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蔡晓滨继《美国报人》之后的又一本关于报人的专题随笔集。以散文随笔的手法，以学术的态度，生动活泼地描述了20世纪中国报人的精神风采和人生故事，从这些中国报人的人生中，展现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现代报人的努力和坎坷，从中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和波澜。本书所描写的中国报人有：邵飘萍、史量才、张季鸾、胡政之、林白水、成舍我、王芸生、徐铸成、邹韬奋、陈铭德、邓季惺、范长江、储安平、张友鸾、穆青等。他们是20世纪中国报人的典型代表。

本书以散文的柔美、学术的刚毅，重现20世纪中国现代报人的风采轶事。

邵飘萍、史量才、张季鸾、胡政之、林白水、成舍我、王芸生、徐铸成、邹韬奋、陈铭德、邓季惺、范长江、储安平、张友鸾、穆青……他们命运多舛，经历坎坷，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付出生命，才成就了报人这一职业生涯。

邵飘萍

史量才

张季鸾

胡政之

林白水

成舍我

王芸生

徐铸成

邹韬奋

陈铭德 邓季惺

范长江

储安平

张友鸾

穆青

后记

邵飘萍

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邵飘萍都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另类”和“异数”。

学者张育仁称邵飘萍是走向涅槃之路的“异教徒”。他说，邵飘萍“从青年时代起即发誓：要创办独立的民间报刊，用舆论监督政府、干预政局，最终实现自己‘新闻救国’和营造自由主义理想田园的梦境”。

在不具备现代民主意识的专制中国，无论哪一种“救国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新闻救国，统统是空中楼阁，绝无实现的可能。公民社会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肥沃土壤。根基不牢，大树难成。邵飘萍与所有的先贤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后来之人，仅仅同情、扼腕是不够的。我们要厘清前辈们的足迹，昭彰他们的信念理想，承继他们的生命薪火。唯其如此，“邵飘萍”们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邵飘萍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似乎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活的。他把自己短短四十年的生命历程，送上了“新闻自由”的祭坛。

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乡紫溪村一个穷儒之家。“紫溪”是人名。紫溪村原名黄毛塔。明嘉靖年间，邵氏家族的邵豳出任了朝廷的监察御史，这是邵家从未有过的大官。邵豳字紫溪，族人一经商议，便将村名黄毛塔更名为紫溪村，村外那条自北向南终年流水潺潺的蜿蜒小溪，也就理所当然地叫成了“紫溪”。

邵飘萍家算是书香门第。曾祖父“学窥渊海，蜚声泮沼”，耕读传家，仗义疏财，家里的钱物都资助了肯读书、求上进的邵氏子孙。邵飘萍的祖父没有考取功名，年轻时在家乡租田而耕。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打下东阳时，他随天军南下福建，从此音讯全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邵飘萍出生不久，父亲邵桂林迫干生计，举家迁往金华谋生。邵桂林别无长技，只会教书。来金华后，还是重操旧业，设馆授徒，当起了私塾先生。三岁的邵飘萍出于好奇，时常到父亲的塾馆玩耍。邵桂林发现，邵飘萍记忆力非凡，学过的东西过目不忘，甚至比那些上学的大孩子还记得牢固。邵桂林欣喜不已，决心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材，将来出人头地，光耀门庭。于是，刚刚五岁的邵飘萍便正式进了父亲的私塾读书，每日读书背书，研习书法，学业和技艺大有长进，很快便声名在外了。

一日，光绪皇帝的表叔、金华知府继良得知年幼的邵飘萍乖巧机灵、才思敏捷，便差人将他叫进府中。继良拿起一个有缺口的铜钱要他打谜。邵飘萍毫无怯态，随口应答：“不成方圆。”继良大喜，称他“奇才”。

1899年，老少童生齐集金华应考秀-才'十三岁的邵飘萍也跃跃欲试。开考之日，试院的大门两旁多了一副对联，邵飘萍仰头观看，随口评点起对联书法的优劣高下。恰好主考官路经这里，听到邵飘萍出口不凡，戏之曰：“小少年，蓝布衫拖地。”邵飘萍听罢，立即对答：“大官人，红顶帽朝天。”主考惊讶万分，记住了这个翩翩少年。发榜之日，邵飘萍果然高中，成绩列金华府属八县之首。主考官内心欢喜，又怕他年少气傲，自此懈怠，便有意将他圈至第十名。十三岁考了个第十名，这在金华和东阳也一时传为美谈。

