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恩·麦克米金编著的《一战倒计时(世界是如何走向战争的)》是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缘起的著作，它精彩地讲述了欧洲走向大战的倒计时过程，从6月28日的斐迪南大公遇刺，一直讲到8月4日英国最终决定参战，揭示了一小撮政客如何在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改变20世纪的历史进程。

过去，人们将战争的责任归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国主义，而主要的战争责任者——俄国和法国——却没有得到追问。作者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与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一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少数政客希望利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从而在欧洲重新瓜分权力，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一战倒计时(世界是如何走向战争的)》简介：1914年6月底，在塞尔维亚的支持下，一名刺客枪杀了斐迪南大公，这件事似乎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甚至斐迪南的叔叔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听说帝国皇储的死讯时仅简单地说：“这是上帝的意志。”这显然说明这位奥匈帝国皇帝当时心里很矛盾。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件事会引发国际冲突——更不会引发一场彻底重塑人类命运的大屠杀。

正如知名历史学家西恩·麦克米金在《一战倒计时(世界是如何走向战争的)》里展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小撮心怀诡计的政治家，这次世界大战根本打不起来，因为他们在斐迪南遇刺后的一个月里，蓄意利用这次遇刺事件做导火线，引爆他们等待已久的欧洲大决战。引爆这场大战的主要罪犯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谴责。虽然大部分有关大战缘起的著作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国主义，但麦克米金在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史资料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俄国和法国才是最恶劣的挑衅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好战和奸诈，大战才变得不可避免。

或许是心怀叵测，或许是草率鲁莽，每位身陷其中的政治家——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法国总统普恩加莱——都在拿斐迪南遇刺事件做赌注，不明智地把欧洲推向人类历史未曾见到过的大灾难。

序言：萨拉热窝

第1章 维也纳：愤怒但不悲哀

第2章 圣彼得堡：不宽恕

第3章 伦敦和巴黎：讨厌的干扰

第4章 柏林：同情和急躁

第5章 奥约斯伯爵受命去柏林

第6章 维也纳战争内阁(一)

第7章 海上没有无线电信号

第8章 萨佐诺夫粉墨登场

第9章 维也纳战争内阁(二)

第10章 普恩加莱会见沙皇

第11章 萨佐诺夫的威胁

第12章 香槟酒首脑峰会

第13章 最后通牒

第14章 萨佐诺夫出击

第15章 俄法塞三国立场强硬

第16章 俄国准备打仗

第17章 德皇返驾回宫

第18章 大混乱

第19章 我不愿对一场大屠杀负责

第20章 这就是屠杀

第21章 最后的谈判机会

第22章 现在你可以随心所欲了

第23章 危险面前英国如梦方醒

第24章 格雷爵士的巅峰时刻

第25章 世界大战：没有回头路

尾声：战争的责任问题

斐迪南大公遇刺的那天，整个欧洲的天气都好极了，属于典型的1914年夏季的好天气。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写道：“在那个夏季的日日夜夜里，天空像蓝色的丝绸，空气温和且不闷热，草地上飘着温热的芬香。”6月28日，星期日的下午，茨威格像所有奥地利人一样，在户外享受美好的天气，他当时在温泉城巴登(Baden)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下午2时之后，在音乐演奏台附近，有人贴出皇储遇刺身亡的告示。看到告示，音乐家停止了演奏，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严重事件。不久，城里人都知道了发生了什么。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消息迅速在奥地利传开。在政府官员中，最先听到这个消息的是总参谋长康拉德，他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前几个小时离开了萨拉热窝。他当时乘坐10时30分的火车从萨拉热窝到了克罗地亚，去那里监督军事演习。午后不久，当列车通过了萨格勒布(Zagreb)站的时候，雷门(Rhemen)男爵，一位骑兵将军，走进康拉德的包厢，告诉了他这个可怕的消息。康拉德乘坐的列车抵达最后一站卡尔施塔特(Karlstadt)的时候，官方的电报送到了，电报正式通告哈布斯堡皇位继承人以及夫人遇刺身亡，行刺者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康拉德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个不像是某个疯子的孤立行为，而是有组织的犯罪。他认为，从效果上看，谋杀斐迪南大公是塞尔维亚向奥匈帝国宣战。这种战争行为，他认为：“只能用战争来回应。”康拉德马上给正在阿尔卑斯山巴德伊舍别墅(Bad Ischl)度假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他是否应该中断克罗地亚军事演习计划，返回首都维也纳。皇帝回答说是。第二天晚上，康拉德乘坐夜间火车直奔维也纳。

