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编著者陈徒手。

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俞平伯、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编著者陈徒手。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内容提要：这是作者积12年功力推出的又一部佳著。　　

这里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

这11位教授都是“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这里的记述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和大量原始档案，复原出旧日“景观”。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这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序言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文件中的王瑶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后记

李、蓝文章见报后，俞平伯的抵触情绪是很明显的。文学所党总支所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汇总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应和态度：

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曾一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甚至不接电话，不参加会议。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色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又说：“如果真有，贾宝玉应该参加革命去了。”这不像话。1954一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有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思想情况的报告，其中这样归纳总结了俞平伯的活动近况：“俞平伯有一个时期情绪紧张，表现消极，闭门谢客，不接电话，也不出席北大文学研究所《红楼梦》讨论会，并曾不满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1955年1月3日市高校党委会编出《关于开展学术讨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工作》的动态简报，其中提道：“文学研究所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针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长篇发言，会议对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众人长时间的围攻之中，俞的不服气和倔强极为显目。

波澜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里有了一些抵触和不安。如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说，现在老教授写文章就是犯罪，我如发表文章就有成为俞平伯的危险。山东大学一学生将批判陈寅恪论韩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后在《历史研究》刊发，历史学者向达、翦伯赞、季羡林等读后都担心陈寅恪因受刺激而有自杀的可能，翦伯赞直言“会引起很大的波动”，向达非常不满地对翦伯赞说：“现在年轻人自己搞不出东西倒来批评别人。”（见1955年1月20日市高校党委简报第53期）

这些报告在中央领导层中传阅，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极态度给高层留下较深的印象，如何谨慎处理俞平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问题而不陷入僵局，高层由此也有所警觉和筹划。

运动启动后，对俞平伯负面的汇报始终不断，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表露的委屈不平的情绪，如俞说：“权威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是报纸、杂志要我写的。为了应付他们，才随便写了些文章，接着问题也来了，现在悔之晚矣。”文学所总支分析话语中的潜台词是：“你们把我捧起来，现在又批评我，是有意的打击，我不应该做典型。”

俞再三强调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考证工作，不必用马列主义。他憎恶外界有人说他是“伪装”“背进步包袱”，他说：“我做整理工作，自觉很仔细，很认真，没有错误。我原来就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为何要批判？”权威性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强烈的。他说：“三十多年来的研究一场空，学术上被全部否定，一切都空了，再也抬不起头来。”他曾向人说风凉话：“这次批判，我的书反而一卖而空，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党总支对此予以评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抵抗。”据北京市高校党委了解，俞平伯所著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在北京市面上已买不到，胡适写的《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书籍在旧书摊上均涨价三分之一。  1954年10月全国文协召开座谈会，俞平伯出席并作了检讨，与会者反映其发言态度还算诚恳。但文研所10月28日讨论时，俞平伯却躲避在家中未参加，只是委托好友、同所研究员余冠英在会上转述其大意：“我赞成这个运动，并没有误解这是对我个人，而且我要写文章，把我三十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有多少错误。直到现在我对《红楼梦》的正式研究尚未开始，而乱写文章是由于社会需要，现在悔之晚矣。”他对报纸上发表有关胡适与他往来的文章有顾虑，认为这样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有政治问题。（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

俞平伯此时最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说成是反动的胡适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几次在会上替自己极力辩解，觉得对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对头：“胡适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与其说胡适对我的影响大，不如说周作人对我的影响更大些。”

俞平伯还私下披露，助手王佩璋所代写的文章，有些看法也并非王佩璋自己的意见，而是胡乔木的意见。

党总支分析说：俞身边的落后分子说了一些挑拨的话，对俞也有不利的影响。P18－P20

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俞平伯、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了历史化石的意味。史贵存真，这是我们可以据以回顾那一段岁月，并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我们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从《人民日报》上不断读到全国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专家或长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贬损，就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各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承认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国内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发起以清理组织为目的的“忠诚老实学习”，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和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记录在案；与此同时，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他们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最后始得在群众大会上“过关”，甚至还不得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欲达到整风报告中说的打掉知识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

