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S.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1949/9/21

亲爱的卡姆拉：

我不知道这台打印机怎么搞的，不过它现在看起来倒是好好的。随信附上几张剪报，我想你看了肯定很高兴。你会看到我后来还是参加了校友会晚上的聚餐，那几个小时可以归人我这辈子最痛苦难熬的时刻之列。首先，我完全不懂餐桌礼仪；其次，我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晚餐之后，他们告诉我为我做了特殊安排，但是这些特殊安排看起来就只是把不同做法的土豆端来给我，一会儿是炸的，一会儿是煮的。我跟经理说，给我上玉米浓汤，我不要大家喝的乌龟汤。他对此听而不闻，侍应生给我端来的是一碗绿色的黏糊糊的东西。这是乌龟汤。我一阵反胃，非常生气，让侍应生马上端走。他们跟我说，这严重违背了餐桌礼仪。所以，在上头两道菜的时候，我只能吃涂黄油的面包（喝冰水）。菜单是法语的。我们叫炖鸡，他们称“复兴的煎鸡”。咖啡是“穆哈”。我觉得那应该是某种异域风情的俄罗斯菜。甜点中还有被称为“出人意料的苹果”的东西。坐在我边上的小哈内斯告诉我，那是一种用出人意料的方式做的苹果布丁。布丁上来，我吃了，味道还不错，但是吃不出苹果味。“那个，”哈内斯说，“就叫出人意料。”

我刚刚填完大学入学申请表格，还拍了照片。我一直觉得自己虽然不算很有魅力，但也不是个丑八怪。但是照片是不会说谎的。我从不知道我的脸这么胖。照片上看起来就是很胖。我看着申请表格上那个亚洲人，心想，从印度来的印度人看起来也不会比我更像印度人。单看我的脸，任谁都会以为我是个体重两百磅的胖子。我本来希望摆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知识分子的姿势给大学的人看看，但是瞧瞧他们会看到什么。我甚至还花了两块钱，要了一张修过的照片。

我挺好的。实际上我又开始看书了。我打算彻底理通十九世纪的小说，开始为明年做准备。我读了巴特勒的书；但觉得还不及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一半好。书的结构太笨拙，巴特勒太注重表现宗教冲突了。他太想证明他的遗传理论。我接着读了简·奥斯汀的小说。我可是久闻她的大名。我去图书馆借了《爱玛》。莫妮卡·狄更斯写的序，说这是奥斯汀最好的作品。老实说，这篇序比小说本身写得好。我觉得简·奥斯汀根本上是一个专为女性读者写作的作家。她若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毫无疑问会成为女性报刊的领军作家。她的小说让我觉得无趣，尽是家长里短，女性读者会很喜欢。当然，辞藻很优美。但是作品本身，除了通篇说长道短外，雕饰过多，华而不实。

我想你一定有兴趣知道我打算怎么花我那七十五元。我全盘接收了你的债务。五十元存银行，十元给米林顿，十五元给达斯。。我还有二元左右的零花钱。玛米给我的，因为我给希塔做家教。把那个孩子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真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她是我见过的最蠢笨的人。你要是想让一个人伤心，那就给他一个班的希塔让他教。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我一直在给乔治。当家教。他很愚钝，但若是刻苦点，也能及格。我想，你要是知道依纳若炎。进步非常快一定很高兴。那些人真是可怜，让他们上学是项赔本的买卖，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人就不长篇大论了，那是你的活。你才是那个到了新的国家、经历了一些过去没有经历过的激动人心的事的人，这些可能会永远留在你的记忆里，成为你一生中最有趣的一段。但是我得说，你的信进步很大。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写得很自然，没有像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那次那样刻意考虑遣词造句吗？我觉得是这个原因。（P20-P22）

后记

娜里妮于一九七一年离开特立尼达赴布里斯托尔大学深造。她在那儿遇到了她的丈夫奈杰尔·查普曼律师。他们在伦敦定居，她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一九五八年末，米拉离开特立尼达去伦敦。一开始，她住在维迪亚和帕特那儿，之后前往利兹大学攻读西班牙语和法语学位。毕业后，她和萨薇在爱丁堡住了一年，取得教育学文凭。她于一九六三年返回特立尼达，成为一名教师，后嫁给阿马尔·伊纳尔辛格医生。后来他们移居美国。她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萨薇获奖学金学习牙医，但是没有去读。她在一九五七年遇到了年轻的医生梅尔文·阿卡尔，几个月后结了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住在爱丁堡，梅尔文在那儿学习皮肤科。他们返回特立尼达后，萨薇一度在西印度大学教授社会学。后来，她开了一家奢侈品商店，获得成功。她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萨蒂继续在学校教书，有了尼尔之后，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一九八四年逝世，享年五十岁。