康拉德的性格决定了他能以冷静和好战的态度对待斐迪南大公的遇刺。这位奥地利军队的总参谋长简直就是天生的军人，性格像斐迪南大公一样顽固。康拉德能担任总参谋长一职，要归功于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斐迪南大公曾经在1906年和1912年两次帮助康拉德当上了奥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在1911年11月份曾经被解职，但这次解职时间不长。到了1912年，斐迪南大公又帮助康拉德官复原职。康拉德在这两次任命中都遇到了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反对，因为皇帝讨厌康拉德野心勃勃的军事改革。(1911年11月，好战的康拉德提议进攻意大利，而意大利是奥地利的正式盟友，当时意大利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这个建议自然使康拉德处境不利。)谁都知道康拉德渴望制伏塞尔维亚，这在欧洲已经不是个秘密。就像老加图(Cato the Elder，前234年—前149年，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在罗马元老院演说时发表的著名言论“迦太基必须被毁灭”一样，康拉德也自1908—1909年爆发的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以来，就不断地要求他的同事“彻底地解决塞尔维亚问题”。①由于德国的支持，维也纳才抵御住俄国的反对，赢得欧洲对奥地利吞并波黑的认同。但是，塞尔维亚民族分子从来不接受这桩吞并案的合法性：他们建立起民族自卫队和“黑手会”，谋求推翻这桩吞并案。虽然塞尔维亚还没能推翻奥地利对波斯尼亚的统治，但他们在其他地方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塞尔维亚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打败了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人口和国土面积增加了近一倍。一方面，塞尔维亚的声望因获胜而暴涨；另一方面，奥地利因没能干预巴尔干战争而声望暴跌。毫不奇怪，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不仅信奉民族统一主义，还信奉政治恐怖主义。

俄国一直袒护塞尔维亚，对维也纳越来越抱有恶意，正逐渐显露出动武的倾向。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蒙耻，接下来又遭遇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的实力大不如从前，所以没有介人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四年后，信奉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尼古莱·哈特维希(Nikolai Hartwig)，几乎是孤身一人组建起了巴尔干联盟(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黑山)。1912年10月，巴尔干联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发动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确实，俄国在这场冲突中没有进行军事动员，因为土耳其人在所有战场都被打败了。到了1913年，保加利亚为争夺战利品与过去的盟友产生争执(在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加入谴责的行列后，保加利亚失去了这场争执)，于是发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俄国还是没有进行军事动员。其实，俄国不必介人这两次巴尔干战争，因为，即使在奥地利的宿敌塞尔维亚接连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奥地利仍然只是做个局外人。当康拉德看到塞尔维亚不仅有能力羞辱土耳其，而且能阻吓奥地利不敢干预时，他开始害怕奥匈帝国已经没有时间解决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斯拉夫少数民族问题了。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斐迪南大公并不同意康拉德的好战姿态。但是，康拉德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沮丧——甚至斐迪南大公之死，也没有促使康拉德重新考虑自己的好战姿态。康拉德没有时间伤心，他要立刻实施报复。此仇不报，更待何时。

当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yon Berchtold)伯爵正在布克洛维茨(Buchlowitz)逛一个乡村集市。他和妻子南婷是斐迪南和索菲的亲密朋友。不久前，他们几个还一起去了大公在科诺派斯特(Konopischt)的庄园，重新设计后的庄园非常漂亮，充满了春天的气息，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虽然贝希托尔德是个漂亮、时髦、富裕的贵族，但皇室并不十分器重他——1912年，皇帝在选外交大臣的时候，他仅是排名第三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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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星期天

1914年6月28日，星期天，这天的早晨，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波斯尼亚饭店一觉醒来，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因为他就要离开波斯尼亚了。波斯尼亚饭店，位于萨拉热窝西面大约10公里远的温泉小镇伊利扎(Ilidza)上。他住的套房豪华得有些俗气，里面装饰着波斯地毯、阿拉伯灯具、土耳其弯刀。然而，与这些粗糙的东方穆斯林手工艺品厮守3天的时间，对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大公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皇储是星期四下午抵达的，已经参加了整整两天的奥地利军事演习。星期五的傍晚，斐迪南陪着妻子索菲逛了一趟萨拉热窝的集市。市长费希姆先生是位穆斯林，他要求市民无论信仰如何，都必须向客人展示出最好的“斯拉夫人的好客本性”，而市民也没让市长失望，确实按照要求去做了，斐迪南夫妻所到之处，都乱哄哄地挤满了人。为了回报市长大人笨拙的好客，斐迪南大公邀请市长、波斯尼亚的官员、宗教领袖(天主教、东正教、穆斯林)星期六晚上到他下榻的位于伊利扎的饭店参加一场“豪华的晚宴”。晚宴是法国式的，但是为了表示对当地人的尊重，开胃酒选的是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境内的莫斯塔(Mostar)地区产的白葡萄酒。

当客人开始离开宴席回萨拉热窝的时候，有人听到斐迪南说：“感谢上帝，波斯尼亚之旅就要结束了。”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otzendorf)，这位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是这次军事演习的总指挥，在参加完最后几轮祝酒后，于晚上9时偷偷地溜走了。斐迪南想与康拉德一起走，刚要动身——就在这时，顾问向他提出了警告，如此离开活动安排会有损奥地利在波斯尼亚的声望。星期日的行程仅剩下几项，只需再忍几小时就行了：在市政厅照相、参观博物馆、去总督的官邸进餐。在参加了饭店里举行的一次小礼拜活动后，斐迪南匆忙给他的孩子们发了封电报，电报说：“爸爸妈妈迫不及待想在下个星期二见到你们。”

