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失范，群丑登场，五代十国，一幕大战。

本书选取了五代十国这一中国历史上几乎被忽略的片段为题材，依托《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籍，以严谨的考证为依据，描述了五代十国时期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权更替和人物命运变迁，视角新颖，语言生动，让人读后如观活剧。

本书以通俗化的风格写作，实希望抛夸引玉，能为一部现代化、专业化的五代十国史的出现做一些引导工作。此外，本书也是一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史。割据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中原王朝与北部契丹政权的关系，可以为对国际关系及地缘战略有兴趣的读者提供韦富的历史资料，从大的事件形成与最终结局到简单的人物个案，均列于书中。

本书八章主体之外，有个附录：是一套参照系，给那些愿意进行深入研究的读者提供几个路径。它包括：“历史立方体”表系，它相当于一个常用计量单位表，起到年代查考工具作用，《五代十国中心区域图》，是史学界公认的晋天福八年(943)政治地理实际情况，可作为该段历史的基本地理参照；还有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以备读者核对有关历史资料或购买有关书籍的指南。

最后，本书虽为通俗历史作品，但绝无肆意夸大的“戏说”色彩。在学术暗含方面，它以大历史逻辑为依托；在一般叙述方面，又以严谨的考证为根据，这也是本书注释较多的最主要原因。

序章：五代十国政权简介

第一章 砀山草民朱温的事业

 从反贼到降将

 本质上不是好东西

 野心家们的绞杀战

第二章 “贼王八”王建的政治头彩

 你后悔，我不后悔

 割据两川，蚕食周边

 可怜不及两代半

第三章 “高赖子”高从诲及其伪精英前辈

 “高赖子”的生存之术

 枉有“北韩南郭”之名

 黄瘴不死“成和尚”

第四章 三家假李一路货

 宋文通何许人也

 沙陀，沙陀

 抢来的祸害

第五章 “三、五、二”人士群体画像

 三个死节者

 五位独行人

 两大善变官

第六章 乱世愚代中的权力女性

 一个好女人胜似十万兵

 也是抢来的祸害

 因淫而死，因贵而逃

第七章 硕鼠与苍鹰的盛宴

 张氏兄弟劫财有术

 相敛将贪，短命后汉

 治国不用“毛锥子”

第八章 江南风景旧曾谙

 知诰愿为田舍翁

 柴荣有志，天年不永

 钱塘烟雨入画来

附录：参照体系

 “历史立方体”表系

 五代十国时期中心区域图

 全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八年一愿，或置理性于激情之上

李嗣源从来就没想当皇帝，并且称帝时已经六十岁了，所以他常常在宫中焚香祷告：“我是个胡人，因为发生叛乱，被众人拥戴。愿上天早早降下圣人，做百姓的君主。”这样的表白应该是真实的事情，也更出于嗣源(明宗)的真心。一者，他是个文盲，没有庄宗那样汉化的基础，与构成其朝廷主体的汉官存在身份认同的心理差距；二者，他是个能征惯战的武将，娴于沙场，但对帝国统治却是个外行。所以，他白知自明地为后来者当“人梯”。只可惜，踏上他肩头的是个无能之辈。

由于明宗的谨慎，再加上他在位的天成(926-929)、长兴(930-933)年间，风调雨顺，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所以，黄河流域暨广大中原地区迎来了一个相对安康的社会。虽然只有短短的六七年，但也很是难能可贵了。故而，北宋时后于薛史先于欧史的《五代史阙文》(成书于宋真宗初年)一书，对其高度赞扬：“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老皇帝确实是一个厚道人，有一次他去视察官仓收粮，小吏官怕收不够储备，故意把秤喊高，比如八十说成一百斤，以打发老皇帝高兴。老皇帝看出门道，指点小吏说：“你这样冒报，等以后再加上鼠雀盗食，越亏越多，你补得起吗？”小吏吓坏了，回答说：“恐怕我倾家荡产，也不足以抵回这条小命儿了！”对于小吏的实话，老皇帝深为感叹：“我听说过百姓养一家，还没听说过一家养百姓。今后征粮，每石加二斗耗费，以备鼠雀之侵食。就叫鼠雀耗吧！”

