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著的《长征(中国纪行)》在1957年在法国出版后轰动一时，它几乎讨论了关于中国的一切，引用了无数资料和数据，加上作者的实地考察和理性分析，其权威性似乎不可动摇，尤其是关于新中国的内容，与当时人们在西方读到和听到的很不一样。它颠覆了西方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

《长征》是半个世纪前在法国轰动一时、跨时代的权威读物：它几乎讨论了关于中国的一切；它颠覆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舆论，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是研究新中国的必读书之一。

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著的《长征(中国纪行)》是时代的忠实记录：“将来，人们可能会对《长征》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明天就会过时……但中国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长征(中国纪行)》涵盖中国百科，其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建筑、工农业生产、家庭、国防等各个方面：“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概念。它有自己的气候、植物群和习俗。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要试着去破解。”

前言

第一章 发现北京

第二章 农民

第三章 家庭

第四章 工业

第五章 文化

第六章 防卫斗争

第七章 10月1日

第八章 中国的城市

结论

译后记

第一章

发现北京

北京有多古老？200年还是2000年？在它所处的地方或者说在它周围，先后有过许多小镇。936年（公元后），契丹人夺取了这座叫做永州的城市，在它的废墟中建起了一座城池——皇帝们把它作为自己在南方的首都——燕京。1212年，它被成吉思汗毁灭，后由忽必烈重建，并于1267年把它作为首都，叫做大都，引起了马可．波罗和方济格会修士奥德里克的景仰。不过，15世纪，它再次被永乐皇帝重建，皇帝让人建筑了黑乎乎的高大城墙，把北京最古老的部分围了起来，并设了坚固的大门加以防守。由于墙外小城镇的数量激增，于是他们又与第一道城墙同轴心建了第二道城墙，以抵御墙外的人。到了17世纪，满人掌权，把汉人从这个区域内赶了出去。1679年，地震再次毁灭了这座城市，在这一地区夺走了40万人的生命，一年后又发生了一场火灾，皇宫尽毁。18世纪，北京又在灰烬中新生。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这座城市只有200年历史，不过，它是依照早期的图纸兴建的。

设计图纸经过严密论证，没有哪座城市比北京的人造痕迹更重了，他们用人工堆起山丘，在北面保护着皇帝所居住的“紫禁城”。紫禁城位于首都中央，轴线交错，四周围着城墙，只有少数宠臣能够入内。早先的北京呈正方形，后来便保持这种形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被分成一个个方块，朝着四个方位基点。屋子的高度都是由皇帝规定的：不能超过两层，不能比宫殿高。屋顶的颜色也要符合严格的规定：金瓦是皇帝专用的，蓝色是天坛用的，绿色是其他庙宇和官方建筑用的，平民百姓只能用融合地与墙的颜色二一灰色。城市的地点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最后由皇帝决定，它的周围不能有任何河流。但是，1280-1283年间，忽必烈让人修建了一条运河（河边今日杨柳依依），把北京与黄河、长江流域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连接了起来。由于其行政地位，由于贯穿城市的重要水路，北京跟罗马一样，是少数几个早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居民就达到百万的城市之一，现在则有300万人。

我曾说过：北京是掩面人，无法让人一览无余，不像在巴黎圣母院顶上能一览巴黎，在帝国大厦楼顶能一览纽约。相反，在北京，没有一座地标性建筑能跳到人们眼前。白塔能远远看见，但那种仿藏族的白色与城市很不协调；最近成为北京象征的天安门走到近处才看得见；作为首都地理与政治中心的皇宫又隐藏在城墙后面。克里姆林宫也如此，几个世纪以来竖立在莫斯科中心，也像是一座禁城，但其教堂的金色葱形圆顶至少展现在众人眼前。在北京的中心，没有一座标志性建筑：它大大地缺少一个东西。

对一个欧洲人来说，这似乎异乎寻常。欧洲的城市是围绕着标志性建筑——教堂和市政厅——来布局的。在这些建筑物前面，不是草坪就是广场或是市场，大街四通八达，市民们经常去那里聚会。北京的市中心却相反，它不是吸引人的地方，而是排斥人的场所，人们不能接近宫殿。北京不是以宫殿为中心来布局的，而是远远地退离红墙。中国人甚至被赶到第一道围墙外面，围墙本身似乎也受到了影响，有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感觉。

北京的正方形布局完全排斥了“聚合”这一概念。它清楚地表明，这座城市不是根据大众的需要而是根据君主的法令建造的。空间的布局只考虑数字因素，所以，它在这里只是一个容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看到这座无限古老的城市呈现出一大片方方的地块，跟美洲、南部非洲和澳大利亚那些没有历史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游客们不禁大跌眼镜。

这是因为，北京尽管古老，却没有历史。巴黎的历史，是巴黎人民的历史，而北京的人民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过。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弗兰德尔地区，城市居民通过契约联系在一起。他们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并且成功地集体掌握了某些权力，自我管理；大钟、塔楼、钟楼反映了资产阶级共同体内在的统一，后来，社会斗争又在广场和街道上留下了痕迹。而北京由于缺乏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一个拥有自己的市政管理部门的城镇，从来就没有一个组织，也没有达到自治。在汉人的协助下，皇帝统治着散乱的人群，他们的团结只限于家庭内部，对外表面和气，其实互相之间并不支持。北京的各个街区和它的人口一样，仅仅是简单的重复，这座城市没有组织机构。P1-3

