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全球化、信息化与城市管理

1.1 引言

20世纪，世界城市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确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却又难以把握，转变的核心在于信息技术控制下的技术革命。基础设施建设以新技术为基础，经济与通信的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消费、管理、信息发布及思考方式。然而，并非每种经济或文化活动都需要全球化。事实上，按照这些活动的参与人数来看，大多数活动首先是地区性或地域性的。然而，任何具有战略主导地位的活动，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信息的视听传输，其决策与交流网络的组织实施无一不是全球化的行为。这个世界的独立性是不对称的，而这种不对称的独立性通过新信息与通讯技术展现出来，并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现存的时代之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实际上开辟了新的人类历史时期——信息时代。

城市化使城市及其市民共同经历着其内部结构性的转变。实际上，我们经历着历史上速度最快、波及面最广的城市化过程（图1.1）。在短短几年内，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成为城市人口，而且绝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在城市定居，或在迅速发展中的乡村定居。正如经济决定论者预言的那样，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不会降低城市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空间距离遥远的城市与乡村地区可以统一管理，使它们交流更加方便，从而使人口向区域内聚集，一些显著的、具有历史阶段性的社会空间被中断，这点我们将在本书中有所陈述。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类命运与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息息相关。

如何管理城市并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由于人类居住形式改变而积累的功能性、社会性问题及环境等问题，还因为我们对所面临的这种转变缺乏了解。市政部门往往对出现在区域内的一些超出它们控制能力的事件束手无策。因此，分析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基本因素，如技术、经济、文化及其制度，进而重新定义城市管理手段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本章我们将要探讨的问题。

1.2 结构化转变过程：信息社会与全球经济

近二十年，一个新的、技术性的范式已经形成，也被称为信息化模式。正如过去的工业革命一样，它成为历史发展中的分水岭。然而，当今的技术革命还是具有显著的个性特征，变革集中于信息技术领域，包括微电子、计算机科学、无线通讯技术及遗传工程（Castells et al，1986；Castells，1996a）。尽管科技革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19世纪40年代起一些产业因素开始发展，然而，事实上，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形成这种技术性的体制，并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新英格兰州的技术产业中心开始蓬勃发展。最初，这场革命集中于军事技术、国际金融领域。19世纪80年代初，扩展到工厂；19世纪80年代末，扩展至管理部门；而如今，信息高速公路已使这场革命进入我们的家庭（Sullivan－Train－or，1996）。不同的国家、文化、制度及发展水平或发展模式，这场范式的变革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虽然影响社会的力度大小有别，方式形态各异，但是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此，我们将勾画出技术革命与社会结构间相互作用时产生的一些根本的特性。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信息技术尽管不是产生以上这些现象的原因，但却是促使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举例来讲，若没有计算机和全球无线通讯系统，将不会有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的便捷通讯。

这场信息范式的变革最首要的因素是形成一种全球化的经济，正如如今那种有效运行的经济体一样（Chesnais，1994.）。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变革的真正内涵。我们从未管理过世界经济，这是自16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一个事实，甚至未处理过一些国际化的经济活动。而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无论是表面上，还是隐含着的，在这种经济内部，其战略性、主导性的经济活动是作为全球经济单元运行的。如资本市场，由于信息系统存储量大、运算速度高，通过瞬间的电子传输将世界资本市场联合为一体。然而，不管是通过跨国公司、公司间网络还是交流机制，处于领导地位的公司以及它们庞大的分支机构的技术、信息及管理无不全球化，其工业产品、高端服务与市场也不断被全球化。高素质劳动力也成为全球化市场中劳动力结构模式，而大量的低素质的移民则退居幕后而成为“后备军”。总而言之，资本是全球化的，但是大多数的劳动力是本土的（Camp－bell，1994）。新型的全球化经济的特性既具有显著的包容性，又同时具有排外性。它包括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能够创造价值或具有价值的事物，另一方面，它排斥那些无价值或不被重视的事物。它首先是一个动态的、扩张的系统，又是一个将社会单元、地区及国家分离开，使之相互独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由局部单元集中创造价值与消费，从人口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不同国家人口数量不同，然而，这些单元又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根据系统逻辑的观点来看，这种过渡表现为前期的广泛探索转变到形成一种与结构不相关的新模式（Carnoy，Castells，Cohen and Cardoso，1993）。这些转变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利用新技术的内在创造力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利用政策修正目前的不平等事件，进而应对这些变化，是十分必要的。

