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瑛：民间水利工程师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长1794公里，流经华北华东七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对促进我国南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有着巨大的贡献。大运河的开凿凝聚着广大人民的血汗，保证大运河的畅通同样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明代运河养护工白瑛，为大运河的航行畅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人们称为民间水利专家。
大运河形成于隋炀帝时期，之后成为南北交流的主要渠道，历史上称之为“漕运”。到了元代，这段将近两千公里的运河高低不平，工程复杂。北京高出海平面35米，天津则接近海平面的高度，天津往南又逐渐升高，至山东济宁一带形成大运河的最高点，居然高出海平面39米，再往南又逐渐降低，到长江以南地区，运河高度又接近海平面。大运河河道高低不平的状况，给水利运输带来了诸多不利。到了明代，地处大运河最高处的山东临清、济宁河段，已经变得河狭水浅，不能通过载重船只了，致使运河时断时续，运力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明朝洪武年间，黄河在原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地）决口，汹涌的黄河水漫过曹州流人梁山一带，淤积400余里，切断了明朝南北水路大动脉的运河。南北漕运的瘫痪，使朝廷百官、平民百姓，无不为之忧虑。明永乐九年（1411），工部尚书宋礼受明成祖朱棣指派，开始了山东境内会通河的治理。宋礼带领济南、兖州、青州、东昌四个府的25万民工，对会通河水系进行了大规模治理。但因会通河水源不足，没有根本解决漕运问题；而且对于临清地段自然地理形成的客观条件，束手无策。宋礼在治理会通河受挫后，便布衣微服出访，寻求治水方略，后来得到了汶上县民间治水专家白瑛的帮助。
白瑛（1363—1419），字节之，山东汶上颜珠村人，后迁居汶上彩山。白瑛自幼聪慧好学，早年以耕田为业，后来成为运河边上的一名养护工（10余名运河民夫的领班），驻守在汶上县运河水闸。他对山东境内大运河的地势水情非常熟悉，对行船、治水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他能够为大运河的畅通提出最切合实际的改造方案。
白瑛见宋礼秉性刚直，真心诚意请教，就向宋礼详细介绍了山东境内的地势和水源情况。对解决水源不足、提高航运能力的问题，白瑛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分水点的选择不当。元朝把分水点设置在济宁附近，在埕城筑坝，造成汶水南流注入洗水汇合沂水、泗水，在济宁附近注入运河，然后分流南北。但是因为由济宁到南旺的地势是南低北高，流向北面的一支水流自然爬坡上行，造成水流减少、不能承载大船的问题。
为解决南旺镇北面水流不足的问题，白瑛提出改建元朝的埕城坝，阻止汶水北支流人海，把汶水的全部水量和沿线的泉水、溪流都引导到南旺注入运河的会通河段。白瑛还根据山东境内运河地势高低差距大、河道坡陡的现状，提出了修建38座水闸，通过水闸的控制，延缓水势，以利于航运的需要，使来往船只顺利地通过。白瑛为确保航运的畅通，还设想了一个储水柜的方案。即通过扩大会通河附近的几个天然湖泊，修建了储水柜（相当于现在的水库），设置斗门，在运河水流减少时，调运储水柜的水来保证运河运力。同时，开沟挖渠，把附近几个县几百处的泉水引向运河沿线各个储水柜。
白瑛陈述的“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引山泉，修建水柜”的建议，和他提出了“修建村坝，遏汶至南旺，分水济运”的治水方略，得到了宋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宋礼一一采纳了白瑛的建议，按照白瑛设计的图纸组织施工。经过十几万民工历时九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开掘汶上济宁段运河这一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使之河河相通，渠渠相连，湖湖相依，汇成一派巨大水系。从此大运河全线畅行无阻，再次成为连接南北的大动脉。
白瑛，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运河养护工，在会通河的改造工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他对会通河的改造设计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训对南旺水闸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甚至连后来的康熙皇帝也赞叹白瑛的胆识和智慧。白瑛发明的“水柜理论”不仅使会通河得到成功的治理，而且揭开了京杭运河航运史上新的一页。明、清两代600余年间，运河两岸呈现出帆樯如林、货积如山的繁忙景象。蜿蜒的京杭运河流淌出一条波光粼粼的丝带，维系着国计民生，牵连着千家万户，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据史书记载，白瑛不仅治水知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不慕名利，老百姓热情地称他隐逸君子。治理运河工程成功后，白瑛随宋礼进京复命，因劳累过度，行至德州桑园，不幸呕血去世，时年56岁。运河两岸百姓闻讯，无不为之悲痛。白瑛由于治河有功，明正德七年（1512）被追封为“功漕神”，建祠于南旺。清雍正、光绪皇帝追封他为“永济神”和“大王”。白瑛的事迹和英名永远留在运河沿岸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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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时下每有患上“假怀孕”症即“症候和真正怀孕时一模一样，但肚里却是空虚的”（高尔基语）所谓才子，将鲁迅贬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不过是在阴沟洞里看泰山而已，永远也看不清泰山的巍峨。即从鲁迅这段论述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的话来说，称赞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真可谓“目光如炬，烛见幽微”。庄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自从好大喜功、以自我拔高为能事的乾隆皇帝，将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四史钦定为正史后，民间修史就成了野史，处于不合法地位，动辄被查禁，甚至兴起大狱。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对野史的蹂躏，更是劣迹空前。