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主编的《风雨同窗(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的主题是追忆逝去的同学。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同学具有特殊的意义,不是亲属,却可以比亲属更融洽。同学去世,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悼文者,必是同气相求,心灵相通。
这些本不相干的文章编排在一起,无意中展开了一部当代同窗的历史长卷。同学少年,处于不同的时代,受到理想的感召,从投身救亡,反对独裁,到追求自由,告别蒙昧,可称风雨苍黄,气象万千。超越政治史的角度,从社会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亦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品出酸甜苦辣的不同意味。
思想家在当代中国是最稀缺的一种人。本书着意选择了对顾准、林昭、遇罗克、杨小凯几位思想家的追忆。这些悼文不可能全面总结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只从同窗的角度,展示一段近距离的独特交往。
丁东主编的《风雨同窗(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是继《先生之风》、《追忆双亲》、《此生此情》之后,丁东先生主编的第四部怀念逝者文集,四部书形成一个系列,名为《背影书系》,意象源自朱自清的名篇。逝者渐行渐远,再不抓住他们的只鳞片爪,恐怕连背影也看不到了!
《风雨同窗(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所怀念的,均为作者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同行者,那些真实的细节、炽热的情感,执著的追求,往往令人眩目,甚至窒息。
青春是可贵的,理想是值得珍视的,但这还不是本书的全部主旨。书中的一些人之所以令作者难忘,显然是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已经成为整个民族历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P7-8
《此生此情》编定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陈大钢先生又约我启动了这本书的编选。
本书的主题是追忆逝去的同学。同窗是同学的雅称。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同学具有特殊的意义,不是亲属,却可以比亲属更融洽。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亲密无间,也可以反目成仇,却又不能不面对。而同学关系相对单纯,年龄相近,人格平等,合得来则交往,合不来则疏远,可深可浅,可聚可散,没有共处一处互相折磨的必要。所以常有这样的现象,有人在家庭中得不到亲情,却可以在同学中获得友情。同学去世,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悼文者,必是同气相求,心灵相通。
篇幅所限,本书仅选了十九篇文章。但我还是想在有限的空间中,尽可能扩展时间的跨度。书中李锐和文立徵、赵俪生和王瑶、冯契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同学,龚育之和郑惠是四十年代的同学,刘发清和林昭、罗基和沈元、王学泰和遇罗克、毕星星和南岩是五十年代的同学,章立凡和史铁生、沈睿和姚锦云是六十年代同学、野夫和李如波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同学。把这些本不相干的文章编排在一起,无意中展开了一部当代同窗的历史长卷。同学少年,处于不同的时代,受到理想的感召,从投身救亡,反对独裁,到追求自由,告别蒙昧,可称风雨苍黄,气象万千。超越政治史的角度,从社会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亦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品出酸甜苦辣的不同意味。
与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相比,思想家在当代中国是最稀缺的一种人。本书着意选择了对顾准、林昭、遇罗克、杨小凯几位思想家的追忆。这些悼文不可能全面总结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只从同窗的角度,展示一段近距离的独特交往。其中徐方和她的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学,而是在文革期间一起进了五七干校,算是一种特殊的同窗关系吧。
浏览追忆同窗的悼文,我发现以大学、中学同窗居多,小学同窗又能写出丰厚人文内涵的文章则十分稀缺。因而,沈睿回忆小学同窗姚锦云的《残酷的青春》就显得别具一格。她们在文革中共同经历了青春期。而那个年代少女特有的精神历程,史家缺少记载。所以此文虽然篇幅颇长,仍然不愿割爱。
同窗以外,还有若干追忆同代好友的悼文,意趣与同窗相近,一并选入本书。
二○一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