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

程维荣编著的《拓跋宏评传》通过对拓跋宏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拓跋宏评传》由程维荣编著。

北魏是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由鲜卑拓跋部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魏孝文帝拓跋宏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继承儒家传统，提出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思想，并且领导了太和年间的改革运动，推动了拓跋部的汉化。《拓跋宏评传》着重论述当时的社会背景、拔跋宏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的渊源、形成、主要内容与影响，进而揭示太和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代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若干规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引言

第一章　时代与早年经历

　第一节　鲜卑拓跋部的崛起

　第二节　动荡的社会环境

　第三节　剧烈的文化冲突

　第四节　从出生到即位

第二章　成长与亲政

　第一节　文明太后冯氏

　第二节　“事钟文业”，“欲罢不能”

　第三节　皇后与嫔妃

　第四节　亲政的开始

第三章　拓跋宏改革思想渊源

　第一节　“神运兆中，皇居阐洛”的正统观

　第二节　“前车之辙，得不慎乎”的德治观

　第三节　“厘革时弊，稽古复礼”的礼教观

　第四节　禁断图谶、裁抑佛道的哲学观

第四章　行均田与经济改革思想

　第一节　经济改革背景

　第二节　经济改革方案

　第三节　经济改革思想

　第四节　经济改革实践

第五章　慎刑狱与法制改革思想

　第一节　“润饰辞旨，刊定轻重”

　第二节　“删除繁酷”，“惟刑之恤”　

　第三节　“示之以礼”，“贻法后昆”

第六章　迁都之争

　第一节　迁都的依据

　第二节　迁都的实施

　第三节　迁都后的平叛

　第四节　北魏新都洛阳城

第七章　定姓族与政治改革思想

　第一节　“置官班禄”，惩腐肃贪

　第二节　改革官爵，“人守其职”

　第三节　“班镜九充，清一朝轨”

　第四节　“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

　第五节　“存劝两修，恩法并举”

第八章　变语言与文化改革思想

　第一节　变语言

　第二节　革服饰

　第三节　联婚姻

　第四节　定祭礼

第九章　南征始末

　第一节　缘由与出征

　第二节　去世前后

第十章　结语

附录　拓跋宏年表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三、《高祖纪下》谓：“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皇帝亲自起草诏令，当然是其主持政事的更有力的证据。

其实，细绎原文，《皇后列传》中那段话的意思，是说孝文帝凡事都请示太后，太后处理有些事情则可以不关照皇帝。然而太后所“决之俄顷”并且“多有不关高祖”诸事，是指“生杀赏罚”之类。而其他凡“事无巨细”者，只是说孝文帝皆禀于太后，并没有说他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欲参决”并不等于客观上没有参与。根据《魏书》所载，当时受文明太后宠信的大臣，一般与孝文帝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太后的“决之俄顷”是有限度的，而且上面引用的这一段话并没有指出具体年限。我们很难由此得出直到太和十四年，改革大计都由太后决断，孝文帝只是唯太后意志是从、没有独立的思想的结论。

就太和年间的诸项改革措施以及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在其中的作用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年代较早的宽法弛刑、澄清吏治，主要由太后拍板；第二种是稍迟的整顿临民之政（如实施均田、租调和三长制），由太后与孝文帝共同批准；第三种是迁都并推行拓跋部的汉化，由孝文帝独立决定。纵观太和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孝文帝是否已经起主导作用的分水岭，就在第二个类型（阶段）中的太和十年。这一年，20岁的孝文帝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统治者、改革的实际主持人。只不过由于太后未曾宣布“罢令不听朝政”，孝文帝在形式上没有“亲政”、或者说有些事情还必须禀告太后而已。至于孝文帝在太和十年以前一段时期的言论和活动，例如《魏书》卷一——所载“高祖驭宇，留心刑法”，太和三年（479年）“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之类，虽然他本人不起主要作用，同样是研究孝文帝其人的重要资料。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癸丑（18日），49岁的太后因病去世了。这在整个北魏朝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孝文帝的脑海里涌现出往日的一幕幕：太后对自己悉心抚育，谆谆教诲；太后带着自己游方山、幸灵泉、祭天地、祀祖先、召群臣、决万机……他不觉“哭三日不绝声，勺饮不人口者七日”。经过中部曹杨椿等大臣劝谏，孝文帝才每餐进一点很少的粥，“所御三食，不满半溢（镒）”。