飞机在戈壁沙漠上空飞行。机舱里有两个捷克人、三个苏联人、一个匈牙利妇女和她的小女儿，还有一个南非人和两个法国人。前几位都是技师及一个技师的太太，他们是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后三位是中国政府邀请的。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向全世界发出了邀请：“到中国来看看！”我们就受益于这一政策，有些让人不敢相信。那个南非人一头金发，漫不经心，穿着一件方格短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斧头的木柄上雕刻着民俗图案。他刚刚从好望角到巴黎、伦敦、赫尔辛基和华沙走了几个月。在莫斯科机场，当他从高音喇叭的嗡嗡声中分辨出“北京”这两个字时，他眨着眼睛，说：“我不是在做梦吧？”至于我，一宿没睡，飞行了36个小时，其间迷迷糊糊打了几次盹，吃了几次配红色鱼子酱的早餐，让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在旅行，而是在完成一个短暂的仪式。到了伊尔库茨克，即苏联与蒙古边界的时候，苏联人为庆祝飞越国界，给我们一个个倒伏特加：从另一飞机转机过来的几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过来与我们碰杯。在乌兰巴托，飞机在一个大草坪中停下来休息，能闻到茴香和青草浓烈的味道。我认出了在《亚洲风暴》中看到过的圆圆的白色蒙古包、马匹和大草原。这会儿，鼻子贴在飞机的舷窗上，凝视着雾蒙蒙的天空底下寸草不生、色彩单调的沙漠，我开始相信很快就要到北京了。我困惑地问自己：“究竟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我对古代的中国不感兴趣。对我来说，中国开始于《人类状况》法国作家马尔罗所描写的悲惨年代，结束于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辉煌胜利。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一场火热而正义的革命不但把工人和农民从剥削中解放了出来，也把整个中国从外国人手里解放了出来。

英勇的年代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的工业化。在这个国家的6亿人口中，有5亿多是农民，另有7500万手工业者。

实地考察这样一场变革的开始，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我知道，这场变革是在经济与社会背景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联，没有苏联，它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重工业。然而，它与别的人民民主国家又很不相同。尽管都是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只完成了一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投机、遗产还存在，这些东西将在非暴力的前提下逐步消失。我想，中国与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国家不同，与已经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区别。它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呢？我知道它很贫穷：可我有必要随身带肥皂、牙膏、墨水和信纸，好像是前往阿黛利群岛吗？中国有飞机。多少架？我能奢望去趟西藏吗？我读的报道和我咨询过的人都安慰我说，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得十分快乐。有些游客认为苏联人太严肃，他们向我大赞北京的美丽、广州的魅力。法国人、捷克人、阿根廷人，他们全都恋恋不舍地叹息道：“啊！中国！”在那里，人们在学文化的同时，还能得到政府提供的物质保障；将军和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文人墨客，这样的国家，给人以许多梦想。我在巴黎看过京剧：我想是悠久的传统与热火朝天的现实结合在了一起。在众多吸引人的口号当中，有一句叫做“悠久的传统，崭新的国家”。我感觉到中国是一个有序而神奇的国家，虽然贫穷，却有着富足才有的甜蜜，尽管任务艰巨，但有着东方其他国家所陌生的自由。在中国，红色是象征幸福的颜色，我发现这颜色其实是粉红色的。我觉得我将前往的土地像《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和卡贝的《伊加利亚之旅》一样不可思议：各种不同的东西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六个星期后，我逆时针穿越了戈壁。阳光下的沙漠金灿灿的，四周都是耀眼的雪山。中国也改变了面貌。无论是黑的、灰的还是粉红色的，没有任何颜色能象征它了：它变成了一个现实。人或物的形象，色彩越是夸张，越说明内容的贫乏：真正的中国是完全无法用概念或语言来描述的，我尝试过，但失败了。它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具象。我要讲述的，就是这种具体化了的东西。

坐飞机旅行，一切都来得很快。突然，雾气消失了，大地有了颜色：在我的下方，就是中国了。它绵延无际，十分平坦，被分隔成一小块一小块，或紫色，或深绿，或浅褐色。一个村庄，孤独得像个岛屿，离我们越来越远。村里只有一堆土屋，四方形的，中间有小院子。五颜六色的土地与广阔而单调的西伯利亚大农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这里的农田没有集体化，每一块土地都属于不同的主人。我没有立即明白，为什么我感到眼前如此荒凉：哦，原来，没有一棵树。村里没有一个树影，从飞机上鸟瞰，这片肥沃的平原光秃秃的如同一块沙漠。

