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丛书”，举诸家之说，辩文化之理，兴及物之学，梳理我国沿海地区海洋文化，呈现不同区域的海洋文化独特性，构建中国海洋文化区域研究基础。

中国海洋文化编委会编的这本《中国海洋文化（江苏卷）》系统地阐述了江苏作为一个沿海省特有的文化。具体从渔盐文化、海塘文化、海防文化、海洋习俗、海洋庆典、船文化、海洋文学、海洋建筑、港口文化、现在海洋旅游文化、海洋历史名人等方面，讲述了江苏海洋文化的特点及从古至今的演变发展过程。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系统钩稽阐述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及其海外影响与中外文化海路传播等内容，既展示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极其丰富多彩的面貌，又展示了我国学界不同学科、视角的已有相关研究积累，是学界和社会各界了解和进――步深化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工具书性质的参考文献。中国海洋文化编委会编的这本《中国海洋文化（江苏卷）》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

引言

第一章 江海舟楫——航运历史文化

 海运盛衰与港口兴替

 天庚正供与漕运文化

第二章 淮盐独秀——海盐历史文化

 淮盐的历史轨迹

 盐文化的记忆

 盐埠大地的沧桑

第三章 鱼蟹飘香——海洋渔业文化

 海洋渔业厚积薄发

 海鲜美名享誉四方

第四章 濒海临风——海洋旅游文化

 充满憧憬的城市

 苏北滩涂湿地

 江海交汇的历史文化名城

 文化搭台旅游唱戏

第五章 水上疆场——海洋军事文化

 遥远的烽烟

 近代的烽火

第六章 行板如歌——海洋文学艺术

 古典名著里的海洋气息

 诗歌谚语中的海洋情趣

 民间艺术中的海洋韵味

第七章 万里风涛——历史上的海外交流

 走阳蓝色的大海

 六次东渡的坚执

 七下西洋的壮举

第八章 群英璀璨——海洋历史名人

 苍茫大海蹈巨浪

 辽阔海涂做文章

主要参考文献

漕运始于秦汉时期。秦始皇攻打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打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西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至100多万石，以后又增至400万石，并基本保持这个规模。漕运用卒达6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抵京，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从全局来看，当时最重要的转运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朝政府将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建在成皋（今河南荥阳）。西汉时东方的粮谷多从此西运，东汉时置敖仓官，属河南尹管辖。

到了唐代，漕运基本形成了一套制度，作为国家经济部门中的一支，其体系已渐趋形成。唐代定都长安，关中虽仍称沃野之地，但产粮土地狭小，“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有唐一代，以转漕东南为主。唐初置水陆转运使，专督漕运事务。从严格意义上说，漕运至此始有专职。转运使下先后设置各级职官负责漕运的具体事务。以后唐朝政府又置江淮水运使、汴州水运使、淮颖水运使等，加强对漕运的管理。

唐初，江淮漕米皆输于东都洛阳，岁不过20万石，高宗以后才逐渐增多。但是，沿线道路多梗，花费颇巨，漕船行驶日少，受阻之日反多。玄宗时，裴耀卿建议仿隋代漕运濒河置仓，于河口（黄河通汴河的入口）置虎牢仓，巩县置河口仓，使江南漕舟不入黄河，黄河漕舟不入洛河，节级转运，不受季节、水情的影响，河水通畅则运，水浅则“寓于仓以待”，这样，“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收效甚大，三年转运漕粮700万石。唐中后期，安、史兴乱，淮运受阻，唐朝政府被迫另择运道，江准漕运改由襄汉以达京师。“安史之乱”后，漕运重归原道，江淮漕粮集于扬州北运。转运使刘晏定纲运制，每船载米干斛，十船为一纲，每纲300人，篙工50，采用接运方式，“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漕东南110万石。唐朝把漕运重点放在南方，漕运线路也由秦汉的东西向变为东南至西北向。此时，江南地区的经济作用十分明显，漕运地位开始确立。岁供漕粮者，以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为主。

