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编著者茅海建。

1. 作为晚清史研究大家，茅海建先生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了戊戌变法的另一面，告诉你一个前所未知的康、梁。

2. 本书资料翔实，考据精深。

3. 本书中的很多细节引人入神、故事性强：比如六君子被捕，张之洞为何独独营救杨锐一人？张之洞为何给青年梁启超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薪？

戊戌变法真像康、梁所说的那样吗？

“张之洞档案”透露的政治秘闻

封疆大吏如何搜集京城及重要口岸的政治情报？

同情变法的地方实力派为何不支持康、梁？

地方官员怎样维护京城人脉关系？

从朋友到敌人，张之洞心目中的黄遵宪

书生议政参政为何总是结局凄惨？

老官僚如何不露痕迹地算计官场新秀？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编著者茅海建。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内容提要：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自 序

导 论

 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第一章 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一、李景铭与《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

 二、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来信

 三、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信

 四、张权光绪二十四年来信两残件

 五、张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来信

 六、张彬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来信及光绪二十一年一残件

第二章 张之洞与杨锐

 一、杨锐是张之洞的“坐京”

 二、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至二十二年正月杨锐给张之洞的密电及光绪二十二年正月给张之洞的密信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五、张之洞营救杨锐的行动

第三章 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

 一、张之洞给张权、张检、黄绍箕等人的指令

 二、江西试用道恽祖祁

 三、奏调湖北差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

 四、湖北按察使瞿廷韶

 五、天津委员巢凤冈

 六、太常寺少卿盛宣怀

 七、上海委员赵凤昌与曾磐

 八、余论

第四章 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 —兼论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

 一、相关背景：《时务报》的创办与汪、梁矛盾

 二、张之洞与黄遵宪的交谊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五、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与光绪帝旨命黄遵宪“查明”“核议”

 六、黄遵宪对事件的处理

 七、戊戌政变之后

第五章 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

 一、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早期交谊

 二、湘鄂之间

 三、《湘学报》之争

 四、张之洞奉召进京与陈宝箴的建策

 五、张之洞、陈宝箴联衔上奏变科举及与康有为的间接交锋

 六、陈宝箴与康有为的直接交锋与保举张之洞

 七、陈宝箴的罢免与保卫局的保全

 八、尾声

 附录一 陈宝箴之死

 附录二 张之洞与谭继洵父子、于荫霖的关系 —罗惇曧对《抱冰弟子记》的误读

 附录三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第六章 戊戌前后诸政事

 一、光绪十九年刘坤一查办张之洞

 二、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起用容闳

 三、光绪二十一年李提摩太的“妙法”

 四、光绪二十二年查验刘鹗的假资产证明

 五、光绪二十二年为李鸿藻治病

 六、光绪二十四年清朝决策岳州自开通商口岸

 七、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香港谈话、来信及“密诏”在上海发表与张之洞等人对此的反应

 八、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年策反邱菽园

 九、光绪二十七年请奖梁庆桂等人赴西安报效事

 十、光绪二十七年请废大阿哥

征引文献

五、张之洞营救杨锐的行动　

戊戌政变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从“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于次日凌晨丑时（1－3时）即得知消息。由于与康有为之间的政见分歧，他对政变后的前景一开始并不是很悲观，反而对康的落难，有着几分暗喜。但听到杨锐被捕后，张的感受一下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锐很可能是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早上在家中被捕的。而在初九日的下午，张之洞就得到了消息。他于酉时（下午5－7时）分别发电给张权、黄绍箕：　　“急。京。立：叔峤奇灾骇绝，究因何故？尚有复文否，念甚。必已见明发，速摘要告。凡各处函电，务即付丙。即刻复。迂。佳。”　　“京。温州馆，黄仲韬侍讲：急。叔峤受累可骇。何以牵涉？有余波否。速复。拙。佳。”　　“立”，张君立，张权；“迂”、“拙”，张之洞闻政变后所改的自署。张之洞的电报，除要求查明事情的原委外，还希望了解慈禧太后的下一动作，即“余波”，并要求焚毁相关的电报函件。然仅过了几小时，张又于亥时（下午9－11时）再次发电张权：　　“急。京。立：杨、刘四人必革，已见明文否，若已见，当可无余波矣。叔峤事渠何时得信？王照、端方、吴懋鼎有事否。均即复。迂。佳。”　　根据张之洞的判断，杨锐、刘光第等新任军机章京四人若有革职拿问的明发上谕，将不再会有新的行动，但他仍在打听慈禧太后是否会继续对王照等人动手。“叔峤事渠何时得信”中“渠”字，说明张权在电报中透露了消息来源。到了第二天，八月初十日（9月25日）辰时（7－9时），张之洞再发电张权：　　“急。京。立：闻逮问十六人，想已见明发，速详告。叔峤并非康党，何以四章京同罪，焦急亟念。岂康曾保四人耶？能知受累之故否？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蒸。”　　张之洞所担心的，是杨锐等新任四章京由康有为所保，这将使案情变得极为复杂；同时也关心他发给杨锐的诸多电报及信件是否也被查抄。

