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中国古代帝陵的建筑及陵寝制度，必然要涉及古代的阴宅风水术。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明代帝陵的风水问题。

本书共分三章，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帝陵风水综述，明朝帝陵的选址与风水格局，古代风水文化评价。

风水术，是中国古代关于建筑环境、方位的选择及其处理方法的一门专门学术。它对中国古代的建筑——不论是普通的民用建筑，还是官府建筑，甚至是帝王的皇家建筑，都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有关相墓术的阴宅风水术，其对中国古代的墓葬建筑，包括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式——帝王陵墓的影响，可以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帝陵的建筑及陵寝制度，必然要涉及古代的阴宅风水术。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明代帝陵的风水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受时代观念的影响和局限，明代帝陵在运用风水术进行卜选和营建时，其“吉”、“凶”、“祸”、“福”的认定，始终是笼罩在浓厚的迷信阴影中的。这是需要加以甄别和批判的。但是它作为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及它在建筑美学方面的作用，又是我们学术界今天应当加以研究和弄清楚的。

风水与我国古代建筑的规划营造(代序)

时言

第一章 中国古代帝陵风水综述

 第一节 风水术的起源及秦汉唐宋时期的帝陵风水

 第二节 元代以后风水术的发展及明清两朝帝陵的风水

第二章 明朝帝陵的选址与风水格局

 第一节 祖陵风水

一、祖陵的基本情况

二、被神化了的祖陵风水

 第二节 皇陵风水

一、皇陵的基本情况

二、明人对皇陵风水的附会

 第三节 孝陵风水

一、孝陵的基本情况

二、孝陵的卜选及风水特点

 第四节 长陵风水

一、长陵的基本情况

二、长陵的卜吉人及卜吉过程

三、长陵风水格局分析

 第五节 献陵风水

一、献陵的基本情况

二、献陵的风水特点

 第六节 景陵风水

一、景陵的基本情况

二、景陵风水格局分析

 第七节 裕陵风水

一、裕陵的基本情况

二、裕陵风水格局分析

第八节 景泰帝陵风水

一、景泰帝陵的基本情况

二、景泰帝陵风水格局分析

 第九节 茂陵风水

一、茂陵的基本情况

二、茂陵风水格局分析

 第十节 泰陵风水

一、泰陵的基本情况

二、陵地的卜吉及风水格局

 第十一节 康陵风水

一、康陵的基本情况

二、康陵风水格局分析

 第十二节 永陵风水

一、永陵的基本情况

二、永陵的卜吉与风水格局

 第十三节 昭陵风水

一、昭陵的基本情况

二、昭陵的卜吉与风水格局

 第十四节 显陵风水

一、显陵的基本情况

二、显陵的卜吉与风水格局

 第十五节 定陵风水

一、定陵的基本情况

二、定陵的卜吉与风水格局

 第十六节 庆陵风水

一、庆陵的基本情况

二、陵寝的卜吉与风水特点

 第十七节 德陵风水

一、德陵的基本情况

二、陵园风水特点

 第十八节 思陵风水

一、思陵的基本情况

二、思陵的风水格局

第三章 古代风水文化评价

 第一节 古代风水术中的吉凶祸福之说没有科学道理

 第二节 古代风水术确定吉凶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河洛八卦，以及“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貌似推理严密、神秘莫测，实则牵强附会，难以

自圆其说

 第三节 古代风水术所描绘的吉壤在许多方面与科学的“宜居”环境相妙合

 第四节 古代风水术所描绘的吉壤蓝图符合美学原理

一、左右前后的均衡之美

二、屈曲起伏的动态之美

三、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

四、对比统一的和谐之美

五、高低错落的韵律之美

附：明朝帝陵一览表

后记

第三章 古代风水文化评价

风水术作为中国古代的用于建筑规划选址的一种专业理论，究竟应该怎样去认识、去评价，这是目前学术界和社会上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当前，人们对风水术认识存在两个极端现象：一是对其不屑一顾。认为风水术是迷信，是古代文化的糟粕，应该一概加以批判和摈弃。另一种观点则是将它奉若神明。认为，风水术是科学，非常灵验，甚至主张现在搞建筑也要全面搬用古代的风水术。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今天所用。

第一节 古代风水术中的吉凶祸福之说没有科学道理

古代的风水术，不管其方法如何复杂，如何用玄而又玄的理论来“自神其说”，但最后都要用吉凶祸福之说加以解释。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迷信说教，在古代就曾被有识之士所批判。

例如，汉朝时的阳宅风水术有“讳西益宅”之说。意思是说，在住宅的营建上，要忌讳在西面增建房舍，否则，便不吉利。当时的著名无神论者王充，在他的《论衡·四讳篇》就作了有力的批判。他说：“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谓之凶，益西面独谓不祥，何益而祥者？！……人之处宅欲得广大，何故恶之？！而以宅神恶烦扰，则四面益宅皆当不祥！”

