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是一位天才的女作家，她有撑天之力，动地之心，字句透着灵性，篇篇如闻天籁，形成她无比的艺术魅力。《补天裂》是一部宏伟的民族史，本书从黑暗的历史深处掘出烁然之光，“新界”抗英之战，标志出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不会跪着亡的巍然神魂。霍达把中华民族精神，提到大宇宙的无垠高度。

继夺香港、占九龙之后，189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又强迫清政府签定《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广东新县的大部分土地和海域租让英国，租期99年。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百年国耻，一朝洗雪。作者怀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豪情赶赴香港，搜集素材、查阅资料、采访各界人士、踏勘历史遗迹，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缜密构思、潜心创作，历时数载，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完成了这部沉雄悲壮、浑厚苍凉而又柔婉细腻、催人泪下的大气之作。小说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了香港拓界那一页惨痛的历史，谱写了一曲中国人民为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

《补天裂》荣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骏马奖等多种奖项。

血泪心声（序）

第一章 落花时节

第二章 报国无门

第三章 书生论政

第四章 无力回天

第五章 天涯孤旅

第六章 烟雨楼台

第七章 灵肉鬼神

第八章 海隅落日

第九章 月照无眠

第十章 潮涨潮落

第十一章 圣土遗民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第十三章 寸土必争

第十四章 剑拔弩张

第十五章 天若有情

第十六章　谁家天下

第十七章　血染国门

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看试手，补天裂（后记）

第一章 落花时节

公元1898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

暮春时节，古都北京才徐徐露出一些春意，山杏、碧桃、丁香、海棠、榆叶梅次第开放。而来自居庸关外的北风却也挟裹着漫天黄沙，呼啸不止，把好端端的春色葬送了。残萼败蕊，落英缤纷，真正是“寂寞开无主”。当年以奇才名满天下的龚定庵，曾有诗单道这京城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一支生花妙笔，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却也凄凉而又无奈。等到风沙渐歇，不觉过了清明、谷雨，那短暂的春天已匆匆逝去，立夏就在眼前，天气骤然热了起来，礼部依例奏请皇上批准，朝廷官员换去暖帽貂裘，开始戴凉帽、着夏服了。

天色空濛，太阳从薄云后面透出一轮惨白，慵懒地照射着禁宫内苑三海一山，照射着九门五城纵横街衢两千胡同十万人家芸芸众生。然而在这平静的空气之中，似乎孕育着某种躁动不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步步逼近……

东单牌楼底下，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一位年轻人步履匆匆地往北走去。

此人高挑身材，头戴玄缎便帽，身穿银灰色直罗夹袍，外罩古铜色亮纱暗花马褂，身后垂着一条油黑乌亮的大辫子，脚下双梁布鞋。他年纪在二十七八上下，肤色白皙，面目清癯，两道长长的剑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挺且直，口阔而唇薄。此刻，他眉头微蹙，嘴唇紧闭，脸颊上便显出两道对称的月牙形细纹，隐隐有悒郁之色。他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径直向前走去，那副神情，既不像寄情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也不像留连京都街肆的远方客商。显然，他是一个久居京城的人，对这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现在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去办。

东单牌楼北大街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东四牌楼南大街了，这两条街首尾相连，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北京人却把它们看作两条街，分别隶属于南北相望的两座牌楼。他走到这里，抬眼看了看两侧，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东堂于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个弯儿，走进了东堂子胡同。

远远地，他望见胡同里的一座大门楼，门前停了好几顶绿呢官轿，旁边守着一些穿着号衣的轿夫。他于是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上前去，端详着官轿后面的那座门楼。

这门楼呈“品”字形，三开间重檐覆瓦，红柱方础，颇似一座牌楼，虽不甚高大，却也威严。正中门媚之上，悬一块匾额，书“中外提福”四个大字。匾额下面，牌楼两侧，分开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头戴红缨伞形帽，身穿号衣，两腿笔直地鸽立，表情木然地望着前方，连眼皮儿也不眨。从牌楼往里再有三尺进深，才是真正的院门，一名蓄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在悠闲地踱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外面。那是朝廷大员的侍从武弁，满洲话叫“戈什哈”，就是“护卫”的意思。