在“张之洞档案”中，我还看不到张权等人此期的复电，而八月初十日张之洞关于杨锐的发电，也仅此一件，似为不全。而到了八月十一日（9月26日），张之洞开始行动了，档案中留下他大量亲笔电报。

八月十一日寅时（上午3－5时），张之洞发电其侄吏部主事张检：　　“京。化石桥，张玉叔：急。叔峤受累太奇，是否有人劾？究系何故？此外有要事速电告。如须密者，专人坐火车送至天津发电，并告权。即刻复。迂。真。寅。”　　张之洞恐在京发电会泄露，让张检、张权将密电派人去天津发送。与此同时，张又发电此时正在京觐见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　　“急。琉璃厂外武阳会馆，湖北臬台瞿：急。蒸电悉。有要事速电示。或云康已获，确否？此事只在惩首恶，似不宜株连太多。见夔帅、寿帅时，似可婉陈。即复。洞。真。寅。”　　“夔帅”，军机大臣王文韶；“寿帅”，军机大臣裕禄。张之洞命瞿向王、裕“婉陈”“不宜株连太多”之意，即有意护杨。过了几小时，十一日午时（上午11时至下午1时），张之洞又命幕僚杨文骏，发电给其兄、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杨文鼎，其下加重点号者为张之洞亲笔：　　“急。天津督幕杨俊卿：顷南皮师帅面告弟云：闻军机章京杨锐因康有为案同被拿问，骇愕之至。杨章京自四川学政任内，相随晋、粤、江、鄂二十余年，品行端洁，文学通雅，凡事最小心谨慎。平日议论极恶康学，确非康党。都中海内贤士大夫皆深信。此次召见，系陈右帅所保，与康丝毫无涉。今同康被逮，未知何故，故未敢遂行论奏。嘱电兄转恳荣中堂，设法保全，免受诬累。中堂爱才若渴，必能宏此善心，维持善类。至康之邪恶，先属瞿臬司详陈，已蒙烛照等语。望速陈。恳急电示复布局。骏。真。”　　张之洞恳请荣禄能出面保杨。然此时荣禄已去北京，护理总督袁世凯复电，表示“遵办”，即将此意转告荣。又过了几小时，十一日亥时（下午9－11时），张之洞正式采取行动，发电瞿廷韶：　　“急。京。琉璃厂西门外武阳会馆，湖北臬台瞿：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直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务祈迅赐切恳夔帅、寿帅，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善类，同感两帅盛德。叩祷。盼即复。洞。真。”　　张之洞命瞿廷韶去找王文韶、裕禄，搭救杨锐。据瞿的回电，王文韶表示同情，裕禄未能相见。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发电盛宣怀：　　“急。上海。盛京堂。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天下端人名士所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直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务祈飞电切恳夔帅，鼎力拯救，以别良莠。天下善类，感戴盛德。叩祷。盼即复。拙。真。”　　张请盛转恳王文韶，搭救杨锐。盛对此完全照办。张之洞的行动似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据陈夔龙的笔记，当时主持审讯的奕劻，亦有意援救杨锐、刘光第两人，很可能就是转受他人之托。

从清晨的寅时，到夜间的亥时，张之洞的动作有如三级跳，先是由瞿廷韶“婉陈”，继而由其幕僚转求，最后方是自己出面，这一系列的动作，自然与京中的来电有关。张之洞电文中“召见蒙恩”，“与康无涉”，说明他已查明康确未保杨。而在同一时刻，即十一日寅时，张的大幕僚王秉恩发电给乔树枏的电报，很可能说明内情：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钝平安，何以知之，速示慰。如弟凭人言，仍恐难测。闻同乡拟公保，万不可缓。肖岩明日赴京。息清。真。”　　“钝平安”一语，说明杨锐的情况良好；“凭人言”一语，说明乔报告其所闻有利杨锐的消息；“同乡拟公保”，指四川京官准备公同具结为杨锐担保；而杨锐的弟弟杨悦（肖岩）也准备立即进京。

