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鸣
哪里的春天都没有阿尔卑斯山的春天这么美。冰雪刚刚消融，鲜花就已经四处绽放。刚出现几块没有雪的地面，圣诞蔷薇、蜂斗叶奇异的花蕾和藏红花柔弱的花萼就已经露出头来。
在雁群中，春天，这个爱的季节，也已经苏醒。此时，年轻的灰雁离开自己的家，部分是出于自愿，部分则是因为父母又要孵卵，不愿让成年的孩子留在身边。已经独立的年轻雄雁小心翼翼地走近他们心仪的女友，身体和脖子都摆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姿势。他们的脖子紧张地向前伸着，与此同时又向下弯着。
年轻雄雁常常要这样极为耐心地追求好几天，然后才开始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关系：向雌雁提议共唱胜利之歌。他伸长脖子向她走去，与此同时发出一种独特的嘎嘎声。在发出这个爱的宣言之前，雄雁往往会主动攻击某只身边的灰雁。目击者肯定会感觉到，他是想让爱慕的雌雁看看自己的勇气。
最初雌雁对这个爱的问候置之不理，因为雌雁还有些怕他。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就会逐渐克服胆怯，继而越来越有力地和雄雁一起鸣叫起来。如果这样，“订婚”就算结束了。没有什么戏剧性事件发生的话，这对灰雁伴侣会厮守一生。如果灰雁夫妻经历过一次巨大干扰，例如经过长时间分离或者在和别的灰雁进行过一场鏖战重新会合之后，我们尤其会见到这种问候仪式。他们的情绪越激动，鸣叫得就越响亮，因此奥斯卡·海因洛特（Oskar Heinroth）把这种鸣叫命名为“胜利之鸣”。
一般来说，灰雁夫妻会终生对对方保持忠诚。但我上面提到过的“戏剧性事件”却也偶尔发生，即一只雄雁或者一只雌雁尽管已经订婚甚至已经结婚了，却突然热烈地爱上了一个新伴侣。这种不忠行为之所以会发生，大多是因为二者在联姻时就已经有些不大对头，例如二者之一刚刚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挚爱，目前的伴侣只是个替代者。在我们对灰雁所进行的漫长观察中，只见过三次这样的情况：夫妻已经一起孵过卵并成功地抚育了幼雁，却又分手了。
奇怪的是，在其中的两次中，破坏夫妻关系的引诱者都是雄雁阿多。第一次的主角是两只由不同的养父母抚养长大的灰雁，雄雁雅诺司·弗洛里希和雌雁苏珊娜·伊丽莎白·布来特—我们基本上用他们的养父母的姓来给他们命名。他们一度结为伴侣，1973年还成功地完了孵卵。
雄雁阿多的年龄大得多，也非常强悍。在混乱的迁徙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失去了他的未婚妻，因为他们还没有一起孵过卵。雅诺司的身体比阿多弱得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不忠实的妻子苏珊娜·伊丽莎白在新生的爱情中飞到阿多身边。1975年，阿多和苏珊娜·伊丽莎白在阿尔姆湖上孵卵，这时，狐狸来了。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在巢穴里看到了苏珊娜·伊丽莎白的背影，悲痛的阿多无声地站在旁边。
灰雁的悲哀情形与人相仿。你不必告诉我，这是一种不可靠的拟人说法。的确，人们不能看到一只灰雁的灵魂，他们无法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用语言表达出来。同样，一个小孩子也做不到这一点，然而约翰·布尔贝（John Bowlby）在他著名的关于孩子的忧伤（Infant Grief）的论文中，以令人信服、震惊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孩子的悲哀会有多么深切。或许他们悲哀起来比成人更深切，更强烈，因为他们还无法在理性的思考中找到安慰。当主人外出旅行时，狗也会感到悲哀，就好像自己永远失去了主人一样。人不能对它说：“我下周回来。”所以当人不得不长时间离开狗时，就会对狗造成精神伤害，以至于当它们心爱的人回来时，它们也不会真正地高兴起来，常常要过几周时间才能恢复以前的活泼——如果它们真的会变得活泼起来的话。在情感方面，动物和人类比我们普遍预想的要相像得多。只有在理智上它们和我们有着天壤之别。我常常对业外人士以及在一次次讲座中说：动物比你想象的要笨得多，但在情感与情绪中，它们和我们的差距却比你预想的要小得多。
这也和我们对大脑不同部分的结构与功能的了解一致。人脑的理性控制在于前脑，而大脑的基底部分则负责情感与情绪。在这一点上，动物和人没什么太大区别。从解剖学来看，人与动物的大脑的巨大区别存在于前脑的结构中。
深层情感的客观生理特征，尤其是悲哀的标志，在动物，尤其是在狗和灰雁身上，几乎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悲哀的时候，植物性神经系统中交感神经的紧张程度会减轻，而副交感神经，尤其是迷走神经的紧张程度则会加强。这便导致中心神经系统的普遍兴奋性降低，肌肉失去张力，眼窝深陷，人、狗和灰雁都会耷拉着脑袋，没有食欲，对周围的一切刺激都感到无所谓。这使悲哀中的人和灰雁都非常容易“出事故”：人会出车祸，而灰雁则会撞到电线上或者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而成为猛禽的猎物。
