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

秋收起义是我党革命历史上一重大转折，为中国革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本书还原历史的真实，以细腻的手法刻画了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伍中豪等历史人物，以血与火的战斗场面再现当年攻打城市屡屡失败和上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历史。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毛泽东谈到秋收起义时这么说。确如毛泽东所说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真是“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故事中没有后人用艺术形式渲染夸张的场面，虽然这会使那些幼稚的年轻人听了感到惊讶，然而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追述那“霹雳一声”的秋收起义，也应从此谈起。

总序

从垂暮的毛泽东那里才能听到的故事——写在前面的话

血雨腥风应有涯

 “湖南农王”返故乡

 唐生智网开一面，农运勃兴湖南

 红旗卷起农奴戟

 甜言蜜语换走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

 “好得很”和“糟得很”

 杀叶德辉吓走中间派

 北伐将领的老丈人被扣上高帽子

 何键站到反共第一线

黑手高悬霸主鞭

 山雨欲来风满楼

 反动政变确定在长沙发起

 许克祥的炮口对准省府

 事先麻痹又临机慌乱的湖南省委

 “马日”腥风

 以讹传讹，“十万农军攻长沙”成信史

 第三国际只认一个汪精卫

 唐生智是“西瓜”还是“水萝”

 罗易成了武汉分共的导火线

秋收时节暮云愁

 毛泽东甘做“土匪”工作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

 还是想打长沙

 初闻王佐、袁文才

 暴动武装有了三个团

 警卫团东移改道瞒过张发奎

霹雳一声暴动

 修水升起镰刀斧头旗

 毛泽东虎口脱险

 第三团有了主心骨

 出师不利（一）——第三团兵败铜鼓

 出师不利（二）——第一团遭人暗算

 出师不利（三）——第二团军溃浏阳

 “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

起义队伍何处去？

 “不能再打长沙！”

 文家市会师没有兴奋和欢呼

 “我们也要上山做山大王！”

 第三国际一条黑路走到底

 芦溪遭埋伏，卢德铭壮烈牺牲

 决定奔向井冈山

 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民丰丰义引入军队

井冈山下好安家

 袁文才本是共产党

 古城会议定大计

 让绿林好汉虚惊了一场

 毛泽东给山大王的见面礼

 疲惫之师终于安下了“家”

 初逢山寨一枝花

 苏先骏离队脱逃

孤军创业罗霄山上

 攻打酃县的计划临时改变

 余师长终于当了逃兵

 分兵游击力挽狂澜

 大汾遭袭击后的“排头兵”——毛泽东

 第一次走上井冈山

 “毛委员是天底下最有学问的人！”

 陈浩凯旋壮军心

 毛泽覃找上了山

 步云山上练兵忙

 井冈山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

 创办军官教导队

 团长、副团长又想开小差

万众归心上井冈

 “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遂川城里总结“十二字诀”

 向王佐部派“长工”

 绿林武装换新颜

 新城大捷开新面

 重建边界党组织

 调和土客籍矛盾

 党籍开除只好当师长

 朱毛会师井冈山下

后记——“毛主席当时是比我们确实要高明好多倍”

红旗卷起农奴戟

1926年5月至9月间，10万北伐军从湖南横扫而过，10万北洋军在湘境大溃败，三湘大地一时变成战场。到处是遗弃的枪械，零散的溃兵，这正给当地农民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省内百姓就有尚武的传统。中共湘区委员会与唐生智达成合作后，就向各县派了农民运动特派员，发动农民起来支援北伐军。在北伐开始时，农会还在秘密状态之中，会员不过30万人，却已显示出很大的力量。

作为北伐先锋的第四军进入湘南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来的农会干部就给部队带路，同时组织了运输队帮助抬担架、送给养。这样，出师到陌生地区的北伐军如鱼得水，迅速迂回到北洋军后方，很快取得了作战胜利。

