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叙事者毛毛是一名十四岁的阿拉伯裔流浪少年，当妓女的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被充当皮条客的、他可能的生父杀死，此人后来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毛毛被寄养到老妓女犹太人罗莎太太的“地下托儿所”，同老太太相依为命，与悲惨的命运抗争，直到按照老太太的意愿为她养老送终；另一条线索则是毛毛寻找自己生母的踪迹，并追求自己前途的过程。

长期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剥削，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陷入贫困与饥饿之中。亚非拉等地区的大批劳动者迫于生计，纷纷远离故土，不断涌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大国。这些寄人篱下的穷苦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只得从事各种最低贱的职业，甚至卖淫、乞讨或偷窃；他们横遭盘剥和压迫，受尽了歧视和凌辱。小说《来日方长》，正是他们这种苦难遭遇和悲惨命运的缩影。故事发生在巴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聚居区，那里有许多妓院。上了年纪、体弱多病的犹太妇女罗莎，负责照顾一群妓女所生的孩子，小说描写了一个阿拉伯孤儿和罗莎夫人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同“种种压迫与非正义”抗争的故事，它以生动细腻的笔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整部小说不仅涉技穷苦阶层的社会问题，而且洋溢着浓重的人文色彩，这正是它撼人心魄、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

我起头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住在七层楼上，上楼下楼都得爬楼梯。还有罗莎太太，那一身肉，可是也只长着两条腿，有那么多事要她操心，心里有没完没了的苦恼，还得天天爬上爬下。可不，过日子就指着她里里外外忙乎呢。这种情况，即使在她不抱怨的时候，通过她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看得明明白白；她不能抱怨太多，因为她也是个犹太人。罗莎太太身体不好。此外，我还要提前告诉您：就冲她这个人，也配得上给我们安装一部电梯啊！

我第一次见到罗莎太太的时候，恐怕只有三岁。在这之前，我还不能记事，什么都不懂。三四岁上，我才开始记事；当然，有的时候还是糊里糊涂，不辨事理。

在我们居住的美丽城地区，有不少犹太人、阿拉伯人和黑人。尽管如此，罗莎太太还是不得不独自往七层楼上爬。她常说：不知哪一天，她就会倒在楼梯上。听了她的话，小伙伴们都哭了起来，因为死了人，大家都是要哭上一场的。我们这一伙，有时候六七个人，有时候还要多一些。

起初，我并不知道罗莎太太照看我，仅仅是为了月底能收到一张汇票。六七岁上，我才弄明白，知道了罗莎太太并非白照管我，我受到了很大打击。我原来以为，她喜欢我并非是要得到什么，而是她心里有我，我心里有她。我哭了一整夜，这是我心里第一次感到十分悲伤。

罗莎太太看出我心情不好，便解释开了：家庭，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的家庭，在外出度假的时候，把养着的小狗拴在树上，就不管了。每年，至少有三千只宠物狗就这样被家人遗弃，困饿而死。说着，罗莎太太把我抱起来，放到她的双膝上，发誓说在全世界，我是她最亲的亲人。然而，一想到那张汇票，我便立刻哭着跑开了。

我急匆匆下了楼梯，走进下面德里斯先生开的咖啡馆，坐在哈米勒先生对面。哈米勒先生是位卖地毯的行商，在法国到处跑，见多识广。他长着两只非常精神的大眼睛，使他周围的人感到非常痛快。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后来，他只能是越来越老。

“哈米勒先生，您为什么总是笑眯眯的呢？”

“我这是在感谢真主，每天都给我好记性，我的小毛毛。”

我的名字叫穆罕默德，然而大家都叫我毛毛，往小里说，表示亲呢。

“六十年前，我年轻的时候，遇上一位姑娘，她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她。后来，过了八个月，她换了地方。到现在，六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对她讲：我永远也忘不了你。过了一年又一年，我果然没有忘记她。我有时候担心，因为来日方长，且活着呢。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男人，许下诺言不一定就能兑现，因为擦掉字迹的橡皮，不是握在真主的手里吗？不过，时至今日，我踏实了，我不可能忘记佳米拉了。来日无多，咽气之前总归是忘不掉的。”

