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巴巴拉·W·塔奇曼所著、万里新翻译的《第一声礼炮（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一书是详细，可信，生动，好读的美国独立战争史，一场激动人心的革命，一个新诞生的国家；两届普利策奖获奖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受到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历史学家费正清、威廉·夏伊勒推崇；“叙述性历史”（在严格遵照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像写作小说一样创作的历史作品）经典作家经典作品，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精彩之处。

在由万里新翻译的这部作品《第一声礼炮（另一种视角下的美国革命）》一书中美国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书写了美国革命，她的笔下不止有华盛顿、格林、摩根和那些浴血奋战的士兵们，还有英军将领的挫败与颓丧，法、荷两国兰出于各自复杂的原因对美国给予的帮助。用乔治？华盛顿的话说，美国“似乎是上苍专门为了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而设的”；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在真理与无尽的谬误之间，理性所受到的束缚方是永恒的。

说明

第一章 “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第一次得到承认”

第二章 金岩

第三章 “海上乞丐”——荷兰崛起

第四章 “世上最疯狂的想法”——建立一支美国海军

第五章 海盗——“巴尔的摩英雄”号

第六章 荷兰人和英国人：另外一场战争

第七章 罗德尼上将登场

第八章 法国介入

第九章 革命的低潮

第十章 “一场成功的战斗可以让我们赢得美洲”

第十一章 危急时刻

第十二章 最后的机会——约克镇战役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

注释

索引

第一章

“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第一次得到承认”

1776年11月16日，在西印度群岛碧绿的洋面上突然浮现一团团白色烟雾，接着，从圣尤斯特歇斯（St。Eustatius）这座小小的荷属小岛一个不起眼的要塞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圣尤斯特歇斯奥伦治要塞（FortOrange）的这几声炮响，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AndrewDoria）在进入外国港口时循惯例发出礼炮的回应；当时这艘船桅杆上正挂着美国大陆会议规定的红白相间的条形旗。这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的应答礼炮声尽管很微弱，却首次正式宣告了那个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即一个注定要改变历史进程的、新的大西洋国家（state）已经跻身于国家（nation）的行列。

众所周知，美国革命自一开始就对欧洲社会的政府性质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马姆斯伯里伯爵（EarlofMalmesbury）詹姆斯·哈里斯（JamesHarris）曾回忆说，在美国叛乱发生伊始，“荷兰大部分民众的心态就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改变”。圣尤斯特歇斯属于荷兰，而这位伯爵在美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曾在荷兰海牙任英国大使多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对荷兰执政（Stadtholder，尼德兰元首及奥伦治亲王）的权威的疑虑正在增加……实际上，当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的叛乱取得成功的时候，所有的权威都受到了打击。”这位英国大使正在见证的是—假如还不是事实的话，至少在观念上已是如此—权力原来是贵族和君主行使的专制特权，现在正转变为根植于宪法和人民代表的权力。这种转变发生在1767年到1797年，这恰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相重叠。他认为这段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JohannesdeGraaff）自作主张，决定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礼炮做出回应，这是背叛英国的殖民地发布《独立宣言》以来，外国首次对美国国旗和美国的独立国地位予以承认。荷兰这次率先承认，也许就此事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正如其他争论者所辩解的，我们不妨说是美国总统把奥伦治要塞的礼炮确认为开天辟地之举。1939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给圣尤斯特歇斯赠送了亲笔签名的牌匾，上面写着：“纪念1776年11月16日由此要塞向美国国旗发出的礼炮，此举系根据时任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命做出，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代表国家的礼炮的回应……由此，表明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首次得到一位外国官员的正式承认。”就这样，赫拉夫在美国的史册中永远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事并不广为人知。

