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琴编著的《晋商五百年(万里茶路)》是“晋商五百年”丛书之一种。全书立足晋商万里茶路这个视角，力图全方位解读万里茶叶之路的兴起至衰败全过程。包括“商机无限　茶商崛起”“水路交替　运茶北上”“经城越关　栉风沐雨”“中俄贸易　茶商兴衰”“百年商号　以茶为业”“流通南北　以商带产”六方面内容。均是从地方史志、家谱、晋商资料等钩玄索隐，找出晋商万里茶路的兴起至衰败的内部和外在原因。全书配以相关图片，更加生动直观。全书图文并茂，适合一般文史爱好者阅读，对于晋商研究人员、地方文史研究人员也具有参考价值。

山西茶商以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鸦片战争前，他们不仅控制了西北的茶叶市场，而且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商业触角甚至伸向俄国及欧洲的其他国家。其跨越距离之广，经营时间之长，实属罕见。张喜琴编著的《晋商五百年(万里茶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山西茶商的兴衰轨迹，并着重介绍贩茶路线、重要商业市镇、代表性茶商家族以及茶商的经营绩效变化等等，同时对山西茶商的历史沉浮进行反思。

前言

第一章 商机无限 茶商崛起

 第一节 名山秀水产名茶

一、武夷山景美茶更香

二、贩茶便利

 第二节 繁荣的下梅茶场

一、下梅邹氏家祠

二、动人的传说

三、武夷山的山西茶商

四、晋中常家的贩茶足迹

第二章 水陆交替 运茶北上

 第一节 汉口——水路旱路分道扬镳

一、九省通衢——汉口码头

二、晋商在汉口的买卖

 第二节 湖南、湖北茶叶畅销

一、茶路的变更

二、安化茶马古道

三、湖北茶区到恰克图

 第三节 赊旗——南船北马

一、南船北马赊旗店

二、穿越中原

第三章 经城越关 栉风沐雨

 第一节 山西茶商的北路行程

一、过了黄花墚，两眼泪汪汪

二、东西两口贩运茶货，牛铃声声驼道难行

 第二节 山西茶商与张家口

一、张家口地理位置优越

二、山西茶商对外贸易的指挥部

三、张家口到库伦的周折

 第三节 商路坎坷的艰辛

一、走“西口”——杀虎口

二、库伦到恰克图的坎坷

三、内茶商与外茶商

第四章 中俄贸易 茶商兴衰

 第一节 清代恰克图贸易的变迁

一、《恰克图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二、中俄政府交涉及对恰克图的管理

三、茶叶之路通往恰克图

 第二节 恰克图市场上晋商的兴衰

一、晋商垄断恰克图贸易

二、晋商在恰克图市场的没落

第五章 百年商号 以茶为业

 第一节 榆次常家与茶路盛衰

一、榆次常家是中俄茶业贸易先行者

二、茶叶之路得以繁荣的直接贡献者

三、常家见证茶路的衰败

 第二节 独占鳌头——大盛魁商号

一、王相卿与大草原的茶叶贸易

二、大盛魁与茶业生意

 第三节 百年老店——长裕川茶庄

一、一个祁县商人的贩茶之旅

二、长裕川茶庄的“活字典”

三、百年老店长裕川的经营特点

第六章 流通南北 以商带产

 第一节 山西茶商的经营方式

一、茶叶的采购

二、茶叶的加工

三、茶叶的运输

四、茶叶的销售

 第二节 山西茶商的经营利润

一、茶商经营利润分析

二、茶商经营绩效的评价

三、茶商贸易的经济连锁效应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跋

第一节 名山秀水产名茶

名山秀水，高山云雾，素有“风景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正是我国著名的茶乡。这里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茶叶品种的大观园。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

一、武夷山景美茶更香

武夷山茶在我国茶叶发展史上，谱写了十分重要和光辉的一页。武夷茶在南北朝时，就以“晚甘侯”（茶名）著称于世，唐代成为士大夫上层贵族的馈赠佳品，宋元两代入贡朝廷，盛极一时。宋代的理学家朱熹非常嗜茶，曾写过著名的《咏武夷茶》。元大德六年（1302），就于九曲溪畔设置御茶园。明代罢造龙团，改蒸青团茶为炒青散茶，随后又改制三红七绿的乌龙茶，即现在所称之岩茶。因而，武夷岩茶始于明朝，盛于清代，17世纪远销西欧，蜚声四海。

武夷山有茶可能在唐朝时期或者更早，但武夷茶是继北苑茶而发展起来的。元朝大德六年，在武夷四曲处设置了“御茶园”，专制龙团贡茶。直到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罢造龙团改制散茶。明朝的武夷茶已代替了北苑茶，改变了加工工艺，成为品质优异的散茶，誉满天下。所以，元朝以后的福建贡茶以武夷茶为最多，约占全国贡额的1/4。五口通商后，武夷茶大量出口，促进了武夷茶的快速发展。武夷山位于福建与江西相邻的边界，产茶历史悠久，自蔡襄以后，山中所产的茶叶除寺僧供献游客外，主要作为贡品。元末明初罢贡之后仍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约在十六七世纪，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贵族阶层，已把饮用武夷茶作为集会宴客的一种高尚礼节，事后逐渐推广到各阶层的人们中去。茶叶成为欧美各国普遍的饮料之一，从而使我国茶叶外销不断增长。18世纪中期，就有学者把武夷茶定名为武夷变种Var.bohea，从此，武夷茶誉满全球，自那以后，西欧人还把茶称为“武夷”，并成为习俗。