我的心思又回到罗莎太太身上，略微犹豫了一下，便提出了问题：

“哈米勒先生，要是没有了爱，人还能活得下去吗？”

先生没有回答，只是喝了一小口薄荷茶，这种茶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一段时间以来，哈米勒先生总是穿着一件名叫热拉巴的长袍，以防有人召唤他的时候，他还是一身短打扮，搞得措手不及。他定睛观看我，一言不发，心里恐怕在想，我还是个未成年人，有些事情对我是少儿不宜的。那个时候，我恐怕只有七岁，要不就是八岁，我说不准确，因为我的出生日期没有登记下来。什么原因？等以后我们熟了，您认为有必要了解的话，我再告诉您也不迟。

“哈米勒先生，您怎么不回答我呢？”

“你还小。人没有长大的时候，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好。”

“哈米勒先生，要是没有了爱，人还能活得下去吗？”

“能。”哈米勒先生低下头来，回答了一句，仿佛内心里羞羞答答，不好开口。

我难过得哭了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阿拉伯种，这是因为没有人为此而羞辱过我。后来，进了学校，才有人告诉了我。不过，我没有跟人家打架，打别人自己终归也会疼痛的。

罗莎太太是犹太人，出生在波兰。不过，她到过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干接客生意，混了好多年，所以会说阿拉伯话，跟您和我一样。出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会讲犹太话。于是，我们也常讲犹太话。这座公寓楼的其他房客，大多数都是黑人。在比松街上有三处黑人聚居点，其他两处是按部族聚居的，就像他们在非洲生活时那样。最多的一个部族称为撒拉科列，还有一个部族叫杜古勒尔，人也不少。在比松街上，还有不少别的部族，时间不够，就不一一报告族名了。这条街，还有美丽城的其他地方，住的主要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直要到金水滴那边，再过去才开始有法国人居住。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没有母亲，甚至不知道人人都有一个母亲。罗莎太太躲着不讲这事，那是怕我多心，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我是怎么生下来的，也不知道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同伴勒麻乌特比我大好几岁，他告诉我：这跟卫生条件有关。他生在阿尔及尔城的卡斯巴赫区，是后来才来到法国的。当时卡斯巴赫区还没有卫生设备；连坐浴盆和干净水等等都没有，所以才有了他。那些事，他到后来才弄明白，还是听他父亲说的。他父亲东拉西扯为自己开脱，还发誓说谁也没有专门长坏心眼。勒麻乌特还告诉我：干那种事的女人，现在都有了药丸，可以讲卫生了。而他生得太早，没有赶上时候。

有很多当母亲的，每星期都来我们这里一两次；可是，看的都是别人，没有人来看我。在罗莎太太这里，我们差不多都是婊子养的。婊子们要是到外地去做生意，一去好几个月，她们在走之前，还有回来以后，都要来看望她们自己生的崽子。这样，我便产生了不安：大家都有母亲，除了我之外。我的母亲到哪儿去啦？于是，我的胃便痉挛起来，有时是全身抽搐，为的是叫我母亲也过来看我。这一招是学来的：马路对过的人行道上，有一个小家伙，小家伙手里拿着个球，是他告诉我：他肚子一疼，妈妈一准就来。后来，我的肚子也疼了起来，可是一点也没管用；接着，我又抽起筋来，还是没有效果。我甚至在房间里到处拉屎，以吸引人们更大的注意。什么用处都没有。我母亲还是不来，而罗莎太太却骂起我来，第一次把我说成是阿拉伯屁股蛋子；她不会轻易这么做，因为她自己也并不是法国人。我冲她咆哮起来，说非要见到我的母亲不可。为了报复，我一连几个星期，不断到处拉■■。罗莎太太不得不动用最后一招，说我要是不改，就去叫公共救援队。这么一来，我才害了怕，因为要吓唬我们这些孩子，最厉害的莫过于去找公共救援队了。表面上我不能服软，该拉屎还照拉不误；不过，这样过日子，也不是回事啊。在罗莎太太的公寓房里现在寄养着七个婊子养的小孩，七个人争先恐后地随地大小便，孩子们是最随大流的。房间里到处是粪便，后来连我也不再当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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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雅尔何许人也？