希万跟他的哥哥一样，就读于女王皇家学院，一九六五年获得岛国奖学金。他在牛津大学学院获得中文本科文凭，于一九六七年和珍妮．斯图尔特结婚。就像奈保尔预言的那样，他也决定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萤火虫》出版于一九七○年。之后又写了五本书：长篇小说（（收集小贝壳的人》（1973）、《炎热的国家》（1983），游记《南之北》（1978），研究琼斯镇惨案的（（黑与白》（1980），还有一本散文集《龙嘴之外》（1984）。他于一九八五年死于心脏病，年仅四十岁。

卡姆拉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这一年间在伦敦教书。回到特立尼达后，她和奈保尔家在牙买加的朋友蒂瓦里家的儿子哈里南丹（大家都叫他哈里）订了婚。他们于一九五八年在金斯顿结婚。一九七七年之前，她一直在牙买加教书，与哈里离异后返回特立尼达。她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德拉帕蒂帮她哥哥辛伯胡纳特管理采石场。她在那儿工作得很愉快。一九九一年，她见证了自己的儿子因文学成就被授予爵位，同年在熟睡中辞世，享年七十八岁。

让全家挂虑的西帕萨德的短篇小说集最终于一九七六年由英国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名为《古鲁德瓦的冒险及其他故事》。在序言中，维迪亚写道：

一九五三年，父亲在他逝世前不久把他希望保存下来的所有小说都收集起来寄给我……对他而言，出版一本真正的书是指在伦敦出版。但在当时，我觉得这本书不可能在特立尼达之外的地方出版，  我什么也没有做。

他接着写道：

……如今，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我不再关注那些故事中缺了什么，我现在把它们看成是地方文学宝贵的组成部分。

继《通灵的按摩师》之后，一九五八年，他又出版了《全民选举》，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一九五六年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选。一九五九年，《米格尔街》出版。

维迪亚花了三年时间将他父亲的一生写成了一本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一九六一年，奈保尔又回了趟特立尼达，这回是和帕特一起。几个月之后，这本小说出版。《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尾声”中有一段话，可以视作对本书中这些信件的一个简短而直率的总结。阿南德的原型即维迪亚，毕司沃斯先生即西帕萨德：

阿南德刚开始很少写信．后来越来越频繁。字里行间充满沮丧、自怜之情。后来还流露出歇斯底里的意味．毕司沃斯先生立刻就明白了。他给阿南德写很长的幽默的信。他写他的花园，给予宗教建议，他甚至花费巨额邮资航空邮寄了一本由两位美国女心理学家撰写的《智胜神经》。之后，阿南德的信又变少了。毕司沃斯先生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

简介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1949.8.21～1950.9.22

 从西班牙港到牛津

第二部分 1950.10.5～1950.12.16

 在牛津的第一学期

第三部分 1951.1.1～1951.4.14

 春季学期，复活节假期

第四部分 1951.4.20～1951.9.13

 夏季学期，暑假

第五部分 1951.9.20～1952.1.8

 秋季学期，圣诞节假期

第六部分 1952.1.16～1952.4.15

 春季学期，复活节假期

第七部分 1952.4.21～1952.9.28

 夏季学期，暑假

第八部分 1952.10.3～1953.8.8

 最后一学年

第九部分 1953.8.10～1953.12.14

 家庭悲剧

第十部分 1954.1.8～1957.6.30

 作家

后记

编者的话

第一版《奈保尔家书》让V.S.奈保尔的读者得以近距离窥探他的家庭背景、他早熟的天赋和野心，以及他早年在英国的奋斗，那时他正努力寻找自己的风格和主题，想要出版第一本书。一些读者为奈保尔杰出的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自传性素材的细节而着迷。另一些读者在这些信中看到了他以后作品中所有重要主题的线索。十年后（奈保尔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有了更多读者。现在看来是推出新一版奈保尔早年家书的好时机。这一版纠正了错误，重新做了注释，还增加了几十封新的信件。

原来的版本收录了一百七十封信，多数为维迪亚和他的父亲西帕萨德所写，也包括一些他的姐姐卡姆拉写的信。新版保留了旧版的所有信件，此外新增了七十九封，全部来自塔尔萨大学的奈保尔档案。其中维迪亚所写的有三十一封，父亲西帕萨德二十三封，卡姆拉十七封，母亲德拉帕蒂七封，妹妹萨蒂一封。这里面有三封十分重要的信：第156号信，由西帕萨德起头，因为他心脏病发作而中断，由萨蒂写完；第198号信和第199号信，分别是卡姆拉和萨蒂写的，（通过维迪亚在牛津的导师）告诉他西帕萨德去世了。此外，还有几封信是维迪亚在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之前写给卡姆拉的。在第一版中，这些信被放在全书开头。它们代表了保留下来的奈保尔最早的文字，仅凭这点就很有趣。此外，如果说本书讲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些信使其开篇更加有血有肉。