突然，有人叫起来：“长城！”我隐隐地看见了它。飞机开始下降，围着一个湖盘旋，我斜斜地逆光瞥见一座高高的宝塔，然后是一个金顶的楼阁：这些建筑太具有中国特色了，我竟有点茫然。有人向我指着远处的北京，但我没看见那座城市，只看见一些灰色的树。飞机降落了，那个南非人冲向舱门，我跟着他，但被空姐制止了：一个官员上来检查我们的证件。我的第一个惊讶之处：这不是伊加利亚，而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一样。第二个惊讶的地方：这是一个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是如此空泛、如此抽象，遮掩了最基本的地理坐标。下飞机时，我看见黄皮肤、黑头发、穿着薄薄棉布服的人在机场里忙碌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在亚洲。有些代表穿着1911年国民党的支持者采用的紧身硬领制服，安慰我们：“中国人民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们。”这时，我闻到了地面涌上来的强烈的植物味道，空气潮湿，四周是鲜红的花坛。我没料到这里竟有非洲瓜特马拉那样炎热的异国情调，对我来说，那是与奴隶制、与压迫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在一个挂着列宁、斯大林、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像的大厅里，我们坐在长桌边，喝着柠檬茶，等待行李。除了绿茶以外，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国饮了。然后，在一个姓蔡的年轻翻译的陪同下，我们上了一辆汽车。土黄色的道路两旁长着玉米和陌生的植物：一些穿着蓝色长裤、光着膀子的男人在翻土；还有一些人坐在门前的木挡板下喝茶，或用传统的竹扁担挑着水桶、篮子和篓子，在路上疾行。他们戴着宽大的草帽，像极了古画中的中国挑夫。我很乐意把他们当做是一个个群众演员，他们是在向我暗示，我到了中国。可是，不，那些古代的情景，完全属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一夜之间诞生于虚无之中，过去的影子仍未消失。手拉车、骡车、自行车，还有几辆卡车，时间层层地重叠在一起，把我淹没其中。我远离了巴黎，在远东的某个地方，可在哪里呢？妇女们剪着短发，或扎着两条辫子，垂在脸的两边。她们像男人一样，穿着蓝色长裤，搭配着各种上衣，或是白色的短袖衬衣。在一个十字路口，许多脚踏三轮车停在树冠下面：车夫们懒洋洋地躺坐在车后座上，像意大利的马车夫一样抽着烟、聊着天、打着盹。“我们很快会有更多的汽车，脚踏三轮车会消失的。”翻译说。我们经过一些工地、几座正在盖的楼房和几栋新屋，穿过一堵灰墙，来到狭窄的街巷里。这里房子低矮，也是灰色的，临街的是一些没有窗户的墙，地面是夯土。接着出现了几家店铺，橱窗上有几个鲜红的中国字；红色的旗帜，上面写着黑字，算是招牌了。很漂亮，但让人觉得是进了某个大村庄。这真是中国的首都吗？蔡好像看出了我在想什么，他一挥手，夸张地做了一个扫除的动作，“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街区拆掉了：已经列入计划。”我们接着往前走。不讲究好不好看，只相信将来，这告诉我，我确实是在一个进步国家。我们来到一条大街上，一条有轨电车的轨道把大街一分为二，路两边有绿色的花坛。这就是北京的主动脉，街上的自行车跟在荷兰的小巷里一样多。很少看见汽车，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车顶篷有“斯柯达”标志。椭圆形的指挥台上，画着黑白相间的斑马线，有时四周还有花丛。警察站在上面，用一个喇叭筒在指挥交通。他们穿着橘黄色的上衣和短裤，护腿套、帽子和有皮护手的手套都是白色的。汽车开得很慢。蔡指着我们左边的一堵赤褐色的墙，说，这就是紫禁城。一座红色和金色的楼，被这堵墙围在中间，有个与地面一样高的门，朝着大街。这是皇宫的旧门，现在成了政府的大门。墙到了平台的地方变宽了，出现一个拱门，这是另一座楼。我们经过了天安门。这些建筑也让我困惑：我知道它们朱红色的柱子、盖着金瓦的翘顶完全是中国式的，但觉得它们与这座城市不协调。如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塔与殿，那些象征着北京的东西似乎告诉我，我到了北京，但并没有让我见到北京。

今晚，我将见不到北京：到宾馆了。我站在房间的窗前，凝视着夜幕降临的大街。路灯照亮了砖木建筑，它们不丑，也不美，没有特点。楼前广场的左边，一些光着膀子的小伙子在打篮球；大街对面，有个灯光明亮的体育场，几百个观众在看篮球赛。当灰色的小巷都被拆掉之后，整个北京会不会就像这条大街？那要去哪里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呢？在蔡一挥手断然否定其表面繁华的过去和肉眼还看不到的未来之间，当今好像还不是一块坚实的大地。总之，我已经明白，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概念。它有自己的气候、植物群和习俗。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要试着去破解。

学院派的汉学家们常常善意地讽刺他们所谓的“旅行者”和那些探索中国、但既不懂汉语对它的过去也不怎么了解的人；反共人士则竭力贬低那些几乎全都有利于新中国的见证。并不懂汉语的法诺说，在香港，有一个这样的游客，他承认，他仅通过翻译跟中国人说过话，他的朋友们听了以后都大笑起来。不过，法诺改口说，谁也不敢跟外国人说实话，哪怕没有旁人在场。吉兰断言，在现有条件下，没有一个观察家能从中国观察到有用的东西，除非他是吉兰。他是自费旅行的，所以他还暗示说，花某个政府的钱，只需六个星期就会把自己给出卖了：这是贬低他本人和别人的诚实。如果我一开始就对中国有敌意，我不会接受这一邀请。而且我在接受邀请的时候，并没有签订任何契约。中国在冒险，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违心地为它做些什么。至于缺乏对它的真正了解，尤其是不懂汉语所造成的障碍，我一点都没有掉以轻心。它们当然会让我的体验受到限制，但我不认为这样就完全无法认识中国。如果说反共人士一开始就排斥它，那是因为某个至少是有些怪异的论断：亲眼所见之物一定百分之百虚假。所以，没有参加维也纳大会的马蒂内宣称，萨特对那个大会什么都不可能了解，因为他出席了那场大会。吉兰把周恩来发出的“来看看”的邀请当做是一个卑鄙的阴谋，对于那些行家来说，世界是神秘的，充满了阴谋，一切都在幕后交易。天真的观众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见事实真相。我们的通灵者，他们的知识比谁都渊博，当他们想了解天色时，他们不是打开窗户，而是查看一个玻璃球。吉兰也承认，谁也不能长时间、大规模地蒙蔽整个国家，他常常被迫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了穿得很好的农民，看到了道路、工厂、卫生、秩序和让他感到震惊的成就，但他在他的玻璃球中发现了饥馑、劳改营。我承认我旅行时没有那种宝贝，另一方面，我也承认只看一次不足以看清一个物体的各个方面，但我常常感到，它也显示了一些东西。在马路上散步，是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替代的经验，对于了解一座城市，它比最英明的推测还要强百倍。热衷于奥秘的精英们，常常忘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当然，一切都有待于解释：为什么眼见之物就不能信、不能评？而且，我还会详细说明，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情况下看见的。