6月28日是旅程的最后一天，这个日子是这对夫妻的周年痛苦纪念日。在1900年的这一天，这位奥地利皇储，在他的皇帝叔叔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的逼迫下，签署了一份弃权声明书，规定他与庶民索菲结婚生出来的孩子不能继承皇位。索菲·霍泰克(SophieChotek)按理不算庶民，她来自一个捷克贵族家族，然而，由于她的家族太卑微了，无法与宏大的哈布斯堡家族门当户对。除此之外，索菲曾经是一位名叫玛丽·克里斯廷(Marie Christine)的哈布斯堡女大公的侍女。这位大公夫人很想和斐迪南结婚。有一天，斐迪南换了衣服去打网球，把随身携带的小金盒留在了更衣室。女大公的妈妈打开了斐迪南的小金盒，希望看到自己女儿的照片——但是，这位妈妈看到的似乎是家里那名侍女的照片。

斐迪南没有为了家族的尊严而放弃爱情，他迎娶了那位秘密情人。大部分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把斐迪南的行为看作羞辱，拒绝原谅他。索菲也得不到原谅。虽然索菲获得了霍恩伯格(Hohenberg)女大公的爵位，然而这位斐迪南的妻子必须忍受无穷无尽的羞辱。在皇家宴会上，那些比她年轻、未婚的女大公，无论有没有人陪同，都要比她先人场。她总是被安排在餐桌的最后一个位置上，远离丈夫。甚至在星期六伊利扎晚宴上，虽然远离维也纳的皇宫，索菲也被迫坐在两位大主教之间，耐心听她丈夫做令她痛苦的“不涉及妻子的祝酒词”(斐迪南不许在公共或官方场合提及索菲的名字)。

传说这次斐迪南之所以去波斯尼亚，就是为了安抚索菲，因为索菲一直享受不到哈布斯堡女大公应有的礼节。不过，这次斐迪南的波斯尼亚之行是具有相当大的政治意义的，这其实才是斐迪南可以忍耐下来的原因。在1908年的时候，斐迪南强烈反对奥匈二元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南斯拉夫人(特别是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挑衅。1914年，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有190万人口，其中40％是信封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穆斯林30％，罗马天主教20％，还散居着犹太教徒、新教徒、吉普赛人)。这倒不是因为斐迪南喜欢塞尔维亚人，其实他视塞尔维亚人为“一群小偷、凶手、恶棍”。然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与同情塞尔维亚人的俄国打交道，所以他厌恶波斯尼亚的事。

斐迪南知道，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件事，深深地伤了俄罗斯人的自尊心，特别是当时的奥地利外交大臣冯·埃伦塔尔男爵(Baron Alois Lexavon Aehrenthal)欺骗了他的俄国同事亚历山大·伊兹瓦斯基(Alexander Jzvolsky)。埃伦塔尔男爵口头假装答应奥地利会支持俄国进出奥斯曼帝国的海峡，借以换取俄国对吞并波黑的支持，但后来变卦了。这引发伊兹瓦斯基也跟着变卦。最后，德意志帝国在1909年3月以战争做威胁才迫使俄国住手。历史上称这次事件是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由于埃伦塔尔重重地羞辱了伊兹瓦斯基，伊兹瓦斯基后来被迫辞职(之后他去巴黎做俄国大使，利用这个职位，他策划了复仇行动)。奥地利不顾塞尔维亚的憎恨和俄国的不满，最终吞并了波黑。这是一颗外交关系中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斐迪南大公不希望他在这次行程中引爆这颗定时炸弹。

1910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去波黑进行了一次皇家巡游，为的是能讨得那些不太高兴的新臣民的忠心——他的先遣队做事不老练，为了对付塞尔维亚人的反叛力量，在大街小巷布满了警察。斐迪南在对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时领略过类似的严格安保，他希望1914年的波黑巡游要少安排一些令人窒息的封锁线。他还提出要带自己深爱的妻子去波斯尼亚，因为这样他在乏味的官方场合也能保持精神状态高昂(就是允许他们夫妻俩在公共场合谈话)。不过，大公的军事参谋们依然仔细策划了安保措施，康拉德也提供了帮助；此外，奥地利派驻波黑的公使利昂·冯·比林斯基(Leon yon Bilinski)和军事总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oiek)也提供了帮助。有几个塞尔维亚批评家指责奥地利第15军和第16军因斐迪南的缘故进人波斯尼亚一塞尔维亚边境。但是，这不是事实，这两个军没有驻守波斯尼亚一塞尔维亚边境，而是在黑塞哥维那的西南部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地区，距离塞尔维亚非常远。

