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入本书的25篇文章，都是作者读书和藏书所感。内容大部分围绕历史地理学，涉及古文献研究、地理学史、历史地图诸方面，少数谈购书、藏书、读书、佚籍、版本、校订等，如作者之治史随笔。文风平实，重在读书得间，论事谈史，追溯源流，概述演变，史识别有洞见。作者读书心细，思维严密，善于从很浅显的史料和极细微的信息里发掘背后的复杂往事，玄妙之处令人击节、叹服。

这是作者关于读书与藏书的第四本文集。编入本书的25篇文章，都是作者读书和藏书所感。是一年来的新作，也有一部分过去发表的东西。除了谈藏书与读书的心得和感想之外，里面有几篇文章，是应人之邀所撰书序，另外还有几篇书评。

全书文风平实，重在读书得间，论事谈史，追溯源流，概述演变，史识别有洞见。作者读书心细，思维严密，善于从很浅显的史料和极细微的信息里发掘背后的复杂往事，玄妙之处令人击节、叹服。

自序

念书买书

 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谭其骧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

 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品书评书

 默窒求深，备其宣导

 聚遗刻以还正史传

 从诉于九州河山

 旧京新黄图

 徐松身后之东西两京里坊

 探索者的足迹

 去欧罗巴看震旦图

 沿革也要传承

 识往古兵略于聚米图经

 华夷交争之世的草莽英雄

说书论书

 中国人文地理的传统

 知闻地中海

 也说“匆匆不暇草书”

 由国朝到宫室再到里坊

 子虚乌有的金刻本《旧五代史》

 东莱考史例说

 明刻本《广游志》

 清后期的历史地图

 清代城镇街头的公众文字信息

 跋绍良先生旧藏无著盒辑校《草窗词》

 《全唐诗》补遗

后记

从事古代文史研究的人，免不了要使用影印的古籍。对看影印本，有些学人很是憎恶，甚至觉得有一种受刑般的痛楚感觉，以为这都是出版社偷懒图省事所致，我就亲耳听到有人愤愤地发过这样的议论，讲话者是一位在社会大众中颇有名气的大学历史学教授。

做古代文史研究而不愿阅读影印本，这当然与古代基本典籍大多已经用新式标点方法重新整理印行有密切关系。看这种整理点校的古籍，只要是繁体竖排，一般是要比阅读影印本更为便利，尤以标出专名号者最显轻省，但原版影印也自有排印本比不了的好处。一是雕版印刷的古书，字号明显大于排印本，若能按照原大复制，或者在制版时并不过分缩小原书尺寸，版面即较新式排印本更为醒目，便于查阅；特别是古籍中的双行夹注形式，主次分明，极为便利读者。而建国以来整理印行的古籍，大多因嫌排版费工费时，弃而未用。这是中国书籍印刷史上最为匪夷所思的大倒退，只有阅读影印旧本，才能够弥补它所造成的缺憾。二是重新整理自然会做出有益的校勘，但同时也失去了旧本固有的面目，深入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还需要回过头去查阅古本，点校整理即使再精良，也无法取代古刻原本；况且真正富有学识和学术责任感、足以令人信赖的校勘者其实并不很多，因此，阅读影印原本往往可以得到比新近点校本更为可靠的学术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讲，有些重要古籍，甚至只能影印流通而绝对不宜标点排印。譬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的王国维撰著《水经注校》，本来是王国维为进一步深入考订《水经注》文字所做会聚众多郦注旧本于一书的基础资料性工作，若能依据原书影印出版，将为研究《水经注》提供极大便利，功德无量，可不知是出于主事者的庸陋无知还是另有其他什么不可言状的隐衷，却是采用了标点排印的方式，使得此书的文献价值，大受减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而已。

从另一角度看，重新标点校勘古籍的目的，是为了给学术研究提供更为完善的史料，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要形成更为接近作者原貌的版本。然而，很多现存史籍的传世版本，其实并不复杂，往往作者手定的原刻本尚且完好存在，其余诸本只是简单的重刻翻印而已。像这类书籍，大多没有必要赘加点校不可。数十年来，中国大陆印行古代典籍，校勘能力和水平确实举世难有其比，但不必要地“过度校勘”的倾向，也同样日益严重，值得学界注意。其间缘由，既有认知上的误区，也有其他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学术圈子里的人大多心知肚明，没有必要多说闲话。与此相对应，又确有某些特别需要标点排印的重要典籍，例如宋代官修《国朝会要》的清人辑本亦即所谓《宋会要辑稿》和明末顾炎武撰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两部著述，由于原本手书字迹缭乱，今中华书局印行的《宋会要辑稿》和《四部丛刊》当中收录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影印本缩印后愈加模糊，并且这两部书都还没有正式编录定稿，有不少地方前后次序仍需调整。像这样学术界亟须重加点校编排的印本，却由于耗时费工任务繁重，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愿意承当其事。

某些学者不喜欢影印本古籍，是相对于点校排印本而言，所说影印本也是指或硬皮或纸皮的新式洋装本，不是指旧式线装；而且人们相互比较评议所针对的对象，也主要是指阅读使用上的利弊优劣，并不涉及书籍的购藏问题。

从购书的角度看，旧式线装影印本的价格要大大高于普通排印本，仅仅作为研究资料来用，学者个人购置，显得过于奢侈。除非特别需要，大多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恐怕不愿意为此破费。地道的藏书家买书，其着眼点则与学者有很大差别，与价格相比，他们更注重书籍的版本价值。同洋装本书籍相比，线装影印本大多堪称豪华奢侈品；可若放在古代刻本、活字本当中，现代影印本书籍的版本价值，大多终究不值一提。尽管有些印制精美的影印本，时下在古旧书市场上也能卖出很好的价钱，但它毕竟不会受到正宗藏书家的青睐，只是一种很边缘的收藏品种。