年轻人朝这座牌楼式的大门走去，离“中外提福”的匾额还有两丈远，正要拱手相问，门旁持枪鹤立的卫兵已经厉声发出了警告：“站住！”随即，那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来，警惕地看着他，翘起右手的大拇哥指着后头，问道：“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不习惯这种连个称呼也没有的问话。

戈什哈当他是个“雏儿”，鼻子里哼了一声，自个儿回答自个儿的问话：“这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理民间诉讼，是专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轻人正色说：“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脸，“那还不躲远着点儿？”

“我有要事……”年轻人说。  “噢？”戈什哈听了这句话倒乐了，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好似一只吃饱喝足懒懒洋洋的猫碰上了个小耗子，虽然无心吃了它，却倒要拿它逗逗闷子，“请问，您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哪？”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当然不是洋人，这一点，对方从他的相貌、穿着、话语便可以判断无误，所以才敢于这样奚落他。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洋人开的，本国百姓只有“肃静”、“回避”的分儿。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蓝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方则不知该怎么巴结才好。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此时递给对方一份“门包”，自己虽然没有高鼻蓝眼，事情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大清国的任何规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世上没有银子敲不开的门。然而他不屑于此，自己胸中酝酿的那件大事，本不足与面前这种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只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颗头颅穿透似的。咳，他在心里说，可怜，可怜！然后，便转过脸，背起双手，缓缓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只在这条不长的东堂子胡同来回踱步，不时地抬眼看着这座衙门，脸上泛出一丝冷笑，轻声念着匾额上的题字：“中外提福”。

这块匾，这座衙门，历史虽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龄还要长些，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年了。

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摺：“窃惟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鸥张弥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悻，夷祸之烈极矣……”这里所说的“江宁换约”，是指当年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惨败于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战战兢兢地爬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全权钦使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訢、桂良、文祥上折的咸丰十年刚刚发生的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恭亲王于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日、25日，和英国全权钦使额尔金、法国全权钦使葛罗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设天津为商埠，赔款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增加到两国各八百万两，准许英、法在大清国招募华工出口，等等。随后，俄国也自恃调停有“功”，向大清国提出领土要求。

恭亲王深感“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应接不暇，乃出面联合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咸丰皇帝看了这道摺子，当即御笔朱批：“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惠亲王绵愉领旨遵议，六天之后，于十二月初九复旨上摺，“恭亲王奕訢等筹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咸丰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然而，凭空增设一座衙门，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临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担子沉重，不能不详加策划。起初，他们曾打算借礼部的地盘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想想又觉得不妥：礼部乃国家考论典礼之地，本不是办理“夷务”的地方。如果借用礼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害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竿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查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聋，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和，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着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里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于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岁月匆匆，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大清国每况愈下，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出不进的赔本儿生意却越做越红火，终日顾客盈门。始作俑者“鬼子六”恭亲王奕訢，经历了协助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之后的大红大紫，光绪十年却又被慈禧一个闷棍打倒，“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思加双俸”，责其“家居养疾”。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用人之际，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光绪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添派海军事务，在内廷行走，又任军机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奕訢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势野心已不复当年之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仰太后鼻息，只求得一善终。P1-6

刘白羽

霍达写出了《补天裂》一部大书。我说是“大书”，因为它是不平凡的，我用四句话来概括：大气磅礴，玉洁冰清，慷慨悲壮，撼地震天。

我很感谢霍达，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她率先献出这么一部杰出的作品，这是作为一个作家之所以了不起的地方。她这几年很辛苦，但是历尽艰辛，终于完成了。像我们这一辈人，自幼就经受着祖国被列强宰割的痛苦，我活到八十多岁，终于等到了香港回归的这一天，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完全统一的开始，我们十二亿人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团结起来了，凝聚起来了。