这个举措，解决了国库正常粮食损耗问题，也避免了管粮吏人的长期造假账的惯性发展。中国粮食制度的备耗制确实是从这位胡人皇帝开始的。

一个文盲，一个武夫，能对中国粮食制度作出如此改革，也算个不小的贡献了。然而，在治理官僚体系时，他却撕破不了汉文化(官本位)的罗网，安重诲之跋扈，他无可奈何而隐忍，最后只有一杀了之。在调整皇族利益时，也是几无措手，对次子李从荣的骄纵终于要了他的老命。

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沉疴在身的明宗经过精心理疗，病情大为缓解。身有天下大元帅、守尚书令、兼侍中之职的秦王李从荣急于夺位，从河南府(治汴州)发兵攻首都洛阳，结果被皇城使安从益击溃，夫妇二人并两个幼子均被拿获，正法子河南府。明宗闻次子被杀，“几落御榻，气绝而苏者再”。勉强从巨大的打击中爬起，撑着病体，见重要臣僚，没说话，先哭了起来。等极力平抑情绪后，老皇帝说：“我自家里出了这么丢人的事情，真没脸见诸位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信也夫！

表白完他最真诚的话语后，他又大加赏赐；赏赐完后，过了六天，明宗一命呜呼了。对于明宗的一生，薛史还是有相当高的评价的，《唐书·明宗纪第十》说：“明宗虽然达到了功盖天下的地步，但是论到登位当皇帝，还真不是他本心所想的事。他赶上沙陀李氏王室多灾多难之时而被推上帝位，应叫‘神器自至’，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而非人的谋略所致。到了他君临天下后，就真心实意地遵循王道，政治措施皆在中道，少有偏失。由于他的努力，后唐社会出现了小康景象。可以说是自唐末经朱梁近百年来少有的好时期，为后世治国者留下了可效仿的样板。……可惜的是，他作为君主有接纳辅才的气量而臣下却没什么好人，最后导致国家衰败、生民再陷于灾难的惨状，真是令人深为感叹，深为感叹呀！”

由于他的死，也由于接班人选得不好，即他理想中的圣人没出现，无能的三儿子李从厚登上了帝位。

从厚只干了一年，就让李从珂给赶下了台，被缢杀于卫州，死时才二十一岁。

作为明宗小康社会的终结者的李从珂，本来是一个汉人，由于被沙陀李氏所掳，才不得已而胡化。他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正月二十三日，生于镇州平山(今河北平山县)一个极普通的王姓家庭里。从他的乳名上也看得出，生于二十三日就叫“二十三”这样的小名了，而绝不是像大宗族人家叔伯兄弟之间要统一排序，排个“十七”、“二十四”什么的。如果不是战乱，这个山沟里的孩子将不太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

在他八岁时，村庄里来了大兵，作为李克用骑将的李嗣源闯进了他的生活。在乎山，嗣源进了村习惯性地抢掠，抓到王二十三的母亲魏氏，也抓到了他本人。魏氏是漂亮的女人，日后被纳入宫中，因此儿子也就有了出头之日。王二十三少年英俊，多来自干其母亲的遗传，他沉稳的性格似乎自然生成。嗣源喜欢他，就收为养子，并改名为从珂。