6月下旬至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6万余人集中到湘中前线，北洋军阀部队则有10万人前来阻击。在此关键性的决战中，农民支援北伐军对夺取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双方在前线交火后没几天，北洋军就感到后方补给跟不上，因为当地没有铁路、公路运输，主要靠平时拉夫挑担运粮运弹，这时农会组织农民纷纷坚壁清野，并躲避拉夫。那些欠饷已久的雇佣兵一旦吃不上饭，立即军心大乱。北伐军则情况相反。在南岭方面虽然不通铁路、公路，却有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组织的运输队翻山越岭挑运粮食弹药，到了湖南境内，又有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的数万农民来接力运输。这样，北洋军兵力虽多，却很快支持不住，混乱地向长沙败退。

在北伐军向长沙进攻时，中共湘区区委又发动农会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军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了作战。在湖南工农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7月11日占领长沙，8月19日占领平江。

8月19日北伐军攻占平江后，广州《民国日报》就曾报道：“此次北伐胜利夺得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于8月间也到达衡阳，换乘火车前往长沙。此人此时心怀鬼胎，在路上他亲眼目睹了铁路两侧有成千上万的湖南农民踊跃支前，并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时，心中的滋味如何别人虽不知道，可是他嘴上却称赞道：

“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

尽管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过“3·20事变”，在自己的第一军中驱逐了共产党员，看到北伐途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有这样大的力量，对他自己夺取地盘有重大的帮助作用，于是他又托人向中共中央传话说：“欢迎cP回来工作。”

当然，这是别有所图，不过因为这时北伐军将领们还需要中共领导的湖南的帮助，所以一时容忍了这个运动的发展。

由于一时取得合法地位，湖南农民运动在北伐进军中得到了迅速发展。1926年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已有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20万，到了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200万人。当时是每家登记一人人会的，按此推算，至少有1000万农民已经在农会领导下，占了全省农民的一半，就此在湖南农村中掀起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革命大风暴。

农民有了组织，首先就要掌握政治权利。过去，各乡、各镇都是那些有头有脸的绅士们说了算，农民只有完粮纳税听差的份，这时各地农会却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一切权力归农会！”

由于农民势大，过去地方的土皇帝、团总们，大多吓得躲起来不敢管事j团防局一类地方民团武装一时也大多趋于瘫痪。这样，乡村里的多数民事问题：包括公婆吵架，都要到乡里农会裁决，农民协会一时成了县以下唯一的政权机关。此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报告称：

“在湖南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农民已完全获得胜利，一切乡村政治都归到农民手里。”

过去乡里是豪绅和团总们说了算，如今却是农会的委员们说了算。在有钱人看来，这些委员过去都是些“痞子”，可是如今他们掌握了农会、妇女会、党部，都有各种各样的委员头衔，真成了“委员世界”。有些地主讽刺说：

“如今出去屙泡尿，都碰上了委员！”

县以上的单位，农会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在湘中、湘东各县，县里的公事都取决于县长和以农会为主体的群众团体联席会议的决定。在湘潭县马家河有几个劣绅曾勾结起来，收买打手，冲击农会并绑架了几名农会干部。马家河区农会立即组织了两万名会员进驻了这些劣绅的宅院，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并打开他们的谷仓，把粮食分给农民。这些劣绅们吓得不得不又是赔礼又是认罪，并用红绸扎轿，将绑架的农会干部送了回来。农民协会掌了权，开始还没有提出平分土地的要求，却积极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在农会势力强盛的地方，不仅旧债要减息，甚至连本也不能追还。其实，减租本是国民党孙中山提出的口号，国民党自己从不实施，这时却由共产党人来实行。

农民们起来，自然向过去压迫他们的人开战。过去在乡里横行的土豪们，此时逃的逃、躲的躲，跑不掉的就被农民捉了去戴高帽子游乡。农民们粗黑的手，如今按在过去田主的头上，他们不时地加以阵阵喝斥声——“土豪劣绅，可认得我们！”

