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细大不捐，尤长于从小处着手。一些文字，诸如《媒体的海派与京派》、《在民盟世博会研讨会上的发言》等，显示了他对于近代上海文化的了解，也显示了一种沉潜有本，又开放现代的文化关怀。可以从中读出作者在参与重要的社会议题和文化建设问题的过程中，是如何表现出他积极、大胆而稳健的特点。至于“随感”部分，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底蕴与从容的人文趣味。

本书作者将自己多年来的文字汇为一集，文章分为“言论”和“随感”两个部分，这显示了作者的一份用心：前者是上述上海传媒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言论”的媒体是没有灵魂的；后者是这个传统的一个底蕴，可以说没有文化人的媒体是平庸低级的。这也使人更为清楚地看到一个长于文艺学、长于出版工作、文化教育诸方面的现代媒体人，在传媒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己提供的一幅独特的答卷。

言论篇

 世事

赫胥黎的“退休声明”

攒钱为什么？

“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本义及引号

重提教育危机

要重视我国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

让我们尊重自己

大洋彼岸的来信发人深省

司机请乘客当向导

忘却耻辱

多声比一声好

中国的理论从哪里来

闲情

闲聊

白说

你愿意把自己的金子包装成黄铜出售吗？

两个皇帝的竞争

商品经济与人的尊严

革命公墓的哀歌

漫思

亦喜亦悲看《原野》

人，有时要得很少

爆米花与哈立克

哗绅士

一匹马的幸福

正义守候者

学者肚量

写杂文的心得

狗的报道有感

非逻辑行为

东方人的眼睛

吃“氛围”

《情人》上演

发财以后

施拉普纳与午餐

炒“名牌”

说“政绩”

再说“寻根”

与洋人打交道

讲点“绿道”

积弊

新年断想

校园的誓师大会

流动的家

文人书商

“捣浆糊”释义

书市刀客

农夫与高尔夫

嘻笑怒骂也是介入生活

孩子的公平心

关于“忌语”

“打过呼噜”的诗意

人文科学的望远镜

“做大”

武训·阿Q·希望工程

故事以外的东西

  ——认识赵屹鸥

夜遇佳作

文明的象征

“我在表演”

吃蛇与生活质量

不要让语言通货膨胀

新闻人物与历史人物

电影节与“内部放映”

文明的进步

关于“知青历史”的缅怀

民族的自尊与自省

  ——《西伯利亚的理发师》观后

《贞观盛事》的掌声

关于经典

思想的灵气

如何看待世博会

  ——在民盟世博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甘做人质的市长

让道德的旗帜永远飘扬在权术之上

看历史留下了什么？

学界痛事：中国学术刊物遭“制裁”

对电影《鲁迅》的担忧

天底下没有说不清的道理

制度链

日本人的危机感

从《剧院魅影》想到《赵氏孤儿》

咱们新华社有力量

4+2管理法则+No．1人物

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

没有诚信，制度也成“花架子”

百姓美德与党员先进性

成功的谈判有利于提升竞争实力

中国电影缺颗真实的“心”

关爱，但不要宠爱

小人问大人为何不守法

腐败分子说“廉政”