P27-33
在序言中，我已经说过，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试图科学地叙述、连贯地介绍灰雁的生活，那应该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作品，一部较大型的专题著作的任务。我在这里所作的描述只是对西比勒·卡拉斯和克劳斯·卡拉斯拍摄的照片的解释，只是报告一下这些照片是如何产生的。这本书所包含的真正故事是由这些照片自己讲述的。那么这一故事的读者该是谁呢？我们又该相信谁，希望谁接受它并理解其中包含的信息呢？
今天，大自然对文明的人类中太大一部分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大多数人在曰常生活中只和没有生命的、人造的东西打交道，他们已经忘记该如何理解有生命的生物，如何和它们打交道，从而导致整个人类如此无情地摧残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然而与此同时，人类也生活在大自然中，靠大自然生活。重新建立人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联系是一个崇高而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一任务能否成功完成将最终决定人类是否会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一起走向毁灭。
人类整天工作，普遍身受“压力”之苦，很少喜欢阅读极具警告性、其正确性亦无可辩驳的书籍。而它们的作者则都在书中发出了警告的声音：拉赫尔·卡尔松(Rachel Carson)、阿尔杜斯·休克莱(Aldous Huxley)，迈都小组(Das Meadows' team)，《被掠夺一空的星球》(Ein Planet Wird Gepluenden，Gruhl)的作者格鲁尔和其他许多人。人们不想在下班后听劝人忏悔的布道，节约能源、少用汽油甚至减少浪费之类的敦促是不受欢迎的。遗憾的是，人向来就觉得被要求去做好事是个负担。只有在他疲倦的时候，他才容易接受美的东西。正如药剂师给苦药粒包上冰糖，我们或许也可以通过向他们介绍美的东西，唤起那些疏离自然、劳累过度的人对善、对保护有生命的大自然的认识。
我们相信，灰雁是最适合向城市居民中广大读者传递这一呼吁的信使。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多种动物中，只有一种动物的行为比灰雁更让人感兴趣——那就是狗。我父亲，一个狂热的爱狗者，对灰雁给予了高度认可。他说：“除了狗以外，灰雁是最适合和人类打交道的动物。”他所指的自然是所有野雁，我父亲只知道这一种灰雁。灰雁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与人有着大量惊人的相似之处。您不要以为我们这样做是错误地把动物“人格化”，我们非常彻底、非常系统地学习过不要这样做的道理。但出于论证充分的认知理论考虑，我们坚信，较高级的动物拥有主观经验，它们对欢乐和痛苦的体验和人类没有太大区别。当我旅行归来时，我的狗兴奋得无法控制。我还没下车，它们就来挠车门上的漆，然后几乎要把我的衣服从身上拽下来，我知道，它们为我的归来感到高兴，这和我见到一个好久没见的朋友没有太大区别。我再进一步说：如果谁虽然认识狗，也和狗一起生活过，却不曾体会狗的喜悦，那他一定不是一个正常人，我几乎怀疑他是否有能力体会周围人的感受。
或许这本书通过直观的图片(它们是真正的资料)能够让读者认识到，不仅我这里用作例证的狗——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它，而且还有别的生物也拥有高度发展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它们会高兴，会悲痛，会爱和依恋，也会长期保持真正的友谊。我们希望，这一认识能够呼唤有感情的人保护大自然和它的动物。 我绝对不会从道德角度去观察动物，把它们引为人的榜样，像伊索和拉·封丹所做的那样。“树上的乌鸦大师”总是让我感到生气，因为寓言里那个愚蠢的家伙会为了发出叫声而让奶酪掉下去，而真正的乌鸦是永远都不会这样做的。它舌头下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喉囊。当它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张开嘴时，可以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东西太大，它就用爪抓着。在我6岁必须背诗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这些了——今天我依然记得！