汉人王二十三成了胡人李从珂。

李从珂是个有雄心大志的人。有一次，在太原，他与后来成为后晋开国皇帝的石敬瑭(从珂长敬瑭七岁)一同玩球，球飞入赵襄子庙中，他一人跑进庙里取球，忽见本来坐着的襄子像站了起来。面对这个异象，他并没害怕，也并没往外宣扬。他认为这是神灵对他的启示，因此萌发了夺取天下，至少是如同赵襄子三家分晋那样主宰天下大势之念。当他成为一方实力派时，这种神秘的启示就开始半公开化。后唐同光二年(924)从珂为卫州(治卫县，今河南淇县)刺史。有善相者借王安节的关系给他相了一面，自然也得了不少报酬。介绍术士的王安节是唐昭宗时代宰相杜让能的私人宅吏(高级奴仆)，又历朱梁一朝，更知庄宗时代风云故事，故想借相者一言，鼓动变乱。而相面的结果是：“真北方天王之相也，位当为天子，终则我莫知也。”不管结局如何，先闹一帝再说！

有了这种心态，他就盼着天赐良机了。

机会来了，当李从珂以累累军功被迁戍石门一年后，他的养父被乱军推戴，遭朝廷讨伐，他即从横水(今山西绛县境内)飞军援父，中经曲阳、孟县，集王建立兵，南趋洛阳，使嗣源叛军声威大壮。

作为明宗的养子，又有河中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等军政要职在身，从珂自然不会把专权的安重诲放在眼里。有一次，在宴会上，他找茬儿(所谓杯盘失意——嫌器具不好)，打了安重诲一记重拳。拳冲脑袋打去，幸好打在了簪子上，不然非打个半死。安重诲挨了重拳，不敢吱声，起身而逃。脑袋是打晕了，但老安记住了这段仇，暗中发誓，必予报复。

事后，从珂自觉失态，当面赔礼道歉。老安表面原谅，实际上还在暗使脚绊。长兴元年(930)，安重诲让亲信杨彦温挤兑从珂，招术损到偏将不让主将回城的地步。从珂向明宗告状，明宗无奈，乃召从珂回京，并派人讨伐杨彦温，要求一定拿活的到京城核对安重诲与李从珂的是非曲直。

但杨彦温奇怪的死亡使事情陷入了无法弄清的地步，从珂从中知道了权力中枢的厉害。手中有兵权也挡不住让朝中权臣收拾了，除非自己趁机造反。他在无奈中等待下次机会。这时安重诲也怕从珂突然下手，一定要再找茬儿，制服了对手。

那就说李从珂擅离职守吧！这在当时可是项大罪，多亏明宗以私情回护才免处分。明宗说：“我做小将时，家里吃用不济，多亏从珂给人挑石灰，每天拾马粪，才得无忧。现在我贵为天子，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了吗？你们所说的法律处分，我不懂。我看，就免了从珂职务，让他闲居好了。”在闲居中他得到可以不去朝廷给老爹请安的特批，但心里仍不踏实，每天念佛书，求菩萨保佑。还好，转过年来，安重诲恶贯满盈，被处死，李从珂得任一系列要职，如行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两职务。第二年，又得任军职凤翔节度使，并晋位为太尉即全国军队的最高长官。长兴四年(933)，封爵潞王。

在仇人倒地，自己一路窜升之后，李从珂真正地拥有了王安节预言的政治资本。

朱弘昭这个新版的安重诲给了他弑篡的机会。当然，今天的从珂已非安重诲时代的从珂。都怪朱弘昭选错机会、认错了人！

在闵帝李从厚刚继位的三个月后，李从珂就发出了清君侧的号召，并要求诸道支援。年轻的皇帝当然不会认可这位老大哥的主张，发兵讨伐他。从珂善用宣传策略，更兼他有受安重诲迫害的历史，登上凤翔城头，对朝廷军队哭诉自己经历：“我年未二十从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疮满身，先帝得社稷，军士从我登阵者多矣。今朝廷信贼臣，残害骨肉，且我有何罪！”

朝廷将领本多其旧，也知皇帝无能，一下子临阵倒戈。羽林都指挥使杨思权率先投降，自东门入凤翔；随后，严卫都指挥使尹晖也投降，自西门入凤翔，其他部队一哄而散。这次演讲经典地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法原則，李从珂成功走向了高峰。对于入城的军兵，大加赏赐；节度使没钱，就从居民那里敛——说白了，是变一种形式的明抢。