虽说这些人比较敏锐地注意到不要在塞尔维亚边境挑起事端，却在旅程的其他细节方面做得不够周到，让人感到有不祥的预感。斐迪南出行，一般乘坐豪华的铁路列车，动车车厢是向布拉格的润哈佛公司(Ringhofferfirm)预订的，可是新车在通过捷克与奥地利边境度假城市克拉梅茨贝·维特根(Chlumetzbei Wittengau，斐迪南和索菲把孩子留在这座城市，等到下周二再去接孩子)的时候，有一个车轴断裂了。没有办法，斐迪南大公只好被安置在普通列车的头等舱，先远道去维也纳，再从维也纳乘坐皇家备用的铁路列车去的里雅斯特(Trieste)，这可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可是，还没有等他离开车站，车上的电灯就坏了。如果想修理，那就必须改变行程。没有办法，斐迪南大公一行人只好乘坐点着蜡烛的普通列车去亚得里亚海海滨。斐迪南大公评论这次旅行“好像是在坟墓中似的”。

然而，最大的恶兆是日期，斐迪南大公的最后一场活动是萨拉热窝皇家巡游，被选在6月28日举行。对斐迪南和索菲来说，6月28日是个令人痛苦的日子，就在这个日子里他俩的孩子被剥夺了继承皇位的权利。对塞尔维亚人来说，这个日子让他们倍感痛苦，塞尔维亚人在1389年的这个日子里遭受科索沃·波列(Kosovo Polje)大惨败，土耳其人彻底地摧毁了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然而，塞尔维亚人没有把6月28日仅看作一个悲痛的日子。当年，塞尔维亚勇士米洛什·奥比利奇(Milos Obilic)在战场上刺杀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所以，塞尔维亚人把这一天变成表达民族大义的日子，他们在这一天要祭拜斯拉夫人的战神和祝愿民族昌盛，这就是塞尔维亚人的“圣维特日”(St．Vitus's Day)。如果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胆敢(他实际上很不愿意)在这一天做哈布斯堡王朝的祭祀品来萨拉热窝进行正式访问，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就敢为纪念525年前那位刺杀土耳其征服者的爱国勇士而刺杀他。试想一下塞尔维亚人自不久之前的弑君暴行——1903年，一个由军官组成的超级民族主义帮派，在未来的塞尔维亚陆军情报部主任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DragtttinDimitrijevitch，绰号“神牛”)领导下，谋杀了塞尔维亚国王和王后，理由是国王和王后没有尽全力去实现塞尔维亚的理想。所以，可以这么说，在“圣维特日”那天，去萨拉热窝进行皇家巡游，如果不是彻底的愚蠢，就是十足的挑衅。

斐迪南大公星期日的行程，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几个月前，大公要来萨拉热窝访问的消息就公开了，这样一来任何对奥匈帝国不满的人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谋划。萨格勒布(Zagreb，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的《斯尔博布兰日报》，在1914年3月就透露出了大公来波黑的主要行程细节。虽然大公来萨拉热窝的具体日期未定，但这家报纸宣称大公将在初夏来波斯尼亚观摩军演。

萨拉热窝有个热衷搞民族统一的组织，叫作“青年波斯尼亚”，这个组织中的一位积极分子看到了斐迪南大公要来萨拉热窝的消息，他把这条消息从报纸上剪下来，寄给了贝尔格莱德的内德利科·查布里诺维奇(Nedielko Chabrinovitch)，这封信邮寄地址以塞尔维亚语做基础，掺杂了波希米亚语，途经一个叫艾歇尔克仑茨的咖啡店(Eichelkranz)做中转，最后由查布里诺维奇，在吃午饭的时候把这段剪报交给了加夫里若·普林希普(Gavrilo Princip)，此人是个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普林希普一下午都在考虑这条新闻。晚上，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另一个名叫格鲁纳·克兰兹的咖啡店(GrunerKranz)与查布里诺维奇见了面，提出共同去萨拉热窝刺杀哈布斯堡皇位继承人的想法。查布里诺维奇当时的年龄只有19岁，他比普林希普更像个无政府主义者，宁愿去刺杀军事总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因为波蒂奥雷克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奴婢，被派遣到波斯尼亚来折磨塞尔维亚人。然而，普林希普依靠信念说服了查布里诺维奇。

普林希普提出的建议是非常积极的。虽然他俩都没有武器，但都与塞尔维亚半官方的恐怖组织有联系。普林希普曾经参加过民族自卫队(Narodna Odbrana)，这个组织成立于1908年，主要目的是反抗奥地利吞并波黑，反抗方法是派遣受过训练的地下武士去“炸毁铁路和桥梁”或采用其他各种游击队战术。1912年，普林希普接受了民族自卫队的培训，教官是沃亚·坦科斯维奇(Voia Tankositch，他在1903年亲手刺杀了王后的兄弟)。那年10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黑山组成的巴尔干联盟，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坦科斯维奇希望把普林希普偷运过土耳其边境。普林希普当时只有18岁，瘦弱有病，被淘汰出局，但他仍然保持着与民族自卫队的联系。后来，从民族自卫队之中分裂出一个更加激进的名叫“统一或死亡”的组织，即众人皆知的“黑手会”。普林希普则继续与“黑手会”保持联系。