那时的湖南农村，到处是游街游乡戴高帽子的场面。自曾国藩建湘军以后，湖南人出外从军当官的特别多，如湘军中就出了三品以上的官员达5万人。所谓三品官，相当于州府级，按照现在的标准就相当于地区级干部。这些人在外为官，回乡为绅，所以湖南官僚地主的数量在近代居全国第一。这些人及其后代仗着家中有功名，一向摆谱，很要面子。此时一个个被过去看不起的泥腿杆子抓去游街，还常常给涂黑了脸，逼着自己敲锣喊“我是土豪劣绅”。如此这般，对这些人真是奇耻大辱。游过一次乡的，往往都再也无颜见人，躲在家中，威风扫地。

对过去血债累累的大恶霸，农民协会就自己或报请上面拿他开刀。1926年12月22日，湖南省各界民众团体向省党部、省政府请愿，要求用革命手段肃清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翌年1月4日成立由共产党人谢觉哉、易礼容等为主要成员的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28日，省党部通过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一些大的土豪恶霸审判后被枪毙，或被农民自行处决。

农会为了解决荒年贫农缺粮和粮价暴涨的问题，还建立了平粜局或平粜委员会，规定本乡谷米外运，必须有区、县农会命令，并在码头、车站等交通枢纽设立了检查站，严禁地主将谷米运往他乡搞粮食投机以牟取暴利。另外，不少地方还组织了“民食委员会”，实行粮食平粜，以乡为单位调查谷米数量，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粮食。过去贵州鸦片经过湖南运送，是本地一大财政税收来源，这时农会下令禁止。因这种措施与部分北伐军部队征税、征军粮发生矛盾，省农会下令“暂缓禁运”。

在农民运动兴起后，为了自卫，各地农会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卫军。自卫军成立以后，有的拣了战乱时留下的枪支，有的夺取地主武装团防局的枪支，不过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农军的装备还是梭镖。据估计，1926年年底湖南农民自卫军数量已经发展到10万人，不过都属于民兵性质，在乡不脱产，平时也无军事训练。

尽管这些农军还称不上是军队，手里拿的基本上是冷兵器，但毕竟是掌握武装的开端。不过因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认识的局限，认为农村武装只是自卫性质，未想到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还没有强调农军的训练和增加枪支问题，一些领导人常常以表面上的庞大数量而自满自足。

在热兵器时代，光凭人的数量而不讲武器的质量，其实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后来“马日事变”的教训，就证明了这些。

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其实最早尝试于浙江衙前，大规模地开展于广东海陆丰，而湖南农民运动又将此推向了高潮。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又影响了湖北、江西等地。

被称为“湖南农王”的毛泽东，这时虽然人在广州但中共中央还是重视他过去的农运经验，于1926年11月上旬委任他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又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北伐军占领下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几省的农民运动。

刚刚就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立即乘船从广州赶到上海。又从那里到了南昌，与当地的国民革命军要人和中共派出的政工人员林伯渠、李富春等人商谈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并进行筹资活动。有了经费后，于12月初到达武汉，一面在汉口建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一面筹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时的毛泽东，主要理想还是如同青年时一样，当名教员。其实此一愿望终生未变。1970年他在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就认为应去掉“四个伟大”中的三个称号，最终只保留一个“Teacher”的称号。

教员讲好课，必须有丰富的实际知识。为了更好地指导各省的农运，也向自己的农讲所学生传授实际知识，毛泽东经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同意，有了1926年12月中旬出发的湖南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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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党组织武装暴动和独立创建军队，到今年已经有80年了！为了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80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纪念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回顾当年的历史，我想了很多，有时晚上也睡不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我们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其实当时都称为暴动），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按照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办法，事事向国民党妥协，中国革命就会被彻底葬送。那一年春天和夏天我正好在武汉，到处传来国民党新军阀镇压工农运动和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眼看着武汉政府要同我们翻脸，同志们都很着急。后来党中央决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周恩来等同志到南昌组织暴动，并开展土地革命，才看到了希望。

