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并不符合人本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更注重生活的质量而非速度?为什么我们不用面对面的交流代替冷冰冰电脑屏幕上的文字代码?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选择一个虽然有缺陷但有血有肉的人类社会,而非一个虽趋于完美但冷漠的数字世界?
在当下的冲击面前,你正变得越来越弱智:你没有了自己的独特空间,你过多地相信真人秀节目,你成了数字化产品的奴隶并得了数字化精神病,你的生物钟也被打乱。你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把你未来可能挣到的钱压缩到了当下的时刻。社会的叙事结构已经崩塌,品牌宣传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以前我们是在机器上工作,如今我们变成了数字机器。所有的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当下的冲击已经无处不在。你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切?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所著的《当下的冲击(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为你解答。
“如果说20世纪末的一大特征可被归结为‘未来主义’,那么21世纪的特征就该被定义为‘当下主义’。”
信息过载和碎片化的“当下的冲击”正在吞噬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焦虑万分。微博、微信、电子邮件把我们的时空压缩到了网络中,我们在逐渐失去感知传统叙事的能力。
当你打开互联网,你也许会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满眼尽是最具轰动效应的负面消息?为什么刊登灾难与死亡事件的新闻一定比报道正统新闻事件的点击率要高?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观充满了恐慌感?我们的媒体怎么了?现在唯有令人异常震惊的消息才能吸引住观众?
你有没有突然发现,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了:高调渲染却又真假难辨的真人秀节目纷纷浓墨登场;无论身在哪里,虚拟世界中的我仍在不断地遭受信息和邮件狂轰滥炸,我们不断收到邮件,不断点击新闻标题,不断更新微博,消费者资料和信用记录也时刻调整着。一切都在同时发生。
屡获殊荣的社会理论家道格拉斯·拉什科夫解释道,这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不过我们似乎来不及活在当下。相反的,我们仿佛僵住了一样,在一种永远在线、现场直播的现实中手足无措,而我们人类的身体或思维都不可能真的寄存于这种现实之中。这种挫败,也给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带来重大影响——这就是当下的冲击。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群体,我们都有选择的机会。我们既可以在信息的狂轰滥炸下奋力前行,进行一场永不停止的追逐游戏。抑或我们可以选择活在当下:更多地进行眼神交流,而非互发短信;注重质量而非速度;欣然接受人类与生俱来的怪癖,而不是试图用数字化的完美性取而代之。拉什科夫为所有想要超越虚假当下的人带来了希望。
《当下的冲击(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一书将最大程度地刺激你的大脑神经,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意义堪比工业革命的重大转变,企业只有洞悉大趋势,随势而变,才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赢家;个人只有正视当下的冲击,才能在数字化浪潮里游刃有余。
《当下的冲击(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由道格拉斯·洛西科夫所著。
01 叙事结构崩塌:一个不再熟悉的世界
我曾一直期待21世纪的到来。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一切向前看。一切事物似乎都在加速发展,无论科技进步还是市场发展。几乎所有地方的演示文稿(PPT)上,都一律使用陡急向上的曲线表现收入、计算机运用、二氧化碳排放等项目的增长速度,而且其速度本身还在成倍加快。
摩尔定律应运而生,它是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的一项关于科技进步的经验法则。它告诉我们,计算机运算速度每两年就能提升一倍。与此同时,其他事物似乎也在以翻倍的速度发展,比如股市指数、医疗账单金额、网速、有线电视台的数量以及社交网络的规模。我们被告知,已不再是单单调整自己适应单一变化,而是要适应不断加速的变化本身。我们面临着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描绘的“未来的冲击”。
于是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信奉一切向前看。与其说特别期待某件事,还不如说我们只是简单地向前看。潮流先锋和时尚达人们成了我们周围拿着高薪的顾问,承诺提供关于未来潮流风向的独家消息。书店书架上塞满了各种乐观向上的图书,以“A的未来”或“B的未来”作为标题,最终又被各种悲观论调的书籍取代,标题换成了“A的终结”或“B的终结”。话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它们要么有未来、要么没有,而后者可能更令人信服。