“黑手会”是个非常秘密的组织，主要人物都是民族自卫队的发起者——包括“神牛”和坦科斯维奇少校。新成员人会的时候，会被带到一间“只点着蜡烛的黑屋子里”，然后宣誓说：“凭借祖先的鲜血，从此刻至生命的终结，时刻准备为塞尔维亚去牺牲。”这个组织的徽章表明什么是牺牲：一面展开的旗帜，上面印有脑壳、骨头、匕首、炸弹、一瓶毒药。换句话说，成员完成谋杀活动后，要服毒自尽。

普林希普和查布里诺维奇不是“黑手会”的积极分子，只是认识其中的某些人，米兰·西加诺维奇(Milan Ciganovitch)就是其一，此人曾与普林希普在1912年同时受训于坦科斯维奇少校，但在训练科目上比普林希普做得好。西加诺维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偷窃了6枚手榴弹。西加诺维奇听说了普林希普的计划之后，愿意提供暗藏的手榴弹，但同时向两名刺客建议带上手枪，以防手榴弹不爆炸。坦科斯维奇少校，很明显是奉“神牛”的命令，向他俩提供了4把勃朗宁左轮手枪和弹药、150第纳尔的现金及氰化钾。刺杀完大公后，供刺客自杀之用。最后，坦科斯维奇让西加诺维奇这位退伍军人，训练普林希普和查布里诺维奇射击技术，不能打偏目标。

“黑手会”向刺客不仅仅提供了武器和培训。这个组织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构建了一条供恐怖分子使用的通道。利用伪造的证件，很容易就能把几个人带人奥地利境内。不过，带武器进入奥地利需要有更高明的手法。1914年5月26日，当普林希普、查布里诺维奇以及第三名同谋特里夫科·格拉贝日(Trifko Grabezh)一起抵达了边境小镇沙巴克(Sabac)时，塞尔维亚陆军少校波波维奇(Popoxitch)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并向他们转交了坦科斯维奇少校的指令。查布里诺维奇，拿着波波维奇给他的证件，将借道波斯尼亚边境线上的兹沃尔尼克(Zvornik)入境；在那里会有另一名可靠的人开车带他去图兹拉(Tuzla)，然后再乘火车去萨拉热窝。普林希普和格拉贝日带着武器，在莱捷斯尼卡(Ljesnica)附近渡过德林纳河(Drina River)，有一名塞尔维亚海关官员将帮助他们偷偷摸摸地渡河，他们先到一个岛上，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岛上，最后由一名友好的塞尔维亚农夫护送他们到普利波治(Priboi)，到了那里，那农夫也就不能再远送了。在普利波治，他们会遇到下一个帮手，韦利科·丘布里洛维奇(Veliko Chubrilovitch)，镇上的中学校长，塞尔维亚民族自卫队队员。

为了与查布里诺维奇在图兹拉集合，普林希普和格拉贝日必须通过卢帕(Lopare)的警察检查站。他俩既聪明又大胆，把武器弹药隐藏在农夫的手推车里，自己则环绕村庄走，然后再与农夫在村庄的另一端见面。最后，三名恐怖分子在图兹拉会合了，然后他们把装着武器弹药的危险包裹交给另一个同伙米什科·伊万诺维奇(MishkoJovanovitch)，他与丘布里洛维奇一样，既是个好公民(他拥有一座银行和一间电影院)，又是个塞尔维亚民族自卫队的队员。伊万诺维奇把武器弹药藏在自家阁楼上，而其他恐怖分子继续向萨拉热窝前进。这4个人显示出天生的做地下交易的能力，同意用一盒“斯蒂芬妮”牌香烟做条件，找到了第5个同伙取出武器弹药送往萨拉热窝。

就在普林希普、查布里诺维奇、格拉贝日滞留波斯尼亚首都期间，其他帮手忙活开了。达尼洛·伊里奇(Danilo Ilitch)，曾经做过学校校长、银行职员，后来全身心地变成激进主义分子。他把普林希普、查布里诺维奇带回萨拉热窝自己家里，他家里只有他和母亲(格拉贝目的家就在附近)。伊里奇在上次去贝尔格莱德的时候，认识了这几个恐怖分子。普林希普曾经在4月份的时候写信给伊里奇，粗略地讲了刺杀斐迪南大公的计划，并建议伊里奇在萨拉热窝招募几个当地刺客。所以，伊里奇在3个刺客来之前就身陷阴谋之中了；如今，他是越陷越深。在图兹拉，伊里奇送给伊万诺维奇一盒“斯蒂芬妮”牌香烟，并要求他携带着武器弹药去多博伊(Doboj)，因为伊里奇认为伊万诺维奇不是图兹拉人，害怕他在图兹拉被俘。