由于得到了京城来的好消息，八月十二日（9月27日）一天，张之洞的电报稍显暖意。十二日丑时（1－3时），张之洞发电张检，要求交给张权：　　“急。张玉叔转交立：叔峤无他虑，有何端倪？想因查无与康往来字据耶？所云信件发还，想并未查封衣物耶？速明晰复。再，闻有妄人保懋勤殿十员，有仲韬在内，确否？亟系甚。速询复。黄遵宪有事否？宋伯鲁何以漏网？日来见廉舅否？有何议论？汝与各处来往电报，务即付丙。真。戌。”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张权向其报告杨锐“无他虑”，“信件发还”等情节，张之洞虽心存疑问，但其关注点已转向他处，尤其是黄绍箕，担心其为“懋勤殿”之累。过了几个小时，十二日巳时（上午9－11时），王秉恩发电乔树枏：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或云峤等因有密谕复奏被累，密谕系何事？峤如何复奏？何以四人联衔？再何以知峤、培两人独平安，想峤、培查无违碍信件，林、谭有耶？均速示。息。文。”　　这封电报虽用王秉恩的名义，但“密谕系何事？峤如何复奏？何以四人联衔？再何以知峤、培两人独平安，想峤、培查无违碍信件，林、谭有耶？均速示”一段，是张之洞删去“何解？速详示”五字后亲笔添加的。“密谕复奏被累”，指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单独召见杨锐，发下密谕，并指示杨锐等人复奏。“何以四人联衔”，似为乔树枏的电报称，杨锐给光绪帝的复奏是四章京共同署名的。“培”，刘光第，字裴村。“林、谭”分别指林旭、谭嗣同。到了当天晚上，十二日亥时（下午9－11时）张之洞发电张权：　　“急。京。立：林、谭查有违碍信件否，所讯何事？即刻复。间或告茂萱统复亦可，但嘱其勿写号，只可写一慎字。文。”　　在这封电报中，张之洞没有提到杨锐，他大约认为此案杨锐自当脱罪。由于杨锐、刘光第是陈宝箴所保，杨、刘“平安”的消息也从武昌转到长沙。陈宝箴致沈曾植信称：　　“返署接节庵电，杨、刘平安，喜极。惟康、超为洋船接去等语。杨、刘既平安，大抵只查抄，无交私之件便不问耳，似此不与钩党之狱矣。”　　梁鼎芬已将“平安”的消息电告陈。而陈信中的内容，似为张之洞及其幕中对杨锐一案及其发展的判断。

张之洞似乎放心了，目光也有了转移。我在“张之洞档案”中，竟然找不到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张关于杨锐的电报。由此可推测，张可能一整天没有发电，若真如此，又似可说明他的信心。乔树枏、张权等人的回电，一定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消息。我在“张之洞档案”中虽未找到乔树枏、张权等人的复电，然张权此时给张之洞密信一残件，透露出当时的情景：　　“八月十三日之事，午前尚毫无信息。十二日见乔茂萱，渠尚云杨、刘二人或可无虞。缘杨曾在上前面劾康，欲令其速出。谭保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刘不署名。此二事可站得住也。”　　既然杨锐在光绪帝面前弹劾康有为，并欲令康迅速离开北京，那么，杨完全可以在审讯中将自己摘出，说明自己并非康党。恰也就在张极为放心、很可能一日无电的八月十三日，慈禧太后恐外人干涉，下令处死杨锐等“六君子”。