在今日中国，游客们的日子大都围着一个中心来安排，城市的布局也同样，这个中心就是他们所住的酒店。这种情况在中国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明显。我住的北京饭店，就在主干道上，面对使馆区，紧邻天安门。这是一座十层建筑，有个大院，由人行道与饭店分开。饭店有两栋楼：新楼也是最豪华的楼，我到达的时候，外墙还有一半被脚手架遮挡着。我的房间位于旧翼，非常大：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床架是铜的，床上铺着鲜红的丝绸被，上面锈着长翅膀的精灵。房间里还有个带镜子的衣橱；一张写字台，里面文具一应俱全；一张梳妆台；一张长沙发；几张扶手椅；一张矮桌；两个床头柜；一架收音机。床前的小地毯上放着拖鞋，一张独脚小圆桌上放着香烟和水果，水果每天都换新的。在浴室里，看到闻起来像蜡的长肥皂，我为自己出于谨慎而买的那些东西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而且，在光线阴暗、庄重地摆着圆桌和皮椅的大厅里，还有一个小卖部，出售香水、信纸、室内游戏玩具、水果、糕点，东西很便宜，但苏联的巧克力极贵，印着“北京一莫斯科”字样的红盒子非常漂亮。女售货员是用算盘算账的。大门旁边，有个咨询处，但很难打听到什么，因为里面的人只会说中文。大厅的一边，通往一个宽大的厅房，里面地板锃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每天早晨都有一个中国小女孩在那里练习，弹奏巴赫的赋格曲。另一边与新楼相连，新楼的大厅比旧楼的大堂大三倍，装饰得富丽堂皇：彩色的柱子、瓷器花瓶、地毯、五颜六色的吊顶。有家书店，陈列着一些木版画、英文杂志和译成英文的中国小说。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个邮局，一家发廊，几个游戏室，一个弹子房。一个可容纳千人的宴会厅占去了一楼的大部分地方：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宴会、舞会和大会，声音能一直传到我的房间里。

我吃饭的餐厅在旧楼，装潢师没有使用当地的颜色。屋顶由两排彩色立柱支撑，墙上挂着一些复制的木板画——云彩、湖泊和高山。这里是最国际化的地方之一，在画着仙女的北京灯笼下，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一起吃国际餐，喝中国柠檬水或啤酒。巴基斯坦妇女和印度妇女穿着耀眼的纱丽，个子小小的缅甸舞蹈女演员穿着绣花丝绸衣，日本人穿着和服或西装：整个亚洲都在这儿，他们和非洲人、澳大利亚人、欧洲人和美国人擦肩而过。这是苏联工程师和他们健壮的太太和金发的孩子，这是意大利妇女代表团，还有一群德国妇女，一个英国律师，南斯拉夫大使全家都在这里。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可以听见所有的语言，甚至可以看见捷克的一个聋哑代表团围在桌边无声地打着哑语。

菜单是英文的，上菜极快。不到25分钟，一些极年轻的姑娘就开始上菜撤菜了，她们穿着白色上衣，短发用带子扎着花结。蔡告诉我，他和同事去国外旅行时，上菜的速度慢得令人不可思议。我的房间也是，收拾得非常快。下楼喝杯茶，再回房间，一切都整理好了。一天上午，我回去拿手袋，碰见四个人正在打扫、清洁和整理我的房间。但人数不能说明一切，我发现，有些中国人表面上不慌不忙，工作却十分有效。

北京饭店现在是这种国际生活的中心，4—12月人很旺，10月1日前后达到高峰。过去，这种生活局限在旧翼，那是西方生活的中心之一。旧翼是法国人建造的，后来属于日本人：那台紫色的老升降机历经灾难之后，还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十层有个宽大的平台，有许多厅房，其中有家英法俱乐部，人们在里面跳舞喝酒，喝得很多。白人精英的消遣之一，便是下楼对着警察撒尿：尽管他们穿着制服，那也不过是中国人，而且他们的制服又脏又破。当时，大街只有一半宽，因为对面是个马球场，旁边是使馆区，围着围墙，有机枪保护。关于那个大院，1934年前后，有个叫卡瑟维尔的法国人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过：“宫殿脚下，肮脏的垃圾弄脏了大大的花坛；脏兮兮的乞丐与一群车夫混在一起，吐痰、捉虱子、大声叹苦。车夫们的人力车排成一行，似乎在等待检阅。”