伊万诺维奇迅速地拿到了武器弹药，他感到很得意。他把武器弹药藏在一箱白糖里，用白纸包上，再用麻绳捆上。伊万诺维奇开始在多博伊找伊里奇，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用雨衣盖住白糖放置在火车站里；后来，他又把箱子放置在朋友的车间，没有安排人照看。最后，伊里奇把危险的武器弹药带到萨拉热窝，放在一个小柜子里锁好，藏在母亲卧室睡椅的下面。1914年6月28日的早晨，伊里奇很轻松地把“白糖”交给了普林希普、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交货地点是弗拉因尼奇(Vlajihitch)面食点心店(拿走了几把左轮枪给本地刺客)。普林希普拿了左轮枪，查布里诺维奇拿了手榴弹，格拉贝日拿了一把左轮枪和一枚手榴弹。刺客们准备好了。

那天早晨，斐迪南大公的车队走的路线并没有什么大秘密。萨拉热窝是座小城，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需要十分熟悉这座小城，就能猜出可能的行车路线。萨拉热窝在山谷里，中间被米利亚茨卡河(Miljacke)一分为二(在夏季，称之为“河”不合适，因为它变成了涓涓细流)，周围是高耸入云的大山。皇家巡游很可能会沿着与米利亚茨卡河平行的埃皮奎大街(Appelquai)进行。

就好像是在证实所有人的猜测那样，萨拉热窝市长费希姆在他颁发的要求市民展示好客姿态的法令中，还告诉了市民斐迪南大公的行车路线，包括埃皮奎大街(来回市政厅的必经之路)，他是希望路边的市民和商店在街边摆放帝国的旗帜和鲜花。许多萨拉热窝市民比市长的要求做得更好，他们把大幅的斐迪南大公的肖像挂在墙上或摆放在窗户里。看到满大街的热情展示，外加星期五去集市时受到萨拉热窝市民极为热烈的欢迎，斐迪南大公没有理由认为星期日会有什么差异。

然而，星期天的情况完全变了，因为斐迪南大公的行车路线和时间都被提前公布了。斐迪南大公的秘书保罗·尼基奇-博尔斯(PaulNikitsch-Boulles)后来写到，大公在星期五的自由行中，刺客有一千次机会成功。然而，虽然星期五容易刺杀，但刺客手中没有武器。可是，到了星期日，刺客有了武器。

“圣维特日”那天，波斯尼亚的阳光非常灿烂，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储按时进行皇家巡游。斐迪南大公穿着奥地利骑兵将军的制服，蓝色的短上衣，黑色的裤子，红腰带，金色的领口上有3颗银星。索菲穿着很优雅，戴着白色的薄纱和白帽子，帽子上系着一束玫瑰花。他俩乘坐火车从伊利扎出发，9时20分抵达萨拉热窝，陪伴他俩并为他们做向导的是军事总督波蒂奥雷克。首先是检阅军队，索菲这次能与她丈夫并行了，这是件不小的事。然后，大公夫妇登上一辆皇家敞篷轿车，跟随在领路车的后面，领路车上坐着市长和警察总长。大公夫妇的后面跟着3辆随从人员的车。礼炮呜了21响，宣布皇家巡游开始，人群大喊道：“万岁！”市民都知道，大公的车队会在10时至10时30分之间沿着埃皮奎大街去市政厅，河道在其右边；返回时，车队反向，在有码头的路这一边。

沿着埃皮奎大街，刺客伺机动手。如果把伊里奇计算在内，刺客一共有7人。查布里诺维奇、格拉贝日、普林希普这3人，来自贝尔格莱德，是刺杀行动的核心。伊里奇招募了3名本地人，前两名是波斯尼亚的塞族人，韦利科·丘布里洛维奇和茨维特科·波波维奇，第三名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这人的名字很特别，叫“穆罕默德巴时特”(来自土耳其语，在斯拉夫语里有“穆罕默德的回扣”的含义)，选这个人，很可能是为了让调查人员知道这是场民族纠纷，不是普通的罪犯。伊里奇，行动的组织者，选择了埃皮奎大街靠陆地的一侧楚穆尔亚桥(Cumurja)附近的一个位置，波波维奇在他的旁边。对面站着穆罕默德巴时特、丘布里洛维奇、查布里诺维奇，他们三人都选择了沿河的关键位置。大公的车队将先遇到两个拿左轮枪的刺客。在通过楚穆尔亚桥之前，站着查布里诺维奇，他拿着手榴弹。如果此三人均失手，拿着左轮枪的普林希普将在车队抵达下一座名叫拉泰纳桥(Lateiner)之前动手。如果此四人均失手，车队将会遇见格拉贝日——他是唯一手拿左轮枪和手榴弹的刺客——位置离恺撒大桥不远。