第一版主要涉及一九五。年奈保尔离开特立尼达到一九五三年西帕萨德去世这个时段。但第一版的编辑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之后奈保尔的七封信，这些信大体勾勒了他完成他最早的三本书并且出版第一本小说的那三年半时光。我将这一部分大幅扩充，增加了三十多封维迪亚与母亲以及姐姐之间的通信。在此期间，维迪亚在BBC：出了名，在他对特立尼达的记忆中找到了第一本书的主题——他后来在《自传之前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些信清楚地表明，奈保尔写作的动力不仅来自他自己的文学野心，也来自西班牙港家中的期盼和经济需要。这本父子通信集所讲述的故事的真正高潮是一九五七年《通灵的按摩师》的出版，维迪亚和西帕萨德如愿以偿。此处提到的这些新增的信件被放在本书最后一部分。

增加这些信件并不影响对西帕萨德和维迪亚之间关系的聚焦。这本书实质上讲的仍是一对由爱和尊重以及文学野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父子的故事，收录了所有留存下来的维迪亚和父亲之间的通信。西帕萨德去世后，维迪亚发电报回家（第201号信），发自内心地说：“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这句话在这本书信集中一次次回响。他那些写给“所有家人”的信，很明显主要是在和父亲交流。但很重要的是，奈保尔的其他家人，特别是卡姆拉和德拉帕蒂，也不应被忽视。在某种意义上，卡姆拉是维迪亚最亲密的知己。如果将维迪亚同母亲和兄弟姐妹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间的所有通信全都收入，这本书会有现在两倍厚。

虽然这些信里有奈保尔日后作品中的主题的雏形，例如后帝国和后殖民的更迭以及写作提供救赎的可能性，但其主要关注点毫无意外很实际：钞票、学业以及作家的必需品（时间、空间和一台好用的打字机）。维迪亚获得的牛津大学奖学金对奈保尔家来说——就像对那个年代许多有追求的西印度群岛家庭一样——是获得稳定的生活和社会尊重的好机会。当时这项奖学金被称作岛国奖学金，旨在帮助青年男女成为专业人士，通常指律师或医生。维迪亚选择了研究英语文学和写作，选择了作家这项危险的职业，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对他在特立尼达的家人来说也是如此——家人还在为贷款、年幼孩子的学费、修车费和电费担忧。最后一封信中德拉帕蒂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通灵的按摩师》出版后不久）列出的家庭开支清单告诉我们，这本书赌的不止年轻作家的名誉，还有别的。

本书第一版的编辑吉伦·艾特肯所持的原则是“不介入，让故事自己说话”。我也一样。只有一次，我在第238号信和第239号信之间加了一小段连接性的叙述，以填补因为一九五六年维迪亚回特立尼达所造成的通信中断。

这些信件均由塔尔萨大学保存的原始信件转录而来。我的主要目标是在常规排版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给读者最接近手写或机打信件阅读体验的文本。因此，我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保留了许多第一版中被修改的作者的习惯拼写、句法和标点。例如，在机打信件中，维迪亚经常省略don't和can't这样的词中的撇号，但在手写信件中则不省略；类似的还有，在手写信件中，他经常用&来代替and。只有对引号的处理例外，所有信件在双引号和单引号之间随意转换，因为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和节奏，我把它们统一为单引号。

许多信件用的是蓝色的航空信纸，两次对折后封口。维迪亚和西帕萨德有时候手写，有时候用打字机。维迪亚的打字机的各种故障成了整个故事的陪衬情节。卡姆拉和德拉帕蒂从不使用打字机。这四个人笔迹的可辨认度差别很大。偶尔，信件被损毁，或者有的词因为写得太急而无法辨认，我也束手无策。除此之外，我呈现了每一封信件的全文，包括信末附言和信纸边缘的注解。

所有编者补充信息都被放在方括号里面。在我添加文字使句意更明晰或推测受损信件原来文字的地方，显示为“[这样]”。当我插入解释性的字句，比如，标示无法辨认的文字或写在信纸边缘的话，则显示为“[这样]”。所有省略号都是原始信件中就有的（西帕萨德尤其爱用省略号）。卡姆拉的两封信包含几小段印地语，是用梵文字母书写的，脚注里有英文翻译。  书中的日期和地址与信头中标注的完全一致。只有七封信没有标明日期，但都可以推测出比较准确的日期。有五六次，写信的一方把日期标错了。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保留了原来的日期，在注释中给出正确的年月日——通过邮戳或信件内容很容易判断出来——然后将这些信件按正确的日期排序。