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国民间修史的资格，本来就比官修正史要老，纵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动用最粗暴的行政手段，也无法阻止民间野史的伏流。因此，广义上的民间野史，包括家乘、笔记、日记、文集、村志等等，仍然不绝如缕。透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当亲朋危难时，他们是如何伸出援手，扶危济困，急公好义，不惜两肋插刀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国家、民族遭遇强敌入侵的存亡绝续之秋，他们振臂而起，置生死于度外，甘冒矢石炮火、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留下多少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默默地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千秋正气歌。虽然他们多数人不识字，“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鲁迅《且介亭杂文二篇·“题未定”草（九）》），但他们是庄严、伟大的化身，与统治集团中无耻、卑劣者，适成鲜明的对比，不屈不挠地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艰难前行，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应当说，一部中国历史，或中华民族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脊梁”——老百姓的历史。
然而，长期以来，虽历史著作如林，却盘踞着帝王将相，从未出现过系统描述历史上老百姓的史学著作，我想其原因不外乎是：英雄史观作祟；也无人肯花大力气发掘老百姓的史料。我有志于此亦可谓久矣。2007年春天，在南昌讲学，有家出版社宴请，问我有什么好的选题，我当即建议出版《中国的脊梁——历史上的一百个老百姓》丛书，在座的著名学者胡平教授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出版这套书的决心。经联系，中国文史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很快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我认为，该社的领导、编辑是很有眼力的。
我写过不少书，也编过不少书，但我始终是个单纯的学者，未参加任何党派，无任何官衔，是知识界的老百姓。我自信由我来主编老百姓丛书，应当是合适的，更是义不容辞的。所谓老百姓，即无官员身份者——贩夫走卒、樵夫农夫、乞丐妓女、乡村塾师等等，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在贫困线上艰难度日。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中，有知名专家学者如沈重先生、邱树森先生，二位与我稔熟，但我知道他们与我一样，一介布衣；有王荫先生、曹晋杰先生，虽担任过“芝麻绿豆官”，但早已离退休多年；而邓占云先生是中学老师，董迎建女士是退休的文史爱好者。写作者均百姓也。今天的老百姓，写历史上的老百姓，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争名，不争利，不矫情。他们甚至像历史上那些忘我的老百姓一样，脚踏实地，日以继夜地写作本书。邓占云先生、董迎建女士在短短的半年内，就一人写出了两本书，辛劳可想而知。他们的埋头苦干，着实令我感佩。
阅读历史上那些老百姓感人肺腑的事迹，我每每感同身受，激起强烈共鸣。童年时，正值抗战军兴，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及庄邻蒋大妈、德大妈等，对新四军伤员问寒问暖，百般呵护；已近中年的乡民兵队长姚三爷，抛下妻子、儿女，毅然参加新四军，奋勇杀敌，最后血染沙场，成了革命烈士……在“文革”中，我因触犯张春桥、徐景贤之流，被“四人帮”走狗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专政六年多，但我的邻居——复旦大学第六宿舍的老百姓，从“专政队队长”朱老伯到队员，从来没有迫害过我，还常常关心我；父母相继谢世，我返乡奔丧，村里从党支部书记吕大爷到邻人，都来安慰我，没有一个人拿我另眼相看。什么是“衣冠不论纲常事，付与齐民一担挑”？这就是！老百姓不但同情弱者，而且是非也看得分明，他们用自己的习惯语言，私下说“四人帮”是奸臣。古往今来，中国老百姓身上流淌的爱国爱家、匡扶正义、英勇无畏、济难纾困、孝敬父母、怜老惜幼等热血，一直代代相传，流淌不息。这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发扬光大。这也正是我主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让人忧心的是，媒体充斥着帝王将相，几乎没有老百姓的一席之地，甚至贬低、丑化老百姓。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人在电视上颠倒历史，为清兵入关的屠杀、文字狱喝彩。按此逻辑，奋起抗清的扬州、江阴、嘉定等百姓，岂不是成了愚夫愚妇？以至有此类谬论的摇唇鼓舌者，被读者掴耳光，绝非无缘无故也。媒体应当让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抛弃英雄史观，弘扬百姓史观，以“中国的脊梁”为荣、为傲！
2008年11月16日于西什库老牛堂
古往今来的史传作者们大概认为：帝王将相是王朝的灵魂与核心，指挥王朝运转的统帅舍他们其谁？帝王将相是帝国的栋梁与柱石，支撑帝国大厦的重任舍他们其谁？帝王将相是历史剧的导演和主角，闪亮登场历史舞台的明星舍他们其谁？而老百姓不过是草芥是观众是面目模糊刻板的配角甚或配角的配角。与对帝王将相不厌其烦地浓墨重彩大书特书截然相反，对庶民百姓轻描淡写语焉不详甚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那些御用文人们，完全可以与媚上欺下趋炎附势的叭儿狗看家狗们相媲美了。
这本书是一套历史人物传记丛书当中的一本。本书所写人物，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明代老百姓，没有做过官，没有任过职，人物的事迹基本上是真实可信却又鲜为人知的。全书按照人物从事的职业和主要事迹，再按照人物生活年代先后依次排序，以便于读者阅读和比较评析。
卷帙浩繁的史页，帝王将相充斥，老百姓而能名垂青史者，风毛麟角，史界学人首次为老百姓立传，彰显“中国的脊梁”！
本书试图通过为每位历史人物立小传的形式，再现明代社会中各类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通过这些鲜活的个体，来展现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与民众生活。每位传主的小传，都以他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为中心，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力求把握每个个体的生命内涵与时代特质，为读者描摹出明代社会中国社会各平民阶层的众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