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够因某个人而不同吗？一个人对历史的影响能有多大？英雄造时势，而英雄又是时势所造。朱建军编著的《中国历史名人的个性解读》通过对一些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人物的心理研究，分析了重要人物与时势之间的交互作用。阅读本书使我们了解，在历史的转折点与历史的延续时代，一些典型人物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书中对一些文化名人的心理分析，也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

朱建军编著的《中国历史名人的个性解读》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心理活动，解释历史中的心理现象。书中通过对孔丘、赢政、李世民、武则天、狄仁杰、李煜、王安石、谭嗣同、吴佩孚、宋美龄、张学良等人的心理分析，展现了他们是如何对其所处的时代产生作用以及这些作用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影响历史发展的。

分析历史人物的方法论

孔丘和嬴政——简要分析两个不同的中国人

挑食精神

四人博弈与民族性格扭曲的开始

选择做老鼠你就是老鼠的命

高贵的心灵——从心理学角度解读刘、项、韩、张的关系对楚汉战争的影响

试析曹操的身份认同对其影响

闲话孙策之死

精卫和刑天是什么关系？

读书无用论的始祖：萧绎

唐太宗李世民的杨广情结

颠覆中国封建传统的皇帝——武则天

狄仁杰为何效忠武则天？

朋友是用来爱的，还是用来卖的？——两篇行书中的朋友

王安石的心理分析

明成化皇帝——一个孩子

谭嗣同心理分析

才知道吴佩孚

永恒少年张学良

五虎断魂枪

姬别霸王——论女性原型阿尼玛对男性自我的影响

参考文献

选择做老鼠你就是老鼠的命

人的一生虽然很长，但关键的时刻往往只有几步。人一生产生过的念头更是多到不可思议，但关键性的念头也不过就是那么几个。

关键的那几个念头，会决定一个人的重要选择，而重要的选择则决定了他的一生。人生的道路有点像火车的路，大多数时候你只能沿着轨道行驶，不能随意改变方向。但是在某些节点，你可以搬动道岔，让火车换一个轨道，从而走到另一条路上去。或者说人生像高速路上的汽车，不是随时可以掉头的。

李斯的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是选择做官仓中的老鼠，而这个选择的原因是他在上蔡产生的一个念头。

上蔡是楚国的一个粮库所在的地方，当时的李斯是粮库的小职员，估计像任何低级公务员一样，收入不高、地位不高。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对这样的生活肯定不满意。就在这样的沉闷而不快乐的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启示。

他看见厕所里的老鼠。这些老鼠找不到多少吃的东西，饿得瘦瘦小小，而且每当有人来的时候，都吓得到处乱跑。

他也看到了官仓里的老鼠。这些老鼠每天足吃足喝，长得肥肥胖胖，而且——也许是因为官仓的管理者懒惰——见了人动都不动。

于是他恍然大悟，领悟到了人是不是能富贵，是和他所在的环境有关系的，同样是老鼠，在不同位置上就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也想富贵，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做就做官仓鼠。

在这样一个念头产生的时刻，在这样一个选择产生的时刻，实际上他未来的命运就已经成形了。

别的人可能有别样的选择。

比如有个故事叫“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有只乡下老鼠进了城，看到城里老鼠肥吃饱喝，也挺羡慕，但是发现城里的老鼠过得提心吊胆，于是决定还是回乡下，过简朴但是踏实的小日子去。

再比如庄周也曾经有机会去当高级官员，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乌龟被当作灵龟，骨头被放在祭台上供起来，和乌龟在泥水中自由生活，哪个更好？我选择在泥水中自由生活。”

当然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不同，“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的故事中城里是更危险的；庄周的故事中，祭台的乌龟是要没命的；而李斯看到的是：官仓鼠不仅仅吃得好，而且还更安全。

于是他选择了做官仓的老鼠。

这之后，他去求学，成了一名优秀学生，然后出国，到了秦国去求职。凭借不顾一切往上爬，他终于成了秦国的高级官员——进了官仓，当上了大老鼠。他也可以肥吃饱喝了，因为有天下百姓生产的粮食。当然，也许百姓不是很高兴，他们也许会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是没有关系，李斯辅助国王赢政灭了其他的国家，这样那些百姓们想出国去什么“乐土”也不再可能了。李斯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很快，又结束了，他和儿子一起被带到刑场，以腰斩之酷刑杀死。没有听说有谁同情他。在那一天，他感叹地对儿子说：“我想要再和你一起，牵着狗出去打猎，是不可能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官仓老鼠，也不是没有危险的，等到成为被抓住的那只老鼠，李斯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这个命运，真的可以说实际上在上蔡粮仓做选择的那一天，就已经基本决定了。侥幸逃避这个命运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