又，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对当时人们迷信郭璞《葬书》，注重墓地选择的情况也进行了鞭挞。他说：“郭璞谓：‘本骸得气，遗体受荫。’此说殊未通。夫‘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此乃活气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荡荡游尘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又说：“世之人惑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数十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三掘四掘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于骨肉化为仇雠者。凡此数祸，皆璞之书为之也。……杨诚斋素不信风水之说。尝言：郭璞精于风水，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孙。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孙卒以衰微，则是其说已不验于其身矣。而后世方且诵其遗书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他们的批判有理有据，令人信服。郭璞在东晋时为大将军王敦所杀。当时，王敦想谋反，让郭璞卜筮。郭璞说他一定得失败。结果，王敦杀了他。既然风水术灵验，郭璞为什么不给自己家选一处既能使自己荣华富贵，又能长寿的风水吉地呢？！

明清时也有不少人认为风水术并不灵验。例如，清周召《双桥随笔》就说：“葬师之言最不可信。昔蔡京父葬于平山，山为驼形。术家谓驼负重则行，故作塔于驼峰。而其墓以钱塘江为水，越之秦望山为案，可谓雄矣。然富贵既极，一旦丧败，几于覆族，而不能复振。家之兴坠，岂风水所能为政乎！”

就帝王家的情况看，风水的好坏也同样与吉凶祸福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联系。

通观中国古代历史，自风水术诞生以来，哪个朝代营建宫室、陵寝没有经过卜选？但是又有哪个朝代没有灭亡？可见，祸福吉凶，来自人事，与风水并无关系。

即便是那被明成祖朱棣称为“非凡问子”、“诚有仙风道骨”的明朝风水术士廖均卿，对长陵风水的断语也同样是不准确的。比如，他说天寿山陵区的风水是“内有圣人登殿之水，世产明君；外有公侯拜舞之山，永来朝贡”。但事实上，成祖而后，仅仁、宣二宗可称“守成令主”，其余各位皇帝大多庸碌无为，甚至忠奸不分，根本称不上“明君”。明朝嘉靖时期及其以前，始终与蒙古的鞑靼、瓦剌诸部战事不断；万历以后，又与后金战事频繁。所谓的“永来朝贡”也不是事实。  廖均卿的曾孙廖文政在卜选永陵时，曾说永陵“后山高耸”，是“离宫天柱”，主皇帝寿如彭祖。但明世宗却只活了六十岁。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看来，即使在古代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只活了六十岁也并不属于长寿。

明朝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听信风水术士的胡言，认为后金的兴起，与京郊房山金代帝陵的风水好有关，派人将金陵捣毁，又下令挖断金陵的龙脉，修建关帝庙作为破坏其风水的“厌胜”手段，但结果，后金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大，并最终取代了明朝。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中这样评价这件事：“上天降鉴，唯德是与。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有明末造，政乱国危，天命已去。其时之君臣，昏庸迷谬，罔知改图。不思修德勤民，挽回天意，乃轻信虚诞之言，移咎于异代陵寝，肆行摧毁。迨其后流寇猖獗，人心离叛，国祚以倾。既与风水无与，而此之厌胜摧毁，又何救于乱亡乎！古之圣王，掩骼埋黹(zi音“自”，指腐烂的肉)，泽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毁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谬实足贻讥千古矣。”后来，清朝乾隆皇帝也批评天启皇帝的这种做法“实属乖谬”。

由此可见，风水术所讲的吉凶祸福之说根本就不灵验，必须加以批判和甄别的。

P221-223

风水术，是中国古代关于建筑环境、方位的选择及其处理方法的一门专门学术。它对中国古代的建筑——不论是普通的民用建筑，还是官府建筑，甚至是帝王的皇家建筑，都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有关相墓术的阴宅风水术，其对中国古代的墓葬建筑，包括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式——帝王陵墓的影响，可以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帝陵的建筑及陵寝制度，必然要涉及古代的阴宅风水术。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明代帝陵的风水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受时代观念的影响和局限，明代帝陵在运用风水术进行卜选和营建时，其“吉”、“凶”、“祸”、“福”的认定，始终是笼罩在浓厚的迷信阴影中的。这是需要加以甄别和批判的。但是它作为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及它在建筑美学方面的作用，又是我们学术界今天应当加以研究和弄清楚的。

鉴于本人对此问题研究得尚属初步阶段，而明代帝陵的风水问题又非常复杂，故其中难免存在不正确或不准确之处。衷心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胡汉生

2007年8月于昌平

对明代帝陵的风水进行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课题。因为存世的这方面资料非常少。但是，要研究明代的帝陵，这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基于此因，笔者近年来着意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其中，有明代官方的文献，如《明实录》、《明会典》、《万历起居注》等，也查阅了明清人撰写的文章、笔记，以及江西三僚村廖、曾两家的族谱。这些资料，使我对明代帝陵的风水有了大致的了解，于是草成了这一拙作。其未尽之处或不足之处一定很多。这是有待于将来不断地研究，才能最终完成的。

尽管这一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但我还要感谢为本人提供过帮助的同志们。我在江西省兴国县三僚村搜集曾、廖两家族谱资料时，曾得到县政协胡玉春先生、旅游局黄涛先生，以及三僚村廖德新、廖焕楼、廖焕仕、廖书钰、廖焕铿、曾新长、曾庆伟、曾宪楷、曾宪良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笔者的同事高小华、董文建、于长宝、白纪永等同志为我提供了部分照片。特别要感谢的是我国著名的文物、古建专家罗哲文先先，在百忙之中不仅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诗作，还题写了书名。

在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再次对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胡汉生

二00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