动物没有负责任的道德。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然的兴趣，绝不是因为它们预见到了它们的行为可能会伤害它们的家庭和群体。它们的自然兴趣生来就使它们常常做好事(除了极为罕见的例外)，也会让它们有一种颇有预见性的责任感。它们不需要负责任的道德，因为在它们的自然生存空间中，自然兴趣总是建议它们去做正确的事情。在我们人类身上，这种自然兴趣也起着不少这样的作用！例如，责任的考虑使许多文明人不能像自然兴趣告诉他们的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当他们可爱的时候，无所拘束地拥抱亲吻他们，当他们的确很讨厌，就是爱他们的父母也会想轻轻给他们一个耳光时，就真的那么去做。这里我还根本没谈到那些所谓反权威教育的犯罪一样的胡言乱语呢。另外一个问题(这里负责任的道德也向我们文明人做出了错误建议)便是我们的工作速度。勤奋肯定是美德，这就像懒惰就是恶习一样确定无疑，但如果负责任的道德要求我们做超出能力的工作，而不顾我们的健康时，这种勤奋就像其他任何过度行为一样变成了有害的恶习。
灰雁能够以拉·封丹的方式教会人类：如何放松自己，如何休息。我已经说过，小雁的休息和入睡声音是最美、最有效的催眠曲，这一点我很清楚。这种野乌的睡眠很轻，它们警觉的感官也非常清醒，尤其是它们灵敏的听觉，就是在沉睡中也一样。尽管如此，它们仍能完全放松地入睡，而人类大多只有在孩提时代能够这样。让这些形象地展示这一切的图片来为本书画上一个句号吧！
这不是一本学术性的书。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喜欢观察动物的生活。这一解释虽然完全正确，但并不仅仅适用于这一本书，因为我写的每一部科学作品都出于这份喜爱。只有直接的、没有任何假设的观察，才能向科学家展示全新的意外的发现。
实验者在实验室里向大自然提出的问题，总是以他想证实或反驳的一个推测为前提，而这一推测总是源自此前的一个观察。换句话说，源自人类的感官和神经系统的非理性认知结果，因为它们是靠感知的数据形成知觉的。如果一位科学家自认为了解人类能向大自然提出的所有问题，那他就是把人类的智慧估计得太高了。如果一位研究者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与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毫无接触，那么他在
工作中所设想出的问题就很容易偏离事物真正的本质东西，即便他搞出一些名堂，也是微不足道的。倘若是这样，尽管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方法上也极好地考虑到了所有细节，他们的实验也绝不会找到解释问题的关键。不过，完全沉浸在此类实验中的研究者是无法认识到这一点的。
当我在阿尔姆河的石子滩上，坐在我的灰雁中间，或者当我在阿尔腾贝格（Altenberg）的家里，坐在我的大热带鱼缸前时，不出几个小时，我就会看到某些让我完全感到意外的东西，那是我无法解释的。不仅如此，动物还向我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待进一步观察，而且常常需要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我们所做的实验不比其他学派做得少，但是我们只研究我们在对动物的观察中，而且尽可能是在它们的自然环境中发现的问题。
单纯简单的观察是动物行为学研究的基础。正如对身体形状的描述是比较形态学和解剖学的基础一样，对行为方式的描述性解释也是比较动物生态学或者动物行为学的基础。任何描述性研究，不管其对象是有机体的立体形状，还是生物的运动形态，我们的感觉都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一感觉过程则是纯粹的认知过程，是我们全部认识的基础。但是因为这一过程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层面，也是在自我观察无法达及的层面里进行，思维过程太过理性的研究者都不相信它，而且他们也不愿意相信，就连他们自己的假设也是由它决定的。
今天对所有描述性科学的蔑视如此广泛流行，是因为有些人近于宗教信仰一样地否认知觉是科学认识的源泉。或许某些科学家之所以认为对知觉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毫无价值”，是因为他们觉得知觉很可疑，因为与知觉密不可分的是对美的感受。有人认为，只有灰暗无聊的东西才是“科学的”，这完全是个错误的认识，遗憾的是，它却很流行。在那些真正获得巨大成就的生物学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不是为其研究对象的美所吸引而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而那些动物行为学家，我敢断言，绝对没有一人不是这样的！特别的观察天赋是和知觉天赋完全一致的，因此也完全无法将其与对生物的美的强烈敏感性分割开来。
吸引我们的是所有生物所体现出来的和谐。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就完全是不科学的，而且简直是在说谎。如果我们极其客观地描述一种动物或者植物的图片都没有再现生物的美，那么它们就在关键问题上偏离了真理。当然，如果我们对一块骨头、一只鱼鳍或者一只鸟的翅膀形状进行描述或者描摹，我们的目的也并不在于表达该形体的美；我们不可因为照顾纯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就对真实的情形有丝毫的偏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忽略表现真实中的美，我们的描述或描摹也是不完全符合真实情况的。