全球化的经济也是一种信息化的经济，如，在这种经济中，生产率的增长并不依赖于产品（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数量的增长，而是在于知识与信息应用于产品的生产与管理、生产、分配流程的广泛程度（Foray and Freeman，1992）。在新经济时代，信息制造与战略处理是决定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Dosi et al，1988）。这远非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所能达到的，他必须依赖于今后的通讯政策、信息化政策及人力资本政策（详见第4章）

信息经济另一特征是生产模式更加灵活，公司间建立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网络联系。在此，我们所说的信息经济并非仅仅意味着公司间的网络关系，而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更大程度上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大规模公司分权治理，半自治性的经济体出现；小型或中等规模的公司的数目增长迅速，不论小型公司还是大公司最终都将建立起密切的网络联系（Ihmai，1990）。由于那些大型公司所处国家不同，产品、技术、市场也不同，因此它们之间的战略联盟形成的经济体制与以往体制具有结构性差异，即它将在一个变化的几何系统中建立起一个具体而又不断变化的网络。因此，无论何时何地，真正的经济代理人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个公司，而是公司网络系统的一个组成单元。正是这种灵活、动态但也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模式决定了组织、管理及生产的流程更新这一特性（Piore and Sabel，1984；Harrison，1994）。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能在历史上成功出现并能普及化，应归功于新信息技术的灵活性。P1－4

前言

第1章 全球化、信息化与城市管理

 1.1 引言

 1.2 结构化转变过程：信息社会与全球经济

 1.3 数字化通讯、传媒政治与政府危机

 1.4 新全球经济下的城市管理

第2章 全球化对城市空间及社会结构的影响

 2.1 引言

 2.2 全球经济的地方管理

 2.3 新的产业空问

 2.4 城市空间结构的变革

 2.5 是否迈向二元化城市

 2.6 结论：流动空间与地域的空间

第3章 女性与城市

 3.1 引言

 3.2 女性就业问题

 3.3 女性与住房

 3.4 基于女性视角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与环境状况’

 3.5 城市未成年人

 3.6 女性、城市社会运动与地方政治

第4章 城市文化多元化

 4.1 引言

 4.2 全球化、移民运动与城市化

 4.3 种族多样性、社会歧视与城市中的种族隔离

 4.4 城市流动人口

 4.5 城市多元文化与城市社会危机

第5章 城市：政治代理人

 5.1 城市：时代的领导者

 5.2 城市项目：欧洲与拉丁美洲战略规划回顾

 5.3 城市及其政府：不断提升的领导能力

 5.4 权限的新领域和城市政府的功能

 5.5 地方政府政治与行政改革

 5.6 结论

第6章 全球化下的城市政策

 6.1 新兴地区与新兴经济

 6.2 可持续发展

 6.3 全球化与城市住房政策

第7章 战略规划与大都市项目

 7.1 战略规划：从地区规划到城市项目

 7.2 大型都市项目

 7.3 结论

第8章 都市政府

 8.1 现代都市

 8.2 治理城市

 8.3 结论

第9章 城市与世界

 9.1 国际化城市：城市系统、流动网络

 9.2 城市联盟与国家联盟

第10章 结论

 10.1 新挑战，新目标

 10.2 全球化中的城市

参考文献

人类正趋向于城市化的世界，这不仅仅是由于数据表明21世纪初地球居民主要聚居于城市地带，而且是由于乡村地区也将成为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及通讯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如以上所说，城市化是人类空间居住的普遍形式，那么对继续探讨城市有何意义？如果趋势是每件事情都趋向于城市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思想和管理政策干脆转变到区分空间和社会之间各种形式关系的方法上来？除此之外，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通讯的全球化标志着城市作为社会组织的地域存在形式将可能消失。新信息技术使社会交流过程无需考虑地域远近，不管是大都市区（远程工作、远程购物、远程信息、远程娱乐），还是地区间或各大洲间。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公司及个人的财富依赖于全球资本的运动，依赖于全球一体化的相互联系的生产分配链及管理机构，因此减少了生产消费独立单元的存在机会。尽管在本书第1章、第2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事物变得更加复杂化，技术、经济、社会及地域间相互作用过程呈开放化、多样化，然而仍可清楚看到在信息社会中，全球化铸就的电子本土化潮流使得空问距离遥远的地区间建立经济联系。此外，作为社会文化与个体思想核心载体，通信交流日趋全球化。这得益于一些国际新兴的大型组织。尽管这些组织的产品为适应各种市场分割得多样化，然而它们通过在技术和经济上的控制，使多媒体体系融合，推动通信交流的全球化。以地域为基础的文化尽管没有消亡，也将不得不探寻与强大的全球化媒体的新的联系方式，通常将处于附属地位。虽然它不能决定这种意识的产生，但它能促进超文本通讯和符号交流的广泛应用。