霍达是一位天才的女作家，她有撑天之力，动地之心，字句透着灵性，篇篇如闻天籁，形成她无比的艺术魅力。《穆斯林的葬礼》一大手笔也，有喜有怨，旧的在崩溃，崩溃得可爱；新的在诞生，诞生得有情，这是一部家族史；现在《补天裂》则是一部宏伟的民族史，我为作者感到得意之处，是从黑暗的历史深处掘出烁然之光，“新界”抗英之战，标志出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不会跪着亡的巍然神魂。霍达把中华民族精神，提到大宇宙的无垠高度。读到结尾处，我不禁掩卷而泣：那一道血流，流了一百年，才流出飘飘然的香港区旗呀！

霍达是一个中华的好女儿，没有她那深深的爱国主义，怎能写出字字血泪、句句心声的《补天裂》！读完慨然而叹，拍案而起，遥望东方，红日瞳瞳。梁启超日：“……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由于《补天裂》充满这种精神，它堪称二十世纪文学之绝唱。拿破仑云：中国睡狮一旦醒来，全世界将为之震恐。《补天裂》之所以能有如此力量，盖有霍达之志、之气，才能勃然一呼，天地霹雳。有大人才能写大书，我为《补天裂》祝！

(1997年6月6日，刘白羽先生在长篇小说《补天裂》出版座谈会上做了充满激情的发言。1999年2月21日，老人又抱病根据发言记录稿写成此文，作为新版《补天裂》的序言。)

义冢无碑，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当我又一次来到锦田，正是春末夏初的清明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黄白的花。那时一种高大的乔木，墨绿色的叶子类似椿树，枝端缀着繁盛的花穗，花朵细小如米兰，黄白相间，密密麻麻，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上长满了这种树，白茫茫一望无际。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回答是：“晤知呀。”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大约是司空见惯了，并不去追究树木的名称，而在我这个远方来客的眼中和心中，那黄白的花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味，尤其是在这清明时节。

我从吉庆围往北，沿着锦田五围六村之间的小路前行两公里许，出了水尾村，进入逢吉乡，便到了鸡公山下。这里是锦田平原的北端，山下一片开阔地，竹林、农舍、菜田，一株古老的榕树，盘根错节，丝丝缕缕的气根从茂密的枝干间垂向大地。穿过浓密的树荫，我寻访的目的地到了。

