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被时间改变、不因际遇转移的纯粹的爱情故事，这在爱情被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时代、当今世界尤其显得珍贵与震撼。爱情一直是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主题，而真实的爱情故事比爱情小说更真诚也更具震撼力，

乌合所著的《似水姻缘（沈从文与张兆和）》讲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他们爱得浪漫、真实、勇敢，他们的爱情或浓墨重彩、或平凡无奇，但无一不在文艺的历史中刻下深深的烙印。读民国爱情传奇，让我们再次信仰爱情。

乌合所著的《似水姻缘（沈从文与张兆和）》一书描写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

他来自湘西边城，他是文坛明星、才华横溢，他顽固地爱着她；她来自烟雨江南，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她顽固地不爱他。为了得到张兆和的爱，沈从文想尽了办法。蔡元培先生甘为说客，胡适先生要做媒人，丁玲和巴金出谋划策，一个又一个今日耳熟能详的名字，为这份爱情蒙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然而真正打动张兆和的却是沈从文的执着与淳厚。

他问她：“我什么时候才能喝杯甜酒呢？”她回他：“乡下人，喝杯甜洒吧。”四年的等待，千余个只夜的思恋，终于酿成了这杯芳香的美酒。一封又一封没有回信的情书，搭成了两人之间的鹊桥，也成就了这段璀璨的佳话。

第一卷 此心只为伊人待

 边城的自然之子

 书香家的俏佳人

 怪客的文坛之路

 命运在此刻相遇

第二卷 知君用情如日月

 日夜相思凤求凰

 顽固地爱与不爱

 爱在漫天飞鸿间

 曲中自有良人助

 才子佳人结连理

第三卷 琴瑟和鸣意缠绵

 昨日少女今日妇

 离别几日话相思

 龙朱一降情更浓

第四卷 国仇家难几时休

 碧池更添新莲子

 离歌自古最销魂

 战火褪色了童话

 彩云之南共患难

 从心写作却遭弃

第五卷 相濡以沫风雨共

 山雨欲来风满楼

 只留清白在人间

 人世风尘稍沉静

 心泛涟漪终释手

 碧落黄泉随君去

第六卷 嗟余只影系人间

 迟暮躬耕不怨贫

 大洋彼岸叙温情

 空余魂魄来入梦

 纸上的爱情之花

边城的自然之子

在湘西，有一座城，遗世，独立。

小城四面环山，坐落于古木葱茏间，隐匿于深山怀抱中。一条沱江穿城而过，江水柔和清澈，缓缓而东。江山的老船公依稀可见，橹落浪起，拍打着古城阅尽风霜的青石板。岸边的吊脚楼不知站立了多久，略带沧桑的容颜更显出别有风韵的古朴美。弯曲的石板路，通向小城深处，通向一个温婉绰约的桃源世界。

相传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中原水乡的凤凰鸟遭到恶人追撵，飞到此处，落地化为石山，故当地的村民称其为“凤凰山”，而“凤凰县”就成为后来兴起的这座山中小城的名字。又据当地老人说，早年时在城中夜半醒来，常闻婉转鸟鸣，其声悠扬动听，有人说是九头鸟，有人说是凤凰鸟。凤凰县或由此得名，也未可知。

“凤凰城里凤凰游，人自堤行江自流。笑语时传浣沙女，轻波频载木兰舟。”凤凰的美，是公认的。而我们的主人公，正是钟灵毓秀的凤凰县土生土长的自然之子。

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出生于当地一个称得上世家大族的家庭。他原名沈岳焕，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为家中次子，所以弟弟妹妹管他叫“二哥”，这也是沈从文前期小说中将几个自传性的人物定名为“二哥”的原因。

在湘西，像沈从文家这样祖、父两代均有功名的家族，已经称得上是世家了。沈家兴于其祖父沈宏富，他起于卒伍，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时，受清政府委托统率在当地招募组成的箪军，随后升作青年将校，一跃成为将军。1863年，沈宏富调任贵州提督，由此实现了沈家的转折。但富贵不留人，沈宏富因病英年早逝，只留下周姓原配夫人和一笔“使沈家后人在当地居于优越地位”的不少财产、一份田产。为避免断了香火，周氏按当地风俗替沈洪富的弟弟沈洪芳做媒，找了个苗族姑娘给他做二房，并将他们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过继，代为继承家业。这就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

沈宗嗣受父亲影响，也以当一名将军为自，己的梦想，而家里也期盼他能再创父亲的辉煌，于是在他十岁时专门请了一位武术教师，专门训练家中的独子。学有所成的沈宗嗣日后虽随军入伍，并当上了军官，但被派去镇守大沽炮台后，防线却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攻破，天津沦陷。这一失败断送了他大部分的前程和家业，于是他回到了家乡，之后生下了二子沈从文。