领导和参加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的同志们是很英勇的，牺牲了不少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如何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大家都还在摸索。例如南昌暴动后是想到广东去占一个海口，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没有深入农村去独立自主地建设根据地，结果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广州暴动也是想要占领大城市，这在那时敌我力量相差极大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传来时，我已到了莫斯科，还看到了一些牺牲了的女同志的照片。当然，广州暴动中也撤出了一些队伍走到了农村。相比之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秋收暴动后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才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朱老总和陈毅同志也把南昌暴动剩下的队伍拉到那里去，井冈山成为代表武装斗争正确方向的一面旗帜。

在大革命失败和发动三大暴动的时候，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领导人都看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在中国如何搞武装斗争，怎么建设军队，还没有得出很正确的认识。当时我从国内到苏联红军学校去学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学校教给我们的还基本上是苏联那套正规战的战术。其实，当时如果请一些苏俄内战时的老游击队员来讲课，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1930年我回国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同志问我，回去能不能指挥一个团。我说自己是当教员出身，指挥一个团可能有困难。瞿秋白同志说，有人领导嘛，并说回去要搞一块根据地。可见，经过斗争的实践，那时都认识到要搞根据地的重要性。

不久我到了江苏南通搞武装起义，后来又转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十四军政委、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政委和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通过实际斗争深深感受到，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战争怎么个打法，要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教条地照搬苏联那套办法是要吃败仗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创造，特别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军队，依靠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这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的创造。有了这些创造，军队以后才能发展壮大，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70年过去，我现在也已经90多岁。回顾当年的革命斗争，我深深感到，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要结合斗争实际加以应用。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如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搞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应吸取当年的历史经验，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进行开拓，才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黄火青

1997年8月1日

——“毛主席当肘是比我们确实要高明好多倍”

80年代初期，当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时，出现过一股否定毛泽东的思潮，曾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受过长期迫害的黄克诚曾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回顾了人民军队创建之初的艰苦斗争，他满怀深情地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一时期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他对此回忆道：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是比我们确实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今年恰好是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和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追念当年的光辉历史，再看看黄克诚的那篇讲话，确实可以感到毛泽东的确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他领导的秋收暴动虽然与另外两大暴动一样遭受挫折，然而他在暴动后却为革命军队开辟出唯一的一条正确道路。

毛泽东领导的那支秋收起义军，如果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相比，无论从领导干部、部队的素质，以及军事骨干的数量看，都要弱很多，可是由于毛泽东超出了革命战争过去的常规，一旦受挫后就拉队伍上井冈山，当上了红色的“山大王”，就能够保存力量并建立起根据地。当然，这时的红色政权只是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坚持，实行狭小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还谈不上以农村根据地去“包围”城市（真正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因日寇占点、线，八路军占面才形成对其包围之势）。然而这一创举，很快成为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进行军事斗争的一面旗帜。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暴动的余部也走向井冈山，使那里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队的摇篮。

有关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和上井冈山的事迹，过去曾有大量的书籍和宣传材料介绍过。不过也应该看到，许多介绍以个人崇拜的方式宣传领袖，只言胜而忌败，突出毛泽东“用兵如神”时，所描写的毛泽东从秋收暴动到上井冈山直至转战湘赣边界，几乎事前都能预先算定战况的演变，军事斗争的正确指导方针只是毛泽东头脑中固有“妙算”的向外延伸而已。按这类作品所描绘，毛泽东从一开始进行军事斗争时就会打仗，而且指挥若定，近乎未卜先知的神仙一般。

在文艺作品中，歌颂几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反映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固然无可非议。如此来写历史，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会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泥潭。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指导军事斗争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通过从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在实践中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完善。毛泽东早年并没有想过要当军人，也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成为一个统帅前曾看过许多古代兵书。据毛泽东自己讲，他在上井冈山以前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16字诀。”（引自逢先知：《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66页，1986年版）