太后生前早已预造好陵墓，只要略加修整，即可下葬。她又留有“终制”，要求从速下葬，葬仪从简。但孝文帝连日替太后守灵，“哀毁过礼”，“昼夜不释经带”，并未提起此事。安定王拓跋休、齐郡王拓跋简等率百僚上表，说“山陵将就，请展安兆域，以备奉终之礼”，提醒孝文帝按照汉魏以来成式和太后终制举行葬礼。他们看到皇帝不忍心立即下葬太后，又提出应该替社稷百姓着想，节哀从事：“理贵随时，义存百姓，是以君毙而即位”，“逾月而即葬”。孝文帝回答：“自遭祸罚，慌（恍）惚如昨，奉侍梓宫，犹悌舅髯（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表示自己极度悲哀，于心不忍。

在群臣们的再三恳求下，孝文帝终于表示“山陵可依典册”，同意入葬了。在十月癸酉（9日），即太后死去第20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哀毁骨立”的孝文帝穿着丧服和草鞋，拄着拐杖，率领文武百官，在御林军的护卫下，陪伴太后梓宫（棺木），从平城皇宫出发，步行到方山。在肃穆的气氛中，“奉诀陵隧”，将梓宫人葬永固陵。陵墓四周，每边长六十步，规模相当宏伟；墓室内，每边长二丈。室内不设置素帐、缦茵、瓷瓦之类的明器，简朴庄重。孝文帝认为这样的规制，既遵从太后遗嘱，又有一些变化。由于“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不能渎犯，所以严格遵守太后终制，布置十分朴素；而“其余外事，有所不从”，规模较为壮观，以宣泄自己的痛慕之情。

太后葬礼虽毕，事情却远没有结束。皇帝不但频繁地前往方山谒永固陵，而且干脆在陵旁搭建草庐住下，为太后守陵。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身着缭服（麻布丧服）回到太和殿引见群僚百官。他宣布要这样做三年。

群臣暗暗着急，他们连续不断地上表，援引前代史例、现实需要以及太后终制，恳求皇帝尽早释服从吉，主持大政。

孝文帝对此不予理会。一次，君臣身着绫麻相见于太和殿。“哭拜尽哀”后，孝文帝说，想起太后的事，不免“五内崩摧”，面对众臣上奏，“倍增号哽”；自己“朝夕食粥，粗亦支任”。如果“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损，丧纪圮坏者，深可痛恨”。高闾等人反复上言，指出前代所谓天子三年之丧从来没有真正实施，北魏建国以来“因而无改”，“无异前式”。因此，“愿暂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册遗令，奉行前式，无失旧典”。  、

孝文帝回答，自己所以不采纳众议，是出于缅怀太后恩德，“情不能忍故也”。即使引用前朝史实，也不足以说服自己。同时他又表示：“今仰奉册令，俯顺群心，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这就是说，他准备穿缭麻、理朝政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孝文帝说，如此，既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又不违悖太后生前教诲和群臣恳求。

一些大臣并不赞成这个办法。高闾等人指出，皇帝身穿缭麻在宫殿上接见群臣，处理朝政，吉凶相混，太不像个样子。而且臣下是否继续穿缭麻呢？如果穿，有碍公务；如果不穿，单让皇帝一个人披麻戴孝，也有背为臣之义。

P75-78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本书的写作历经几个寒暑。我试图大致上勾勒出北魏的社会状况、太和改革运动以及拓跋宏思想的全貌。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得到匡老领导下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副主编卞孝萱教授，以及审稿人胡阿祥先生和编辑杨金荣先生、责任编辑王月清先生，都反复审阅了书稿，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姚大力教授，“中心”的陈效鸿、周群先生，华东政法学院的陆锦碧教授等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对本书存在的问题恳请读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