“安德鲁·多利亚”号—这场历史剧的主角—并不寻常，它在历史上声名卓著。1775年10月13日，大陆会议通过法案创建了大陆海军，而这艘船正是最初征用的四艘船只之一。这些船均由商船改造而成。此后不久，这艘战船就参加了首次战斗。此船系小型双桅帆船，前桅为横桅，主桅为纵桅，经过改造，可以为新创建的美国海军执行战斗任务。根据大陆会议的指令，这艘船在10月23日驶离靠近费城的新泽西海滨城镇格洛斯特（Gloucestor），准备驶往圣尤斯特歇斯装运军事物资，并将《独立宣言》的一份副本递交给赫拉夫总督。这种船帆的面积有限，只能借助西风带航行，因此这艘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多一点儿的时间乘风破浪，于11月16日就抵达目的地，这个成就可谓不同寻常。当时从北美到欧洲的往返航行时间因船的类型不同而差异很大，通常吨位较大的战船要比装有大炮的护卫舰（frigate）及商船要花更多的时间。此外也受制于风向，有时风向飘忽不定，会从吹向东方的盛行西风带转为方向相反的东风。在美国革命时期，向东驶向欧洲的航行被称为“顺行”（downhill），通常需要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向西驶向美国的航行被称为“逆行”（uphill），要逆着风和湾流航行，航程大约需要三个月。

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礼炮之举本无足轻重。这位总督违抗本国政府的指令，有意鼓励荷兰人与北美殖民地从事军用物资方面的贸易，并答应会继续从圣尤斯特歇斯岛运送物资。这对拯救美国革命至关重要，因为革命力量在初期势单力薄，军火严重匮乏。乔治·华盛顿曾写到，在战争第一年时，整个美国军营里“每个人平均还分不到9发子弹”。到了10月份，这些殖民地展开武力对抗已经半年了，华盛顿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饱受炮击之苦，却由于弹药匮乏无法进行任何还击，因为我们要把有限的弹药留在比大炮射程更近的近距离搏杀时，等到那些英国老爷们胆敢从掩体中走出来的时候用。”在1775年6月邦克山（BunkerHill）的那场恶战中，美军的弹药已经快要耗尽了，士兵们只能用滑膛枪的枪托与英军肉搏。由于英国一直担心美洲殖民地可能会揭竿而起，有意让殖民地依靠母国英国提供军用物资，所以殖民地本身没有任何制造武器或者弹药的能力，也缺乏硝酸钾这样的原材料，以及制造军火所需的技术和设备。从欧洲经由西印度群岛转运的弹药就成了唯一的军火来源。荷兰为中立国，而且荷兰人生性喜好贸易，又经常从事远洋航行，这样荷兰就成了主要供应商，而圣尤斯特歇斯岛居于与殖民地秘密贸易的要冲，自然成了各国货物汇集的仓库。英国人想方设法阻止这种运输，有时会追逐运输船只一直到圣尤斯特歇斯港，然而荷兰船员对当地的风向和潮汐等情况知之甚详，总是能够成功摆脱追逐者，毫不屈服地继续航行下去。英国人变得恼火起来，抗议说殖民地那些“背信弃义的反叛者”不应当受到任何来自其友邦的“援助和给养”—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前任、被约翰·亚当斯形容为“趾高气扬”的英国公使约瑟夫·约克爵士（SirJosephYorke）用傲慢的语言传达了英国的愤怒。约瑟夫爵士系大法官［第一代哈德威克伯爵菲利普（Philip，firstEarlHardwicker）］之子，在海牙外交界可是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根据曾经拜访过他的英国威廉·拉克索尔爵士（SirWilliamWraxall）的描述，此人“殷勤好客又慷慨大方”，但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傲气而非热情，因为其举止“刻板而拘泥于礼数”，而这种风范显然很投执政奥伦治亲王的胃口。拉克索尔爵士曾说，亲王对他“怀有一种子女对父母那样的崇敬”。然而，大使的风度对那些从事商船运输的商人影响很有限。这些商人更关注生意，而非外交上的繁文缛节。（P001－003）

