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6～1928）原名汤生，号汉濱读易者。生于南洋，自幼学于欧洲，获得多种学位。归国后，一生主要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把我国儒家典籍《论语》、《中庸》译为英文。英文著作有《尊王篇》、《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汉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幕府纪闻》，是一位对西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国学家。孔庆茂编著的《辜鸿铭评传》是国内第一本草氏评传，观点新颖独到、分析透彻深刻、语言生动流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孔庆茂编著的《辜鸿铭评传》以辜鸿铭一生中的学术活动为中心线索，比较全面客观地揭示了他的学术发展道路、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本书观点新颖独到、分析透彻深刻、语言生动流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言

英文提要

引言 时代·气质·学术

第1章 西方社会里的混血儿

 1.1 中华流浪儿

 1.2 时代与背景

 1.3 反现代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2章 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

 2.1 回归东方——马建忠改变了他的一生

 2.2 儒学文化的新认识

 2.3 对西化思潮的忠告

第3章 尊王之旨——辜鸿铭的反洋教思想

 3.1 东西文化冲突与反洋教运动

 3.2 江南五省独立及攘外思想

 3.3 尊王之旨与愚忠之心

 3.4 日俄战争的道德意义

第4章 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4.1 中国经典走向世界

 4.2 世界的危机及中国国民的精神

 4.3 “中国学”的批评

第5章 最后的希望与幻灭

 5.1 声誉日高 路途越穷

 5.2 挽救旧传统的最后抗争

 5.3 日本讲学，独向东瀛招迷魂

结束语

附录一 辜鸿铭学术年表

附录二 参考文献

后记

身处东南沿海的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在其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今日之以广途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若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其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提出要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的各种科学技术。冯桂芬比魏源更进步之处是第一次具体明白地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性。他觉得不但军事方面，在内政等多方面中国都不如西方，“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改革社会的思想，但是已朦胧地感到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政治制度等实际的改革内容。冯桂芬承上启下，影响到洋务派与改良派。洋务运动只是吸收了他思想中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武器而已，他们对真正的中国内政改革并不关心。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却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中许多年青人被派出国外留学，他们亲自接触到资本主义的富强，深切感到西方社会政治学术上的长处，探讨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的深层原因。他们已不满足于洋务运动单纯学习军事、科技的内容，也不满足于以封建官僚体系和制度来办近代企业。看来，中国富强自立还需另找出路，就提出了更进一步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资本主义改良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经萌芽。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就是突出的代表。

王韬、马建忠、薛福成是近代最初的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看到洋务运动中的不足，提出发展工商业的要求。如被李鸿章派出国学习的马建忠，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说：“以知近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齐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

他们看到西方列强正是以商品资本输出的经济侵略来掠夺中国的，坚船利舰都不能抵挡住这种经济上的侵略。只有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是应走的富强之路。围绕着国家应如何保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核心问题，他们提出许多改革主张，从兴办工业到国家预算，从交通运输到厚俸养廉，触及一系列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各方面的具体经济问题。如马建忠、陈炽、何启、胡礼垣要求增加外国商品关税，收回海关自主权。薛福成力阻李鸿章任命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等都表现了这种爱国要求。为了发展工商业，与之有关的矿务业、交通运输业都要大力发展。这种重商的思想打破了中国传统重农轻商的观念。薛福成说：“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有开物成务之命脉……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西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这种商业至上思想的资本主义观念赋予向西方学习的更加充实的内容。