现在，大院成了一个停车场。北京没有出租车，也没有私家车。这里的车子全都是公家的，其中有俄罗斯的“胜利”、捷克的“斯柯达”，还有几辆英国车以及大量豪华的美国车，那是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一大早，司机们就忙开了，他们用长柄的鸡毛掸子仔细地掸去铮亮的车身上的灰尘。掸子的头是椭圆形的，鸡毛的颜色．很漂亮。

我们在蔡的陪同下，每天坐车出去两三次。蔡今年30岁，戴眼镜，十分年轻，挺和气的样子，但很保守。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2点，他从大厅打电话上来：“我准备好了。”他根据上面制订的计划，带我们去参加大殿、寺庙、公园、手工艺合作社、大学或是医院。下午5点左右，我们就自由了。但晚上要看戏，所以6点半就要吃饭。在中国，演出往往7点半开始。一过11点，马路上就空空荡荡，没有人了。北京睡着了。

这种安排的不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与法诺和吉兰的断言相反，在中国，翻译不是警察。吉兰忘了告诉大家，人家建议过他带自己的翻译去。如果说蔡要陪同我，那是因为没有他，我将成为聋子、哑巴：他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他没有授意在我四周设置障碍或过滤我遇到的人跟我说的话，我的自由从来就没有受到过限制。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一个人出去溜达。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一个懂汉语的记者L出去散步，身边没有护驾。在上海，我们希望见几个公然敌视中共当局的法国人，这一愿望很快就得到了满足。我们不懂中国话，这导致我们无法与街上的行人直接接触。L在北京住了很久，他在采访途中，可以随便在哪个村庄停下来，自由地与农民们交谈，当局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有个汉学家，1953年离开了北京，1955年经过这里时住过几天，他对我说，他以前的供货商可以随便跟他聊天。不管吉兰怎么说，反正我们经常单独与懂英语或法语的人说话。如果准备去哪里参观，他们也不会瞒着我们。每当要给我们展示某个巨大成就，他们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可以临时决定走进哪户人家。其间，在上海和广州的时候，他们还即兴带我们参观了人口众多的贫民区，那里的情况，就连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蓝向导》都谨慎地保持沉默。不，他们没有向我们隐瞒中国，没有掩饰他们的广大农村，而是展示给我们看了。

至于他们采取的办法，当然有缺点，不过我后来慢慢地习惯了。我们这些代表，有1500人左右，要参观整个中国，但几乎全都长期待在北京。他们让我们看相同的东西——悠久的历史和现在取得的成就，这是很正常的。为了避免让我们全都一起涌入车间或剧院，有关负责部门不得不制订一个与列车运行表同样复杂的时间表，我们只能要求这个“计划”遵守逻辑规律。有时，我对他们的安排有些生气，我记得访问官厅水库的事儿。从8点到12点，火车一直在隧道里穿行：它走的是一条新建的铁路，。1955年7月修建好的，中国方面对此非常自豪，因为它65次穿过高山。他们对控制淮海的那座水库也很自豪，以前，那里发起大水来相当可怕。不过，当我跟一个丹麦代表团坐在木屋里啃三明治时，想起那如同黑夜、煤烟弥漫的四个小时，我不禁这样想：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旅行？对我来说，看看杂志上的照片和报道就够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执意向我们展示他们的成就，让我们参观医院、工厂和实验室。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一点都不奇怪，让人惊讶的是今天，这样的东西在中国确实存在。西方人和日本人争先恐后，不断地说中国人故步自封，只会种高粱。每条打通的隧道、每台新造的机器都是给这种挑衅一个自豪的回答。中国人对自己的劳动成就，比如说电站或是道路，不像我们在法国那样随便。对他们来说，一部电话机，如同一条铁路，除了它的实用价值，它还必须表明，这是对过去的胜利，是崭新的未来的开始。他们希望来访者能证明这种成就，为此，有必要眼见为实。如果光相信照片或报道，一回国，不友好的人士就会怀疑他是被宣传蒙骗了。他必须肯定：我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向我们展示的大部分成就都是很有趣的，我最大的不满主要是他们给我们的讲解。如果是参观建筑物，会有一个向导在门口等我们，并负责在整个参观过程中给我们提供简短的咨询。如果参观工厂、学校或者农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广州，形式都一成不变：首先进入一个会议室，墙上挂着红色的锦旗且上面锈着金字——政府嘉奖的证明、表示友谊的句子或是纪念性的证书之类的东西。大家在铺着绛红色布罩的长沙发上坐下来，面前的矮桌上放着香烟和茶杯，服务员不断地来给绿茶续水。有时我们进的不是会议室，而是厂棚，坐的是长凳，不过墙上总是挂着红色的锦旗，茶叶在杯里漂浮。一个“干部”向我们介绍情况，参观现场之后回来接着坐下喝茶，提几个问题。负责人执意要我们提建议或意见，我们往往都提不出来。  我要说，考虑到代表团成员人数众多，他们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同一份报告，接着，大家可以提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遗憾的是，他们的回答总是很乐观。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监狱长，他诚实地告诉我们，“再教育”失败的情况很多。我曾问妇联的一位副主任，在农村如何实现男女平等、年轻人独立自主等原则，回答是婚姻法一下子解决了所有问题。在托儿所和学校里，孩子们还会受到惩罚吗？如果有的孩子太调皮捣蛋，怎么办？他们回答我说，这种情况不存在，他们没有懒学生。在厂长和工人之间也从来不会发生冲突。我觉得自己来到了爪哇国：虚幻得很。