因为，在那一天他做选择的时候，他就忽视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官仓老鼠的风险。而这个风险——乡下老鼠和庄周都已经提前看到了。这说明，他没有足够的人生智慧。

而更重要的心理学原理是，当一个人强烈地认同一个动物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地具备这个动物的所有心理品质。岳飞认同大鹏，于是有凌云之志；苏轼认同鸿雁，因此有超然之态；李斯认同老鼠，他的种种表现也就越来越“老鼠”。这是因为当一个人强烈地认同一个动物时，他的潜意识中，就会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动物。这个过程如同一个催眠，会使得这个人越来越像这个动物。另一方面，一个人之所以认同这种动物而不是另一种动物，也是因为他本性中和这个动物的特点比较接近，或本来就有这个动物的特点。

老鼠的优点，是比较机智，有小聪明。因此，他可以给赢政出不少主意，所以后来能当上丞相。

还有老鼠是窃盗者。愿做官仓老鼠，因为物质利益，这说明李斯贪婪而没有更高的理想。官仓老鼠，窃取的是民脂民膏，说明李斯也没有多少道德操守。李斯也的确如此，他为了个人的一己之私，逢君之恶，助纣为虐，干了不少坏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因为他做的是这样的硕鼠，所以也没有人会想要帮助他。所以，当他被另一个奸人赵高所谗害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试图用任何方式来帮助他。当然，后世的奸邪之辈也不断进化，学会了在硕鼠之外，又增加了狐狸的狡猾，学会了和同伙狼狈为奸，所以比起李斯要更加安全。李斯，还不过仅仅是个硕鼠，所以还不懂这些。

鼠目寸光，因此李斯目光短浅。他贪图权利享受，但不知道其中的危害有多大。同样，他为赢政出谋划策，让他一统天下，暂时当然是立下了大功，但他的作为对天下的危害，甚至对自己的危害，都没有提前预估够。当你把独裁者捧上权力的宝座，那也意味着他有权力对你随意生杀予夺。在独裁专制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即使你是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古至今，概莫能外。鼠目寸光的李斯，最后还是被自己捧上台的主子弃如敝屣，甚至惨遭屠戮，也是智者意料之中的事情。

P43-46

历史能够因某个人而不同吗？

最初，人们凭直觉认为可以。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类的故事，故事中那个伟大的英雄，以他的勇敢，智慧，高贵的品质，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人心，至少征服了他本民族人的心。每个民族都认为他创造或改变了本民族的历史，是因为他，自己的民族也有了辉煌的历史。藏族有格萨尔王，英国有亚瑟王，蒙古人有成吉思汗，而在汉族人心中的英雄则是一个“哲学王”——孔子。董仲舒感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孔子这个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像黑夜一样暗淡无光。这当然是认为有没有孔子这个人，对中国历史大不一样。

但是，后来的一些学者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发现，与其说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不如说“英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和趋势，那些了解这个趋势的人，可以顺着这个趋势行动，从而获得个人的成功。看起来这似乎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实际不过是自然的发展。这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学习的历史观：“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实际上，回过头来看，这个看法也不是近代学者的创新。比如，我们中国古人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趋势论”。早在孔子四处奔波试图救世的时候，就有隐者告诉他天下大势已定，不必白费功夫。而以后的每个朝代，都有人用“天数”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一种历史的自然发展趋势。例如，明代崇祯皇帝勤勤恳恳地治国，但还是不幸亡国，就被他自己和其他许多人看作“天数”。

这个莫名其妙的“历史大势”或者说“天数”又是怎么来的呢？

有可能，是受到人类社会之外的因素影响。比如，刚刚说过的崇祯亡国，一定程度上就和自然界的天气周期变化有关——我们发现，气候有数百年为时间单位的长期波动，而一般规律上，每当气候变冷的那些年，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就比较容易进犯中原并成功。这也许是因为天比较冷的那些年，中原粮食减产，容易导致饥荒，使得中原国家的国力下降。崇祯刚好赶上了一个寒冷期。