上海人失掉面子了吗？

学学张伯驹 学学毛泽东

送“大礼包”与公仆意识

信仰可选择理想不能丢

  ——评陈海新与陈晓旭的人生道路

平地木，不必说成参天树

  ——我们怎样宣传陈海新

理想与制度天使的两翼

  ——从医务界向陈海新学习说起

于省长道歉有感

大国梦想  小国心态

  宁波为何比上海干净

让医疗人员回归本位

 新闻

一颗年轻而古老的灵魂

  ——郎保洛漂流遇难记

青年报刊传播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关系

青藏线五天五夜

高原静悄悄

  ——谨以此献给长年坚守在祖国青藏兵站的同龄人

去向何方？

唉！上海人

看澳洲赛马

城市指南的概念与《上海壹周》的创办思路

媒体的海派与京派

关于《外滩画报》致信杨海鹏

《上海壹周》：寻找读者真正的兴奋点

《新民晚报》改版建议书

《××晚报》2005年促销方案剖析

让读书启迪民智

智力角逐

我们在民间

新民报人之志趣

首届中华大族谱文化国际交流(协作)会议开幕致辞

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民生问题与城市精神

  ——在上海市委领导调研座谈会上的汇报材料

在第35期“新民科学咖啡馆”上的致辞

 出版

塑造人的灵魂的艺术

  ——谈谈青年思想修养读物

给青年编一本有所得的书

大马书展开幕辞

马、新国际华文书展日记

沪港两地文化的差异及互补

法兰克福书展印象

合力

明星出书

网上读书人

写于《书城》改版

从亿万富翁捐书说起

初识金庸

《书城》杂志改版二三事

桥的故事

品味、互联网与真相

难以释怀的教育

尊重的差异

书市感言

平常的日子

中国出版社的转型、发展及南北之差异

关于创新意识

文学的前途

  ——2000年全国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年会日记

中国出版业的心态及其他

压力与茫然

与讲谈社社长共进晚餐

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导向思考

“天下合力”的目的是传播文化

对话

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

  ——上海学人讨论会

坚持学术精品书路线

纯净的年代，纯净的文字

  ——关于《唯美主义者的舞蹈》的对话

一位学者在中国乡村的焦点访谈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幕后

中国七问

“三城记”第二辑出版

关于《新民晚报》的几点看法

  ——做客搜狐访谈记录

不是拿王朔说事儿

  ——沪上学者谈当代文化现象

随感篇

 书评

闲话《红楼梦》与《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

《文明论概略》：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日本新生代》：研究我们的新生代

《通俗哲学》：青年与哲学

《泰戈尔评传》：生命永恒之惊奇

《邓肯自传》：高贵与卑贱

《父母听不到的故事》：倾听自白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高先生论干净社会

《一个梦撑一生》：悲欢之中看世界

《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跨越奢华与舒适的障碍

《海子诗全编》：默默诵读为好

《花粉屋》：嬉皮的孩子说话了

《沈从文和他的湘西》：牧歌式的诗意

《我的中国妻——韦唯》序：一个普通的Love Story

《烟花三月》：“杯子已经洗干净了”

《出版大崩坏》：急速发展的危机意识

《清贫思想》：清而不贫

《穷人的银行家》：向银行家推荐一本书

 艺术

国际艺术拾遗

定位·理念·品牌·运作

  ——关于《艺术世界》

制约中国艺术发展的是大环境

  ——21世纪的艺术与媒体研讨会纪要

请别停止祈愿

一则招商广告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点感想

还原生活的能力

听白先勇说昆曲

美人与美人鱼的区别

谁来做民间艺术的传承者

关于“卑微的艺术”

大玩家

小小的幸福与快乐

FLASH的意义

女性与艺术

与李教授的对话及EP-3事件

艺术本是心灵的

 回忆

一份长期有效的遗书

偶访于小冬

别时匆匆

大学片断

红色幽默

  ——重读1970～1976年插队日记

聚会，我们静静地坐着……

我与新华书店

老张过生日

伴着音乐看街景

“大家闺秀”

善意的伤害

关于《中国七问》

再回江西

我的后青春时代

我学管理的体会

成功的N种解释

  ——一个EMBA部落的画像

 记游

那曲风情

罗布林卡·雪顿节

下沙三声

柴可夫斯基不在家

追寻古堡遗迹

俄罗斯情结

潮州韩公祠

五日在北海道

跋：文章三惑

大洋彼岸的来信发人深省

最近，笔者接连收到几位留美中国学生的来信，谈及他们观看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采访邓小平的全部电视实况。他们对能亲眼目睹小平同志谈笑风生的神采，亲耳聆听小平同志对国内外形势发表的精辟见解，感到十分兴奋。可是，末了，都要问一句：“不知国内是否能看到这个节目？估计即使有也不会这么详细。”这是正确的估计，却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

小平同志9月2日接受华莱士采访时发表了一番震动世界的谈话。我们的电视台只播了一分钟的简明新闻，而报纸是在一星期、半月后才分两次作了报道，是不是全部也不得而知，估计总还有保留的东西。有人把这称作“天朝遗风”，是不无道理的。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就成了共和国的主人，既是主人，理应关心国家大事，了解世界风云。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介应该起到向人民提供各类政治、经济信息，党和政府的决策信息，包括工作失误的信息。人民只有及时地、广泛地了解国内外大事的真相，才谈得上“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才可能向高度文明、高度民主迈进。更何况，今天的时代，天上有上千颗卫星，地上实行了开放政策，要封闭信息、破损信息毕竟不那么容易，大洋彼岸的来信就是一例。然而，如果人民希望了解的有关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信息都要“出口转内销”，都要借助于“美国之音”，这岂不是近乎荒唐。

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在一次讨论新闻改革的会上说：“香港人、台湾人、外国人都知道的事，为什么唯独不能让10亿人民知道一下？难道10亿人民觉悟低？”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笔者认为，在讨论民主政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今天，创造条件，让我们的新闻媒介向人民提供作为国家主人应该知道的更多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1986年10月

司机请乘客当向导

最近几番乘“的士”，都遇到司机向乘客提问：“你看如何开？”心里很纳闷。上海虽然大，但对一个“的士”司机来说，熟悉路形是最基本的职业要素，就像医生知道药名，教师了解课本一样。如果连这些都迷迷糊糊，那可能还需要培训。