《来日方长》小说原文发表于1975年秋季，作者署名为埃米尔·阿雅尔。在当时，这个名字还相当陌生，它在前一年出版的小说《宠物大蟒蛇》上第一次出现，并未引起读书界太大的注意。《来日方长》则大不相同，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当年12月，便获得了法国最权威的小说大奖龚古尔奖。获奖后第三天，作者发表公开信，拒绝领奖，表示只愿意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人交流。1977年，小说被搬上银幕，由著名女星西蒙娜·西涅莱主演罗莎太太一角。影片非常成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小说巨大的成功，以及作者拒绝领奖的态度，使评论界将探寻的目光集中到作者的身份上。埃米尔·阿雅尔何许人也？当年与出版商签订合同的人名叫保尔·巴甫洛维奇。，评价家们指出，如此老辣的文笔，绝对不会出自一名初出茅庐之辈。有人猜测的三位作家中，就提到了罗曼·加里的名字。对于可能匿名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有炒作说，有官司说(作者不便出头)，还有故弄玄虚说，等等。时间过了不到六年，1981年7月1日，保尔·巴甫洛维奇发表《大家曾经猜测的那个人》一文，并通过电视节目，承认埃米尔·阿雅尔乃其表舅罗曼·加里。后者的遗作《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于1981年7月3日发表，真相终于大白天下。自那以后，以前署名埃米尔·阿雅尔的作品，一般都署上罗曼·加里的名字，并在后面加括号，标出埃米尔·阿雅尔的笔名。

罗曼·加里(1914—1980)，1914年5月8日出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人社区，父亲做皮货批发生意，母亲经营妇女服饰。当时立陶宛处于沙皇俄国统治之下。1915年，父亲应征加入俄国军队，他和母亲与巴尔干国家的众多犹太人一道，被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1921年，他们回到已划归波兰的维尔纽斯(维尔诺)，在那里住到1927年。父母离异后，罗曼与母亲迁往华沙，两年后定居法国尼斯。他先后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和巴黎攻读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1935年加入法国国籍后，罗曼到空军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年6月，他决定投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于是驾机逃离法国，辗转来到英国的格拉斯哥，加入了战斗部队，从此改名为罗曼·加里。他转战利比亚、阿比西尼亚和叙利亚，其间染上伤寒，几乎丧命，在医院治疗了半年。康复后，在攻打一艘意大利潜水艇的战斗中立了功。1943年2月，作为洛林轰炸大队的成员，他转往西线战斗，共完成二十五次攻击任务。由于屡建战功，加里多次受到嘉奖，荣获了荣誉勋位三级勋章、解放之友勋章、十字军功章、抵抗战士纪念章和伤员纪念章。

1945年，罗曼·加里发表处女作《欧洲教育》，一举成名。同年，他进入法国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法国驻保加利亚和瑞士使馆担任秘书，1952年到法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工作，1955年又赴伦敦任职，_年后被任命为法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在那里他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好莱坞女影星琼·塞贝格。后来，加里辞去了外交部的工作，专职从事写作；除小说外，加里还创作戏剧、游记、对话录、电影剧本及文学论著。1968年和1977年他先后自编自导了电影《鸟儿将在秘鲁死去》、《屠杀》。两片的女主角均由他的妻子担纲。

罗曼·加里一生创作了近三十部作品，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是悲剧内容加上幽默诙谐笔调，愤世嫉俗而又不失信心。1956年，四十二岁的罗曼·加里就凭借长篇《天根》首获龚古尔奖。而后，他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圈子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自己的作品真的达到了别人赞誉的那种高度吗？还是仅仅是因为罗曼·加里这个名字就让人心生敬畏之心？他决定开个玩笑。罗曼·加里继续以真名发表了《黑夜将是宁静的》、《过了这条界线你的车票不再有效》、《抒情的小丑》等七部小说。同时，在1974年到1979年间，他瞒着出版界，化名埃米尔·阿雅尔，先后发表了四部长篇小说：《宠物大蟒蛇》(1974)、《来日方长》(1975)、《真假莫辨》(1976)、《所罗门王的苦闷》(1979)。

早在1956年，罗曼·加里就以其小说《天根》获得了龚古尔奖。龚奖规定，一位作家一生只能获得一次该奖。这样一来，罗曼·加里便成了唯一一位两次获得此奖的作家，从而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下一段经常被提起的佳话。