在新技术、新理论、新商业模式、新运作方式的刺激下,我们都成为未来主义者。这些新事物带给我们的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些不同的东西: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转变,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其重要性前所未有。每过去一年,我们似乎就距离召唤着我们的“混沌吸引子”更近一步。我们每进一步,时间本身似乎就流逝得更快。别忘了,当时可是一个千年里最后一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中的最后几年。回顾20世纪90年代那喧嚣的、经由网络放大的长期繁荣,其主要特征似乎体现在向前看的姿态、对结论的渴望、向2000年的冲刺以及日历一页页翻过进而迎来下一个千年。
尽管2000年仍属于20世纪,但它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一年,是在为千禧变化的大戏提前走位。我们期待着这种变化,就像狂热的教徒们准备迎接基督降临一样。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对“千年虫”的预期倒少了些许宗教色彩,此前计算机系统编码中一直将年份设置为两位数,但照章滚动到“00”就出现了问题。电梯会停梯,飞机会坠毁,核电站将不再为反应堆芯降温,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都将终结。
显然,就算这些变化都没把我们折腾够,恐怖分子还在一旁等着呢。早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美国人就不得不加强警戒,防备有人对1999年12月31日晚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庆典下手。西雅图甚至因为担心有袭击阴谋而取消了庆祝活动。CNN的跨年报道几乎覆盖全球,一个时区接一个时区报道各地迎来午夜时分的场面,观众们甚至可以比较一下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上方绽放的烟火哪个更壮观。不过,那天晚上一处又一处报道下来,世界各地没有什么惊天大事发生反倒成了最大的新闻。从奥克兰、香港、开罗、梵蒂冈、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洛杉矶,到处都安然无恙。所有飞机都飞得好好的,(考虑到安全问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旗下只有3架飞机照常起飞),均未报告任何一起恐怖事件。这让千禧夜的结尾收得平淡无奇。
不过,就在我们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那个夜晚,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那种“向前看”的冲劲似乎减弱了,迎接未来更多地变成了守住当下。人们不再展望事物的发展走向,转而开始思索其当下的状态。
举例来说,在金融领域,一项投资的未来价值从此显得没有其现有价值重要。进入新千禧后不过10个星期,主要股指就打破历史最高纪录,其中侧重科技股和未来收益的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冲上了5 100点。自此以后,股市开始下滑,至今也没能完全恢复。诚然,互联网泡沫破灭算是肇因之一,但股市疲软与数字技术成败毫无关联,却与更宏大的社会转变息息相关,人们从期待未来转向重视现有价值。人们不再展望未来,转而开始关注当下。对一项投资而言,“总有一天”能价值几何显得不再那么重要,比起“总有一天”,人们更看重“今天”。一只股票有什么故事可讲,也就是说有什么未来升值的迹象,开始变得没有股票实际的实时价值重要。我的股票现在值多少钱?我手头到底有多少?我的份额现在价值几何?
股市无限扩张只是在以未来为重心的文化基础上诞生的众多故事之一。20世纪那些伟大的“主义”(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乌托邦主义到弥赛亚主义)无不依靠宏大故事才能推动自身发展。在人们眼里,没有一样能在短期内或当下就发挥作用。它们都允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都需要人们先熬过不那么美好的今天。(或者它们至少也能为当下提供一些总比过去所有痛苦稍好的条件。)最终结果能让一切手段名正言顺。今天的战争意味着明天的解放,今天的忍耐就是明天的救赎,今天的工作是为了明天的奖励。
这些故事曾长期令人信服,尤其是在美国,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重视似乎可以被视作其民族性格。移民为了寻求更好的明天,冒着生命危险横跨大洋来到这荒野中定居。新世界需要书写新故事,而新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前进的动力,号召我们为未来而活。新教徒那种今日努力奋斗只为明天更加美好的工作理念在美国深深扎根,其牢固程度远胜于其他任何地方,部分原因在于新大陆当时拥有富饶的尚未开发的资源,以及给人带来的那种广袤无垠的感觉。当欧洲怀抱着代表过去的博物馆和文化时,美国却自认为正在开辟新天地。
时至“二战”结束,这的确变成现实。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的新天地不再是开辟新疆土,而是研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提出新理念,从而不断发展经济,展开新的故事篇章。就如摩门教将《圣经》的古老故事引入当今的美国一样,从火箭船到计算机芯片,科技将把美国昭昭天命的故事继续引向未来。尽管人们对“美国梦”的解读不尽相同,但几乎都依存于鼓舞我们前行的同一类故事。从经济上、政治上到精神上,我们都靠这些故事支撑着。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帮助我们构筑关于生活、国家、文化和信仰的叙事传统,我们采取故事的方式体验和描述世界。在这种叙事风格的镜头下,美国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还关乎一个民族经过漫长岁月一路走来的旅程。苹果公司不仅仅是一家智能手机制造商,还关乎两个在车库里开始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梦想着人类有一天能凭借对技术的驾驭发挥巨大创意。民主不再是统治的方法论,而是一股解放人性的推动力。污染也不仅仅是工业领域的责任,更是一场关乎整个人类文明存亡的灭顶之灾。