这个明抢值得，因为最高权力即将到手，得罪一城百姓又算什么？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是也！P99-104

开辟以来，一大劫也！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几乎被忽略的历史。

这段历史之所以被忽略，一是因为它比较短暂，自朱温代唐自立到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受后周之禅，其间只有五十三年；二是因为这段时间里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一片混乱，中原五个王朝走马灯似地轮换，中原之外十个割据小国亦雄雄自立，实为正统的中国价值观念之耻辱。

第二个原因是比较重要的。仅以两个五代史的作者观点来看，就知道：这段历史已成中华文明的“最大国耻”。

《旧五代史》著者薛居正(还有卢多逊等人)道德观念较之后来的《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不算强烈，但其批判姿态未得稍减，指称那个时代的统治集团“征收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峻法以剥下，厚敛以赋上”，其政治结果是“数州之民，屠啖殆尽，荆棘蔽野，烟火断绝，凡十余年”，轻的也是“一方之民若据炉炭”。这个时代里，军阀狂妄，出了以泥钱代铜钱、以草叶充茶叶而强行流通与强行推销的“历史笑话”。更有甚者，人民庆祝贪官的调走，也负担了巨大的成本。有个叫赵在礼的大贪官调令已下，州内人民大快，称为“拔钉”，即朝廷终于给州民拔出一个钉子。赵氏闻之大怒，上表请求(实则是要挟)留任一年；留任后，向州民征求一种特别税，称为“拔钉钱”。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进一步提高了道德批判的调门儿，甚至可说有些偏激。当然，在“偏激”方面论，有写作的时代背景影响，用现代西方政治学术语来说是“政治上的正确”。比如批判晋出帝石重贵(敬瑭之侄)称呼其生父为“皇伯”的行为是不知人伦，而在“当下话语”的基础上实则是为宋英宗欲以其父濮王赵允让入皇统即被称为“皇考”而做“理论构建”，以反对司马光等人主张英宗当称生父为“伯”的建议。

姑不论欧阳修时代色彩鲜明的个别史观，从其写史的政治道德立意足见欧史较之薛史图谋既久、开凿亦深。他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弒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君主的地位也降得全无神性，儒家伦理也被弃如敝屣，所谓“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

欧阳修还痛心地写道：“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老先生实在明白不了，一千多年的儒家教化，何至于“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他气急败坏，竟然很情绪化地对待学术问题：“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其中也就把五代的制度史一下子给扔到了“无火的焚书坑”中去了。幸而《旧五代史》有相应记载，否则中国政治制度史将出现巨大的空白。

即便如此，欧史的道德观对后代影响还是颇为巨大的。到了金代，薛史被削，只有欧史；到了元代，薛史已不能行于世，以致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不得不从有关文献中辑录，来复原薛史旧貌。

以道德化取向为主的文人精英集团在北宋之后，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让历史忘记它当中那短暂且令我们这个文明羞耻的一段。即便有所记忆，也是让它完全以“历史恐怖主义”的面目出现。如清代大牌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针对当时多发的军事民主事件，称曰：“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为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开辟以来一丈劫也。”这只是说到了历史现象的一部分，而发这种“一大劫”的原因就在于唐帝国的武力欲望之盛，同时科举制度产生了大量的边缘化文人。后者往往成为日后叛乱的核心人物，或者说由于文入境遇的极端恶劣而致使更多的人选择武装叛乱。黄巢是这一叛乱的典型，而黄巢的重要将领朱温即后来代唐自立的后梁开国皇帝也出身于穷困文人家庭。至于许多执国家之要机或倏然间为一方军帅的“原本文人”的人，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如后梁第一名将敬翔“少好学，工书檄”，亦多以计谋为朱温事业之助，朱温“以谓得翔之晚”即现在说的“相见恨晚”。但他终以军事见长，其本传曰：“翔为人深沉有大略，从太祖用兵三十余年，细大之务必关之。翔亦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