进入20世纪，西风东渐，变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有识之士的先行者们，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逐渐介绍到了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意识在学子当中相当流行。年少好学的邵飘萍敏锐地感觉到，读经已无出路，科举已走向腐朽。在中了秀才之后，他便拒绝赴举，改学当代自然科学。

1903年，十七岁的邵飘萍进入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教授的课程既有中国古文，也有声光电化等现代科学知识。两年后的1905年，在国内改革的巨大压力下，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足见邵飘萍当初选择的正确。

1908年，邵飘萍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攻读师范科。同窗有邵元冲、陈布雷、张任天等。高等学堂设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杭州，毗邻上海，风气较为开放。学校师资上乘，学风自由，邵飘萍如鱼得水，乐学上进。同学陈训恩长了一个圆圆的娃娃脸，酷似面包，英文面包是“bread”，译音为“布雷”，邵飘萍便以“布雷”称之。后来，“陈布雷”三字越叫越响，甚至取代了他的真名陈训恩。多少年后，陈布雷成了蒋介石的文胆、国民政府第—文章高手。

1908年春天，浙江省的公立、私立各校在梅登高桥体育场举行联合运动会，这实际上是杭州各校的一次体育大联欢。邵飘萍与同学张任天、陈布雷，在美术老师包蝶仙的指导下，办了个《一日报》。因运动会只开一天，他们便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做了分工，陈布雷为编辑，张任天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一日报》为蜡版油印，十六开大小，一天之内出了二十余期，每期印—百二十多份，分送体育场内的各校师生，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也是邵飘萍最早的新闻实践活动。

1909年夏天，邵飘萍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大学毕业了。金华中学堂学监余敏时欣赏他的才华，立即聘他为中学堂教员，并给他分派了国文、历史等重要课程。同年秋天，邵飘萍由父母做主，迎娶了结发妻子沈小仍。沈小仍是旧中国的传统女性，小脚，没有文化，邵飘萍在感情和精神上无法与她沟通和交流，但他们却能相敬如宾，平静过活。邵飘萍一生的五个孩子(三女二男)，都是沈小仍所生。不久后，邵飘萍结识了金华的漂亮姑娘汤修慧，汤家开了个照相馆，小本经营，借以维生。汤修慧聪明灵秀，但读书不多。邵飘萍说服汤家，自己出资送汤修慧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汤上学期间，二人鸿雁传书，日渐生情，1912年结为连理。多年后，邵飘萍主办《京报》时，又娶报馆女职员祝文秀为妻。一夫而三妻，这既是那个时代的风俗，也是旧中国知识分子佣傥不羁的象征。邵飘萍只是随了大流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在这大变革、大动荡时代，邵飘萍那颗鼓荡的年轻之心，耐不住三尺讲台的寂寞了。他渴望着“以言论政”、“文童报国”，从事他向往已久的新闻事业，在世事大变迁中建功立业。

怀揣着殷殷的新闻梦想，邵飘萍来到杭州拜访杭辛斋。杭辛斋是个老报人，同盟会会员，早年参与创办过《杭州白话报》。杭州光复后，革命党急于办张报纸，宣传主张。邵飘萍此刻投到门下，正中杭辛斋下怀。他们立马以《杭州白话报》人员为班底，着手创力了《汉民日报》，二十五岁的邵飘萍临急受命，责无旁贷地担任了《汉民日报》的主笔。

P1-3

迄今为止我只做过一种职业：办报。从“文革”期间到农村插队时办知青报，到回城后入报社，做记者，当编辑，几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

单一的职业履历有不少好处。你可以就这一领域里的诸多问题进行持久而深入的思考；你可以用自己长期的实践积累印证社会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种种巨大的进步和变迁；你可以在不经意之间收集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富资料，为你职业领域里的杰出历史人物画下一幅幅生动而丰满的画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报人》，就是这众多“画像”的结集。我选择了十四位中国现代史上的职业报人来讲述和描摹。写作是故事性的，而不是纯理性的评判和分析。我相信，今天的人们在与历史先贤的沟通和神交中，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他们做过什么，他们成就了什么，他们在我们的记忆之窗上涂抹下了怎样的或五彩或浓淡的生命印记。