然后大范围的全国性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以体现改天换地的革命性，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系别指为资产阶级性质加以取缔，独尊“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教学人员的又一次排队和筛选。

院系经过调整，各类教学人员，特别是大大折腾了一番的高级知识分子，此时喘息甫定，可以趁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好转，即将开始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好形势，而安下心来，好好从事教学和研究了吧？……

自己第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出版于2000年10月，相隔12年才有这第二本《故国人民有所思》，其中固然有工作忙乱、家务事相扰、身体不佳等原因，但应该检讨的是自己的懒怠和拖延的毛病。2011年2月母亲不幸病逝后，很长时间没有缓解过来，我慢慢地意识到，只有通过码字才能来排遣心中的苦痛感。

此时要特别感谢好友老费、李静夫妇，他们编辑的人文性质内刊《中堂闲话》在京城学人中享誉很高，他们希望我开辟一个“五六十年代老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故事系列”栏目，促使我着手整理以往抄录的材料，用了近一年时间陆续写出这一组文章。没有他们热情的催促和勉励，没有出色的《中堂闲话》，可能就难有这本书稿的成形。

这组文章在《中堂闲话》刊发时大都为四五千字篇幅，我又陆续扩写至七八千字，先后承蒙《炎黄春秋》、《读书》、《南方都市报》、《同舟共进》、《随笔》、《书城》、《悦读》等报刊的厚爱，得以刊用。这次借三联书店郑勇、唐明星、罗少强诸位的美意，我又逐篇重新扩写，一些篇目达到一万五千字左右，添补了许多史料，看上去在史料形态上更加饱满一些，写作的空间更舒展一些。依《人有病，天知否》取书名之例，这次是用了毛泽东1966年在“文革”初起时所写的《七律·有所思》中的最后一句：“故国人民有所思。”当初刚看到这首词，就不由为结尾这句所震动，喜欢这七个字构成的语意，留下至深的印象。我尊敬的老师邵燕祥先生年近八十，前几年做过很大的心脏手术，身体一直在恢复之中。我心中特别希望邵先生能为这本拙著写一个序言，踌躇许久，我跟邵先生表达这一心愿，并再三说只要四五百字即可。我把书稿的电子修改版传给邵先生，没想到十几天后即收到邵先生长达八千字的序言，我拜读后大为震惊和不安，心存的那份谢意永远无法全部述说出来，只有今后努力写作，才能回报老先生深切的期望和提携。

邵先生的长序在理论上高屋建瓴，帮助我梳理了那个年代繁杂多变的思想轨迹，深刻分析那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微妙而又艰难的心灵蜕变过程，很多论述都是我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或不太明白的。读者朋友细读邵先生的序言，当有助于了解过去岁月中荒唐、可怕、压抑的时代气氛，体会到这一批高级教授苦涩、痛楚、复杂的隐秘心境。

这次写作我是完全贴着材料写的，尽力还原当年的原生态，更多展示不为人所知的第一手素材，努力使这本书稿保持和呈现严谨、真实的“史料性风格”。但由于个人学识的严重不足，在把握时代的能力、对人物理解的方面有很大欠缺，书稿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恳求朋友们便中多多指教，在此先谢过。

我要感谢蓝英年、朱正、王得后、王学泰、章诒和、陈四益等老前辈的多年督促，感谢所有帮助过我、批评过我的友人和家人，感谢我所服务的《北京青年报》诸位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和支持。谢谢三联书店朋友们的厚爱和辛劳，能在三联出书是我这个小书生的大荣幸。……

我读了陈徒手先生的《文件中的王瑶》，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的年代。群众性大揭发大批判的大字报劈头盖脸而来，昭琛不断地写“自我检讨”，作“自我批判”，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一家人生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

——杜琇（王瑶夫人）

读到陈徒手先生《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一文，真觉难能可贵。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环境。只有了解了真实的情况，才能明白个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从而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希望作者写出更多的好文章。

——宗璞（冯友兰之女）

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

这本书，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邵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