此时沈家仍过着小康的日子，家中有不少田地，年收稻谷三百余担，其中沈宗嗣能得三分之一。而当沈宗嗣在1931年前后去世后，家中的期望便全寄托在了沈从文兄弟们身上了。

相比较长年在外的父亲，母亲给幼年的沈从文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他母亲名叫黄素英，是当地文庙教谕的女儿。由于她父亲是那儿最早的贡生，可以说是最早的读书人，因此黄素英也跟着读了不少的书，还懂医方，甚至会照相。她打小就跟一个兄弟在军中生活，见多识广。

沈宗嗣长年外出，于是这位瘦小但富有见地的女人便挑起了家里的大粱，从粗细活计，到教育子女，黄素英全都一人包办。沈从文从母亲那里学会了识字，学会了认药，也学会了坚毅的性格。

六岁时，沈从文与两岁的弟弟同时出了疹子，这对当时来说是半个绝症，死生由命，而兄弟两个病得又重，所以家里已经备好了棺木。谁知就在大家都不抱希望的时候，他俩却奇迹般地好了，并逐渐恢复如初。从此，大病不死的沈从文成了让家人手忙脚乱的“猴儿精”。

病好之后，家里便送沈从文到私塾读书。私塾离家不远，设在官仓的衙门内。学习的内容照例是《幼学琼林》，随后读《诗经》《论语》《孟子》等。私塾的作息规定是：上午，背书、温书、读书、点书、散学，下午亦然。虽然沈从文天生记性好，进私塾前也已经识得不少字，但枯燥的学堂生活仍旧提不起他半点兴趣。他说“从不用心念书，但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兑付”，天资聪颖的他向来“不思进取”。

对于童年的生活，沈从文记得非常清楚——他最热衷的就是“逃学”。初次逃课，他还惴惴不安，编了家中请客的理由，在先生面前蒙混过关，而实际上他那天在外面看了一天的木偶戏，好不逍遥。从此以后，他逃课的频率逐渐高了起来，哪怕是明知要挨板子，也阻止不了他逃学外出闹腾的步伐了。

跟他一同逃课玩耍的玩伴不在少数，大多是体格强健，家中又无暇看管的“野”孩子。虽然都不生在达官显贵之家，但在大自然怀抱中成长的孩子总是幸福的，从春天的放风筝，夏天捉蟋蟀、游泳，到秋天的摘果子，冬天的打雪仗，孩子们在忘乎所以的简单和快乐中忘记了枯燥的书本和杲头呆脑的先生。他们一同爬树、钓鱼、采花采草，甚至打架斗殴。有时这帮弟兄还上人家的院子里偷果子，哪怕主人挥着木棒驱赶也不悔改，反而公然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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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红颜多薄命，人生几得到白头？每一段白头偕老的背后，都有一曲不为人知的悲惋情歌。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是如此，两人在长达五十五年的婚姻旅途中品尝过贫贱辛酸，也见证过纷飞战火。正如破茧之蝶，没有风雨波折，何来生死情牵。“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自可悲。”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沈从文与张兆和相守一生的恩爱，但世事岂能尽如人意。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有太多的无奈和遗憾，却也正因这些无奈和遗憾而分外美好。这或许便是李商隐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缘牵一线，情定三生。两个本来完全不相干的人，因缘际会，在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相遇于多情的上海。他来自湘西边城，他勇毅，他果敢，他是文坛明星、才华横溢，他顽固地爱着她；她来自烟雨江南．她温婉，她善良，她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她顽固地不爱他。为了得到张兆和的爱，沈从文想尽了办法。蔡元培先生甘为说客，胡适先生要做媒人，丁玲和巴金出谋划策，一个又一个今日耳熟能详的名字，为这份爱情蒙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然而真正打动张兆和的却是沈从文的执着与淳厚。他问她，“我什么时候才能喝杯甜酒呢？”她回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四年的等待，千余个日夜的思恋，终于酿成了这杯芳香的美酒。一封又一封没有回信的情书，搭成了两人之间的鹊桥，也成就了这段璀璨的佳话。

新婚的那夜，沈从文认真地对张兆和说：“三三，我要为你写一本小说。”也正是这本小说，感动了全世界的同时也拉近了两个人心的距离。一边是成熟的面孔，另一边是稚嫩的脸庞，差异巨大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两颗同样年轻的心灵，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相爱。可遇与可求之间，只在太过年少的时候看来，才仿佛隔着沧海桑田。

才子佳人从纸上开出的爱情之花，在真实的生活中绽放的也是那么美妙。“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名门出身的张兆和在女红和家务上，展现了惊人的天赋。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曾回忆道：“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

虽然日子几近贫寒，倔强的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资助，凭着微薄的收入，两个人的生活倒也安逸。每日，沈从文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借着透过槐树的一角阳光，用最好的文字写最美的她，就这样，由早至完，直到夕阳西下，如红豆一点，将相思洒满天穹。

突如其来的战火为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点燃了血色的浪漫，战争可以成就一段倾城之恋，也会为无数的爱人留下无数的无可奈何。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同时也带走了美好的一切。

此时的沈从文，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小小的四口之家，在这个民族倏然降临的灾祸中，开始接受一份新的命运，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最终两夫妻商定，沈从文先离开北平，张兆和随后再带孩子南下，到上海聚会。

