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取文史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从秦汉到朱明的一批流民皇帝，从在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小人物到奋争崛起而建立一代莫大之功业的专制帝王的历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化规律予以分析，特别强调适者生存，于磨难困窘中增长才干智慧。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引言／1

一 保持终生的平民情结／3

布衣天子和乞丐皇帝／3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10

患难之交更可贵／16

糟糠之妻贤内助／21

俭朴、勤政、爱民／26

二 百折不挠立壮志／31

少立英雄志／31

开拓事业靠机遇／34

以身作则，众志成城／36

三 建立同盟，化弊为利／40

信誉是力量之基／40

搞好同盟关系／45

寻找有利时机／52

四 接受和吸收先进文化／58

流民皇帝为何尊儒重学／59

建立新朝的宝中之宝——人才和图书／63

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文化因素／67

五 懂得忍让，以屈求伸／72

也谈鸿门宴／72

摆脱干扰才能做成大事／78

多做实事少树敌／79

六 用人必信，疑人不用／82

从萧何月夜追韩信说起／83

人尽其才／89

用才与爱才／92

七 韬略上的建树／97

严肃军纪，战无不胜／97

以假乱真／101

善待降敌得人心／104

八 巩固新朝的经济因素／110

与民休息／111

节俭从皇帝做起／115

生产发展和政治稳定／120

从重农抑商到重农恤商／126

九 巩固新朝的政治因素／132

法制的宽严／133

礼法兼用／137

严刑惩贪的利弊／144

对分裂势力不姑息／150

和亲——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好政策／155

十 流民皇帝弊政的文化根源／160

谈农民领袖的蜕化变质／161

同姓一家亲观念的祸害／164

滥杀功臣——独裁和偏听的后果／169

明代特务政治与专制主义／174

结语／179

附录／181

中国古代主要流民皇帝大事年表／181

主要参考书目／186

后记／188

流民皇帝起自社会下层，亲身经历过生活的痛苦和磨难，了解民生的疾苦和要求，而且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掌握了政权，容易理解要巩固政权必须俭朴、勤政、爱民的道理。所以流民皇帝一般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能够做到俭朴、勤政、爱民，即使一些失败了的流民皇帝，在其斗争和掌政的前期，也大都能做到这一点。

先讲俭朴。流民皇帝执政后，面临经济凋敝、生产破坏、民不聊生的境况，一般都能自己带头，提倡俭朴的风气。第一位成功了的流民皇帝刘邦当政后，由于长期战争已使社会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他使用的马车找不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匹，就用不同颜色的马来拉车，将相们就用行动迟缓的牛来拉车。刘邦迁都关中后，开始时暂居栎阳。萧何为他在长安建成了未央宫，刘邦见宫殿壮丽，就批评萧何不该在国家财力困乏时修这样的宫殿。从刘邦开始到文景时期，提倡黄老思想，治国以清静无为、俭朴寡欲、与民休息为主，皇帝和将相常穿布衣，少搞消耗钱财的活动，以国家太平无事为宗旨；农民则刻苦耐劳，过着更为俭朴的生活。不出几十年，西汉的经济得到恢复，为汉武帝开拓伟业创造了条件。

明太祖朱元璋也一样，上述马皇后的俭朴反映了明初宫廷内部崇尚勤俭节约的一些情况。朱元璋出身贫苦，通过艰苦的斗争成就了事业。他深知腐化、迷信的危害，所以他严惩贪污，提倡廉政。他曾对宋濂说：“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宠方士，妄想长生，永享富贵，结果落个空。我看君主能做到清心寡欲，百姓能安心力田，大家有饭吃，有衣穿，快快乐乐过日子，也就是神仙了。”

勤政是流民皇帝的又一特色。流民皇帝不是靠地位、血统当上皇帝的，而是靠自己的奋斗。没有勤政的精神，就不可能成就大业。就刘邦来讲，从公元前209年参加反秦起义，到公元前202年消灭项羽，他长期征战，极尽操劳。从公元前202年即帝位到公元前195年去世为止，他日夜勤政，安定社会，制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制定法律和礼乐制度，分封异姓王和同姓王，消灭异姓王，迁都长安，亲征匈奴，和匈奴和亲……这许多国家大事，均由他躬亲决断。

朱元璋治政的重大特色也在于他的勤政。到了明代，我国封建专制达到了高峰，国家大事均由皇帝独断，这更增加了皇帝治政的辛劳。朱元璋参加起义斗争17年的辛劳不在话下，当皇帝后事无大小均由他处理。他不放心别人办事，怕别人徇私舞弊，更怕大权旁落，只能样样事情自己来操办。他每天五更起床。批阅公文，早晨上朝，决断大事，接着又批阅公文，发布圣旨，直至深夜。刘邦和朱元璋之所以勤政，是因为他们是流民皇帝。深知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艰难，这是和贵族皇帝的不同之处。

封建史书常说皇帝“爱民如子”，过去批判过这个说法。认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不可能去爱劳动人民。其实，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爱民”含义。封建时代的“爱民”，是指为君为官者要关心人民疾苦，发展社会经济，使人民过上安定、温饱的生活，国家也能长治久安。这种“爱民”是有的。在封建社会中。农民信仰和崇拜好皇帝和清官，是因为他们给民众带来了好处。所以至今，民间对“包青天”传颂不息。流民皇帝出身社会下层，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人民之所以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政策是“爱民”的，有利于民众的。