也可能有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也许不取决于人的精神心理，只和人的经济生活等有关，比如，“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历史。我们知道，人类学会使用石器、青铜器、铁器，以至于近代学会利用化石燃料石油和煤，学会使用电力等，都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类群体的共同愿望和思想，也是决定“历史大势”的因素。

这个因素可以称为“人心”，比如，史学家钱穆指出，秦统一中国符合当时多数人的“人心思定”的意愿。

一个人的历史，当然受这个人的心理影响。一个家庭的历史，则受家中每个人的心理影响。一个民族和社会，虽然从规模上比一个家庭要大无数倍，但是，也一样要受到构成这个民族和社会的人的心理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每个人可以在这个“群体”中贡献微小的一点意见，并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一点影响。历史会因我而有不同，但是只是非常小的一点不同。就像西方选举时，谁当选总统和每个人都有关，但是你对谁当选总统的影响不过是几亿选票中的一张那么大。

一个人对历史的影响能有多大，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不过，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似乎比较可能的答案是这样的：影响历史发展的，有各个层面的各种因素。从自然层面到社会层面，从个人心理到团体心理都对历史有影响。

我们直观上看到的是：一个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历史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一个普通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重要人物，也是和当时时代的因素有关。英雄造时势，而英雄又是时势所造。既然英雄是时势所造，是不是说这个人的个人因素和个人影响实际并不重要呢？并非如此，重要人物和时势之间，可以有一种交互作用：某种时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那些人可能会成为重要人物，而这些人成为重要人物后，会反过来对时势有很大的影响——往往是强化那种时势。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时势仿佛是一根小提琴的琴弦，它决定了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而重要人物如同小提琴的共鸣箱体，有了这个共鸣箱体，琴声才能传得很远。有的人是好的共鸣箱，那他对历史就能有很大的影响。“好共鸣箱”个体，对历史的影响，绝对不是那“一票”大小，也绝对不是可以把他的影响仅仅归因于时势。比如，我们可以说，以民国时期的形势看，就算没有毛泽东，也会有张泽东、杨泽东。但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选择张泽东、杨泽东，一定不会是一模一样的。毛泽东这个强有力的共鸣箱体，一定使得历史因此有了不同。

更何况，在任何一个时代，时势都不是只有一个发展方向。时势可能包含着一两种或两三种主要的可能发展方向，而不同的重要人物可能是“对不同的频率更能共鸣的共鸣箱”。这样，不同的重要人物的影响力大小，可能对历史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历史不可能任意由重要人物决定去向何方，但是，在很可能被选择的不同几个方向中，重要人物的影响可能会使得历史选择了某一个特定的方向。而选择了这个大方向后，重要人物的个人因素还会让历史的某些细节因他个人而改变。

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臭名昭著的希特勒，他总结自己经验时，说他的演讲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是因为他善于在演讲时观察听众的表情，并据此来修改自己的演讲。因此，希特勒的演讲——以及他以后的政策——实际上都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当时德国很多人的共同意见。这些人的意见，因为有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言人而被强化了。德国也有其他可能的方向，不过，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影响力，德国选择了希特勒的方向。

在中国古代社会，因为权力是高度集中的，而最高权力的掌控者皇帝是谁，又是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的，因此，皇帝的个人特点对国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或者，某些偶然获得了类似皇帝的独裁权利的人，权倾朝野的太监、后妃或者大臣，也对国家影响巨大。他们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基本方向，比如，一个皇帝不可能让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变——光绪的遭遇就是例证——不论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本质上都是一个专制者，统治着一个专制帝国，并遵守着大致相同的文化要求，但是，他们的不同足以让历史的具体面貌有很大的区别了。

因此，研究历史中的个人，研究这些个人的心理，也就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两种文化都有很大影响力的时代，刘邦、项羽、韩信、张良等人的心理，决定了历史的方向。谭嗣同的心理，也对时代心理有相当大的刺激。

在历史延续的时代，李世民、武则天、朱见深、曹操的个人心理，则决定了一段时期社会的繁荣与否。而分析苏轼、黄庭坚、李世民和萧绎等人在书法活动中的行为，也可以小中见大，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不同层面。

这样研究，虽然粗浅，但是也还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