二、连贯与突破

在《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里，罗曼·加里强调，他的全部作品，尽管有“加里／阿雅尔之分裂”，整体上仍具有深层的统一性；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人物、主题、题材等方面的连贯性。此话当然不无道理。《来日方长》里的一对主人公——充当叙述者的男孩毛毛，与抚养他的罗莎太太——使人想到《童年的许诺》中罗曼和他的母亲尼娜。事实上，有的评论家就指出，《来日方长》是《童年的许诺》的“反写”，是后者“小说化”的进一步发挥。毛毛更是加里一系列被抛弃的孤儿之一，可以上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教育》中的扬内茨和《大衣帽间》里的吕克。这些少年人都不得不全力奋斗，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为自己开辟出一条生的道路来。罗莎太太也是加里一系列老年女性形象之一；这些妇女中，许多人不是妓女就是以拉皮条为业；卡茨大夫，也可列入加里作品的医生系列，他们都无力地代表着“帮不上忙的关心与爱护”；至于“犹太窝”的题材，在《欧洲教育》(密林深处的藏身洞)，以及《成吉斯·科恩》、《童年的许诺》和《郁金香》中，都有所表现。

那么，不同在何处？又有什么突破呢？尽管加里在《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中强调说，无论是在《天根》还是在以阿雅尔的名义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宠物大蟒蛇》里，作者所发出的都是“同样孤独的呼喊”，然而评论家们还是普遍认为，新的笔名使这种呼喊更加雄浑与壮阔，产生了更加震撼人心的反响与共鸣；在阿雅尔的名义下，人物的“情感缺失”表现得更加大胆与不加掩饰。特别是在《来日方长》里，忧虑与惊恐的生存状态，表现得更加突出；正如罗莎太太所说：“这些玩意儿，我总也忘记不了，因为那是我所听到的最真实的东西。”

《来日方长》是一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叙事者毛毛是一名十四岁的阿拉伯裔流浪少年，当妓女的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被充当皮条客的、他可能的生父杀死，此人后来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小说实际上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毛毛被寄养到老妓女犹太人罗莎太太的“地下托儿所”，同老太太相依为命，与悲惨的命运抗争，直到按照老太太的意愿为她养老送终；另一条线索则是毛毛寻找自己生母的踪迹，并追求自己前途的过程。

毛毛在移民劳动者街区长大，没有上过学，所接触的多是妓女、吸毒者、老鸨或皮条客；再考虑到他的年龄，他的语言比通常的民间口语走得更远，可以说是将民间口头语言揉碎，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逗趣意味。

的确，《来日方长》最大的特色在于语言的创新。作者通过多种喜剧手法，特别是通过正话反说的搞笑效果，貌似荒唐，却深入地勾勒与渲染出事物的真实性来。当然，这些喜剧效果并没有削弱人物命运的悲惨，并没有掩盖人物内心的真实感情；恰恰相反，它反而使读者在笑过之后，更加深入地体验到作品中悲怆、哀婉的情绪与氛围，更进一步理解作者“孤独的呼喊”所包含的悲剧分量。特别是在现时代，过分的悲情渲染，不一定符合人们的感受方式。用幽默与讽刺，或者正话反说，使悲剧内容与喜剧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反而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有的评论家说罗曼·加里是条变色龙。然而，保尔·巴甫洛维奇在《大家曾经猜测的那个人》中强调：变色龙象征一种“拟态性”，是作家解决个人存活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一直是为他的艺术服务的，那就是表现出抓住时代旋律的能力。

三、当代的《悲惨世界》

作者毫不隐讳地把《来日方长》放在《悲惨世界》的荫托之下。开篇不久，小说就推出了被评论家认为是主人公毛毛“启智之父”的阿拉伯老移民哈米勒先生。此人总把两本书放在手边，一本是《古兰经》，另一本就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样一来，雨果的这部作品也就成为了神圣的经典。而主人公毛毛，从头到尾，在多处不同的境况下，一再表示，他的理想就是成为像维克多·雨果那样的作家，写出一部《悲惨世界》那样的书来。