我给所有信件都编了号，为了方便参考，新增信件的编号上加了星号。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特立尼达，对于如何将印地语的名字和词语转换成罗马字母没有定规。在这些信件中，同一个印地语词会有好几种拼写方式。涉及姓名，尤其容易造成误解。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有两三种不同的拼写方式，有的是按读音，有的是按其他；有时候还会用到昵称；有时候父亲的名字被放在姓氏的位置上；奈保尔家还会用印地语来表述不同程度的关系。例如，一个重要的配角，维迪亚的舅舅辛伯胡纳特·卡皮迪欧的称呼包括辛伯胡、玛穆（印地语中对舅舅的称呼）、玛木、巴卡玛穆、卡珀S。我将所有称呼按原样录入，并加以注释。

本书第一版有六页半尾注，大半是关于本书中提及的奈保尔家的亲戚的解释。我扩充了这些注释，并把它们放在每页底部，每章独立排序。加注释永远要注意平衡。加得太多，读者会被细枝末节淹没，加得太少，读者会觉得故事的某个也许很关键的部分不得而知。我努力揣测读者需要注释的地方。

这些信件写于五十多年前，跨越三个国家——特立尼达、英国和印度。信中提及的人、地方、风俗和词语可能只对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的读者或者老一辈的读者来说是熟悉的。我努力为其中一些做了注释。在每个主要人物第一次出场的时候，都会有简短的介绍。维迪亚和西帕萨德提到许多书和作家，有一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很有名，在今天则不为人知。对于本书的许多读者，我不用介绍弥尔顿是谁，但对于相对知名度较低的萨默塞特·毛姆和曾经流行的沃里克·迪平的作品，我提供了完整的书名、出版日期，有时还有简短注解，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

是帕特里克·弗伦奇建议我编辑这一版本，在每个阶段，他都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他总是乐意和我分享他在写《世事如斯：奈保尔传》时研究、收集的材料。吉伦·艾特肯，奈保尔的代理人和本书第一版的编者，慷慨地允许我自由地重新编辑文本。保管奈保尔档案的塔尔萨大学麦克法林图书馆特别收藏处的工作人员热情、高效，耐心地对待我的要求。特别感谢塔尔萨大学的马克·卡尔森、米丽莎·布尔卡特、布伦达·布朗、乔治·吉尔平和埃尔米奥娜-德阿尔梅达，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给予本书建议和帮助。

莉拉·卡皮迪欧为这些信件的注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拉尔夫、维尔马和阿努·拉翰提供了有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圣詹姆斯的信息。阿米特·古普塔录入了第159号信和第160号信中的印地语段落；安妮·保尔提供了英文翻译。乔纳森·阿里、乔治娅·波普尔韦尔和比娜·沙哈帮助解释了信中提到的许多信息。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还有其他朋友、同事给予了建议和帮助，有时是热情的接待——我得到的帮助如此之多，我很可能遗漏了某些人，没把他们列入感谢名单。

尼古拉斯·劳克林

二○○八年一月

十七岁，V.S.奈保尔考取最高政府奖学金，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读书，从此开始和父亲书信往还。四年后，父亲过世。又四年，儿子成功出版第一本小说。《奈保尔家书（精）》收录了在此期间V.S奈保尔和父亲及其他家人的往来书信。

他是不得志的报纸记者，从未正式出版过一本书的作家，七个孩子的父亲，一辈子穷困潦倒。

他对好不容易拿到奖学金的儿子说：不要害怕成为一名艺术家。

他的女儿们没有嫁妆，只有父亲借贷供她们拿到的学历和一份让她们可以自立的职业。

他坚守自己的写作梦想，只是把它放在了儿子的梦想后面。

他爱养花，爱赏画。

他总不忘嘱咐孩子们多写信。

他对把回家的路费挥霍光的儿子说：我真的很想你，但我理解你。

除了穷，老奈保尔真是个完美的爸爸！

一个穷困潦倒的父亲如何培养了一位大师，如何成就了一个家族？

这里没有虎爸，只有一个令人嫉妒的好父亲。

那时大师还不是大师，只是一个别扭又聪慧的少年。

V.S.奈保尔所著的《奈保尔家书（精）》记述了：这是一个贫困的移民家庭。七个子女中，两个儿子获政府奖学金入读牛津，其中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五个女儿，长女获得奖学金留学印度，次女高中毕业成为一名教师，三女和幺女在英国获得学位，四女放弃医学奖学金，后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