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某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释，还有个办法。“他们会给你们安排一场讲座。”蔡说。为了了解扫盲运动和国家预算，我们去了负责文化交流的部门。那是在使馆区的一座很大的西式公馆里，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象征着和平的花鸟，我们坐在画的对面，听一位专家作报告。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些文件来念，我们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这样得到的信息要准确一些，比在参观途中胡乱收集的东西更加连贯。问题是，答案全都是一样的，他们巧妙地回避所遇到的困难。

刚到中国的那几天，程式化的日程安排以及种种不足让我有些不高兴，况且，我甚至都没有机会去看看北京：它躲着我。从饭店的平台上，只能看见宫殿后的人造小山，我既看不见马路，也看不见屋顶，只看见一个大公园，灰蓝色的树叶遮住了一切。往下看呢，我的视线被墙给挡住了。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参观了墙外的“新北京”，然后是高大的围墙内的皇宫。晚上，由于要去看戏，我们的车子在路上开了很久：还是在墙内。那么，北京人都住在哪呢？我这样问自己。他们的房子在哪里？真实的北京在哪里？汽车在戏院门口停下，门口灯火辉煌，对面是一些店铺，售卖各式花圈和五颜六色的纸花。我仍在北京还是已到城郊？在接下来的几天，我逛了商业街，但并不知道它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北京对我来说仍然是零零散散的，我必须在街上长时间步行，不坐车。“计划”只给我很少的空闲时间，不幸的是，天又不作美，大雨下个不停。

第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是自由的，但大雨持续，街上基本上看不到人。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套上了雨衣，人力车夫也消失在他们黄色的塑料车罩里。寥寥几个行人打着红色的油布大伞，雨伞散发出鱼胶的味道。两个年轻人赤脚经过，手里提着经不起雨淋的布鞋。我很担心自己会迷失在这个幽灵般的首都，我对这个被官方的乐观主义所极大粉饰的中国非常茫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跟任何中国人进行过非官方接触。蔡的法语很好，但他属于某个体育部门，对自己的新角色有点战战兢兢，所以尽可能少说话。“文化交流”部门的一位官员曾跟我们喝过几次花茶，但只局限于一同讨论我们的行程安排。与作家们第一次吃饭没什么收获，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大家谈的主要是中国菜。情况会发生变化吗？什么时候？我一边寻思，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能收到香港、东京和莫斯科的电台，既能听到京剧，也可以听到美国爵士乐。那天上午，伊夫·蒙当在唱普雷维尔⑦的《秋叶》。这时，我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作家协会前一天晚上送我许多英文资料，有书、有活页、有杂志。由于中国采取了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更有利的政策，许多中国作品都被译成了英文，而且，有的杂志是直接用这种文字编辑的：人们在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日本甚至在印度尼西亚都讲英文。我每天都能在桌上看到一份小小的简报《每日新闻公报》，简短回顾前一天的新闻，主要是讲述各代表团的来往情况：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值得关注。但在翻阅手头厚厚的文学资料时，我发现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画报》主要是幼稚的宣传；《中国建设》的内容要丰富一些，尽管语气太过热情；《人民中国》刊载大量的官方文件，有时完整、有时综述，但很忠实。不过，来自政府的文字，或者是直接受其影响的文字，与提供给外国代表团的资料写法完全不一样。我读到过李富春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指出了要克服的困难，所犯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其真诚和严肃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先例。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发出的也是同样的声音：不，中国工厂里生产的东西不都是优质的；大学生读完四年书后并不会全都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封建主义”思想在许多农村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是搞儿戏，旧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未来潜藏着种种危险。中国又变得真实起来了。

《中国文学》每年出版四期，主编是茅盾——现任文化部长、知名小说家。这份杂志刊登中国古代和当代文学作品，也发表一些关于当下文化问题的论文和专栏文章。另一方面，许多当代作品也被完整地译成了外文，这些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我看来，如果说不像是文艺作品，起码也可作为有趣的资料。它们不但没有回避这一时期的矛盾和冲突，反而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在这些作品里，我找到了对中国的生动描绘。后来，我往往把我所参观的地方看做是我在书中读到的事实更广泛、更具体的展现。

有人会说，既然这样，那就没必要去北京。不对。书只有提供活生生的例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现实才有意义。同样，有了这些现实作为背景和前提，书才能真正读懂。如果我没有见过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就不可能那么深刻地理解丁玲和周立波关于“土地改革”的小说。而且，我刚才所说的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我们有空余时间了，太阳也出来了：此后，我们每天都独自在北京的大街上散步。北京人没事不闲逛，他们很谨慎。只有到了远离市中心的街区，才会有人有些好奇地看着我们，然后又马上有礼貌地扭过头去。有一两次，有几个小孩挡住了我的路，大人很快就把他们拉走了。我想，他们可能把我们当做苏联人了。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知道，今天他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外国人都是“好’’外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有时候对我们感兴趣，但并没有恶意。