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刚刚开始试探着购藏一些古刻旧本的时候，除了也在琉璃厂古旧书市上拣便宜买一些降价抛售的新印古籍之外，对书店里正常出售的影印本旧书是毫不在意的，只是一味梦想能有机会捡漏儿，得到一两部有名的清代刻本，或是人所未知的孤本秘籍。后来开始留意过去影印的古籍，完全是受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点拨影响。黄永年先生购藏古籍，既不同于大多数根本不讲求版本的文史学者，又不同于单纯视书籍为古玩的藏书家，而是兼顾古籍的学术内容与印制装帧形式。正是因为从这种比较独特的视角出发，黄永年先生才注意收集旧时影印的一些重要学术著作。

黄永年先生指点我买下的第一部影印线装古籍，是民国时期的大藏书家傅增湘在1935年以“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名义印行的宋监本单疏《周易正义》。永年师当日指点说，此书底本不仅存有宋人刊刻群经注疏的早期形式，其文字内容于通行经疏亦多有勘正，而且傅氏系邮送日本，委托彼国书商，选集良工，用珂罗版精心印刷装帧，特别是所用上好日本皮纸，极富韧性，浅淡的古色亦精雅宜人，殊堪把玩。据云当时仅刷印百部，时至今日，其收藏价值应当不在寻常明清刻本之下。

中国早期的影印技术，直接受日本的影响，当时日本影印本的精良程度明显优胜于中国，这很容易理解；不过，直到今天，中国影印复制古籍的质量，大多依然低劣不堪，甚至有的印本在某些方面比过去还要粗糙，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费解了。依我看，除了缺乏敬业和负责精神以及与复制古籍相应的文化修养，好像找不到其他更为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我后来买到的几部对学者来说略有几分收藏价值并且值得在此一谈的影印本古籍，大多和这部《周易正义》一样，也是日本国过去的印本。P41-44

这是我关于读书与藏书的第四本文集。寒往暑来，又是一年过去。去年的今天，编辑好上一本文集的时候，我在序言里讲，恐怕至死也不会停止搜集和品味心爱的书籍。再转过一岁，就要进入孔夫子所说知天命之年，已经清晰触及生命旅途的一大界限，看人，看世界，都有了不同的感觉，想尽可能减除一些桎梏和负担。阅读和品味书籍，一时还很难割舍；但在这一年里，却是很干脆地超离了对搜求旧书的耽溺。

汇编在这里的文章，大多是一年来的新作，也有一部分过去发表的东西。除了谈藏书与读书的心得和感想之外，里面有几篇文章，是应人之邀所撰书序，另外还有几篇书评。收入这些文章，是因为文中写有我对相关文献或学术问题的看法，而不只是出于应酬的浮泛空话。

清代学者彭兆荪，在一首警醒自己不要随俗刊刻诗集的诗里曾经写道：“不求元晏先生序，不要东林佛院交，只与同心二三子，一灯风雨省传抄。”前贤自我约束如此，吾辈动辄灾梨祸枣，实在惭愧。不过，如同甘亭先生在同一组诗里所说：“一检缃囊一搔首，过来无限好华年。”扭头回望在风雨青灯中流逝的年华，不拘贤愚，都难免心生感慨。编成这本文集，主要是想清理这一年的读书生活，重看一眼度过的日子。还不知道是否有出版社来印它，但这并不重要。

2008年6月9日记

衷心感谢三联书店接受出版这部文集；特别要感谢朱竟梅女士，花费很多心力使它能够印制成册，帮助我留下一份凝固的记忆，同时也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孔夫子把人的资质分作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和困而不学四等。生而知之是圣贤的天资，学而知之则应属大师的禀赋，这是因为孔安国解释“困而学之”的“困”是“有所不通”，读书知理而绝没有什么“不通”的窒碍，自然非大师莫属。我资质驽钝，做不来自成一家体系的大学问，又不甘心混迹于“困而不学”之流，故随心所欲，胡乱读书多年；动笔写文章，只是尝试对自己有所不通的地方做出一些解释，或是谈一谈粗浅的认识和感想。所以，这部文集就以“困学书城”来作书名。

收在这里的文章，大多做过不同程度的增补润色，特别是为适应本书的形式，更换了许多篇名，但基本内容和观点并没有改动。假若有人引述，文字请以此为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配书影，除《跋绍良先生旧藏无著盒辑校<草窗词>》一文之外，均摄自本人藏书。因为没有什么像样的收藏，版本固不足称道，唯尽量使其内容与文字相匹配，或许对文字叙述能够有所丰富，同时也可以使版面不至于过分呆板。

近年我还写过两篇研究版刻史的专题论文，字数稍多，没有收录在这本文集里，是因为对中国版刻史上其他一些重要问题还另有想法，计划陆续再撰写几篇文章，等将来积累到足够篇幅时，汇编成一本中国印刷史文集。

2009年3月26日作者自记

孔夫子把人的资质分作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和困而不学四等。生而知之是圣贤的天资，学而知之则应属大师的禀赋，这是因为孔安国解释“困而学之”的“困”是“有所不通”，读书知理而绝没有什么“不通”的窒碍，自然非大师莫属。我资质驽钝，做不来自成一家体系的大学问，又不甘心混迹于“困而不学”之流，故随心所欲，胡乱读书多年；动笔写文章，只是尝试对自己有所不通的地方做出一些解释，或是谈一谈粗浅的认识和感想。所以，这部文集就以“困学书城”来作书名。

——辛德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