有机体的美在最客观的描绘中也显得令人信服，这一描绘不是由与情感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的知觉完成，而是由一个的确没有感情的技术绘画来实现，光是它的名字似乎就为客观性作出了保证，那就是照相机的物镜。在另外两种了不起的光学仪器，即显微镜和天文望远镜上，载有图像的光束经过所谓的目镜（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离眼睛最近）从另一端出去。根据类比法，我们几乎可以把目镜称为“主观镜”，因为从中出来的光束必须先通过人眼形成图像，使这幅图像在人体内部，在视网膜上被勾画出来。在照相机里，与物镜相对的是同样客观记录的感光层，而感光层上形成的图像则完全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即便人眼看不到它，它也该是同样真实的。
照相机成了无数追求客观的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对比较生态学来说，它比其他任何工具都更加不可或缺。其他描述性科学研究在想记录、证明他们的知识时，还可以不用照片：比较形态学可以测量、记录尺寸和角度；比较解剖学则可以利用保存下来的标本作为客观证明；而比较生态学则不仅要描述、记录，尤其还要让人辨认出运动的过程。因此要想做客观记录，只能使用相机和摄影机两种工具——如果我们暂且不提录音带的话，现在它也越来越重要了。
比较生态学研究者必须会拍照、摄像，其理由和比较解剖学研究者要会保存标本和解剖技术，组织发生学研究者要会染色、用显微切片机进行切割的技术一样。我的所有学生都远比我擅长拍照，即便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像卡拉斯夫妻那么出色，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像西比勒·卡拉斯（SybilleKalas）那样不知疲倦地把一架沉重的相机挂在脖子上。无论她在哪里，相机都和她形影不离。从纯理论上来讲，要记录行为方式应该优先选用摄像机，但从实际情况来讲，动物行为学者在日常工作中用照相机也能完成同样的任务，前提是拍照者要准确知道，为进行更准确地分析应该选取哪些运动阶段，而且相机要能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完成拍照。摄像工作不能这样随机地、毫无准备地进行，尤其是不能用最小的16mm摄像机以随时拍照的状态追随动物，而用照相机就可以。
为了纯科学研究的目的，西比勒·卡拉斯拍了无数张灰雁照片。在拍照时，她所想的并不是主题的美、艺术的视角和画家的光线问题，而只是想准确记录并再现灰雁在那一瞬间的行为。你看，这些照片展示了美。大自然是美的，它不需要添加任何艺术作料就是美的。
本书中所采用的照片没有一幅是专为此书而拍摄的。但在阿尔姆山谷漫长的冬夜里，当我们考虑如何对这些照片进行科学利用时，我们一次次为它们的美而感到喜悦，在放幻灯片时，我们再次回味了拍照时的美丽时光。根据照片的时间顺序，我们自然而然地对我们和灰雁一起度过的一年四季进行了简要记述，对每一张照片我们都有自己的评论和回忆。即便主旨是进行科学讨论，我们还是忍不住会想，就是非科学工作者也会觉得这些照片是美丽而有趣啊！于是我就计划写这本书了，最终使之成为现实的是斯多克（Stock）出版社的一个建议。
前面已经说过，这本书不是学术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们科研工作的一个副产品。这一事实充分体现大自然中不加粉饰的客观存在是多么美好。
最后还有一点：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这本书就已几近完成，这些照片已在所有细节上为我作好了安排。在19世纪与20世纪更迭之时，一位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德国诗人弗里茨·奥斯蒂尼为画家汉斯·珀拉创作的一本非常迷人的童话故事书配上了文字：“这里作画的是诗人，写童话的是画家。”这句话用于本书也正是恰如其分。
康拉德·洛伦茨
《灰雁的四季》简介：康拉德·洛伦茨从青年时代起就对灰雁特别感兴趣。为观察灰雁的生活及行为方式，他和两位同事，西比勒·卡拉斯和克劳斯·卡拉斯夫妇一起在位于上奥地利格吕瑙的阿尔姆山谷中直接和灰雁生活在一起。卡拉斯夫妇用144幅彩色照片记载了灰雁在自然环境中的家庭与社会生活。《灰雁的四季》作者康拉德·洛伦茨则用生动的语言为欣赏这些照片的人讲述了照片营后的故事。
卡拉斯夫妇用147幅彩色照片记载了灰雁在自然环境中的家庭与社会生活。《灰雁的四季》作者康拉德·洛伦茨则用生动的语言为欣赏这些照片的人讲述了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他们眼里，它们是一群可爱的孩子，是感情丰富的人。它们像人一样重视自己的家庭，珍视亲情。它们也像人一样有自己的痛苦和快乐，对未知世界的追求和对故土亲人的依恋。它们也有真挚忠实的相爱，有失意的放纵，热烈的追求，悲哀的失去，嫉妒的争斗，无怨无悔的追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