事实上，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源于其正确的军事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源于实践、源于群众。正如毛泽东的名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阐述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正确思想，同样也经过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到实践中去验证的过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得到最突出的体现。从秋收暴动到上井冈山的过程，恰恰是其最初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虽然在辛亥革命时当过半年兵，可是其志向长期是报人或教员。他在第一师范和农讲所时常督促他人习武，自己却与一些行伍出身的人不同，从不喜好摆弄武器，只是酷爱书籍。这些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曾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过交往的尼克松对两人的外表进行对比后，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说，蒋介石的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写字信笔成书、不拘俗套，房间杂乱无章。然而后来的历史，硬是把这位从军人仪表上看来并不能及格的毛泽东推上了统帅的地位。

在秋收暴动前的十年间，毛泽东由从师孔孟儒学，信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康德等人乃至追求日本新村主义的道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其后着力于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以后又在改组的国民党中央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又在广州、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截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仅34岁的毛泽东虽然从事社会活动仅为时几年，却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以至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全国首批“清党”的通缉名单中也将他与陈独秀等人并列为头十几名之内。从这时毛泽东所具备的个人素质来看，他已经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革命家即政治家、策略家，一个擅长领导群众特别是有“湖南农运之王”称号的组织家，一个长于思索和思辨的哲学家，同时又是书写古文、时文都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还是具有浪漫想象气质的诗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恰恰不是军事家。

当然，直至此时还未想去搞军事的毛泽东，却已经具备了世界近代战争史上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所概括的一个优秀统帅所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而且这几方面能够均衡发展。当历史呼唤他从事武装斗争时，这些素质很快就在军事舞台上放射出惊人的异彩。

走向军事家之路是要经历曲折的。秋收暴动的枪声响起后，马上就遭到挫败。这里面固然有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客观原因，主观指导上的差误却也是不容讳言的，而且不能只归于几个部队的军事指挥员，前委预先确定的会攻长沙的目标本身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严格讲来，此时的毛泽东还是纸上谈兵的“枪杆子”爱好者，让从未指挥过打仗的人一开始就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创造辉煌是不可能的。

秋收暴动的历史证明，毛泽东伟大之所在，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他能不犯错误而处处正确，更不像某些作品所描绘的那样事事能未卜先知。毛泽东之伟大，正在于他能比别人长于总结经验教训，一发现问题马上更改并总结经验，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及战争指导中愈来愈高明，能够比别人更好地驾驭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能根据这些规律越来越得心应手地指导革命斗争。

秋收暴动部队受了挫折后，党内其他同志还是热衷于城市暴动，可是毛泽东却最先改变了斗争方式，开始决定向湘南进军（并非像有的书上写的那样一开始就决定向井冈山进军），后来在罗霄山脉中段停下来建立了根据地，经过摸索又决定在井冈山安家。就是上了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在斗争中仍是通过一系列挫折的教训，才形成了正确的建军原则、战略战术以及实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的政策。

毛泽东于1964年所说的井冈山斗争中有“两个大败仗”，当系1928年5月间派湘南起义后上井冈山的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全军覆没，以及同年8月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所招致的“八月失败”，其中前一次失败与毛泽东的决定不无关系。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湘南有8000农军随朱德部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携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也差。此时山上给养极为困难，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决定，已编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后来的红四军）的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二十九团外，全部返回原籍开展游击战。当时这部分农军未来得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基础又不好，此时匆忙派数千人脱离根据地远途去湘南，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消灭或自己溃散。在此革命极其困难之际，一兵一卒都是宝贵的，如此处置确有失当之处。后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指出：“当时军委太无准备、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简单的因经济困难，没有整顿，这是不对的。”

吸取了湘南农军第一次返乡全部覆没的教训后，同年8月毛泽东就坚决反对中共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据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陈毅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同他谈起对毛泽东的印象，特别联系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两次返回湘南均招致失败的教训，深有感慨地说：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