北宋定都汴梁，以汴河所运漕粮最多，主要负责转漕江南、淮南、浙东、浙西、荆湖南、荆湖北六路的粮食，自淮入汴至京师。景德年间，始规定年运漕粮600万石（后来一度达700万石）。其中，淮南130万石，江东100万石，江西120万石，两浙150万石，湖南65万石，湖北35万石。各地漕粮先运至真、扬、楚、泗四仓，再分头运至京师。自仁宗朝起，漕运改为直运法，六路漕粮以及东南杂运粮食，全都径直运至京师，即使是路途遥远的湖南、湖北，也同样如此，号称“直达纲”。南宋时期，由于京城南迁临安以及频繁的战争，江南地区的漕运地位十分突出。

元代在保留河运的同时，实行了较大规模的海运，以万户府和漕运司统辖海运、河运。河运无常，海运则分为春、夏二运。湖广和江西的粮食运至真州，“泊人海船”。由于朝廷需粮不多，湖广、江西等地的粮食大量用于代漕（主要是代江浙之漕）和赈济。

明清时期是漕运发展的新阶段。明初一度沿用元代的海运方式，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漕粮需求大为增加，遂花大力气疏浚大运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大运河全面疏通，漕粮通过河运可以直达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海运于是废弃。此后400多年里，大运河一直承担着漕粮北运的重负。

明代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漕粮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又区分为南粮和北粮。其数额，宣德年间最高达674万石，成化年间始规定岁运400万石常额。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后，连漕粮改折（约100万～200万石）在内，才勉强达到此数。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21万余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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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014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几千年源远流长、连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我国是陆海兼备大国，海洋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中华民族是最早研究认识和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春秋时期的“海王之国”，汉代的海水煮盐工艺，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海峡两岸的妈祖文化等与海洋相关的文化遗产，都表明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拥有显著特色的海洋文化传统，为人类海洋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逐步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资源的开放型经济，海洋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格局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海洋强国巳成为经邦治国的大政方略、重大部署。弘扬海洋文化，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海洋文化是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思想基础，是建设海洋强国的精神动力，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是我国海洋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这套丛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我国沿海各地海洋事业发展、海洋军政历史沿革、海洋文学艺术、海洋风俗民情和沿海名胜风光，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兼顾可读性、趣味性，荟萃众美，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继承弘扬海洋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媒介。在这套丛书的编纂过程中，得益于沿海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国家海洋局机关党委、地方海洋厅（局）的精心组织，凝聚了一大批海洋文化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智慧。

“中国海洋文化丛书”是海洋文化综合研究的有益探索。由于海洋文化的这类研究尚属首次，受资料搜集困难、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等各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和编写难度较大，不当或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参与到发掘、研究、宣传、弘扬海洋文化的行动中来，为弘扬海洋文化、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做出更多贡献。

希望本丛书对关注海洋文化的各界人士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对繁荣中华文化，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面向太平洋的中国沿海区域，有优秀的海洋文化传统，不同区域义有各自的特色，在现实中仍发挥积极的作用。著名文化学家罗迈德·威廉姆斯说过：“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将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来选择的光柱。”研究璀璨的海洋文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过去，而应该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让海洋文化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

——厦门大学教授杨国桢

深入挖抛我国海洋文化中的亮点，梳理我国海洋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把构建海洋强国与弘扬海洋文化结合起来，把增强全民海洋意识与爱护生态环境、拓展发展空间结合起来，对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为进一步开展海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奠定基础。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高华

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明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踏波听涛、扬帆牧海的中华先民，创造了悠久的、凝注民族血脉精神的中国海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对整个人类社会海洋文明的示范与引领意义都是巨大的。

本套丛既既考虑到了目前中国沿海省市地区的现行行政区划，也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在历史文化进程与地理关系上形成的联系与差异。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唤起更多读者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关注与研究。

——海洋文化学者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