通常，我们回去时都会坐人力车。我们不肯定自己是否能说清楚自己住什么地方，便随身带着小本子，上面有饭店的照片。第一次，我们不知道如何问车夫车资是多少，便随便递给他一张一元的纸币。他摇摇头：太多了。于是我在手心放了几张小面额的纸币，他犹豫了一下，数了数，只拿了一部分。这种迟疑让我对北京人的诚实有了很深刻的印象——以后遇到的很多事情将证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们也结识了一些人，谈话的次数增多了，也变得更有趣了，我稍后会讲遇到了什么人。我在这里只想介绍一下在我和中国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几个主要人物。

蔡慢慢地活跃起来。我们参观综合工学院的那天上午，他开始跟我们谈起他自己。战前，这所学校是北京最大的大学之一，他就是在那里上的学。他是上海周边一个中农的儿子，成功地通过了两场考试，既可以进本省的大学，也可以上京城的大学，他选择了后者。大学毕业后，他给某个体育部门当翻译，去年曾随团在巴黎访问了10天。那天，他跟我们说得不多，不过，稍后几天，从北海公园的一家托儿所出来时，他突然说：“如果我有孩子，我就把他放在那儿。”我问他：“你结婚了吗？”他谨慎地回答说结婚了。不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这是我的爱人。，’她在南京读医科，他们俩假期才能见面，但一拿到文凭，她就可以分配到北京来。蔡后来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他的开支和生活情况。他的想法和反应让我对中国现在的年轻市民更了解了。

从奉天到广州途中，一路陪同我们的是小说家陈女士。她跟我年龄差不多，年轻时在法国待过15年，对法国文学了如指掌。晚匕，在卧铺车厢里，我们常常彻夜长谈，成了很好的朋友。对我来说，她是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一代妇女的杰出典型。她充满智慧，受教育程度很高，观察能力很强，在各个方面都给了我很有价值的信息。她从来不宣传什么，坚信新政府的愿望是好的，他们必须这样做，她认为政府不可能歪曲事实。她独立、率直、和蔼、善谈，完全不知道书刊自我检查是怎么回事。她不慌不忙、真诚坦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所遇到的大部分“干部”身上的保守。

我提到过的记者L对中国非常熟悉，他对中国怀有好感，但不缺乏批评精神。他向我们展现了北京的各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当然，我们也经常跟路易·艾黎聊天。他是在北京的最引人注目的外国人之一。在美国，人们后来都把他叫做“中国通”。所有的“旅行者”都会谈起他，我也不例外。“他知道关于中国的一切：他比任何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一个阿根廷朋友在赫尔辛基对我说，所以一到北京，我就设法认识他。他正好就住在北京饭店，当他穿过楼前的大院时，有人把他指给我看。我看见一个肥胖的男人，白发浓密，穿着短裤（在北京属于很大胆的衣着），露出粗短结实的大腿。走得近些，可以看见他农民般的肤色、大鼻子，但最特别的是他的蓝眼珠和他的微笑。他是新西兰人，我觉得他讲的英语很难懂，但他的慈祥消除了这一障碍。他在中国生活了3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随英军在法国被打败之后，便来到了上海，1927年前后被任命为上海的卫生督察。这一经历使他深信，中国人要获得拯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经济上取得独立。1938年，为了对付日本的封锁，他主张分散中国的工业，在内地建立生产合作社。几年后，一个叫培黎的传教士（一个怪人，认为基督徒的首要职责是拯救饥民）创办了面向上海学徒工的技校。看到中国的贫穷和普遍的腐败，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太可笑了，于是自杀身亡，但他培养的学生们赞同路易·艾黎的观点。1938年7月，艾黎被任命为“工合”运动首席技术顾问，当时，他们尚无技术，也无人员。1940年10月，“工合”拥有2300家厂，分散在13个省。运动一直波及到蒙古，有30万人参加。艾黎在游击区组织了许多新的中心，甚至包括甘肃。他主要负责他在西北一个名叫山丹的偏僻农村创办的中心，成功地让西藏的一个活佛来担任纺织合作社的负责人。这场发展异常迅速的运动引起了重庆政府的警觉，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具有群众性的特点，但形势、战争、游击队不允许当局插手仍保持独立的“工合”。解放后，新西兰任命路易·艾黎为太平洋和平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他来到北京。他的房间里全都是旧书、版画和各种小玩意儿，因为他不但对当代中国感兴趣，也对旧中国感兴趣。他把许多中国古诗译成了英语，并写了两本书——《有办法》和《人民有力量》@，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

在北京大学，我认识了一对在巴黎生活过很长时间、法语讲得非常好的夫妇：罗大冈和他的夫人。夫人是法语教授，他是“文学研究”法语组的干事，研究所负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对外国文学进行划分。他们收到大量的法语杂志，其中包括《现代》∞。仉乜们不但熟悉法国出版的所有重要著作，而且也熟悉最新最权威的词典。罗大冈把法语著作译成汉语，并难能可贵地把中国的古诗和古代传说翻译成出色的法语。和他们在一起，谈话非常方便，我大大地利用了这一点。

陪同参观、自由散步、讲座、谈话、各种聚会和阅读互相配合，使我弄清了许多问题，最后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但我并没有满足，回巴黎以后，我咨询了许多专家，又阅读了许多著作。我希望能听到“．8--~”，便仔细分析了反新中国的文学⑦。除了敌对的评论，我找到的东西跟中国方面给我提供的全都一样。这种一致，我觉得就研究方法而言是最理想不过了。将来，人们可能会对这本书提出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明天就会过时。这我知道。但中国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我在这里试图讲述的阶段主要定义为过渡阶段，指的是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在中国，这种变化是根据其特殊情况，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完成的。