但是封建社会的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所谓的官督商办，实质上是加在资本主义经济上的沉重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镣铐。官办企业是“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对商办企业也是不断压制、阻挠、控制，民族工商业得不到什么真正的保护。中国的工商业者希望自己能够有干预政治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19世纪80年代的郑观应、陈炽等思想家替他们说出了其愿望。郑观应、陈炽一方面要求工商业应“不由官办，专由商办”，“全由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以摆脱官府的种种束缚。另—方面强调立“商部”、定“商律”，从政治和法律上保障“商”的权利。这也就接触到议院的问题。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介绍进来，大加赞扬，成为救亡之道与富强之本。比如“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议院为欧洲近二百年振兴根本……议院为其国国政之所在，即其国国本之所在”；“泰西议院，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莫善于此”；“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制治固有本也”。何启、胡礼垣是最突出的代表：“民心之不服，由于政令不平，今既使民自议其政，自成其令……何不服之有？”“商贾中有品行方刚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为议员……以办公事。”“新政之行，必设议院，而议员俱由民公举者，诚以成大事必用巨资，用巨资必行借贷，而借贷之财出于民，民之听信唯议员也。”“今之法令宜若何，俱由议员订定，将来法令若有再改，亦经议员商酌，是议员已采政令之实矣。而行此政令，其责在君，君则命官以治焉。”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概括说：“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P3－5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书稿完成，照例要写—篇后记。一年来的伏案写作告一段落，应当说是如释重负了，但我心里似乎并无这种轻松之感。有关此书的一些题外话还要再饶舌几句，对读者有个交代。

辜鸿铭其人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始终未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他对中国丈化走向世界的杰出贡献被其守旧的态度和遗老的外表所掩盖。他的重要著作都以英文为之或在外国发表，其读者只是西方人士或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中国人中真正读过他英文原著的只是极少数。这是辜鸿铭难以被人理解的一个原因。其次，从孔夫子以来的“从众”习气，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和风尚，往往决定了个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可怕事实，只允许顺潮流、赶时尚，而容不得别人进忠告、提意见，不论是非曲直，也不管动机如何，一有逆众之言，概以守旧视之。如辜鸿铭者，他的保守、复辟言行固然不足为训，需要批判，但他的爱国热情是不是可敬？他的忠告有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文化的贡献该不该泯灭？我们总该作一些理性的分析吧。道理上讲应该，而事实上常没有。百家争鸣，自然不是一家独尊。先秦时的诸子百家，不论儒道墨法，我们已能心平气和地是其是而非其非；对近代的诸子百家，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做到。我选择辜鸿铭并为之立传，就是基于这样认识上的尝试。当时，曾有不少好心的朋友，劝我不必浪费精力与笔墨于这样一个顽固派身上，我坚持了我的看法。但在写作时的评价上却颇费一番思量，我采用西方学术界通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把辜氏作为一个形成于西方而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论述。我担心的是“保守”一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极容易变为顽固、守旧－甚至反动的同义语，这是几十年来我们习惯的心理定势，其实在文化学术意义上是无所谓褒贬的。这本书在对辜氏的评价以及所牵涉的许多方面，都提出我自己的管见，有些地方与前哲时贤持论颇异，非故求新奇，实不敢苟同而已。那么这本书对辜氏的研究是否做到了是其是而非其非呢？虽然我努力为之，但究竟如何，还要等待读者的批评。

陈关林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此书的写作。陈先生是明清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又是传记文学名家，在本书的总体布局和观点上，都予以指导，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大部分我在文中已吸收，有的地方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陈老师不以为忤，反而热情鼓励，这种学术上的宽容与奖掖，永远值得铭感。著名学者吴奔星先生近十年来对我的学习研究给予了很多指导，这次又托人在港台代我查阅资料，远在广州的李稚甫老先生，在医院病榻上犹来函十多封，解答有关问题，钟陵师也多方面予以关心，师长的大力鼓励关心，岂一谢字所能表达！

为辜氏立传的难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要作品多以英文写成。他的单篇论文全是用英语直接发表在英、美、日等国报刊上，时隔百年左右，检阅殊非易事，我曾托人在港、台地区和日本各地查寻，所得有限。因此，此书中辜氏有关单篇文章仍有不少遗漏。而且，辜氏所有的英文著作（也包括一些日文论著），全未有中译本，需要我自己翻译过来。辜氏的外文极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令人叫绝，但翻译却非常困难，我的拙译得到吴亦东、李玉进、李忆陶诸先生的帮助或修订，谨致谢忱。

书稿写作过程中，钱宏先生多次来函来电，提出不少修改意见，为此书增色不少。当然，由于我的学识浅陋，闻见不广，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期待得到读者、专家的批评指正。

最后，谨以此书奉献给先父捷甫公，以报答二十余年的养育之恩。

孔庆茂

1994年11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