可以看出，《来日方长》的作者，就是把此书当成当代的《悲惨世界》来写的。小说所描绘的社会画卷，所反映的许多社会问题，与雨果的作品在诸多方面都是十分相近的，只不过是反映的时代不同罢了。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引用雨果的那句名言：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读《来日方长》，我们可以看出：雨果所指出的三个问题，正是作者所着力描述并试图解决的：被污辱的妇女，无助的儿童与少年，以及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命运。——《来日方长》描绘的正是当代的“悲惨者们”。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在两部作品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关于“妇女的堕落”，首当其冲的就是卖淫问题了。在《来日方长》中，除了最后收养毛毛的女子纳迪娜之外，其他女人都属于卖淫人群：老妓女罗莎太太、毛毛的生母阿依莎、罗莎太太所照看的其他小孩子的母亲，甚至哈米勒先生当年的老情人佳米拉，无不都是干此行当的。

作者像雨果那样，不遗余力地为妓女们辩护。罗莎太太当了一辈子妓女，现在干不动了，只好拖着沉重的病体，开了个地下托儿所，以照看妓女们的“黑”孩子糊口。妓女们不但受老鸨、皮条客等人的层层盘剥与迫害，还受到体制与法律的威胁。她们无权抚养自己的孩子，否则就会受到法律制裁。其实这些人都心地善良，卖淫完全是为生计所迫。作者通过罗莎太太之口，称赞男扮女装的劳拉“太太”为“圣女”，因为这位塞内加尔的前拳击冠军，尽管做为“男人”在生活里累遭挫折，身心受到摧残，却十分慷慨地用血汗钱，帮助落人困境的人。毛毛也十分尊敬那些“婊子”，称她们为太太(即“夫人”)，只将小姐的称呼留给了书中唯一的已婚妇女、最后收养了他的纳迪娜。

至于儿童，雨果笔下有弃儿加弗洛什、芳汀之女珂赛特等。在《来日方长》里，处于情节核心地位的儿童或少年，都是被无力或不敢抚养他们的妓女母亲所抛弃或寄养的孩子，既有黑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亚洲人，也有少数白种人。作者关注这些不幸儿童的命运，不但反映了他们物质生活的悲惨，还特别描绘了他们情感方面的缺失，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当然，同雨果时代相比，小说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社会；像少年卖淫、吸毒泛滥等都是当代社会的新问题。作者笔锋所指，着力批判了以“保护儿童”的名义所采取的某些法律条文与“救济”措施。如前面提到的妓女不得抚养亲子的规定，在作者看来，对母子均构成威胁，因而是非常不人道的。

在《来日方长》中，“受剥削的劳动者”，主要不再是雨果时代“巴黎的老百姓”；“贫穷”使之“潦倒”的男人，更多的是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阿拉伯人及黑人来法国定居，是为了弥补当时正在重建中的本土劳动力之不足。

从1968年起，法国知识界开始关注移民劳动者恶劣的生活与劳动条件。1970年1月1日巴黎某处贫民窟五名马里人中煤气身亡的事件，引起了知识界强烈的反应，示威者甚至占领了雇主公会的办公场所。著名女作家玛格利特·杜拉斯撰文称：“追求最大利润乃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就是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占领雇主公会有理……”《来日方长》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移民问题。书中“悲惨者们”除了犹太老移民罗莎太太及卡茨大夫，以及孤独的铁路退休员工、法国人沙默特外，其他都是来自非洲的新移民。小说回应了知识界对移民悲惨生活的抗议活动，细致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作者通过叙述者毛毛之口，挖苦当时流行的种族歧视，在语言的喜剧效果中，使读者感到社会对移民不公正的待遇。

小说也为少年们的“不良”行为进行辩护，对针对“少年犯罪”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提出了批评，指出贫穷乃少年犯罪的心理原因及社会根源。我们看到，毛毛偷东西往往是因为情感的缺失，有时是发泄出气，当然有的时候也因为罗莎太太的地下托儿所实在揭不开锅了。