伊里奇的刺杀计划很有才气，因为有多重保险。不过，这个计划有个明显的缺陷，也许高估了刺客的献身精神。刺杀计划中两个最关键的位置交给了不太合适的人，一是丘布里洛维奇，这名年轻的波斯尼亚人，既没有受过培训，又是个胆小的人，二是穆罕默德巴时特，这名穆斯林青年很可能对塞尔维亚人的事不太认真。这两名刺客在车队通过的时候，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轮到第三名刺客了，他是查布里诺维奇，这是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刺客首次出场。这名刺客动手了。当车队通过了楚穆尔亚桥的时候，查布里诺维奇打开手榴弹的后盖，向斐迪南大公的轿车投掷过去。斐迪南大公的司机很有运气，看到了刺客的行动；他迅速加快车速，手榴弹擦过斐迪南的脸，砸在车篷上被弹走，落在跟随在斐迪南后的那辆随行人员车的底下，接着引爆了。爆炸没有造成那辆车多么严重的损失，仅炸伤了波蒂奥雷克的副官和码头上几个路人。查布里诺维奇跳人干燥的河床逃跑，但被警察抓住，没有来得及吞下毒药丸(如果他想吞的话)。

在刺杀斐迪南大公的企图暴露出来后的几分钟里，哈布斯堡的那种有尊严的从容从来没有如此地明显过。斐迪南大公没有来得及关心自己的擦伤，就先去认真地检查受损的车辆，询问有谁受伤了，要求立刻把受伤的人送到卫戍部队的医院治疗。“大家快点行动，”他说道，“那家伙发疯了。先生们，让我们快点上路。”车队再次前进，但速度比以前要快，这使刺杀企图变得困难起来。斐迪南大公斥责司机，让他开慢一点，这样他的臣民能将他看得更清楚。他的直觉是正确的：看到查布里诺维奇刺杀失手，普林希普、格拉贝日都撤离了各自的刺杀点。

斐迪南大公在刚才的恐怖主义行径面前表现出了勇气，但当他抵达市政厅的时候，他的情绪变得很坏。索菲，除了有块擦伤之后，基本上没有受伤，情绪波动不太大，于是去会见一个穆斯林妇女代表团。与此同时，斐迪南开始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公开讲演。讲演场面很有趣。在一个纯金色的摩尔人式的遮棚下，营造出萨拉热窝过去的奥斯曼帝国传统，斐迪南大公受到一群戴着头巾的伊斯兰学者、身穿宗教服饰的主教、穿着土耳其长袍的法师的欢迎。但是，现场明显有一种令人尴尬的气氛。轮到市长出来讲话时，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发生在码头附近的事件，于是开始念早就准备好的陈词滥调和对哈布斯堡皇位继承人的恭维之词——他是用德语念的，对一名波斯尼亚人来说，他的德语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斐迪南大公突然打断了市长的讲话，说道：“太有意思了！我们来访问这座城市，欢迎我们的是炸弹。很好！请继续。”

这时已经快到上午11时了。按照日程安排，应该去访问博物馆，然后去吃午餐，但那要走全市最拥挤的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为了避免新麻烦，斐迪南大公的军事顾问建议不去博物馆了，直接去波蒂奥雷克的官邸，就是说遇到第一座大桥时向左拐去恺撒大街，这样就可以避免再次经过早晨遇到麻烦的楚穆尔亚桥；沿着恺撒大街，可以直接到达官邸(这条路线要穿越博物馆地区，应该比塞尔维亚人居住区要安全一些)。斐迪南大公是个有荣誉感的人，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线：访问卫戍部队医院，慰问一下波蒂奥雷克副官以及其他人员的伤势，然后再去吃午餐，这样也算给他在波斯尼亚之行一个好的结束。由于去医院也要走比较狭窄的弗朗茨·约瑟夫大街，波蒂奥雷克坚持车队走比较宽的埃皮奎大街，争取高速通过，防止有人再扔炸弹，虽说这条线比较远，但应该比较安全。

这是个合理的计划。与此同时，普林希普、格拉贝日仍然在码头附近晃荡，他俩因为看到查布里诺维奇几乎得手后被俘而心情沮丧。伊里奇和他招募的波斯尼亚刺客，如果趁着车队停车检查的机会，一定能刺杀成功，但他们一哄而散了。格拉贝日的表现也不突出，没有动手行刺——即使车队后来沿着码头继续行进，他也没有出手行刺。他后来解释说，拉泰纳大桥上的人群太密。格拉贝日手里拿着塞尔维亚人最后一颗手榴弹，没有机会击中高速行驶的汽车。格拉贝日和普林希普都有手枪，但是，他俩只进行过几周的训练，让他们命中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中的斐迪南大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格拉贝日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把恺撒大桥当作自己的新位置，他希望在此能在近距离开枪，因为返程的车队会在此处转弯而减速。如果斐迪南大公不坚持去医院，那么他的车就会在此减速，转向格拉贝日正在蹲伏的大桥——即使这位塞尔维亚汉子只有一秒钟的时间，他也要开枪。