简而言之，城市作为联系社会和地区的特定形式在消失，而全球化、信息化与城市扩张这三个相互作用的宏观过程似乎将它融合起来。城市存在的一千年之后，在进入新的一千年里，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历史性的衰退。这并不代表着城市问题将随之消失。相反，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城市化取得普遍成就，一些极具戏剧性的紧急事件产生，如住房、城市服务的解决，城市环境保护问题，这些问题由于聚居地域更具掠夺性而加剧。然而，若城市化达到其历史最高水平，作为社会组织、政治统治及文化传播载体的城市可能会消亡。

本书试图使用更宽广的研究视角，提出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角色更新的可能性或者是必要性，建议在地区与全球间建立起一种动态、创新的关系。

因此，我们自描绘城市化与城市的区别开始。在此，若不引入专题学术论文是不合时宜的。城市化意味着居民及其活动持续或非持续的空间运动过程；依据城市社会学的传统理念与世界城市居民意识，城市意味着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文化体系，特别是实现政府统治的政治机构。我们不会回归到那种旧式的乡愁视角来观察城市，也不会与那些具有强大本土势力的种族主义一道拥护城市同流合污。我们也不认为城市的未来将局限于产生锡耶纳①或巴塞罗纳这种城市。然而，20世纪90年代，无论东京还是巴格达，库里提巴②或是巴塞罗纳，各个城市地方选举取得的显著成效表明城市居民有自我控制城市生活的可能性。不过，再次提出动态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与管理方式仅为一种可能。从根本上讲，我们的世界不是由城市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小行星及其大量居民构成。世界由大量散布的聚集体组成，这些聚集体具有经济职能，是人口聚居地，沿交通运输动脉分布，其间夹杂着一些半乡村化地区，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城郊地区缺乏控制和基础服务的不平等分配。全球应当由拥有管理能力、技术能力的精英聚居地构成，这些聚居地间以远程通讯与电子网络相联系。对居民而言，他们以个体形式居住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散布的聚集体中，或是依据“类部落”思想观点，以群体的形式结合成为具有防卫能力的社会团体，从而确保他们自身的生存。由此，世界的中心是一个结构化的整体，而其多样化的外围呈非结构化、区域化。在我们的讨论中，科学的神话色彩仅仅是试图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这样一种发展过程之中。针对强大的技术经济系统的逻辑推理方法不断涌现，可是所有的方法都或多或少被一部分所接受。目前的技术改革和经济动态系统确实带来推理方法的多样化。在新信息技术传播开二十年后，这一系统机制正开始潜在地提高物质生产率水平，并维持人类物质繁荣与文化创新的希望。然而，社会经济发展仍受益于公共部门的直接控制，而非私人企业经济的巩固。这仍是所有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在本书中，我们认为，在新机制中，社会、经济、技术与文化应由地方社会及其政治机构的强制力量管理，使其更加高效与公平。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补充，共同促成了社会与经济的联合。同样的现象可追朔到14世纪至16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起始时期，当时，城市纷纷崛起为世界创新中心与商业中心。