当然总会遇到一些“刚刚出道”的新司机，他会谦卑地对你说：“我刚开车几个月，路不熟。”或者“我是浦东的，浦西来得少”诸如此类的话，然后车子绕了一大圈，开出一张超额的发票。开始你还能表示谅解，但遇到次数多了，你对这些“新司机”的“新”也不能不产生怀疑。

笔者在国外也乘过“的士”，司机不仅主动为你提行李、开门，而且不论你到哪里，他都不会拒绝，如果那地方确实不熟，他就会打开必备的交通图，仔细查阅，然后二话不说，按最近的线路驶去，坐上这样的车，心里不会发怵。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的士”司机个个都是“活地图”，大街小巷明于心中，何况上海这几年变化很大，老街新路常有更改，但司机应该备有交通图，学会看交通图这也应算基本之基本了吧。只要一图在手，勤看细查，我想不管新、老司机，总不至于老是出现绕圈子或者司机请乘客当向导的怪事了。

1986年11月忘却耻辱

近日读徐刚获奖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吧》，里面有个故事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那个叫陈建霖的山民，守林守了几十年，虽殚思竭虑，仍不能遏止伐木者的贪婪。有一回，他在一个农民家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刻清朝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建宁府为保护武夷山寺庙果园，惩办贪官污吏的布告，将50多名敲榨勒索的地方官员的罪行、恶名一一刻于石碑上。陈建霖花5元钱买下这块石碑，并拟就碑文，申述毁林之害，揭露了当年刮共产风和大炼钢铁时烧山伐木的恶果，点名批评了一些大队干部和社员近年来盗毁林木的行为。此碑一竖，伐木者明显收敛，砍树之风也有所减弱。个别名字上了碑的毁林者一见陈建霖便说：“我开拖拉机去了，我不砍树了，你把我的名字除掉好吗？”

看到今天普通的山民也知道以耻攻耻的作用，说明中国确实是文明古国，礼义廉耻的传统源远流长。“知耻近乎勇”的道理也是路人皆知的。

遗憾的是，这样的耻辱碑留下来的很少，以耻为碑，诫示后人的做法也很难被人接受。陈建霖那块毁林碑最终并没有保住，管理局雇请民工将毁林碑推倒了。其中道理很简单，管理局是管林业的，大小树木如同黎民百姓，本应细心照料关怀备至，此碑一竖，岂不等于说这里昏官当道，百姓屡遭洗劫，说不定哪日上级巡察到此，管理局局长的乌纱帽就要被摘，所以赶早把碑毁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脸皮也保住了，至于草木如何，山河如何，是与他们不相干的。

羞耻之心虽然人皆有之，但假如知法犯法，没有另一种监督和制约的力量，单靠人类羞耻心的自我约束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权力可以制造耻辱，还可以掩盖耻辱，要推倒一块像陈建霖那样的小小的耻辱碑，简直不用花吹灰之力，于是乎，我们的大地上明朗朗一片好干净，寻访名山胜地，到处可见的只是功德碑。从骚人墨客到大小官吏，勒石述怀，或歌功颂德，绝无耻辱之言。

耻辱碑既倒，耻辱者便忘却了耻辱，于是乎伐木者在绿化祖国的标语下照样乱砍乱伐，吃喝者在廉政、节约的口号下照样狂吃滥喝，行贿者、受贿者在商品经济的旗号下照样明塞暗拿。长此以往，我真担心人们的羞耻心会逐渐淡漠，有一天会变得不知羞耻为何事。到此时，人们畏惧的只有权力，只要权力不干预，什么样的勾当都干得出来，而且干的人越多越无所顾忌，习非成是，好像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历史也不是到我们这里就停止；在他人、后人眼里，我们是不是正在竖起一座非人工建造的巨碑，叫做“忘却耻辱碑”。

然而，连孩子都明白：视而不见，忘却并不等于不存在。

1987年3月P14-17

自近代以来，上海即以现代媒体的发达著称于世，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新闻报业中心和言论中心。其标志之一，即产生过诸如《申报》、《大公报》等名报，以及不少有思想、有能力、有个性的出版人、报人和传媒人。仅以《新民晚报》为例，邓季惺、陈铭德的办报理念，林放(赵超构)的新闻评论，都是很重要的传统。上海媒体曾经有过这样的传统，至今令人怀想。从整体上看，这一优势在当代是有些失落了，在舆论监督、下情上达、道德批评、促进沟通与理解、凝聚社会共识，以及传播文明等方面，似都有所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这里不及细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现在与将来，如果没有一大批既富于人文理想，又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媒体人，如果没有他们个性多元、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很难重建这一传统，实现媒体与社会共同进步的。保平长期从事上海新闻出版事业，正是这一传统在当代重建的重要参与人、见证人。现在他将多年来的文字汇为一集，文章分为“言论”和“随感”两个部分，这也显示了保平的一份用心：前者是上述上海传媒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言论”的媒体是没有灵魂的；后者是这个传统的一个底蕴，可以说没有文化人的媒体是平庸低级的。这也使人更为清楚地看到一个长于文艺学、长于出版工作、文化教育诸方面的现代媒体人，在传媒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己提供的一幅独特的答卷。