中国的茶叶产于南方各省。输出茶叶必须首先组织茶源。晋商选择的茶叶产地，最初就在武夷山。武夷山位于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处，成东北——西南走向，北起仙霞岭，南至九连山，是赣江和闽江的分水岭，海拔平均1000米左右。过去，靠福建省的部分归崇安县管辖，素有“碧水丹山，珍水灵草”之誉。人们把它称作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从人文方面说，武夷山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历代咏武夷茶的诗文也给我们留下了武夷山翠绿茶田，茶农辛勤采摘的场景。

二、贩茶便利

晋商茶帮选择武夷山作为贩茶区，不仅是由于武夷山盛产茶叶，湖南与湖北其他茶区与武夷山的茶有同质性，在消费市场上消费者对几类茶的偏好也是相似的。首先选择武夷山作为贩茶区是因为当时清政府颁发照票时对其的疏漏。咸丰二年（1852）十月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联合上奏的《筹议闽省产茶各县，请就地给照征税，以杜偷漏》一折中提到：闽省贩茶，向不设立引照，征收课税，地方官无从稽查，难免偷漏营私。道光二十九年（1849）间，山西省盘获无引茶箱案内，经直隶省督臣讷尔经额以福建武夷山茶不科引课，商人往来贩运，官私莫辨，奏请明定章程，咨闽遵办。由此可见，咸丰年间的那项议定至少在咸丰二年并未付诸实施。因此可以推断出至早到咸丰二年，福建省的茶叶贸易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晋商不远千里去武夷山贩茶，正是由于在此处贩茶成本是相对较低的。

山西茶商的兴盛，将遥遥相隔的武夷山和恰克图紧密地联系起来。晋商贩茶并不是由于山西出产茶叶，而是其与广阔的茶叶消费区接壤。经恰克图出口供俄罗斯国内消费的茶叶大多来自福建省。福建的武夷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闽赣边境，成为福建通往内地的天然屏障。从事这一长途贩运贸易的商队以晋商最为著名。有史料记载,福建武夷茶，“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两，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另外，清代政府茶政执行松弛，贩茶商人较多，故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但国家又实行海禁，海路不畅通，武夷茶叶出口运输在陆路上则出现了因山西茶商、江西茶商曾在恰克图数度与俄商货物交换获得厚利，便沿信江抵武夷山下的河口（江西铅山县城），过武夷山分水关，来到闽北茶叶集散地——赤石，设栈收购，建庄制茶。每年采茶期一到，中国的茶商便从各个茶叶种植园主处购得上品的好茶，运到武夷山北边浙江省某地。这里早来了许多专营恰克图贸易的茶叶批发商，这些商人手中持有票引，每票允购运茶百斤。“清初茶市本在下梅，道光、咸丰年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盛时每日竹筏300（张），转运不绝。红茶、青茶向由山西茶客到县来采办，运往关外（恰克图）销售，一水可通，运费节省，故武夷（茶）之利，较从前不啻仅蓰。”西帮（山西、安徽、江西商人）运载茶叶、布匹等物到库伦和恰克图参加互市，一条自武夷山赤石至恰克图的陆地茶叶之路兴起，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沟通了国际商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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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消逝的风华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前，山西匼河西侯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原也因此成为大唐帝国的北都。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维、柳宗元、狄仁杰、河东裴氏……一个个镌刻在青史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太宗的铁骑踏过黄河，刘汉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盛极一时的河东文化似乎真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化名人匮乏，山西的文化凋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潮中，山西扬弃旧腐、推陈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变迁方式。17世纪以降，在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兴衰至为重要的因素。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利之辩中无法自拔时，被梁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发”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纵横捭阖五百余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凭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栉风沐雨，远渡重洋，北至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大阪、横滨、仁川，西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务涉及盐、茶、粮食、布匹、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创造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循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瀛，到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崴收集相关史料。大家无不为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金融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交易费用，但他们并没有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去，掩映在夕阳余晖中的是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还有那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错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票号柜台上眼镜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亮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号、镖局、会馆、家族、大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刘建生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图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出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相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张沛泓、杨文两位编辑在多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五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年来晋商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之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套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更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需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其研究的外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盐商、典商、票商、茶商、粮商等)、会馆、家族、教育、公司、建筑、经营、镖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基本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书作者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象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编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作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改，几易其稿，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达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语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伸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丰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苦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辑为使图书更加美观形象、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片，下了很大功夫，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本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和研究同仁的研究成果，但囿于体例和篇幅限制，不能全部一一标列，在此对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由于本丛书有的分册是师生合作编撰，其中在结构安排、行文内容等方面还有一些尚需斟酌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指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