说明

在本书的叙述中，有许多疑难及不一致的地方：第一处是有关加勒比海向风群岛及背风群岛（WindwardandLeewardislands）的旅行，各种西印度群岛地图及现有材料对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和标示都不一致。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绘图部对这种混乱提供了一种解释：在西印度群岛岛链中部，两处群岛“有少量重叠”。根据国家地理学会的说法，多米尼加岛（Dominica）及岛链延至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以北的部分属于背风群岛，而多米尼加岛以南包括巴巴多斯岛（Barbados）和多巴哥岛（Tobago）的部分则属于向风群岛。我把这个问题搁置了，由此引发的争执将不可避免，而我知道确定的知识是多么难寻。

第二个问题是，一支海军舰队或舰队中的特定舰只数目常常变化不定。正如我在第233页脚注中指出的，计数会受到不同海上可见度的影响，还取决于快速帆船和商船是否被计入战舰，以及完成计数后，舰队中是否又有些舰船离开或者加入。

18世纪末某种外国货币之价值，或其相对于某种比较知名的货币或当时我们自己货币的价值，自然是所有历史研究中无法避免的问题。这里我最好引用我在有关14世纪的作品《远方之镜》（ADistantMirror）前言中所说的，由于货币价值及其相对比价一直变化不定，很难确定某一特定时期货币的价值，因此我建议读者不必为这个问题烦心，只要简单地把某个数量的货币想象为一定数量的钱即可。

最后，还有不同专家之间的说法不一致的问题。例如17世纪英荷战争中有个著名的事件：有个荷兰海军将领曾经把扫帚系在桅杆上逆泰晤士河而上。关于这个将领的身份，有不同说法。英国历史学家温菲尔德－斯特拉特福德（Wingfield－Stratford）认为此人为特龙普（Tromp），而荷兰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Schama）教授则认为此人为勒伊特（deRuyter）。

还有关于英王乔治二世为罗德尼上将之教父的说法。罗德尼的传记作者戴维·汉内（DavidHannay）主张此说，但另一位传记作者戴维·斯平尼（DavidSpinney）则称此为“无稽之谈”。

此外，关于1747年菲尼斯特雷之战（thebattleorbattlesofFinisterre）也众说纷纭。海军历史学家查尔斯·李·刘易斯（CharlesLeeLewis）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直斥其他说法“均不正确”（大意如此！）。历史学家们对此事说法不一，主要是因为菲尼斯特雷先后有间隔很近的数起战斗，而且有两个叫菲尼斯特雷的地方，一个在法国，另一个则真正位于欧洲大陆的尽头—西班牙。

致谢

我要向帮助过我的个人与机构表示感谢。他们帮助我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寻找材料，并提供了其他方面的帮助，使得本书得以完成。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丈夫莱斯特·塔奇曼（LesterFuchman）。在我视力衰退时，他可靠的陪伴和大力的帮助坚如磐石，使得这座大厦最终得以建成。

我要感谢荷兰驻美国大使H。E。理查德·H·法因（H。E。RichardH。Fein），他邀请我在1985年荷兰解放40周年活动上致辞，正是这次活动给我了创作本书最初的动力。

我要感谢荷兰外交部的弗雷德·德布鲁因博士（Dr。FreddeBruin）。

我要特别向我女儿阿尔玛·塔奇曼（AlmaTuchman）致谢。她耐心地帮助我澄清了很多容易混淆的地方，发现并改正了一些谬误之处；我还要特别向孙女珍妮弗·艾森伯格（JenniferEisenberg）致谢，感谢她帮助我完成了注释的说明部分。

我要感谢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Greenwich，Connecticut）的A·B·C。惠普尔（A。B。C。Whipple）。他是《风帆战舰》（FightingSail）的作者，曾帮助我解释海军用语及相关概念。