讲故事本身就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价值。在数百万全神贯注的电视观众面前,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向PBS(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比尔·莫耶斯讲述故事如何搭建人类文明的基本架构。在这类关于“神话的力量”的电视节目的激发下,大批电影工作者、广告人、管理学家将讲好故事的原则纳入日常最基础的工作中。就连大脑研究学者也认同,叙述是认知构成中的一项基本要素。正如凯斯西储大学学者马克·特纳所言:“叙事性的想象(故事)是形成思想的基本方法。推理能力的培养也以它为基础。它还是我们展望未来、预测、规划和解释的主要方法。”科幻小说作家娥苏拉·勒瑰恩也说过:“从《长发公主》到《战争与和平》,故事是人类发明的促进相互了解的一种基本工具。曾有过伟大的社会不使用轮子,但没有一个社会不讲故事。”
P3-7
网络时代让我们每个人都坐上了过山车。
我们被当下冲击得七零八落,在天旋地转中不得要领。
《当下的冲击》的出版恰逢其时。作者说他写这本书是要“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像一枚定海神针,有助于我们从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中抽身,仔细思考一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类上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康德撰写《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那时候,人类也像今天一样,处在大变革之中。就像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展示的那样,辽阔大草原上的32只羊、12匹马和成群的农夫瞬间就被工厂和烟囱替代。
农夫当时的困惑需要有人帮忙“下一个结论”,康德就像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从时间高度(与上帝差不多的海拔高度)上概括了工业化的实质。
时间和空间就像阴阳一样,是离道这个“一”最近的、也是最后的范畴。如果将生活中的一切都抽象到这个高度上总结其不同,一定能想到根源上。
今天,信息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发生变化后,有什么新范式给我们这些来自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数字移民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用作者的话说,这个冲击就是“当下的冲击”。
什么是当下的冲击?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影片《记忆碎片》中的男主人公每隔几个小时就会丧失记忆,但随后基本上要立即重新拼接出自己的存在(以及某件谋杀案的真相)。他将线索和发现纹在自己身上,将自己变成了包含提示的拼图。如果他能够拼出原貌,就能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发生了什么。他和编剧一同面对这一障碍,尝试构建出一种叙事感,而又无须耗费那么长的叙事时间。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所处情景的各种状况必须在单一时刻一起出现。这就是当下的冲击的典型写照。
《当下的冲击》分析了冲击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它不安定;破坏了我们用来构建意义的叙事结构;让我们患上不断上紧发条的强迫症,放大了一个具体时刻的影响力;让我们在原本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硬扯关系;它不在乎有始有终,只在乎永恒的当下,最终驱使我们不得不在混乱状态下重塑秩序。”
所有这些冲击可以说都是由变化的速度带来的冲击。如作者所说:“我们不再测量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的变化,而是测量变化的速度以及速度变化的速度,以此类推。时间也不再是从过去到未来,而是体现在衍生物上,从地点到速度再到加速度等。我们要不是考虑到一个并不一定正确的事实—变化也在不停变化着,就可能认为变化是唯一恒量。”
“变化的属性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时间范畴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变短了。这不仅仅发生在科技领域,而是遍布所有产业”。要我说,这种变化还遍布人类所有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中。 当下的冲击反映的范式变化
我们可以按照这种观念反思人类斯芬克斯之谜。“我是什么”这一问题映射在时间这面镜子上,就会出现三种答案:永恒时间(上帝所在),等长时间(金钱所在),当下时间(体验所在)。
《当下的冲击》用大量篇幅比较这三种时间观(或内在自我观),让我们充分体会当下的冲击的痛点和痒点在哪里。