对于中国的盛唐状况，代代史书亦多赞之，殊不知以军力保护贸易的制度，也带来藩镇强大不可制的后果。自安史之乱以后，军事力量就成了主导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秩序最关键的因素。换言之，五代的军事民主只不过是唐代藩镇问题的一个延续而已。

当代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在其1940年写就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中，有专章讲“压倒门阀的武功”之社会嬗变。武功之起，先源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与重构，而后赖系于隋唐(特别是唐)国际贸易的扩大；国际贸易的扩大需相应国防制度即武力保护，结果，武功对社会的工具理性贡献就远远超过了科举的价值理性。周老先生以社会学的方法，清晰论述了武力与商业的关系：“1．武力保护商业。就这方面讲，唐初盛大的武力与完备的国防制度，便都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开拓疆土，以武力维持之，造成边境的安全秩序，使唐帝国的国际贸易得到平顺的发展，这便是重要的经济意义。2．商业支持武力。既然有了伟大的武力，则武力的维持常有赖于商业。换言之，国家养兵既多，军饷浩繁，则常向商人征税以养兵。唐自安史之乱后，军用浩繁；政府筹措军饷，动辄向商人征税。”

由于唐末以来的整个社会价值标准更趋向于用简单的实力说话，传统的道德构架遭到了整体解构，而维持传统道德构架的精英阶层及其具体人物也严重缺乏。

五代十国确实是个缺乏精英的时代。在后世史学家们眼中，那个时代几乎没什么可取之处。欧史不免偏激，《死节传》所选取的人物只有王彦章、裴约和刘仁瞻三人，即便加上《死事传》的十一人(这些人都有变节行为，只是忠于职守而已)，总共不过有十四人处于“道德水平尚可”的水准上，远比同时代的皇帝人数要少。在欧史的角度，《死事传》的十一人远算不上精英，至少不能算道德精英。按比较中性但又不偏离欧史道德史观的替代，有五个人可补此十一人的品位不足的遗憾。那五个人在《一行传》里。欧阳老先生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岂果无其人哉？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末当无人也，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自古材贤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

这样，精确地算起来，五代十国的精英仅仅八人而已，五代十国，确实是一个道德失血的时代。

不按欧阳修的过分道德要求论断那个时代，转移目光，看一下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哲学方面的成就，也令人大为沮丧。虽然说，这个五十三年的时段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毕竟它在文明流传中是煌煌大唐的遗绪呀，否则，为什么后世史学家总把它与隋唐划为一段呢？“魏晋南北朝”一段之后，便是“隋唐五代”。这个可怜的时代，在北方，几乎没有可记数的文人，而略略可数的几位大都为南方小国人士。所幸还有可称为“三大家”的词人，其中一人即不称职的南唐皇帝(后主)李煜，另二人为前蜀之韦庄、南唐之冯延巳。

前蜀之有韦庄，一因韦庄是长安贵族文人(受王建之辟而入蜀)；二因前蜀地理位置独特，有群山为屏障，在战乱中得以苟延，也就是说文学创作环境好一些。南唐之有冯延巳与李煜，同样也取决于地理因素，面对北方的军事强势，有长江天险可守。于是，与前蜀不同的另一种苟延也出现了。作为苟延者，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南方割据政权。

一个没有精英的时代的最大标志恐怕就是哲学的缺位，同样，五代十国时期，哲学也极为稀缺，且仍不在北方即五代而在南方。泉州人谭峭苦心孤诣，历十数年之工夫成《化书》。为提高该书的知名度，他恳请南唐宰相宋齐丘为该书作序。没想到老宰相起了贪心，据为已有，竟然称之为《齐丘子》。当然，该书稿被命名为《齐丘子》的时候、也加进了宋齐丘的一些自创内容，但无论如何，窃人之成果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最为妥帖的办法该是宋齐丘当个师尊、谭峭当个学生，算是二人合著，让后世听起来也对此“师生”二人大起敬意。可惜，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绝对道德标准，徒使老宰相留讥于后人。