这种“不二过”的说法，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伟大和高明之处的精辟概括。

毛泽东作为军事家之初，最突出的才干表现在对武装斗争道路的战略谋划上，对于具体的战役、战斗指挥，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摸索过程才逐渐成熟起来。中国革命战争史证明，是历史造就了毛泽东，而不是像过去造神运动时所描绘的那样是个人造就了历史。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正是站在继承先贤、启发后昆的历史交会点上。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又会反作用于时势，以其改造社会的伟力重写历史。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群雄之内，毛泽东堪称一个最为光彩夺目的启明星，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灿烂星河。

秋收暴动其实包括工、农、兵三方面的力量，恰恰也各自编成一个团。然而在暴动后几天内，由安源矿工组成的第二团和浏阳农军组成的第三团就基本溃散，只留下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其实是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改称的第一团。毛泽东带领上井冈山的基本力量，以及从事建军工作的基础，恰恰是北伐战争时留下来的这些军队。

在旧中国军界极其腐败、落后的基础上创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确实难而又难。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的光辉伟业之一，就是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白手起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具有全新内外关系的强大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人建军的成就固然是集体智慧的产物，然而毛泽东在人民军队成长和发展的每一阶段，不管在指导军队的纲领上，还是政策纪律的细则条目上，都留下其神工鬼斧的独特功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其中主要是黄埔军校学生）相结合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军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客观地评价历史，也必须承认这一军事基础主要还是旧雇佣军队的遗产，还很不适应农村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失败后军队中官兵大部逃亡，以及部队存在的种种不良习气，恰恰是这种不适应的突出表现。

无情的客观事实说明，共产党人要想进行革命战争，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军队，并在建军工作中“另起炉灶”。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偏僻的山乡、依靠广大农民去创建人民军队。在这种环境下，既不可能采取中国封建军阀和草寇式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集队方法，也没有条件像苏俄那样利用已有政权实施国家征兵式的建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所探索出的方式，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和发动土地革命、开辟根据地结合起来。

在当时以农民为主体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军队，这是前人从未遇到的新课题。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旧式农民毕竟是带有许多落后性的小生产者，在中国古代，靠号召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财产、土地的“均贫富”式的动员，也能发动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建立起人数众多的农民起义军，甚至是扭转乾坤、夺取天下最强大的力量。然而这种旧式农民战争由于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思想的领导，只能“破”不能“立”，一时的绚丽多彩最终也不过是无果之花。在建军方面，历代农民军的军制只要略具规模，就要仿照封建王朝军队的旧制，其斗争方向也要回复到改朝换代的老路上。共产党人不同于黄巢、朱洪武和李闯，毛泽东所领导创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区别于赤眉、绿林和太平军，恰恰在于建军中注人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的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灿烂之花，首先在人民军队中得以大放异彩。

毛泽东在建军工作中的第一项创举，就是在上井冈山前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重要意义，一是奠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基础，二是开始建立民主制度。前者，可以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正确的方向；后者，可以使军队建立完全新型的内部外部关系，确保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能够团结一致。

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就匆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这次改编中体现的两项基本原则——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主义，从此却成为两项强大的武器，为摧毁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以后人民军队建设中日益完善的各项政策措施，都是这两方面内容的延续和发展。那个位于江西宁冈县境内偏僻的三湾村，就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不朽的英名。

秋收暴动后，毛泽东率军上井冈山的意义，从更高层次上讲，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斗争道路的开端。

这一阶段在党内普遍信奉的武装斗争模式，只是共产国际确定、马列“本本”上载明、俄国人已经做出先例的城市暴动道路。共产党又是产生于城市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怎么可能想到以极其落后的、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农村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呢？

