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经济恐慌的制造元凶
新年伊始，2008年就迎来了3件大事。原油价格历史上第二次突破每桶100美元，汽油价格节节攀升，逼近30年最高。2008年1月3日，参议员奥巴马赢得艾奥瓦州民主党地方会议选举。与此同时，投票率也打破记录，登记投票的民主党人数是2000年的5倍。奥巴马在发表获胜感言时态度谦和，但目标明确。在15分钟的发言里，他重点谈几个关键的政策问题，石油问题则是重中之中。奥巴马有力地宣称，他将把美国从“石油的暴政”中永久地解救出来，发誓要做那位“结束伊拉克战争，让美国军队回家”的总统。本已群情激昂的群众用雷鸣般的掌声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回应了他的这一宣言。
“石油的暴政”一词形象地归纳了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感受。由于可行的石油替代品目前尚未出现，当国家预算用于购买石油的比例越来越高时，经济势必受到影响。从个体角度看，汽油价格飙升时，家庭只能放弃一些基本的生活享受，因为目前汽油也是不可替代的。在厄瓜多尔、尼日利亚和伊拉克等产油国，当地人民饱受战争、石油企业造成的暴力事件之苦，他们的人权时常受到侵犯。在石油利用的每个阶段，从勘探到生产、从运输到炼制、从消费到处理，都会产生另一种“暴政”，即环境污染、公共健康隐患和对气候的破坏；而石油行业的大亨们实行的“暴政”则违背了民主，破坏了我们自行决定为使用石油做出多大牺牲的权利。
石油行业的统治者即为我们所说的“石油巨头”。这些公司利用一系列的事件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原油和汽油价格的飙升、可行替代品的缺乏、民主的腐蚀、环境恶化、全球变暖和战争，美国公众对此已心生厌恶。2006年，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照例公布了美国各行业公众认可度排行榜。石油行业在这份榜单上一贯表现不佳，但这一次却是彻底跌入谷底，分数之低创下了这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新记录。
起初，呼吁反对“石油暴政”幕后黑手的只是2008年总统候选人中的个别人。最早这样做的是民主党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JohnEdwards），他在艾奥瓦州地方选举中位居第二，仅落后奥巴马8个百分点。爱德华兹再三阐明“遏制石油巨头”的必要性，强烈谴责那些“把通向政府走廊的钥匙交到石油巨头的说客手中”的行为。上述言论，加上2008年1月28日他说过的一段话，为他赢得了“民粹主义候选人”的称号。在那一天，爱德华兹宣称：“这片国土上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为说客、特殊利益集团、当权者和大型跨国公司而存在的美国，另一个是为剩余的其他人存在的美国。在这里，我要宣布，少数人的美国是要完蛋的！”爱德华兹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借鉴于国会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曾代表民粹党和民主党参加1896年的总统选举，并宣称：“一边站着的是垄断者联盟、金钱政治、大型托拉斯……他们积极推动立法的目的是造福自己、剥削大众，另一边站着的是农民、工人、商人和其他所有创造财富却要承受税收负担的人。”
随着2008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奥巴马及其民主党内的强劲对手、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开始越来越猛烈地抨击石油巨头，最终二人都被贴上了“民粹主义”的标签。他们的声音，如同100多年前的民粹主义运动一样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当年的那场运动总体上反对公司托拉斯，尤其针对标准石油公司，即今天诸多石油巨头的前身。
标准石油公司由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feller）于1870年创立。到了19世纪80年代，它已控制全美90％的炼油、80％的油品销售、25％的原油生产，并且在当时汽车时代尚未到来的背景下控制了全世界煤油产量的四分之一。标准石油的商业模式以残酷无情和无视法律著称。几十起控告标准石油的官司被诉诸法庭，三个不同的州分别下令将其解散。它的对策是转战其他州，最终逼得联邦政府出面。除了那些被它兼并、贿赂、欺压或挤垮的石油生产商、炼制商和销售商之外，美国的普通民众对它控制政府的行为也深感愤慨。
标准石油并非个案。在它完善了公司托拉斯的形式之后，数百家托拉斯纷纷效仿。托拉斯是一种企业联盟，其董事会持有每家成员公司的股份并管理所有公司的业务。尽管这些公司是以大联盟的形式出现，但是每家公司仍保留其独立的法律地位，虽然在包括标准石油在内的多数情况中这只是一个神话。当时，“托拉斯”很快就成为大公司的代名词。
