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学说，一旦被朝廷接受，与皇帝的利益合而为一，成为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这种学说的内核一定会被注入一些“虚伪”的东西，这种哲学被政治扭曲以适应统治者需要的情况，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无可避免。
儒学被封建朝廷定为治国方针之后，原本从孔子、孟子时代就一直推崇的“仁义”内涵，渐渐被皇帝所重视的“忠孝”因素所取代，儒家思想本身也被由朝廷指使御用文人所作的各种各样不靠谱的“注释”严重歪曲了，以至于后世读书人不但学不到儒学的精髓，领略不到儒学的真谛，甚至已经看不到儒学的原貌了。
学者，有学者的风骨；哲学，有哲学的尊严。
面对朝廷对儒家学说的异化和歪曲，不管是出于学者风骨。还是出于对真理的渴求，那些历史上有思想有建树的大儒们都不能对这种现实坐视不顾。于是儒学宗师们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著书立说，教诲弟子，以期还原儒学真相，让世人明白儒学的真谛，即使浸泡在腐臭的堰塞湖里无法逃脱，也要尽自己的力量挣扎搏斗，打起几个旋涡来，让这一潭死水起些波澜。
这种时候，就涉及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了’。
在封建王朝，话语权是掌握在皇帝和朝廷手中的，儒学宗师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不可能拥有与朝廷对等的“话语权”。为了能够得到一个说话的机会，引起天下人的重视，进而与皇帝的一家之言分庭抗礼，大儒们尽心尽力，想了各种办法。其中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提出儒学的“道统”问题。
儒学道统，这个观点最早是唐代大学者韩愈提出的，其后他的弟子们又尽可能把这个问题铺展开，反复强调反复阐述，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讨论。经过一番不懈努力，到北宋，“道统”问题终于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所谓“道统”，是一个假设。韩愈认为，真正的儒家学说起源于孔子，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并将儒学发扬光大。但在孟子之后，“真正的儒学”却已经失传了。换言之，韩愈认为：从孟子以后，传播于世的儒学，尽是“伪学”。
这是一个相当残酷的提法，但起到的却是拨云见日的好效果。
基于韩愈的“道统”思想，后世的儒生就可以放弃社会上流传的“伪学”，回身去追溯孔、孟学术思想的本源，而这个本源，就是儒家的“仁义”观点。如此，儒学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摆脱皇帝和朝廷的控制，回到正确的源头，再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首的一批儒学宗师，他们以追溯“道统”为契机，提出了一套生机勃勃的“新儒学”理论，这就是著名的“理学”思想体系。到南宋，大儒朱熹又将北宋大儒的思想集于大成，使之成为一个完整明确的学术体系。
可惜，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本身的思想意识，已经被“堰塞”得太久了，而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控制人心的手段太高明也太强硬了，理学宗师们虽然尽力而为，可他们却只能引述“孑L孟之学”，而无法超越“孔孟”，树立自己的思想，说自己的话。也就是说，理学这种“新儒学”虽然掀起了波澜，却未能给中国哲学注入新思想“活水”。结果是，波澜过后，这个池塘里的水又开始逐渐腐败。
理学宗师们创立的崭新学说，一开始也曾经生气勃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这种学术思想又被皇帝看中，准备拿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了。
于是生前并不被朝廷重视的朱熹，在死后却被追封为“徽国公”，宋理宗淳韦占元年(1241)，皇帝下旨，把理学大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一起“从祀孔庙”，从此把理学——尤其是朱子理学，奉为官方的正统学说。
到明朝，朱子理学的正统地位变得更加巩固，所谓“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五经四书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从此以后，学子们真的“非孔孟之书不读”了，因为只有死死抠住朱熹的《四书集注》不放，才有可能在科举的考场上博取一个功名。
在皇帝的首肯和强力推行之下，很快，作为唯一官方学说的朱子理学，其学术内容又一次被朝廷置换，渐渐变成了另一个“虚伪”之物。明朝中叶的大儒王阳明在给弟子聂豹的信中一语道破天机：“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这种以皇帝和朝廷为源头，自上而下对哲学的强力污染，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于是被北宋理学大师们费尽力气清理出来的“池塘”，到明朝，已经重新变成了腐败的臭水坑，甚而比宋朝以前更腐败污浊，更臭不可闻了。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