在全球化的新技术经济体系中，地方作为管理中心的战略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经济产出与竞争力，社会文化融合，政治代表与管理。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区域环境是在全球化经济中开发经济体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因为，若真如此，首先，公司竞争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它们的运作环境；另一方面，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为标志，国际贸易规则的自由化将会限制地方政府的行动，而它们恰恰受益于其区域内公司的发展。最终分析表明，如今那些未陷入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政府（市级或区级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地方企业的生产力与竞争力水平，而这些企业正是地方社会福利的来源。事实上，新经济时期企业竞争力依赖于地方关税壁垒或政治利益，但不再像依赖其所属地域产量优势的绝对地位的确定那样强烈。本书第6章中，我们将对充足的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区与世界各地人口、信息与货物流通的通讯体系，以及在新技术经济体制中提供生产与管理的所有人力资源进行论述。这些人力资源包括能够提供大学教育水平及其他各种级别的熟练劳动力的教育系统，还需要为这些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群体和家庭提供满意的住房、城市服务、健康及文化生活环境，以维持其心态平衡、高生产率及由此产生的愉悦感。新信息经济时期，地方政府的根本职责为培育、管理人口聚居地及其硬件设施从而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提供社会基础。在民族国家间谈判形成的全球化规则框架下，私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联系是财富创造过程中最基本的制度与组织根基。

其二，与以往相比，更多种社会文化的交汇对地方风俗影响显著。当今世界，通讯变得全球化，有必要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形成属于自身社会的特性。由于反对维护整体主义者利益的霸权，对个体而言，对建立于历史性、地域性基础之上的个性特征的发掘与保护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若无将多个社会连为一体的那些文化共性，社会将分裂为个体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团体，它们彼此间相互竞争，财富与权力在全球范围内分化。这种分裂现象在社会中正潜移默化地被不断加剧，表现为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与社会道德标准的复杂化。在不久的将来，城市聚集成为人类主要的聚居方式，这将使具有多种差异的文化形态与行为方式的个体或群体混居在一起。若不存在一种社会文化的联合机制接纳各种文化的差异，并建立起这种机制能够彼此交流的载体，区域部落化将成为全球一体化的负面产物。这种文化的分裂使各种文化体间互不承认，为求自我生存而相互树敌，进而破坏社会体间的关系纽带与对其他异己事物的接纳能力，甚至会威协社会自身的和谐。这些已经被视为一种道德层面的警告，然而不幸的是，全球范围内在许多城市化地区，这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写照。

在许多国家，民族政府依旧强制进行社会文化的聚合。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民族国家历史中形成的对地区及民族文化的压制依旧作为这些地方大多数本土人口的个性特征而存在。这些地区包括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巴斯克乡村地区，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地区，或欧洲一些多民族或多语言地区，如比利时、瑞士，或一些具有这种历史传统的地区，如法国。世界上这种分裂化的社会体还有很多，有些还很典型，它们在历史上的某一段时期曾被作为殖民地。许多非洲国家是由那些经受过这种掠夺性的殖民过程的边远地区形成，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由于地区差异分裂进而由具有统一道德标准的群体、部落或文化团体组成。尽管社会文化的融合可能会对这些边远地区的和平产生威胁，然而，国家与地方社会形成一种能够将不同道德文化群体融合的机制依旧是必要的。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亚洲、美洲及前苏联分裂的那些国家，虽然问题的严重程度与前述地区有所不同。再者，伴随着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带来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尤其是城市地区文化的多元化，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这一问题。如何将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多个具有差异性社会文化的群体融合，并在不破坏原有社会的历史、文化及宗教特征的情况下实现文化的共享，这是当代政府与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由于民族国家体制内的联合与分化现象，使其不得不致力于维持多个社会体间的平衡，并强调政治手段的使用。然而，他们在促进文化差异的融合中，面临着比地方政府更大的困难，尤其是当这些文化差异是地区存在的显著特征时，这种情况在存在文化差异的地区普遍存在。而且，那些作为地方制度与文化特征同时存在的社会差异一旦被意识到，将被民族国家体制框架中的下级制度体系吸收。因此，作为地方而言，地方政府寻找并发扬具个性特征的社会差异；而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则促进这些差异的融合，避免相互冲突。