老年人问题，在《来日方长》中，也是一个中心问题。1970年，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发表了一本名为《老年人》的书。在描写了老年人生活的悲惨之后，作者强调指出：有人力图粉饰现实，老人问题成了一个“可耻的秘密”，一个“被禁止的题材”。“事实与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人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此书发表后，媒体反应热烈；调查与辩论不绝于报刊之上。另外，在1974年法国媒体上又展开了关于安乐死的大辩论。这些事件在《来日方长》里都得到了激进的回应。说为安乐死的辩护，使人联想到五年以后作者的自尽：人应该有死亡的权利。

面对生存的焦虑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作者提出了“只有爱才能给予生活以意义”的解决方式。毛毛和哈米勒的两次对话，都得出了“关键的问题在于爱”的结论。毛毛在接受了纳迪娜收养后，说得更加明确：“……没有要爱的人是无法活下去的。”小说结尾，最后一句话是：“没有爱是不成的。”事实上，前面已经提到作者精心构建的两条主线：毛毛与罗莎太太不离不弃的关系，以及毛毛寻找母亲、探询身世、寻找前途，直到被纳迪娜一家所收养，无不是由一个个追求人类之爱的故事所编织起来的。总之，阅读通篇小说，我们感到，主人公生活在忧虑与惊恐之中，他们所要的是爱，所寻找的是人生的爱，所追求的是人类的大爱，这同雨果的主张又是相通的。

四、书名与译名的定夺

在《来日方长》译毕之前，笔者见到过这部小说的另外两个中文译名，一个是《如此人生》，另一个是《生活在等待他》。一本书出现了三个译名，不禁使人想起当初罗曼-加里为这本小说起名时所费的周折。

1975年，这部小说交付出版商的时候，它的题目是《La Ten—dresse des pierres》，直译为《石头的温柔》。后来发现，这个题目作者曾经在别处用过，只好改名。于是，由保尔·巴甫洛维奇告知书商，小说改名为《沉重的翅膀》。然而，书商没有认可。

当年8月22日，书商接到作者电报：“如不太迟，建议改为《最初的步子》(《Les Premiers pas》)、《温柔的行李》(《Tendresbagages》)、《一无所有》(《Rien》)、《心有所爱》(《Quelqu’una aimer》)、《罗莎太太》(《Mme Rosa》)或《毛毛》(《Momo》)。”书商都不满意，但时间来不及了，便擅自做主，放了个《La Vie devantsoi》，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三个中文译名。原作者的故事到此并未结束：他又给其表侄发了一封电报：“题目暂时这样吧。其实，以《金水滴》(《Goutte d’or》为好。将来再改吧……”谁知，小说里提到的巴黎这条街名(又是主人公毛毛吃冰激凌的咖啡馆的名号)，至今尚未有幸借给小说当书名。

现在可以回到中文译名了。原文书商给出的标题一个词一个词地译出，应当是“生活(人生、日子、生命……)在他前面”。在法语中，这一熟语通常是成年人向年少者说的，表示鼓励的意思。在小说中，善良的卡茨大夫就用这一说法安慰为罗莎太太的健康担心的主人公毛毛。他说：“别哭，小家伙，人老了要死，这是很自然的。(可)你的全部生活(还)在前头呢。”(照字面直译，在拙译中用的是“来日方长”。当然，毛毛的生活一直是不幸的，“生活(还)在前头”的说法，对他似乎构成一种讥讽。然而，小说的结尾是乐观的，命运向小主人公展示了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这样一来，“讥讽”的解读似乎又不能完全成立，还是回到此熟语原本的意义为佳。

将这本小说的标题译为《如此人生》，笔者认为还是不无创意的：既概括了小说大多数人物悲惨的命运，又呼应了本书是当代《悲惨世界》的命意，自有其可取之处。不过，罗曼·加里偏偏给予本书一个乐观的尾巴，突出了人间之爱的主题；全书实际上讲的是寻找爱与追求爱的故事。

至于《生活在等待他》，笔者琢磨，它可能也是对用做原文题目的法语熟语的一种解释，因而实际上也是对小说题目的一种意译。

笔者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写下了“来日方长”四个字，希望它既靠近法语这一熟语的内涵，又能不悖于作品的取向及作者的社会理想；而且从中文来看，能够尽可能适合一部文学作品的题目。然而，回过头来又想：说不定也可以直译为“生活(还)在前头”；甚至干脆译成“金水滴”，更能符合罗曼·加里的遗愿。

郭安定

2009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