当年报纸上的一张漫画是这样描绘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们正襟危坐，托拉斯们高高在上。托拉斯个个肥头大耳，身材是正常人的三倍，戴高帽、长尾巴。当中最显眼的莫过于标准石油，它是唯一一家以公司名称命名的托拉斯，其他的托拉斯都叫“铜”、“铁”、“糖”、“锡”、“煤”、“纸袋”，诸如此类。托拉斯的头顶悬挂着一幅标语：“这里是垄断者拥有、控制和牟利的参议院！”画面左下角有一块招牌，上书：“人民入口”，招牌下的那扇门却被闩住了，门上写着：“此门不通”。
面对托拉斯的强权，民众的抗议声日渐高涨。为改变现状，各地民众聚集到一起，参与到后来被称做“民粹主义与进步主义”的运动中来。一些团体试图寻求革命的途径，最终集体努力的结果是进行根本的改革，包括制定规范竞选经费、保护工人权利、公众健康等方面的新法律、以及确立第一批全国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的目的在于打破托拉斯对政府施加的影响。1911年，联邦政府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aton Antitrust Act），将标准石油拆分成34家独立的公司。19世纪末，标准石油已经不能像其鼎盛时期那样占据绝对的行业垄断和霸主地位，也不能实施当年那样有效的政治控制了。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1911年对标准石油的拆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被证明是失败的。于是，新的反托拉斯法出台。更重要的是，随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用以帮助政府制裁美国企业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该委员会此后一直是规范企业结盟和串通行为的核心政府部门。但是，尽管《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在美国国内的石油行业颇见成效，石油巨头们在国际舞台上仍以卡特尔的形式运作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标准石油解散后形成的公司中最大的三家，即新泽西州的埃克森、纽约的美孚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雪佛龙，与海湾、德士古、BP和壳牌组成了卡特尔，人称“七姐妹”。这七家公司占有全球原油储量的大半，控制着各国的经济命脉。
数十年来，为了限制“七姐妹”的影响力，美国国内提出过不少对策，展开过争论，也做过一些尝试。这些对策包括：减少“七姐妹”进口原油的配额、将炼厂收归国有、成立国家石油公司和开展大规模的反托拉斯行动。其中一些对策成功了，但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击垮公司卡特尔的事件是，产油国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卡特尔，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OPEC成员已将其原油完全收归国有。“七姐妹”在1973年时的利润的三分之二来自海外。此时，它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投向美国市场。之前，它们不屑于关注国内市场，将其舍弃给了那些“独立的”石油公司。石油巨头在这个阶段的信念是：“不兼并，就倒闭”，因此它们先是收购独立石油公司，后来开始了相互兼并。
率先对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发难的是里根政府。当时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企业兼并采取了极端纵容的态度，这一态度在随后的几届政府中得以延续。正如克林顿政府中的一位反托拉斯律师乔纳森·贝克（Jonathan Baker）坦承的那样：“原先那些保护小企业、防止政治权力集中的想法都被抛弃了。”1991年起，在石油巨头及其律师强有力的影响下，美国石油行业进行了2600多起兼并活动。这些兼并导致美国独立的石油公司、炼厂和加油站濒临倒闭。 超大型石油公司之间的兼并都发生在1991年之后，至今仍是商业史上规模最大的兼并。埃克森与美孚、雪佛龙与德士古、大陆石油与菲利普斯、BP先与阿莫科继而与阿克，这些兼并造就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司。在此过程中，壳牌也参与了兼并浪潮，收购了几家具有潜质的公司。
这些兼并活动也帮助石油巨头重新确立了石油主要拥有者的地位。尽管石油巨头在今天的地位不可与“七姐妹”所谓的“光辉岁月”同日而语，但它们占有的石油储量仍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在美国开展业务的最大五家石油公司组成一个国家，它们拥有的原油储量加起来可以排进全球十大富油国。如今，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壳牌和BP通过各自拥有的石油储量和对原油期货市场的参与来实施对原油价格的控制。期货市场已经取代OPEC成为原油价格的主导者。该市场在基本面上监管不足，容易受到过度投机和操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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