简而言之，在新的全球化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政治角色需要创新，使之更具活力，从而贯穿地区权威及权力的结构化危机之中，民族国家将受到这些权威与权力的影响。简单地说，民族国家对于控制或指挥新体制下全球化的权力与财富的力量太薄弱，而在发挥地方社会利益与文化个性时又显得过于强大，因而其作为代表机构与高效、合法的组织者职能正在消亡。在这种意义上，资本市场、实物市场与生产设备市场的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推行任何一项有成效的经济政策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为此，民族国家开始建立一些超国家的政治机构或准政治机构，以回应全球化的金融动作与跨国经营。在这一进程中，最典型的便是欧盟的发展，此外，北美自由贸易组织（影响力向拉丁美洲扩展）、维护国际经济合作的’七国俱乐部（俄罗斯作为观察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组织，也影响着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同样地，在政治领域，联合国、北太平洋公约组织（NATO）及其他基于政治合作而成立的国际组织的职能不断扩展，以规范国际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动用联合的军事力量进行干预。然而，民族国家直接意识到它们无法独自解决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中一些根本问题，这使得国家机器日益感到力不从心，促使它们转而依赖于一种更为庞大和复杂的中介机构。因此，民族政府的职能在其所在地区的居民看来，正不断地弱化。此外，社会，尤其是地方社会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增多且无法控制的社会变动浪潮时，会不断提高自身特性，并维护其自主性。民族国家为了发挥其融合社会文化的职能，通常与其居民群体的文化、利益距离太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必须公平地区分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与不同的民族，与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代理者进行公平的协商。再者，一些民族国家倡导的文化与利益群体与原有居民群体的利益相背离，进而促使地方居民与管理他们生活的政府机构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地方政府在行政与金融上受制于民族国家，甚至掌握全球经济与政治代表的力量与资本也远远弱于民族国家。然而，民族国家对全球化潮流缺乏控制的这种处境，使得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而只是掌握世界的能力是比较薄弱还是相当薄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还有两大优势：其一，它们更乐意作为地方社团中社会文化融合的代表机构与法律规范者；其二，它们在世界交流演习、改变供求以及技术的交互作用与分散机制更具灵活性，接纳性更强，空问也更为广阔。令人确信无疑的是，拙劣的地方保护主义将导致地区间形成激烈的、破坏性的竞争。然而，我们仍旧希望城市及地方能够建立并巩固彼此间的联系网络，进而通过与企业间进行建设性的协商以达成符合双边利益的和约，近年来的经验证实了这点。当然，我们以上提到的这种区域机制并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都市中发挥作用，现代都市或地区仍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信息不完善与官僚主义属于较好的情况，较差的则被地区要人控制或充斥着腐败现象。然而，地方政府机构内部人才结构的优化、管理技术的现代化、金融资本存量的增加及地方权威力量的提升将使其机构更趋灵活，进而在国家或国际级别的监护组织的合作帮助下，管理全球化事物能力不断增强。我们研究的目标就是：如何通过区域管理与一些代表机构回应系统的全球化浪潮，同时，促进民主参与、信息发展、行政分权及文化融合。在本书的构思过程中，遭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书中阐述的关于城市及其行政管理的分析仅为作者们的研究成果、观点及职业经验。其实，更大的困难还是对于解决新社会经济时期的诸多问题的尝试，旧时代的陈腐规则在城市处理新历史时期事物的机制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这些规则甚至已使城市机构趋于麻木不仁。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探寻以何种手段促使城市、市民及其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所作为。

20世纪的三大显著运动——加速的城市化、经济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带来了生产、消费、就业、管理和通信方面的巨变。本书作者对城市环境中这些复杂的变化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城市的新生，城市环境正在按照工业和技术的新准则进行重组。为了更加有效地运行，作为政治实体的城市正在发展灵活的管理机制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同时，旧有的社区结构模式也被抛弃，并可能导致大都市区域的地区失衡和社会分裂。为使本土人口适应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民和从事发展项目的非政府组织起的作用非常关键。只有在本土化与全球化间建立动态的和有创造性的联系，才能使城市化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变得可控。

本书由两位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学家所著，他们运用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和深入分析，就未来城市发展对现有的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城市政策领域的规划者、决策者以及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和学生都会从此书中受益。

人类正趋向于城市化的世界，这不仅仅是由于数据表明21世纪初地球居民主要聚居于城市地带，而且是由于乡村地区也将成为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及通讯系统的一部分。

本书分为十章，第1章介绍全球化、信息化与城市管理，第2章介绍全球化对城市空间及社会结构的影响，第3章介绍女性与城市，第4章介绍城市文化多元化，第5章介绍城市：政治代理人，第6章介绍全球化下的城市政策，第7章介绍战略规划与大都市项目，第8章介绍 都市政府，第9章介绍城市与世界，第10章介绍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