这个学术成果剽窃事件，毫无疑问地证明那个时代哲学的缺失。由傅奕、刘知幾、柳宗元、韩愈等人构建的盛唐哲学大厦已经轰然倒地，尘埃落定后，成了军阀们安营扎寨的所在。

纵观五代十国之历史，缺乏精英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稍微令人感到宽慰的是那个时代还有些好女人，她们的宽容与心智让那个时代的暴虐稍微降低了残酷程度。朱温首先是这种宽容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屡遭打骂的佣人之子，他受到了主人刘崇母亲的善待。老太太亲自给这个幼年丧父的孩子梳头，并告诉家人：“朱三不是个凡俗之人，你们当善待这孩子。”这个后来愈加残暴的朱三在腥风血雨的征战中，对女人更加依赖，他最信任的女人就是他的元配夫人张氏。欧史称“后贤明粗悍，动有礼法，虽太祖刚暴，亦尝畏之”。作为皇帝的朱三，他的事业的拐点也是由张氏之死显现的。欧史《梁家人传第一·元贞皇后张氏》云：“后死，太祖始为荒淫，卒以祸云。”

其他杰出女性，如李克用的夫人刘氏，不但“为人明敏多智，颇识兵机，常教其侍妾射骑，以佐太祖(即克用)”，而且还以尊位善待克用的另一位夫人曹氏，“而曹氏亦自谦退，因相得其欢”。又如，后汉创立者刘知远的夫人李氏，虽为刘知远抢掠(婚)所得，但其佐治之谋能救其夫于危难之中，以致以图谋天下为己任的丈夫“改容谢之”。

若仅以成功而论即放下对李克用、朱温、刘知远的道德评判，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大多有一个为之奉献的女人——这道理于中国古代早就先验了。

那个时代缺乏精英，历史为之苍白，而有了几个女人来填补缺乏精英造成的时代空白，也算历史的一大幸事了！

中国自民初以来，尚无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五代史(含十国)，五代十国一段都附丽于隋唐。如此之状，五代史的“非专业化”情状就成了史学的一太空档，就更不用说在薛欧二史中本已边缘化的十国之史了。

关于五代十国，当今可读之者除吕思勉与王仲荤各有一著，可谓“四顾茫然”，几无可读之物。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著于1945至1955年间，1959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王仲荤的《隋唐五代史》著于1977至1985年间，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吕史与王史虽然仍未能将五代十国部分从“隋唐五代”既定系统中析出，但总算是转为系统的论述。吕史专业化水平较高，王史通俗化程度为好，也算对“五代十国”这段“苍白的历史与历史的苍白”有所补益。

本书以通俗化的风格写作，实希望抛砖引玉，能为一部现代化、专业化的五代十国史的出现做一些引导工作。此外，本书也是一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史。割据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及中原王朝与北部契丹政权的关系，可以为对国际关系及地缘战略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大的事件形成与最终结局到简单的人物个案，均列于书中。

本书八章主体之外，有个附录：是一套参照系，给那些愿意进行深入研究的读者提供几个路径。它包括：“历史立方体”表系，它相当于一个常用计量单位表，起到年代查考工具作用；《五代十国中心区域图》，是史学界公认的晋天福八年(943)政治地理实际情况，可作为该段历史的基本地理参照；还有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以备读者核对有关历史资料或购买有关书籍的指南。

最后，本书虽为通俗历史作品，但绝无肆意夸大的“戏说”色彩。在学术暗含方面，它以大历史逻辑为依托；在一般叙述方面，又以严谨的考证为根据，这也是本书注释较多的最主要原因。