这十四个人物是中国职业报人的杰出代表，至少是星座般熠熠生辉的关键人物。我个人的写作是随意和无序的，哪一个人物最让我感慨，哪一个人物的资料准确充分，抑或说，哪一个人最难写、最具挑战性，我便先去研究他，分析他，描绘他。我清楚地记得，这十四个人当中，我最先完成的是穆青……

写完之后，在整理他们的政治态度、办报方略、历史演进和时代更替时，我不禁暗暗吃了一惊，一股巨大的悲凉怵然掠过我的心头：十四个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他们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成就了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辉煌。

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直接倒在了军阀和特务们喷火的枪口之下；邹韬奋以“七君子”之一的身份，蹲过国民政府的监狱，所办的刊物、报纸屡遭封门、查禁，为躲避特务的迫害，在胜利的曙光即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之际，化装出走，流离海外，颠沛无常，终生恶疾，英年早逝于战乱的上海；成舍我早年从张宗昌的枪口下侥幸逃脱，后来的办报主张，不见容于当局，汪精卫亲自下令封了他的报馆，成舍我竟然仍不低头：“他汪先生不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而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辗转入台后，国民党的戒严令禁止民间办报，成舍我郁郁寡欢，终了孤岛。

归属新中国的革命的进步报人，命运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在极“左”路线下，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当年《大公报》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1952年正当壮年，便被迫离开了他挚爱的新闻事业，穿梭于多个闲职，空耗了十五年宝贵时光后，“文革”期间自杀于“五七”干校；解放前殚精竭虑办《观察》、解放后短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崇尚“文人论政”、“文章报国”，反右期间自然难逃罗网，“文革”高潮时期受不了精神折磨和肉体迫害，离家出走，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文汇报》的徐铸成，《新民报》的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南京人报》的张友鸾，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册，劳动改造；《大公报》的王芸生幸运地躲过了反右一劫，但是，让这个《大公报》的元老执笔，写为《大公报》抹黑、画丑的《大公报》史，那犹如在向王芸生被撕裂的伤口上撒盐……

难道职业报人真的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吗？现实似乎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当我们景仰的先贤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报人的荆棘之路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反复宣示着各自新闻救国的理念和宗旨。他们必须说，必须先说，必须反复说。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姿态，更是灾难来临时“立此存照”的泣血宣言。

有论者指出，当下的社会生活已进入“百度”时代，举凡人物生平、历史事件、名词解释、历史掌故、社会运动等，都可以轻易在网上查询并获得准确答案。因而，本书所涉及的这些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报人，我是有意没有作为人物传记铺开陈述的。我注重的是他们的命运轨迹、时代遭际、风云变幻、历史转折时期的生命的印痕和行进的脚印。也许对某一位报人生卒年月、生平行止语焉不详，敬请读者见谅，因为我认为，这些基础的认知，“百度”可以告诉你。

邵飘萍在《京报》创刊的当日，亲自手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张挂于办公室的墙上。史量才的办报原则掷地有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你有百万军队，我有百万读者”。他认为，办报“非寻常业务，是庄严伟大公共之事业，需要抱大无畏之精神、抱大牺牲之决心”。林白水本一落拓不羁的文人，但他的名士做派却丝毫没有妨碍他《社会日报》的尖锐和泼辣，“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胡政之、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上，公开祭起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中立办报方针，要做民间真正舆论的代表。当然，他们首先做好的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的心理预期的。成舍我感叹：“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王芸生的理想，是实现一代知识精英的文章报国之志。“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储安平寄厚望于《观察》，诚心实意地打造一个心平气和地表达各种意见的平台。徐铸成是在意气风发中将《文汇报》推向高峰的。国民党当局已经将它置于死地，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是《文汇报》再次新生的礼赞。当然，徐铸成绝没有想到，迈上高峰的《文汇报》，之后便是急遽的下坠……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这样定义报刊的功能。任何高深的理论和定义，在经过丝丝入扣、沉重痛苦的逻辑思考之后，用笔书写在纸上，是相对容易的。局外人不可能想象，在中国这个因袭了五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的土壤里，要长出现代民主和自由之树，这种子是何等地难以入土、生根，发芽！这稚嫩的小树要顶开结板的土地，掀翻压在身上的石头，顽强地挺立，是多么艰难！