1937年8月12日清晨，沈从文和几个知识分子化了妆，乘坐第一次平津通车向天津出发。可天津早已不是太平圣地，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一出车站，他们一刻也不敢停歇，直奔法租界，原本以为能得到法国人的庇护，可谁知法国人乘机敲诈钱财，几番交涉未果，他们只好住进一家大旅馆。按既定计划，他们一行人取道天津，到南京集中，然后再去上海，可谁知日军在8月14日对上海发动猛烈攻击，去上海无疑是凶多吉少。在天津逗留了十多天后，终于在熟人的帮助下来到烟台，并辗转来到湖南长沙。

逃难的途中，沈从文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中的妻儿，每晚的牵挂在不断地煎熬着他。战乱年代里，一次离别或许就意味着永不能再见面。沈从文自己心里也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和家人团聚，再享天伦之乐。所有的思念都照例化成那一封封书信里牵挂的文字，这些书信以后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飘零书简》。

1938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贵阳，再入滇去昆明。至此，逃难生涯落下帷幕。

直到年底，张兆和和孩子们才到达昆明，开始了他们在彩云之南的共患难之旅。虽说昆明条件艰苦，但这确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生命中一段相对快意的时光。虽然空中战斗机的轰鸣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这对患难夫妻，战争远没有离去。但也正因为这种朝不保夕的状态，两个人的感情却多了一份生死相依。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有多爱我？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生命去爱。

抗战胜利后，以为风波终于过去的沈从文却又被批为“桃红色作家”，走“第三条路线”。这让本就已经无心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大为惶恐，不得不决定放弃写作。而最严重的一次，他竞在家中试图自杀。

1950年3月2日，沈从文进入华北大学，后随建制转入中央革命大学，成为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的一员。名为学习，实则接受政治改造。

不仅如此，1966年“文革”初期，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代表，不断遭到批判，两年内被抄家八次，其中被抄走的就包括他那些六公斤一捆的书信——那些相爱的见证。“在这期间，听政治报告，学习各种政治文件，讨论，座谈，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检查、反省、再认识，是学员们每天的课目。这些学习，将沈从文带进一个过去因隔膜而陌生的世界。恰如当年从湘西走入都市，两个世界构成的强烈反差，使精神不易取得平衡。他业已感到，自己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已经为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人事所不需要，而对新的观念和现实的接受认同，只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课题……”恰如沈从文的坚守，在爱情上，沈从文也是如此。晚年时，沈从文神智一度不清，可是当有人拿出一张照片给他看时，他却突然清醒，抢过这种照片，大呼“这是三三。”继而流泪，哭得像个孩子。

“文革”以后，沈从文回到北京，虽然生活条件依旧艰苦，房屋分配问题也久久得不到解决，但历经灾难的沈从文还是在历史博物馆开始了勤勤恳恳的工作。他和助手们一起焚膏继晷，连日增删校订，终于顺利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截稿、出版，为史学和学术界留下了重要的一笔财富。

1988年5月10日，八十六岁的沈从文与世长辞。

遍观世界文学史，伟大的作家因其巨大的超越性，往往在生前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荣誉与尊敬，在去世后才会真正被世界所认知。沈从文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沈从文先生逝世近二十年后，一位名叫马悦然的瑞典人，为我们揭开了尘封的往事。原来，汉学家马悦然早在1985年就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并且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在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作品之后，他深深地为沈从文的诗心与才情所打动，在马悦然的极力推荐下，评委会成员看到了沈从文的作品，并且为之折服。在1988年5月的会议上，瑞典学院确定沈从文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谁料想，5月10号，马悦然接到龙应台的电话，说沈从文可能已经去世。大吃一惊的马悦然赶紧拔通了大使馆的电话，询问沈从文的近况，得到的却是一句冰冷的回答“沈从文是谁？”不死心的马悦然想尽方法同大陆取得了联系，证实了沈从文先生的死讯。根据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则，获奖者必须尚在人世，故此，沈从文先生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直至2014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一错过就是二十多年。

虽然无缘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读者与时间给了沈从文最公正的评价，在沈从文去世后不久，《沈从文全集》的编订工作就被正式地提上了日程。为了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沈从文形象，早已退休的张兆和女士选择了重新执笔。用自己的整个晚年主持《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就这样，张兆和忙了十年，哭了十年，思念了十年，终于完成了《沈从文全集》的编订工作。此后不久，张兆和女士也因为过度劳累与心神损耗，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死后，与沈从文先生合墓，归葬于凤凰古城。

回顾两人五十五年的婚姻，当才子佳人的浪漫遇见了柴米油盐的烦琐，当平静的夫妻生活碰上了战火纷飞的残忍，当我要给你幸福的承诺遭遇了天灾人祸的无奈。却在人生的最后，化为一杯沉郁的美酒。  五十五年的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在天国的彼岸幻化为简单而又华丽的表白：我只愿在心里，再为你投递一封情书，让它伴你走过那风朝雨夕。于今，陪伴在两位老人身边的是湘西的山山水水，凤凰的朝朝暮暮。叹边城暮雨，愿相见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