远虑。支书抽烟很清白，全抽自己兜里的，尽管兜里的不如桌上好，还短缺一段嘴。看人话尽了，热闹枯了，他抠出烟来，扔给村长一支，自个燃一支，道说尿一泡，就徐徐步出屋。　　我想向你说一下村委院。村委院筑于民国初，原为娘娘庙，风雨飘摇七十年，烧过香，下过神，住过游击队，作过学堂，人民公社化时充作大队部，大队改为村，又转为村委院。再说支书这个人，成立大队支部是支书，大队改村时，说是实行村长负责制，党政要分家，支书就当村长了——这件事在以后我还要单独说——后来党政在乡村不分了，支书便把村长位置让给了副支书。支书初为支书时，支书在院中栽下一棵树，椿树，一春一春，椿树就大了，支书就老了。眼下，椿树一抱之粗。眼下，支书枯着一头白发，立在椿树下。他要和人独处总是出来立在椿树下。椿树上长满了支书单独和人说的话。　　村长吸着支书的烟出来了。村长吸支书烟的时候，支书就有事要和他说。　　“这事你咋不跟我通股气？”　　“啥事？”　　“副乡长要在村里讨媳妇。”　　“翻倒翻倒，你家我家都没闲姑女。”　　“可副乡长立马就要当乡长……”　　支书说这话时，眼含怨气。村长听了这话，脸荡悔波，皮面一股劲儿秋叶，青青黄黄，黄黄青青，像火烟熏了一日。他知道支书这话不是群众水平，话中写着一本文章。村长和支书配搭二十年，从支书脸上学了很高文化，自然一目十行，就把那文章念得流畅，揣摸清亮。有一日，副乡长当了乡长，婚事就不单为婚事，媳妇就不仅为媳妇。事情远上青天一层楼，将玉为石非小可了。村长倚在树上，瞟支书一眼，脸上也更加秋叶，枯萎得仿佛即刻就要落下。　　“真要当乡长？”　　“乡长要调到商业局，他是来顶班的。”　　到这儿，村长把烟落在地上，猛然回屋去，洋洋洒洒道：　　“日光爬上了椿树腰，支书还蹲在厕所没出来。都饥了吧？散会吧！我们村的姑女又不是嫁不出门，不一定硬嫁副乡长家娃。不就他妈一个副乡长……嫁过去不一定就荣华富贵啦。散会吧，等副乡长上任看上谁家姑女再商量。”　　就散会了。　　治保主任、村委委员、妇女主任扫了桌上的烟、糖、花生。民事调解员慢了一步，把桌上的烟盒拿走了。烟盒上有花、有草、有山水，糊墙是上好纸，还可当菜籽盒，自然也属好东西。大家吃着吸着走出会议室，果然见支书在厕所门口系腰带。支书问说散会了？答说散会了。支书问说副乡长家儿媳订了谁？答说村长是闲扯谈。　　支书说：“有姑女还愁嫁。”　　委员说：“走吧，一路走。”　　支书说：“先走吧，我烟还放在会议室。”　　就都走出了村委院，入了胡同里。村委院门口有条狗，朝院里斜一眼，偏起右腿，蹬着天空，一泡长尿浇在了大门上，懒懒散散走去了。支书乜斜狗一眼，懒懒散散入了会议室。　　村长、副支书、经联主任还没走，坐在屋里正等村支书。桌上东西干净了，日光又扑来盖在桌子上，盖着他们的脸。支书走进来，副支书让出一屁股红靠椅，说没事都回家吃饭吧，晌午错了时。支书没言声，把自己搁在椅子上，缓缓的，如放一袋米，两眼有光无光、有意无意扫了一下会议室。即刻，屋里空气就变了颜色串了味，静得可听见日光照耀的吱吱声。似乎，支书这一扫，把村后耙耧山扫到了会议室，压到了村长、副支书和经联主任的顶脑上，压得他们气都断入了肚子里。　　我知道，你不相信支书的目光能有这劲道。　　不怪你，因为其中缘由你还不清亮。对你说，乡间俗事外人不明白，不理解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各有其皇道，各有其民路。如婚嫁：支书家大姑女是村长的大儿媳，支书家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接续起来，村委委员、治保主任、妇女主任、民事纠纷调解员、村委会计、生产组长、税代员、信贷员、村中电工、水利组长、面粉加工厂厂长、铁钉厂经理、手纸厂领导、老中医、新西医、民办教师……红红绿绿，上上下下，都扎扎实实是亲戚。没办法，都是亲戚。都是亲戚！乡间就是这物景、这面貌。邻与邻、户与户、街与街、村前与村后、村左与村右、上村与下村、小村与大村，究竟起来，上三代，下五代，没有不是亲戚的户，没有不是亲戚的人。

写作于我，已经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将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却在最近的十余年来，无论是写作之后，还是写作的过程之中，我都不能再在写作中得到怎样的欢愉。之所以还这样一天天地坚持写着，是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都不允许我再有一次职业选择。

和活着必须吃饭一样，写着是为了证明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呼吸和走动，还在和朋友、读者交流和私语，还有着和人掏心说话的愿望和可能。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写作了，那不等于我已经死去，只是说我已经不愿意再和人说话交往；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独有的声响。