乔治．W．布什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待了八年，乏善可陈。就算是他la己最为得意的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然而，此君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忠诚拥护者和坚定实践者，这倒为他平庸的执政生涯涂上一抹亮丽的色彩。2008年年底，在小布什卸任之前，他在网络上向美国及全世界的网-民讲过一段精彩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很荣幸，也是很不幸，“新闻”是驯服现代统治者的五大绳索之一。风口浪尖，风光无限，同样也是风险无边。一会儿涌上浪峰，一会儿跌下波谷，便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青年学者林溪声、张耐冬披沙铄金，完成了中国早期报人邵飘萍的传记《邵飘萍与(京报)》。在这本S8卷首，他俩借题发挥，以抒胸臆，写了一篇长长的引言：《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他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有一些普世情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准则，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报业知识分子，作为与公众接触最多、为公共领域服务最为直接的群体，更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以思想、学说、文章济世救国、劝民教民的特色。

这两位年轻的学者，一个是习新闻的，一个是学历史的，因而，他们的结论，便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历史纵深感。林溪声、张耐冬指出，中国职业报人的多重身份，令他们既感荣幸，又备尝痛苦，“这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却注定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煎熬，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些豪情满怀的理想宣言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然而那些为理想而殉难的中国新闻人却拥有了生如夏花般的绚烂，那段历史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不断地引人追寻……”

其实，我们所有后来的新闻从业者，都是沿着先贤血染的路标前行的。我是故意用“新闻从业者”这个中性的、没有比较级的词汇的。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把“记者”、“编辑”作为稻粱谋的，是职业，是谋生的手段。在应付不得不写的奉命文章，在完成了这里车祸、那里命案的应景新闻之后，闲暇之际，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拍着自己的胸口自问一句：我具备普世情怀的理想吗？我有“文章报国”的精神准备吗？“道义”是否在肩、“辣手”还能著文吗？一句话，我是一个真正的报人吗？

夤夜发问，当有所思。

蔡晓滨

2010年初夏于青岛浮山南麓

历史学——或者通俗一点说，对已经过去的事件、人物的反省重新定义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畅，已然有十几年了。

当然，时下最为时髦的“历史学”，是那种材料为结论服务，自说自话的历史学；是正名、翻案，标新立异的历史学；是不惜孤证、尽采野史的演绎历史学……

范文澜、翦伯赞、张传玺、罗尔纲当年不是这样治史学的。他们只认史料。搜集材料、去伪存真、扎实考证之后，才敢在史书上写下一个个沉稳而准确的文字。倘若把现今出版的种种话本、评说、札记、新解，送给这些老先生们阅读，非把他们吓傻了不可。

这种“乱象”，不是史学自身的问题，而是思想多元的必然结果。更为准确地说，这不是“混甜”，而是繁荣。只用一种观点评价历史，只有一个声音叙述往昔，这才是最可怕，最单调的事情。

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现代人，其实都因袭着两个绕不过去的对生命本源的思索：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

一个不知道自己既往的民族，当然也不会知道向哪里去。同样，一个不明白自己该向哪里进发的民族，也没有兴趣去揣摩已经走过的历史印记。对历史的探究与溯源，正是对未来的追寻与叩问。历史，从来都是人类选择正确路径的罗盘和校正器。

自由撰稿人余世存，近几年来将审视的目光由“现世”转向了“历史”。他最近出版的新作《中国男》，就是一本用话语涂绘的中国历史人物的肖像画册。朱大可在给《中国男》写的序言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逼近真相。”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为了记忆而写下这一组人物的。

喻国明曾经热切地寄望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人，要有“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悯人的情怀，大彻大悟的智慧”，可以肯定地说，从本书记载的这些令人尊敬的中国报人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喻国明的思索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