这是一座硕大的坟墓，占地数十平方米，墓身呈平缓的坡形，以水泥覆顶，正面砌以屏风式石壁，本也是粤地常见的墓葬形式。而不寻常之处在于，这座坟墓并没有记载墓主姓名和事迹的碑刻，正中的墓门部位，上方镌一“万”字图案，下嵌一长方形石碑，刻有“义冢”二字；旁有一联：“早达三摩地，高超六欲天”；两翼横题“西方极乐”四字。这些带有佛教意味的文字，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坟墓中埋葬的是什么高僧或者笃信如来的善男信女。其实不然，这座坟墓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错觉”是修墓人故意制造的，以隐蔽事实真相，因为，在这一■黄土下面，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大英帝国趁机谋求香港“拓界”，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胁迫清朝政府于1898年6月9日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广东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这是继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吞中国领土香港的“三部曲”终于宣告完成，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块“New Territories”——“新租借地”，简称“新界”，土地面积由此扩展了十一倍，水域扩展了四五十倍。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激起了新安县人民的强烈义愤，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发起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民间社团的支持，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后，他们与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两战大埔，再战林村谷、上村石头围，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与敌血战到底。围破之时，英军大肆“屠城”，无数抗英志士为守尽最后一寸国土献出了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甘受辱、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国人民历来富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但是，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在两国已经正式签订拓界《专条》和《合同》之后进行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祖国，成为大清国的“遗民”，不但得不到清朝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反而还受到官方告示的威胁和官军弹压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在中、英两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农夫，落后、原始的武器，去对付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大英皇家军队和警察，其结局必败无疑。然而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做华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壮可谓前无古人！他们捐躯之日，“新界”已经飘扬着米字旗．笼罩在殖民主义血腥恐怖之中，港英当局大肆搜捕抗英领袖，没收他们的财产，查抄抗英指挥部，盘查、传唤、逼供、处罚村民，强迫他们递交“归顺”请愿书，幸存的抗英志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逃亡内地，有家难归。死难者的遗体则由乡亲们肉葬在鸡公山下，血肉之躯和着那血染的黄土，堆成一座硕大的土坟，直到三十五年后，才执骨修建了这座“义冢”，那时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为了避免港英当局的追查和迫害，这座“义冢”没有树立墓碑，而实际上，墓中到底埋葬着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经难以确切统计了，他们不屈的英灵默默地长眠地下，隐姓埋名，等待着国土回归、日月重光的那一天，从他们捐躯之日算起，将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约期满，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从北京远道而来，拜谒鸡公山下这座无名烈士的义冢，凭吊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灵。义冢无碑，英灵无言，我向他们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眼中只不过昨日之事，而在人间却显得十分遥远了，那一场血肉之躯的激烈搏斗，那一群宁死不屈的中国人，长眠在地下，被埋没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认识他们，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吉庆围西门前方不远，路旁有一座“友邻堂”，经常关闭着大门，不知底细的人很难想像它是做什么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着黑白两色木牌，代表当年英军屠围时死难的邓姓与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后来修缮一新，却改了名字叫“友邻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无需解释，在港英统治之下的香港，纪念抗英烈士只能用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试图从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着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牺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从锦田来到元朗旧墟，寻找当年抗英总指挥部“太平公局”的遗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公局后门的那棵大榕树，据当地人说，它也已经不是原物，当年的老榕树被台风摧毁，现在的这棵是在原址补种的。如今老干龙钟，枝叶葱茏，树冠直径数丈，也颇具规模，睹物思史，聊作纪念吧！

与当年抗英斗争有关的文物，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锦田的“清乐邓公祠”、厦村的邓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邓氏宗祠，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宗族祭祀场所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修葺，至今仍呈现完整的面貌。觐廷书室当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领们进行抗英斗争的参谋部，屏山失陷后，又成为英军的指挥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毁。1993年，包括觐廷书室在内的“屏山文物径”正式开放，古塔聚星楼、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祠、若虚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移步换景，令中外游客大开眼界。末代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赶来，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雕成的门框，门楣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雕成，门楣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祠”。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祠”又是祭祀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屏山七十三岁的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

《补天裂》的书名出自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监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在我国多灾多难的悠久历史中，“女娲补天”的故事早已超出了远古祖先战胜自然灾害这一神话的意义，成为挽救民族危难、维护国土统一的象征，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词日：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

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

年、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

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全词慷慨悲壮，抒发了爱国志士坚决抗敌、至死不渝的高尚精神境界。篇中用典颇多，这里不及细论，末句“看试手，补天裂”便是活用了女娲炼石补天的典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国土分裂、主权丧失、人民遭难更为不幸呢？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列强横行，金瓯破碎，骨肉分离，正是处于“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深重灾难之中，无数志士“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前仆后继，献出了心智、热血与生命。新中国的诞生和香港的回归，使“苍天补，四极正”的宏伟理想一步步实现了。

《补天裂》是在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秒针跳动声中写成的。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都频频催稿，急得不行，但我这个人没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本事，只有按自己的老办法，慢慢来，字斟句酌，让人家等得火烧火燎，我也快不起来，惟一可行的是省去睡眠的时间。当最后一章脱稿之时，在连续四十八个小时的工作之后，窗外是一个清新的黎明。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居然没有被累垮，数年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对于关心、支持、帮助我完成这一工程的同胞们、朋友们，对于关注我的创作的读者们，对于长眠在地下期待国土重光的抗英先烈们，也总算有个交代了。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和历尽劫难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神圣领土香港；

谨将此书献给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的一切志士仁人；  谨将此书献给在香港这片血染的土地上为抵御外来侵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永垂不朽！

作者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庆典前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