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红颜遗事》是陈丹燕写的“上海三部曲”之一。本书讲的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理性，是一个感性的人，一个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等。本书又名《上海的红颜往事》，是《上海的红颜遗事》的最新修订版。

她是旧上海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女儿，父亲姚克是留洋回国的文化名人。两岁时父母离异，她学会了把心事藏在心底，笑容挂在脸上。童年的她生活优裕，客串过电影《三毛流浪记》里的富家小女孩；后来她经济来源几乎断绝，却不肯在恋人面前透露窘迫，视爱情为纯洁的象牙塔。她是大时代里的普通人，承受命运的悲凉：母亲自杀，恋人自杀，孩子被迫送人，偷渡国境躲避灾难却被抓捕……当生活似乎要柳暗花明时，南京西路上的一场车祸将她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31岁那年的秋天。

她叫姚姚。1944年生于乱世，1975年死于非命。

2000年《上海的红颜遗事》初版时，姚姚遗散的恋人开开和孩子均未找到。2009年此书再版时，开开找到了，于是作者陈丹燕增补了初版时未能证实的那部分故事。2013年，姚姚的孩子前来与亲人相认，此时，他已然人到中年。

那年开开回归时，天降雷暴。那年姚姚的孩子前往母亲和外婆坟上时，天降大雪……

陈丹燕沿着幸存者痛苦的记忆一路攀援寻找，使得姚姚这个上海女子悲怆的往事，成为上海历史的独立见证；也让普通人的个人历史，成为大时代洪流中有血有肉的坐标。

“上海三部曲”总序

上海的红颜遗事

附记

 幸存者1

 幸存者2

“请告诉我一些1944年上海夏天的事好吗？最普通的事，天天都会在生活里发生的事。”我对一生都在上海度过的老人魏绍昌说。

这是距1944年五十六年以后的春天。这天下着雨，室内有着上海雨天淡灰色的天光，屋角的颜色会要深一点，像是纸烟的烟灰，带着点点斑驳。而窗框的影子在墙壁上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斑迹。过不惯多雨的上海春天的人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天光里如烟云的柔和，于是也很难体会在带着潮湿雨气的柔和里有很轻的感伤。这种绵长的雨，从来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也不知道天气预报里预报的春雷会什么时候来，那将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那是一个合适问到1944年的天气。这个老人有很好的记性，他还记得1932年日本人炸闸北宝山路上上海商务印书馆那天的情形。日本炸弹炸毁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图书馆和印刷厂，大火在宝山路上熊熊燃烧，被烧毁的纸在2月的东北风中向市区漫天飘来，像黑色的雪片，而那其实是四十万册中国书，包括近六万册的善本书，以及纸库里准备印书的纸。黑色的纸灰整整落了一天。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衣服上落满了纸灰。他的脸上在说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着一种类似微笑的神情，他抬着白发斑斑的头。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样的神情原来不是微笑，那是对往事无边的忍耐。

他对我想要知道1944年的事有点吃惊。

“是为了写书呀。我要写的那个人出生在这一年。”我说。

“想要多知道一点真实的细节，在历史书，在报纸上，在伟人的传记和回忆录里都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要写一个普通人。”我说。在我的感觉里，她的故事就像沾在历史书上的一粒灰尘一般，但我想要做的是，让她成为一粒永不会被抹去的灰尘。

“是啊。那是需要的。”他说。

1944年，他是一个二十三岁不到的青年，已经结了婚。他在中一信托公司做职员，虽说是银行职员，但并不需要在上班时穿西装，他大多数时候穿长衫上班。

“是灰色的吗？”我问。

“有时是褐色的。”他想了想说。啊，原来那时的上海青年也穿褐色的长衫。

“1944年的夏天么，上海是在沦陷中，在沦陷中。南京西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放的全是日本电影，像轰夕起子、高峰秀子和坂东起三郎的电影，也演出中国和日本合拍的《鸦片战争》，因为当时英国是敌对国。你说滑稽吧。”他告诉我说。