1949年之前，中国是继印度尼西亚之后世界最穷的国家。1939年，个人年收入，按美元计，美国是554元，法国是283元，印度是34元，中国是29元；1949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就每人每天拥有的能源作出了类似的排名：美国37．60h，中国0．5eh；每1000平方英里，美国的铁路长度是80英里，中国是3英里；机动车，每1000名居民，美国是250辆，中国是0．2辆，其电力生产只占世界总量的3％；1948—1949年，每个中国人的粮食份额只是法国人的20％，蛋白质的摄人量尤其低；人均寿命美国是64岁，英国是62岁，中国是25岁。

“我们创造不了奇迹。”中国领导人一再说。在国家重组的这五年当中，电力、动力、卡车和机械不会神奇地从天而降。参观者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国仍那么贫穷。在北京的各个城门，人们在徒手建造住房、学校、医院和办公楼。没有吊车，没有气锤，没有卡车——没有一台机器。有几辆橡胶轮胎的大车，与过去铁圈轮子的双轮车相比，好像已有很大进步，能拉1000多公斤的东西呢！但大部分物资都是用人背，用竹扁担挑的。为了平整土地，泥水匠用绳子拉着绕在圆柱形石头上的绳子，或者五六个人抬起石板夯地，石板中间镂空，以便系上绳子。他们就是用这种有4000年历史的技术来建造新北京的，建造大坝、铁路、汉口横跨长江的大桥也是如此。我到中国以后不久，在街上遇到了那个南非人，他不再挥舞着他的斧头了，而是显得越来越惊讶：‘‘他们什么都没有！”他说，“我想象不到他们穷到了这个地步！”

然而，中国具有潜在的财富，它拥有大量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85％的土地没有耕作，其中包括比法国大三倍的富饶的新疆。中国的地下拥有大量的煤炭、石油和铁，只是，不能用锄头来开荒，用镐头来挖矿。当拖拉机进行大面积耕地，铁路通往矿藏中心，中国拥有了必要的设备和能源，它便会有无限的可能性。眼下，它的财富还在睡眠当中。在苏联的帮助下，由于日本在满洲里留下的设施，由于这五年的计划和努力，它开始走向繁荣了。在东北的工厂里，工业化已经起步。但如果机器还没有生产出来，没有建造足够的电站，重工业生产便仍是一句空话。眼下，国家投入的资金尚未带来任何回报。

在中国的资源中，别忘了它的人口，这是很重要的劳动力。尽管缺乏机器，北京的新楼还是盖得飞快。很多马路的两边都是竹子搭的脚手架和安全网，让人十分好奇。工人人数多，弥补了工具的不足。在建筑工地，干活的速度并不快，甚至有些慢，但大家都在动。说实话，这类劳动力现在太多了，中国有一半人失业。为了避免人们没有活干，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便多招人。我说过，这一点在北京饭店就很明显。在工厂里，许多人只干点零星的活，甚至什么都不干。在商店和私企，工作由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来承担，其实一个人就够了。顾客从来就不用排队，而是售货员在等待他们。总之，人口过剩，不干活，然而又必须养活他们。但这个正在建设中的制度完全运转起来之后，平衡就会出现。有了拖拉机，有了肥料，产量增加了，工人和农民的口粮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出口将有利于新的投资，工业生产的节奏将会加快，经济会像“滚雪球”一样发展。从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结束，中国将取得巨大的发展，在本世纪末，它将赶上最先进的强国：至少，中国领导人是这样期望的。

但现在有个难题摆在它面前：跨越第一阶段。15年当中，如果还没有重要的技术改良，中国就必须找出办法来养活它的人口——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并坚持重工业建设。如果失败了，“滚雪球”体系就会陷人恶性循环，重工业将遇到困难，自然资源仍得不到开发，有人将被饿死：无底的深渊。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各个领域都服从这一指示——成功连接。也就是说，必须完成这一壮举：在贫困中致富。所有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在经济贫困中起步的：有的可以说是冒险，代价非常高昂。中国则相反，它知道首先必须谨慎再谨慎，在它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中，一场危机、一次消沉，都会造成崩溃。先是要防止贫困，这是最重要的。注意不要浪费，不竭泽而渔。“推陈出新”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一句口号，它表明的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如果破坏了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改变国家的任务就必定落空，那等于是在毁灭国家。于是，人们在一步步前进，慢慢地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以“陈”为基础，必要的话对它进行加固，并在可能的情况对它进行改造，但绝非抛弃。在目的达到的那天，它自己会消失。之所以还保留它，是因为人们确信它最后必然会被消灭。所以，中国当今的现实有我指出过的时间性：它不过是一种过渡。

结论是（我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就预感到了），中国不可能一步到位。哲学上的抽象定义在这里成了很具体的现实：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有其界限。游客们无法快乐地静静观赏，每看到一个场景，他们都知道，这既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也是今天刚刚开始的，静止地看待它就是歪曲它。在确实的历史与严密的计划之间，没有梦想的位置。所以我很快就明白，关于中国，不应该去写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通讯报道。报道探索是一种稳定的现在，各种因素互相作为，互为关键。它通过偶然的、充满多种意义的事实，试图到达反映整体的目的。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偶然的，一事一义，它不是通过与其他东西的比较，而是通过大家共同的前途来确定自己的意义。别白费心机试图去描述这个国家：它需要的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