这时的毛泽东在中国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武装斗争的道路问题上，他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冲破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条条和框框，体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中国传统格言“实事求是”和湘学提倡的“经世致用”传统，加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态度，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论起倡导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并不是先行者。然而可贵之处在于，他与同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一同主张进行武装斗争时，就已经显示出他的一个独到之处，即超出当时人们仍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城市武装起义模式，主张“上山”。在当时主张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这可谓最高明的真知灼见，这也预示着毛泽东将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独辟一条蹊径，并从此走上带显著中国特色的军事家之路。独具慧眼的见解，在于与众不同的实践道路与高出他人的理性总结。自幼生活在农村，以后又周游南北大城市，有过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双重经验，在国民党内任过职并熟悉其情况，还有当兵的经历和理论家的深邃分析，这使得毛泽东在当时多半出身于城市学生的党中央领导人中，对国情和形势发展的认识会比他人更深刻。在当时的中国，反动统治者以城市为据点，并掌握强大的军队，只有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山乡，才是其薄弱环节。当时中国的人口百分之九十又在农村，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又已在农运中充分显示出来。在这时“上山下乡”，革命者才有进行武装斗争和建设军事力量的广阔之地。踏上通往井冈山的道路固然是形势所迫，属于逼上梁山，却也是毛泽东人生道路所造成的历史必然。上山起步之时，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探索，对其意义在理论上并没有总结，翌年才开始将其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但是迈出这一步，却为整个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毛泽东上井冈山大展身手的最初几个月，除了当地民团等反动武装因切肤之痛而与之交战外，湘赣两省的军阀迟迟未出动正规军前来，这与对城市或邻近城市地区的起义的反应，确实截然不同。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特有的军阀割据和相互混战，也给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统治的缝隙间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天赐良机。革命有了这样一个立脚点，刚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暴动受挫的共产党人，终于得到了休养生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在湘南发动起义后难于立足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合，声势壮大，一时威震湘赣和南方数省。刚刚为城市暴动纷纷失败而苦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井冈山从这时起，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进行武装起义，道路不同所得到的不同结果，很快验证了过去从来没有带过兵、从未指挥过实战的书生毛泽东选择的道路正确。

在全国各地的起义暴动的成败结果面前，井冈山斗争及毛泽东本人的威信在全党迅速得到提高。1928年6月至7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对农村根据地的认识有不足之处，但是仍然很重视井冈山斗争成功的经验，并以此为主要借鉴材料，制定了在全国各地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规划。此时，与毛泽东是同县乡亲的彭德怀在湘东北领导了平江暴动，成立了红五军，随后在湘鄂赣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不过平江起义的这一个团是旧湘军由“闹饷”为动员口号（即反对官长克扣士兵军饷）发动的起义，真正当上红军后，生活反而比“欠饷”时更苦，许多官兵开小差，打仗时甚至有全连叛变的。如何改造军队，如何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许多问题对于这位刚刚由旧湘军团长成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都是难解的新课题，于是他产生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念头。尽管彭德怀过去与毛泽东并无交往，但是他早就对井冈山的榜样钦慕已久，于是他在1928年底也率军奔向了那里。在井冈山斗争史上，也写下了“彭大将军”的英名。从秋收暴动、上井冈山至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开始还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就是这本纪实作品中所描写的这段历史，为时不过8个月，在毛泽东几十年漫长的军事生涯中确实应算是短短的“弹指一挥间”，可是这一段历史极为重要。这段以“山大王”身份在军事方面进行的探索，其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冲破不切合实际的“本本”和框框束缚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五四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两次伟大的解放运动。当时毛泽东就“上山”问题进行的探索，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向苏联模式提出了挑战，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斗争道路。尽管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直至40代前期的延安整风中才得以完成，它的伟大历史开端却在秋收暴动后上井冈山时期。古往今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投身武装斗争，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暴动之时。看看中国革命史记载，当时有南昌起义、湘赣边的秋收起义、湘鄂边的洪湖地区起义、广东海陆丰的三次起义、赣东北的横弋起义、鄂东北的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不到一年，一百多次武装起义的烽火就燃遍了大江南北。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为毛泽东在井冈山高举红旗创造了基本环境和政治气候。应该说，毛泽东当时的伟大创造，恰恰也是融会集体智慧的结晶。立足于当时的宏观角度和政治大气候，再来看那“霹雳一声暴动”及随后的进军，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它的意义深远。

历史巨人发动了暴动，暴动又产生了历史巨人，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