“爱民”的特色在没有成功或只当过短期皇帝的流民领袖中也是存在的。农民之所以起义，是为了反抗封建压迫。农民领袖之所以开始时一呼百应，得到成千上万的群众响应，就是他们推行了一条不同于封建皇帝的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秦末农民起义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黄巾起义提出了“人无贵贱，皆天所生”的主张，都有反对暴政、爱护民生的内容。唐末黄巢起义提出“均平”的主张，建立大齐政权后，将官僚地主的土地、钱财分给贫苦农民。黄巢向长安市民宣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政策，深得人民的欢迎，农民到处传唱着：“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在李自成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京进攻过程中，发布檄文，揭露明王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的罪恶，宣布“除暴恤民”“蠲免钱粮”“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政策。进入北京后，李自成还在武英殿接见父老，“问民疾苦”，打听军队进城后有无扰民的行为。张献忠起义在攻破常德后便将明朝官僚杨嗣昌霸占的土地查还人民。历史证明，农民领袖在起义前期的成功甚或一度称帝，由于他们推行了关爱民生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而其后期迅速失败，也由于蜕化变质，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成功了的流民皇帝，他们的政策中“爱民”也是一大特色。秦二世横征暴敛，严刑苛法，使民不聊生。参加反秦斗争的项羽也不知恤民爱民，他进关中后大肆烧杀，火烧咸阳，焚毁图书。使关中人民深受其苦。而先他进入关中的刘邦却能爱民抚民，立即废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减轻赋役，得到人民的拥护。刘邦于高祖五年五月下诏书：“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使大批逃亡山泽的农民得以回归家乡，安心农业，使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和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结合起来，发展了生产力。

P26-29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无不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国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辨理……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插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本丛书第二辑推出五种，如依类相从取近者归纳的话，大略可以划分成三种范型：

首先是在宏大开阔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上，选择最能够标志中国及中华民族形象、文化精神的朝代中的某一特定段落，给予全方位的描述与评析，揭示其内涵实质及盛衰成败的因果、规律。如西汉和盛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两个时期，《盛世情怀：天汉雄风与盛唐气象》就精辟地指出其雄风与气象是当时各种先进力量、因素的综合产物，是当时朝野上下一心、顺时应变，注重人文关怀、提升人的价值、务实求新、积极进取的结果。它们大获成功的经验乃至终归衰落的教训，也与其创造的辉煌文明成果一样，同属于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今天再细细品味。

其次是选择在一定历史时段内先后或联袂产生、出现的，承载深厚文化一人文意义的若干部文学经典著作，进行综合评述和观照。如从明朝末年起便被称作“四大奇书”的长篇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不仅形象地描绘出某个历史时期内各阶层中国人的生存样式与生活方式，还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及理想社会的憧憬追求，也体现着广大民众的丰富创造活力和审美需求。《大众文化的经典：四大奇书纵横谈》以大众文化为视点，从作品主要人物和事件的关键问题的角度切人，探讨了它们的基本文化精神与主要价值取向。《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倾向传达了“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政治要求；《水浒传》“逼上梁山”“异姓一家”图景表现出了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及小生产者馅托邦式的向往；《西游记》受到宋以来心性之学的浸染，演绎着以“修心炼魔”为核心的童话故事，曲折透露出对真、善、美的求索；《金瓶梅》则使用极贴近世俗民众的语言，去再现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要之。“四大奇书”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性格，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文化载体。

再者是关注处于中国历史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身份属性的人物群体类型，分别述写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肩负的责任使命以及其实施的曲折过程、文化一人文品格与艺术精神特征等。如《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采取文史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从秦汉到朱明的一批流民皇帝，从在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小人物到奋争崛起而建立一代莫大之功业的专制帝王的历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予以分析，特别强调适者生存，于磨难困窘中增长才干智慧。又如《清官崇拜谈：从包拯到海瑞》，从中国封建社会状况、皇权政治体制的本质、文人士子的理念与人格、下层民众百姓的渴求愿望以及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等不同层面，多视角、多元化地观察、探讨了历史上形成清官崇拜情结的动因，清官的道德思想根源，重点叙述了历代清官形象标志人物的事迹，他们的是非观、善恶观、行为特征等。再如《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则首言文人的这种理想品格是中华民族理想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联系具体人物的言行志趣、生平行迹，论述其丰厚意蕴与各种不同类型范式，兼纳文化品格、文学品格、艺术品格、哲学品格种种，是为中华民族精魂的瑰宝。

本丛书的目的是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慨然指出不足谬误之处，相互切磋商酌。那便是传递出一份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与感谢之情是不言自明的。

2008仲春之月于济南玉函山房

经过半年多的写作，《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书稿，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中国古代的明君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是治理政治、处理人生的最好的教材，我们的祖先一直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今天，我们正面临继往开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任务。学习祖国历史，借鉴历史经验很重要。古代的流民皇帝是社会动乱和转折时期的英雄，他们敢于反对旧世界，敢于开创新时代，更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

在本书出版的时候，笔者要感谢本丛书的两位主编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力先生和济南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编审丁少伦先生，是他们远见卓识地制定了编写本丛书的框架、体例、思路，并邀请包括笔者在内的多位专家从事著述；要感谢济南出版社的本书责编李叙凤女士、赵志坚先生，他们多次来电对我写作中的问题进行解答和帮助；也要感谢我的好友、广西师大中文系的周满江教授，是他介绍我参与撰写了此书，并给了我写作中的很多帮助。在本书写作中参考了一些近人的著作（见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吸收了他们的部分成果，笔者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钱宗范

2008年春于广西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