普林希普也没有放弃。这次的刺杀计划是他与查布里诺维奇一起策划的。他俩都是狂热的恐怖分子，都曾经发誓要赢得一座比波格丹·泽热基奇(Bogdan zherajitch)的墓碑更伟大的墓碑。波格丹·泽热基奇是一名黑塞哥维那的塞族人，他在1910年企图刺杀波蒂奥雷克前任波斯尼亚军事总督瓦雷煞宁(Vareshanin)将军。泽热基奇，也是受训于“黑手会”，这点与普林希普和查布里诺维奇一样。泽热基奇没有能成功刺杀军事总督，并且连中了5枪，最后自杀身亡。普林希普在斐迪南大公到来前几天，参拜了泽热基奇的坟墓，希望为执行自己的任务汲取一些能量。在“圣维特日”的前一天晚上，普林希普进行了最后一次祭奠，他把那位老恐怖分子的墓碑覆盖上鲜花，作为明天自己可能殉难的祭奠。

至此，普林希普还没有成英雄。查布里诺维奇至少试图刺杀斐迪南大公。所以，普林希普并没有做什么。有一点要说明，伊里奇那天早晨把他安排在靠河边的第4个位置上，所以伊里奇要负一定的责任。爆炸发生后，周围布满了军官和便衣，他不可能再有机会接近大公实施刺杀。不过，对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塞尔维亚刺客来说，这不是理由。

朝拜先辈的坟墓给了普林希普新力量，查布里诺维奇被俘，没有使普林希普失去信心。在格拉贝日去官邸的道路上占据新的位置的同时，普林希普在去博物馆的道路上也占据了一个新位置，它在拉泰纳大桥的对面、莫里茨·席勒调味品店的前面、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的拐角处，如果斐迪南大公坚持原日程，那么他的车会从埃皮奎大街过来，在这个地方向右转。所以，公布斐迪南大公行车路线的危险显示出来了，只要大公选择两个目的地之一，他的车就会在这两个转角中的一个前面减速，而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正在那里等候，手中握着装有子弹的手枪。尽管刺客机关算尽，但是，由于斐迪南大公顽固地要选择第三个目的地，而波蒂奥雷克决定不走弗朗茨·约瑟夫大街，并要求车队全速前进，这些变故极大地削减了刺客第二次行刺成功的机会。如果一切按照新计划进行，格拉贝日、普林希普只能看着汽车从眼前一闪而过，无法瞄准。普林希普的位置离车队更近一些，但是，无论是9米远还是30米远，高速驶过的汽车几乎就是无法命中的目标。

斐迪南大公、大公妻子、波蒂奥雷克等一行人，与前来增援的警察护卫队一起，在上午11时过后离开了市政厅，全速沿着埃皮奎大街前进。为谨慎起见，车队的次序做了调整，警车开路，市长的轿车紧跟其后，接着是斐迪南大公、索菲、波蒂奥雷克乘坐的轿车，后面还有3辆随行人员的轿车。大公的亲密朋友哈拉克(Harrach)伯爵，主动要求骑马在大公的左边跟着，防止从河边发起的袭击。上次的袭击就是从河边发起的。如今大公处在高速行驶的长车队中间，他是很难受到炸弹袭击的，几乎不会被枪击所伤。

格拉贝日站在恺撒大桥附近，只能看着车队由远及近，没有转弯，从他身边直接驶过。车队接近拉泰纳大桥的时候，此地距离市政厅已经有半公里，汽车应该能全速行驶了——应该，但没有。可能是由于司机忘记了波蒂奥雷克的新路线，也可能是由于波蒂奥雷克忘记通知每个人，前两辆车转向了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第三辆车，就是载着波蒂奥雷克、斐迪南大公的那辆也转向了。波蒂奥雷克意识到错误，命令司机折返，折返点就在调味品店的前面。斐迪南大公的司机踩了刹车，使劲换上倒退挡。就在这个时候，加夫里若·普林希普看到目标静止在面前2．5米远的地方，时间大概持续了2秒钟或3秒钟，虽然哈拉克伯爵充当保镖，但位置在轿车的那一边。普林希普向前迈步，靠近目标，用勃朗宁手枪开了两枪。第一枪打中了斐迪南大公的脖子，第二枪击中了索菲的腹部。

大公的轿车，最后终于掉过头，朝着官邸的方向前进，车里的其他人不知道枪击打中了目标。索菲仅感觉到丈夫情况不对，便问他：“我的上帝，你出了什么事？”弗朗茨·斐迪南，此时已经知道自己被击中，但心里只想着索菲。“索菲，索菲，”他努力地说着，因为血从他嘴里滴下来，“别死！我们还有孩子。”哈拉克伯爵问斐迪南大公是否受伤了，大公做了回答，以一种典型的哈布斯堡保留方式，“没什么。”斐迪南大公和妻子渐渐地死去，但他嘴里不断重复地说：“没什么。”每次都比上一次更微弱。

到了1914年6月28日上午ll时30分，斐迪南和索菲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