我要感谢我的秘书及负责打字的道尼塔·布赖森（DawnitaBryson）。她兢兢业业，帮助我度过了一段困难而迷茫的时期。

我要感谢海牙的安·乔丹（Han。Jordaan）帮助我从西印度公司档案馆中找出有关约翰·德·格拉夫的记载。

我要感谢荷兰国家档案馆第一馆馆长G·W·范德梅登（G。W。VanderMeiden）。

我要感谢特雷弗·迪普伊上校（ColonelTrevorDupuy）在美国革命军事史方面给我的指导。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西蒙·沙玛教授为我解答有关荷兰历史方面的问题。

我要感谢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的弗里曼·戴森教授（ProfessorFreemanDyson）提供哈克卢特（Hakluyt）有关海员教育方面的引语（第112页）。

我要感谢密歇根大学威廉·L·克莱门茨图书馆（theWilliamL。ClementsLibrary）手稿馆馆长盖伦·威尔逊（GalenWilson）提供有关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文件。

我要感谢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theLewisWalpoleLibrary，YaleUniversity）馆员玛丽·迪瓦恩博士（Dr。MarieDevine）、琼·苏斯勒（JoanSussler）、凯瑟琳·贾斯廷（CatherineJustin）及安娜·马利茨卡（AnnaMalicka），她们对馆藏内容的熟悉程度及即时检索能力令人惊叹。

我要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主任马克－皮尔（MarkPiel）及其同事，感谢他们给我多方面的协助。

我要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罗德尼·菲利普斯（RodneyPhillips）、伊丽莎白·迪芬多夫（ElizabethDiefendorf）和乔伊斯·齐耳德耶维奇（JoyceDjurdjevich）在书目方面给予我的帮助，以及在参考书方面给予的指导。此外还要感谢公司秘书布赖迪·雷斯（BridieRace）极具魅力和效率的居中协调和周旋。

我要感谢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Greenbelt，Maryland）的托德·埃利森（ToddEllison）帮助在马里兰档案馆中找到有关范比伯（VanBibber）的信件，并感谢他对克拉克的《海军文档》（NavalDocuments）进行了详尽分析。

我要感谢伦敦的多萝西·休斯（DorothyHughes）为我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RecordOffice）的研究提供协助。

我要感谢《美国遗产》（AmericanHeritage）的琼·克尔（JoanKerr）、理查德·斯诺（RichardSnow）及阿瑟·尼尔森（ArthurNielsen）从事图片方面的研究。

我要感谢国会图书馆音乐部的杰拉尔丁·奥斯特洛夫（GeraldineOstrove）及查尔斯·森斯（CharlesSens）提供有关“世界颠倒了”（“TheWorldTurnedUpsideDown”）的相关资料。

我要感谢圣尤斯特歇斯历史博物馆（theHistoricalMuseumofSt。Eustatius）的员工们。我要感谢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图书馆（theGreenwichLibrary，inConnecticut）的职员们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并极为高效地帮助进行馆际借阅。

我要感谢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TheHistoricalSocietyofPennsylvania）提供有关玛格丽特·曼尼（MargaretManny）制作大陆会议旗帜的相关记录。

我要感谢康涅狄格州新伦敦（NewLondon，Connecticut）历史学会及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提供海军方面的记载。

我要感谢麦道尔艺术村（TheMacDowellColony）的善解人意，让我可以远离家里的种种干扰，在一个条件无与伦比的地方连续地专心创作。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校内招待所达纳·帕尔默楼（TheDanaPalmerHouse）让我住在毗邻一个上好图书馆的地方从事写作。

我要感谢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AlfredA。Knopf）的玛丽·马圭尔（MaryMaguire）与南希·克莱门茨（NancyClements）及巴巴拉·德沃尔夫（BarbaraDeWolfe）为出版事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这一声礼炮，既是对美同所达成之事的致敬，也是对美国来能达成之事的深切悲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以如此准确、富有激情的文字重建这些场景，只是塔奇曼的诸多天分之一。……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关于人类之贪婪、愚蠢和勇敢的书。——《人民》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兼具气势与文采的叙述融合了小细节与大理论，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会继续闪光。——《休斯顿邮报》

紧密交织的叙述，独特新颖的结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