八月十四日（9月29日），噩耗突然传来。是日戌时（下午7－9时），张之洞收到瞿廷韶发来电报：　　“昨日陛见后，分谒枢廷，未见。便见合肥，论杨、刘事，尚谓必有分别。旋见钱密缄，已云仓猝，虑难挽回。果于四点钟遽同谭、林等同时处决。在京多称杨、刘之冤，奈内旨迫切，于午刻迳由刚相奉密旨立办。措手不及。遗骸已由各同乡代殡。敬帅晚年难堪，闻湘人已电藩司矣。本司廷韶谨禀。寒。”　　“钱”，钱恂。该电说明李鸿章都认为杨锐、刘光第“必有分别”，此案由刚毅奉密旨“立办”。与此同时收到的，很可能还有张权、黄绍箕的电报。张之洞得报后，随即发电张权：　　“急。京。立：迂。来电及绥电均悉。芝艾同焚，奇冤至痛。到部数日，所闻何供？峤曾劾康，想必供明。何以不理？何以昨日忽催泪？日来英、俄有何消息？并告绥速复。绥即韬也。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即刻复。盐。此电即付丙。”　　“来电”指张权的来电，“绥电”，指黄绍箕的来电。张之洞急切想知道，杨到刑部后的审讯过程，“峤曾劾康”是对杨最为有利的情节，可他为何会遇难呢？这一封电报原文上没有发报时间，但下引张之洞发给乔树枏的电报为十四日亥时（下午9－11时），很可能两电为同一时间。以往给乔树枏的电报多以王秉恩的名义，此次张之洞亲笔写道：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迂。不料峤事如此，千古奇冤，惨痛难言。临难时有何语，到部后复问何事，共问几堂，诸大臣有何语，同乡公呈已递否，东海何以不论救，何以木讷一人主持？均电示。闻峤有劾康疏，系何时上，供明否？问官定案时奏内叙入否？日来都人公论如何？其世兄恳诸公切为抚慰。均速电示。节、雪统此。盐。峤此稿务钞寄。”　　张之洞非常不理解审判的结果，亟想知道杨锐遇难前的遗言，并要求将杨锐弹劾康有为的奏稿抄寄。“到部后”，指到刑部后，“共问几堂”，指堂审几次，“东海”为徐桐，“木讷”为刚毅。他此时还不知道，杨锐、刘光第等人是不审而诛！直到第二天晚上，八月十五日（9月30日）亥时，张之洞发电黄绍箕：“……叔峤恐系为杨崇伊所潜害，望详加考究。黄遵宪实是康党，都人有议者否？……”此日原本是中秋佳节，张之洞却在悲痛中度过，且以悲为恨而记仇于杨崇伊、黄遵宪等人；且在其极为悲痛之际，竟突然指责昔日的朋友黄遵宪是康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名。又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张之洞又发电为杨锐收尸的乔树枏：　　“急。京。骡马市恒裕，转乔茂萱：迂。肖岩到否？思永扶柩何日行？如需费，速示。湘水生波，因何而起。漾。”　　“思永”，杨锐之子杨庆昶的字。杨锐的棺柩由杨庆昶、杨悦一路送行，由北京经西安至其家乡四川绵竹安葬。至时，张之洞会想到什么，能做些什么？两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之洞另两位得意门生、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在极端保守派的鼓噪下被杀，张之洞又会想到什么？又能做些什么？这是一条伤痛的河，从这位“忠臣”的心上淌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再度署理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颂‘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南京城内鸡鸣寺豁蒙楼，成为张之洞所写下的他与杨锐关系极为悲情催泪的浓重一笔。

还需说明的是，唐才常被杀后，康有为极为悲愤，作《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称言：　　“杨锐者，张之洞入室弟子，岁馈千金，养之京师，而一切托之者也。杨锐与刘光第之入军机，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杨等六人，以求避党祸，其忍于杀帝党久矣。”　　相同的说法又见于康此期所作《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逆贼张之洞罪案》等文，称张之洞“电请杀六烈士”。此本是康在政治斗争中的诬词，不足为据，然今亦见有学者引用而信之，失察之误。　　

在本章结束之际，我还想呼吁各位多多地注意杨锐的信札与电报，现在发现得还太少。这些重要的材料将会一一揭开戊戌变法中的许多内幕。我一直以为，它们有可能还存世，只是因其无抬头、无署名、无日期而未被人所识所重，不知道落到了哪个角落里，静静地睡觉。　　P174－P178

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研究戊戌变法已达十年之后，阅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尽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康、梁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毕竟没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辟新途。历史学家陈寅□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称言：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成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经、“公羊”学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他的这一评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其基本史实方面当得自于其“先祖”与“先君”。然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有过许多次引用和赞赏，但一直不能予以证明。这是因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留下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太少。㈩

而与陈宝箴属同一政治派系的张之洞，却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档案。

“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图书馆历年购置、收集而入藏的；总计492函，内有两千佘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其中关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当丰富，然我所感兴趣者，是涉及戊戌变法的史料——该类材料的数量虽不很多，但也有数百上千之规模。

尽管从广义上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关的史料也极多，一辈子都无法读完；但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去分析，戊戌变法大体上就是“百日维新”，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动在北京、在政治上层，且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绝大多数人置身事外，闻其声而不知其详。又由于政变很怏发生，相关的人士为了避嫌，当时没有保留下完整的记录，事后也没有详细的回忆，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毁。也就是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分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大量档案或当时的抄本，主要是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奏折，揭示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伪，对戊戌变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此项史料搜寻工作大体完成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来研究戊戌变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批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变研究计划，专门来阅读与研究这一批材料。

我在阅读“张之洞档案”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

其一，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对变法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当人们从“张之洞档案”中看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经常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

我在阅读“张之洞档案”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

其一，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当人们从“张之洞档案”中看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经常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而

“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

其三，由于这批材料数量较多，准确度较高，许多属当时的高层秘密，可以细化以往模糊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内容。

——茅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