虽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法国租界，已经消失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里，可按照当年法国人的城市规划在人行道边种下的梧桐树，还在一年年地长高。春夏时，它们绿色的、宽大的树叶以毫不知情的恣肆拼命地长着，遮蔽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冬天，等树叶变黄，发脆，成批成批地落下，连在夜里被街灯烤着、最晚落下的那些树叶也全都掉了以后，能看到树枝上有一串串淡褐色的小蛋粘在那里，那是刺毛虫留下的籽，它是翠绿色的爬虫，春天时长大，住在梧桐树上，夏天的时候它把背上的小剌扎到人身上，看不见，可是摸上去，那一块皮肤让人痛痒难耐。夏天，从菲律宾海面上生成的台风会影响上海，台风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把它们从树上扫下来，大人孩子见到了，都恨得用鞋底去碾。它们的体液是黄绿色的，在人行道上小而黏稠的一汪，慢慢干在阳光里，在地上留下了黄绿的、微微泛光的颜色，像打翻的毒药。

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很贵的地段，仍旧留着孤岛时期的浮华之气。街道两边带花园的欧洲式样的房子代表着舒适的生活，街道的下水系统很好，所以不像别处那样，总是湿漉漉的。在那些街区里，白俄经营的面包房、照相馆、西药店、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龙，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皮鞋店和皮草行，还有饭店，法国人开的咖啡馆、电影院、教会学校和糖果店，上海人开的舞厅、专营西服的裁缝店、报馆、剧团和电影公司，日本文人开的书店，德国医生开的医院，仍旧吸引着喜欢西洋式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外面来上海的人。

P1－3

“上海三部曲”总序

城市是个生命体，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物。所以，城市有自己的性格，命运，脾气，丰富的怪癖，独特的小动作，以及如同体味般，连大风也吹不掉的气味。在它身上，明亮的一面与暗黑的一面总是共存在同一处，一个街区，一条街道，一栋房子，甚至一条走廊。所以，它永远是有趣的。而且，它可以说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它有时凋败，似乎死去，但它又会适时地复活。它有时兴旺，四下欣欣向荣，处处夜夜笙歌，但它一定会在某个时代的拐角处被迎头痛击。城市总能在经历中长出新的经历，在生命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在面容中呈现出新的容颜，真的，它好有趣。所以我喜欢观察它，描述它，看穿它，写透它。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才有点发现自己，我想自己是个描写城市的作家，该隐的子孙。在创世纪，该隐杀了兄弟，被逐出土地，流浪四野，他算是第一个城市人。现在，该隐的子孙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

我出生在北京，生长于上海，旅行去过世界上将近三百个城市，并描写它们的面貌与生活，城市总是我的描写对象，从上海到圣彼得堡。这些城市对我来说好似一间巴洛克房间里的各种镜子，它们彼此映照，相互证明，重重复重重的倒影里最后映衬出一张真实的面孔。我在圣彼得堡见到了1950年代的上海，在1990年代的上海遇见的，是1970年代的伦敦。这些城市好似一个连环套，当你看懂一个，就看懂了更多其他的。当我在斯特拉斯堡推倒第一张认识城市的多米诺骨牌，1992年的上海便展现出梧桐树下旧房子那通商口岸城市的旧貌。在我的故事里，街道与建筑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相貌，居民的故事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细节，城市历史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所以，“上海三部曲”其实是一本书，这本书就叫上海。

失去与找到的游戏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找来找去，这样我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它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如今，“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首版十九年后又回到上海再出新版，回首望去，我满意自己这样地度过了这些日子。这些年，有无数我不认识的读者伴随我成长，给予我鼓励，我感恩自己获得过这么多人在这么多年里安静的阅读，遥远但恒久的陪伴，感恩作家这个职业能获得的纯粹幸福一直都在，其实，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幸运竟降临在我身上。

陈丹燕

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晴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