农业社会的时间是自然存在的尺度。作者说:“尽管中国人发明的精确水钟比本笃会时钟早了好几个世纪,时钟和计时观念并未像在欧洲一样在亚洲文化中广泛传播并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时间背后是生生之德,这个“德”在上古是指血缘。通过血缘这种自然基因信息,人可以获得跨越一生的永生。它对应的是上帝寿命这种无所谓长短的时间。“对于这些将时间视为他人之物的人们而言,能将时间拆分开来的计时器无法产生同样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农业社会的时间是以实体功能状态变化为尺度量出的时间。
工业社会的时间是社会存在的尺度。作者说:“由于钟楼的出现,日常生活的节奏如今已被机器主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越来越遵守精确规划的固定套路。以历法主导的文明推崇的是上帝,而在机械式宇宙观里,速度和效率是重中之重。”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等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大规模生产和工业时代的核心就在于将别处人们的时间压缩在商品中,以便在本地使用。”工业社会的时间是以做工的速度为尺度衡量出的时间。
而信息社会的时间完全不同,它是意义存在的尺度。从表面上看,人们在当下的冲击下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但凡不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就算不上重要,而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则要‘一网打尽’。”人们“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典型的感觉是,“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将技术影响与主体体验分离。在当下的冲击下,“我们发明了起点和终点,以此给我们的体验划定界限,减少处于中间状态的过渡感。最终,戴上隐形眼镜和将大脑更换成纳米机器人这两个概念之间已经没有时空差异”。在当下的冲击下,人们忘记了做事本身的意义,“最终却剥夺了‘当下’贡献价值和意义的能力”。信息社会的时间是“速度变化的速度”意义上的时间,只有做事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调节做工的速度。
“当下的冲击”到底好还是不好?
人们看完这本书,也许会产生疑惑:“当下的冲击”到底好还是不好?
按照作者的分析,当下的冲击使人变得不正常,严重的甚至会患上“数字化精神病”、“分形偏执综合征”等。这么看来,这种冲击似乎是“不好的”,但实际上,当下的冲击是中性的。
就像菜刀,很难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用来切菜自然是好的,可如果用来当凶器,那肯定是不好的。这主要取决于主体,而不完全取决于客体。
当下的冲击也一样:“电脑并不会受到‘当下的冲击’,只有我们人类才会,因为我们才是唯一生活在时间里的。”
当下的冲击的各种表现显得“不好”,只是说它们代表的范式不适合主体了,不能拿旧尺度去衡量新现实。问题在于,人们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会思考人类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步伐与期许”,“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当面对任何一种‘当下的冲击’时,我们都要接受对自己所存在的那个时刻的责任和支配权”。
我谈一点个人感想。我认为,“当下的冲击”是一种“文明的冲击”。这种冲击来源于信息技术革命激活的客观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好不好,可以通过主体体验来检验。好的标准是什么,这本书没有指出。我个人认为,通过体验把握住意义,复杂性就是“好的”;如果失去了意义,“让各种需求夺走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带来焦虑,复杂性就是“不好的”。
我们每个人当然希望把当下的冲击变成好事。举例来说,作者说“‘涌现’代替了上帝之手,神秘地将混沌系统转变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这就是好事。又如,“由于我们正越来越多地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正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建立联系来展示意义”,这也是好的。
作者实现了他的承诺,通过这本书,他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思考空间,免受外界打扰,可以恰如其分地评价变革的实质,有助于使我们的内心获得宁静。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2013年9月于新加坡
《当下的冲击》出版得恰逢其时。作者说他写这本书是要“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像一枚定海神针,有助于把我们从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中摘出来,仔细思考一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在一切都成为即时的互联网时代,当下即永恒。当下主义的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理、行为、政治和文化。 然而,拉什科夫告诉我们,真正的活在当下,不意味着追赶永无止尽的信息洪流,而是重视质量甚于速度,宁愿选择人的怪癖而不是数字化的完美。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