2006年3月12日初稿于含溪轩书房

2006年9月10日定序于小城绵逸书房

2006年12月7日再改于含溪轩书房

八年一愿，或置理性于激情之上

1998年时，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名曰《关于“潇洒不羁”的知识考古》，刊登在地方报纸《沧州晚报》上。那篇文章是我偶读五代十国历史片段的一点心得，文笔虽然尚可，但内容实在不那么充实。坦率地说，我那时在经济学某个圈子里风头正健(连后来称“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的丁学良也索要过我的文稿)，就短不了有置喙于“别人的领域”的行为；更何况在《沧州晚报》上发表小文章之前，我已经在大名鼎鼎的《读书》杂志(1998年笫、期)上发表了《挑战“自我”与修正“传统”》一文呢。该文也是历史分析类的随笔，影响也不小——直到不久前该文还被一些网站引录。当然，除了不自觉的学术置喙行为外，我个人的阅读偏好也系于历史学甚多。还有，我所投入精力研究的制度经济学之前身就是经济学的历史学派，这无疑也常让我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阅读中，产生“灵感”，收获知识之美。此后，1998年10月，我又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名曰《卖官鬻爵的收入该归谁所有？》。文章虽为随笔体裁，但学理上却是以制度经济学与历史学做依托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沉下心来通读五代十国方面的历史，只是浮光掠影地了解一点，如对《花问集》的社会背景分析还稍嫌浅显。此录《关于“潇洒不羁”的知识考古》文中一段，可为证明：

《花间集》收录的是晚唐至五代花间派词人的作品，这期间多次改朝换代，中原人民最遭涂炭，而西蜀地区則由于群山为阻，人民生活相对安定。西蜀文人阶层产生了朝不保夕的感觉，于是及时行乐成为主流意识。他们不再严肃地关注江山社稷，代之以潇洒不羁地厮混于闺阁绣房。作者之一欧阳炯在集序中说该集“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如此坦率，实在难得。但“醒中作醉”比“醉在醒中”更厉害，因为游戏的写真有时比游戏本身更令人不敢细想。美丽的宁静，无非在喻示着没有哀鸣的丧礼的将即；呢喃的燕语，无非在传送着没有血腥的灭亡的胎音。

回观小文，固然不缺乏批判激情，但于批判理性还很欠火候。带着这样的遗憾，一直走过八年的学术与写作历程。不过，其间我已经三次通读五代十国的历史著作，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以及今人张宏儒接续《纲鉴易知录》所编的《廿五史纲鉴》中五代部分。

在感受对制度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阅读美感之时，我也常常受到震撼，比如《罗马史》作者李维(公元前59年至公元7年)的论断，它使我不再把对历史学的研究当成一个“置喙问题”来看待，同时更愿意将个体感知的交叉之美传递给别人。此中虽也不乏稻粱之谋的因素，但把个体感知与所谓的宏大叙事联系起来，实在是受了李维的影响。他说：“研究历史是医治思想病最好的药剂，因为大家在历史中可以一下见到无数的各种人类经历记录。在这些记录中人们可以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找到经验与教训，把好的事情当做典范而防止卑鄙、腐败、堕落的事情产生。”

基于对李维论断的不断研究，我也有了新的结论：“建立历史批判理性实在是一个社会和谐续存、一个文明健康所必需的思想营养。”于是，我似乎又把自己赶回了学术老本行，说来说去，还是关心制度建设与制度效率！或许，我在写作通俗历史著作时，根本就没放下制度经济学的“套路”。

还好，尚有赏识这样写作的编辑和出版策划人以及出版社。这本小书能够付梓，端赖于合作者们的艰辛付出，从选题策划的出版代理人到文字编辑再到审读编辑，无不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此谨表感谢。还要感谢我太太米洪武，她作为一位非常熟练的打字员和我的“私人助理”，对我的每一部书稿从稿纸到电脑的转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6年12月10日记于小城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