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我已经魂灵出血。

家乡的那一隅土地，除了早已安葬了我的爷爷、奶奶之外，我的父亲也在黄土之下静静地躺了二十几年，怕现在透视父亲的坟墓，腐骨和棺材都已经和黄土水乳交融。而我的母亲，也已经七十几岁，每当想到她人生最后的一幕，我都会不寒而栗，长时间地无言无语，感到生命飘零的无着无落。姐姐、哥哥、嫂子和我的那些侄男甥女，他们是我与那块土地痛心的牵挂。我总希望他们能比周围的人活得好一些，可我的写作给他们使去的努力，无异于一缕淡光企图照亮黑夜一样。最终，他们依然还是他们。那种烦乱艰辛的生活，也还是他们必然的命运。

家庭和我身处的这个混杂阔大的北京，因为妻子、儿子日常间的烦恼和微笑，让我感到了我与这个京城的世界最为细微的联系。如若不是这些，北京与我，将会是沙漠与孤独行走的一只骆驼的关系。一九八九年的某个深夜，我独自漫步在长安街上，内心对京城和都市的憧憬，还如朝阳对大地的贪婪。可是现在，我对北京膨胀、繁华、现代的大街小巷，都感到隐隐的厌恶和慌恐。

从懵懂记事伊始，直到我四十岁左右，每每想到死亡，内心都有着颤栗的恐惧。可是这几年，渐渐地觉得面向死亡，竟可以坦然对待。前年八月，独自在北京五环外的十三号地铁线上漫步走着，被夕阳一照，我突然有了一个卧轨的念头，并且果真在那地铁路上站了许久，直到火车从我身后隆隆驶来，钢铁的声音砸中我的脑壳，我才从铁轨上慢慢走开。去年和一个朋友爬上香山，站在悬崖边上，我又幻出纵身一跳的念头，并且觉得那崖下山清水秀，风光独好。就是前些日子，我在写着我小说中无家可归的一个人物，偶然离开书桌，看到窗外楼下的一起车祸，还觉得我小说中的人物不是没家，而是他已经在生活中真正迷失，为了贪婪生命而苟且地活着，连近在眼前如车祸那样真正的一条回家的途道，他都已经视而不见。当然，这些一闪而失的念头，大约不会引导我走向另外一条途径。我知道就是为了我的儿子和老家晚辈那些甥男侄女们，为了让他们多唤我一声叔叔或舅舅，我也会安然地活着。可是，对死亡的恐惧仿佛已经消失，甚至觉得每每想到死亡，都会有一种内心的慰藉，飘冉冉地升上来，这不知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怀念某些时候，面对现实，我是多么想在现实面前吐上一口恶痰，在现实的胸口上踹上几脚。可是现在，现实更为肮脏和混乱，哪怕现实把它的裤裆裸在广众面前，自己却也似乎懒得去多看一眼，多说上一句了。

面对爱情和仁慈，曾经哪怕是一片仅有的绿叶，自己都会把它看作是旺茂的春天。可是现在，哪怕果真是一片旺茂的春色，自己都会怀疑这是冬天捐赠给我们的一种欺骗，一种伪色。

朝现实的胸口踹上一脚的勇气还在，却是没有了力气。愿意在仁慈面前双膝下跪，就像跪在祖先的坟前一样，却又分辨不清仁慈的真伪。于是，就在自己的写作中默默地淌着灵魂的血汁，让那些粗糙或细腻、节简或多余的文字，成为魂灵出血的声响，成为写作的缘由和根本。可是，总又拷问自己这些文字存在的理道和依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文集时我曾经为过去作品的粗糙而叹息，说过回头一望而伤感的话。现在，十年之后，再次出这样的系列时，我不为我的作品而伤感，只为这个世界和我只能面对这个世界而写作感到伤感和无奈。十几年之前的写作，作品多有重复粗糙，却也多有情感和真挚；十几年之后的写作，面对读者，就是批评如潮，唾液飞溅，我都不再汗颜和自责，因为只有我明白，我也坚信，我的小说确实是我灵魂流血的一种汩汩之声。

需要警惕和告白的是，当灵魂之血流干之后，我能否把我活着但几近腐枯的身躯中的那点骨髓，当作最后的墨汁；能否在无力与人言语时，让我的笔从手中消失而真正地沉默。

2007年7月21日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写作了，那不等于我已经死去，只是说我已经不愿意再和人说话交往；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独有的声响。把心和情感毫无保留地交给写作，交给《情感狱》——它的每次再版，我都感慨我今天写作中所丢失的那种人生真情与故事真情的相遇与重合，在我的写作中似乎再也不会如《情感狱》的创作那样不期而遇和水到渠成了。这是一种感慨，也是一种无奈。因此，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写作岁月的延续，对《情感狱》的看重，将会愈发地增长和感叹。

——阎连科

读这本书，完伞忘了自己在读小说，倒像是在听一位阔别多年的亲友娓娓述说当年的经历，只不过没有人能说得这样细致入微，以至于晃漾于他眼前的每一片光影、黄土崖擘上小动物爬过枯叶引起的细碎的脆响，你都能看到听到；你完全融化在故事中，默默看着环列身边的故事中人挣扎、抗争、失落、无奈，为中原文化在特定时空——20世纪70年代的生命呈示而悸动。举目四望，能达到如此境界的小说屈指可数，让人想到了屠格涅夫、蒲宁、显克微支、海明威和加缪的一些作品。这也是我们再版这部多次再版的作品的理由。

——出版人 臧永清

《情感狱》使我流泪、叹息、震颤、无奈，使我手心出汗、脊背发冷。倘若真是作家的自传，我为作家青少年时期的心路而感叹；倘若不是，我为作家的虚构而感叹。

——甘肃天水读者 刘乙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