作者细大不捐，尤长于从小处着手。一些文字，诸如《媒体的海派与京派》、《在民盟世博会研讨会上的发言》等，显示了他对于近代上海文化的了解，也显示了一种沉潜有本，又开放现代的文化关怀。可以从中读出作者在参与重要的社会议题和文化建设问题的过程中，是如何表现出他积极、大胆而稳健的特点。至于“随感”部分，我虽不能尽读，但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底蕴与从容的人文趣味。他的文字既不是那种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也不是自恋、自适或才华耀眼的那一路，但是其贴近日常人生的姿态、从容而情理兼备的文化情趣，尤其是稳健有节的建设性态度，都是颇有特点，在重建近代上海传媒传统的努力中，不哗众、不炫目、不玩世，也不放弃努力的工作态度，是可贵的。是为序。

清园王元化丁亥年春

这本文集从出版社打印出稿子已搁置近一年，一是确实忙，天天出报，看广告报表，改变了我几十年的作息习惯；二是翻翻廿多年的旧文，兴致也不高，说的都是老话常理，还有年轻时的幼稚和浅薄。中国在许多方面变化很快，看看今天年轻的文字，常有落伍之感。这次去浙报、宁报集团考察途中，路经余姚的王阳明故居，瞻仰先人，会有一些即时的感触，回到宾馆，我想到了这些旧文字，似乎对自己应有一个交待。

我的文字生涯始于80年代初的大学，当时，学校黑板报上用过我一篇《写给我们的父辈》的青春文字，后被《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转载。毕业后，就去了《青年报》工作，第一个岗位就是做思想修养版编辑，后来相继在副刊部、特稿部、新闻部当主任，常为自己的报纸补补白，写点评论报道，得闲也常为本市的几张报纸写写杂文。90年代后，我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总编辑，与书接触多了，也常会写点书评。其间还办过两份杂志，《书城》和《艺术世界》，每期凑合着写点刊首语。后来，较多精力创办《上海壹周》、《外滩画报》，写得就比较少了。调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后，以抓经营管理工作为主，为充电去读了EMBA，似有赶潮流之嫌，其实倒是补充了一块很重要的知识，弥补了道德文章思维方式的局限。但是，总的来说，文字是越写越少了，即使到了新民晚报，也很难做到像前辈老总那样一日一篇，倚马可待，与赵超老等比，才学和思想都相距甚远，拿起笔来时有局促之感。

长期与文字打交道，也会对文字产生一些疑惑，比如经常会想，文字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否一致？文字的描述、议论、判断是否真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写照和真谛？它能像数学公式、几何图形那样接近真实世界吗？尤其我们做新闻工作的，求真乃职业底线，做到了么？能做到么？“纸馅包子”的假新闻固然是少数，但国家前程、民族忧患、人民的愿望我们都真实反映了么？除了失实造成的虚假，是不是还有矫情带来的失真？此是一惑。

浩瀚的文字世界大多已消失或被遗忘，像《论语》、《红楼梦》、《三国》那样可以被后人反复阅读、阐述的总是少数，何况科技和文明的进步会继续让今天的许多文字变成空话、蜚语、梦呓，我们的文字能生存多久？是历史的预言或历史的记录，抑惑成了逆潮流而动的妄语？此是二惑。

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此乃三不朽，无功无德，光有言，不足为训，所以以“心学”著称的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他在位时文武双全，弟子三干，57岁那年在江西讲学客死他乡，临死前对弟子说了四个字“吾心光明”。而清初杰出诗人王士祯对他的评价是“真三不朽”。一个以文字和思想著称的人，能有这样的自我评价和后人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非圣贤，孰能无欲无过？但文人写字，常常情动于衷，不由自主会时而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时而居高临下，以审判者自居，却不知在天道之下人人皆有可审判之处，文章之事能否做到言行一致让人心悦诚服？此是三惑。

有此三惑，写文章就变得犹豫、拘谨、散淡。有人说，中国文人多是睿智的清客，而少担当的义士，有时便会觉得做点实事，也许比写文章更有价值。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不同界定，但总还是有些基本标准，我自认是不够格的，大抵只是个文人。“文人心意”这个书名是陈丹燕起的，说明这方面她对我比较了解。文章得失自有评说，但努力做个有点理想、有点追求、能有一些承担的文人，仍然是我的一份心意。

最后，感谢上海三联的陈启甸社长、总编辑对本书的关心，上海三联的编辑邱红，她为这本书的整理、编辑化了大量心血，感谢我在上大传媒学院带的研究生张玲，她为这本书作了仔细校对。

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