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安忆,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感到陌生。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存在，从1981年的《雨，沙沙沙》到2000年的新作《富萍》，20年以来，王安忆始终以一种顽强坚韧的姿态，畅快地书写着她的人生体验、精神历险和生命向往。她的散文，本身就洋溢着一股生活的真挚和朴实，没有华丽繁荣的辞藻，也没有故意的矫揉造作之态。一篇散文，就是一个人生，也是一个真实人生的缩影，朴实无华，朴素的简直能让人闻到黄土的淳朴和仁厚，本书选录了她的中短篇小说5篇。

本书是“当代名家代表作”中的一册，“当代名家代表作”选入了史铁生、苏童、王安忆、残雪、刘醒龙、张欣六位“文学中坚”的部分作品，这六位作家，都是从80年代起就投身于文学事业，在他们的眼中，文学是一种有生命价值的事业，值得一辈子为它所奉献。如果说，创作时间也是一种生命的过程，那么在从事创作二十多年者，也算是壮年了。他们不再是青年先锋，横空出世，惊世骇俗；他们也不是文坛大佬，拥兵自重，守成启后；他们更不是初出茅庐的娃娃，撒野以眩众，卖俏以自荐。他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创作履历和创作声望，已经有了固定的文学观念和市场渠道，已经形成了个人印记的独特文字风格，让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管窥他们文学创作的轨迹。

文学中坚(总序)／陈思和

发廊情话

悲恸之地

妙妙

香港的情和爱

姊妹们

回想当年(代后记)

小姐们回头朝向她，听她说。冲头发的冲好了，送到座位上，老板起身去吹风。小姐自己站在一边，用一块干毛巾擦手。她走到空出来的水池，拧开龙头，冲净手上的泡沫，暂时停下来，脸上带了微笑。她左右手交换握了花洒，冲手。水丝很软弱地弯曲下来，汇成细流。电吹风的嗡嗡声充满在店内，头发的气味弥散在透进玻璃门窗的阳光里，显得有些粘腻。她洗好手，那小姐将手中干毛巾递过来，她没接，只是在上面正手反手摊了摊，算是擦干了，回到先前的折叠椅上，坐下。后来呢?小姐中的一个问题。她抬起微笑的脸，询问地看着发问的人。为什么不做百货而要做发廊?那人解释了自己的问题。

她“哦”一声，仿佛刚明白过来似的。小百货，你知道利极薄，倘若你没有特别的进货渠道，赔煞算数。那些供销商，你打过一趟交道，三天吃不下饭!说到此处，她忽然收住，意识到险些说到不该说的话。安西路的铺面，是我朋友借我做的，本来说不是我自己的，做也做不长。所以呢，做，做，做，我就想自己做了。做什么呢?在家待业的时候，我陪隔壁邻居家的小姑娘，到理发学校听过课，回到家，我让她在我头上练洗发，我在她头上练，就这么练着玩。到后来，我洗得比她还好。她抬了抬下巴，好像在说：方才你们也见到了。我想：就开个发廊吧!安西路，就这点好，做什么事都像玩一样，没有心理压力的。朋友又多，因为都是靠朋友的，所以都肯帮朋友的。当然，安西路的人和我们淮海路的不一样。就是这里，她用手点点脚下的地面，这静安寺地方的人和淮海路的都不一样。淮海路的女孩子，走到哪里都看得出来不一样。不是长相，不是说话，也不能说不是，可能有一点是，不过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大约是气质。她为自己说出“气质”这两个字，有些不好意思，笑了一下，似乎觉得不够谦逊。不过，安西路的人有安西路人的好，他们很肯帮忙，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严重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都和玩一样。听他们说话，你会听不懂，难道是吹牛?吹牛也要打打草稿。可他们完全是像真的：开发廊?好呀，我的朋友在香港学出师的，专给明星做发型；店面吗?安西路服装街要延长，还要丰富品种，我有个朋友和区长认识，同他说一声好了；第三个朋友恰巧专门做推销洗发香波的，可以用批发价卖我。还有工商局，卫生局，劳动服务公司，治安大队，都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都是一句话就成的。当然，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好运道，否则，人人发财了。那个做发型的朋友，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温州学的，不过曾经在香港人的发廊里做过，开的价高过天，还要有住房，包交通，因为他实际温州人都不是，而是温州底下的德清乡下人。服装街不仅不延长，连原来的都有拆掉的危险，有几户居民是有来头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直在呼吁。你知道，安西路一带多是洋房，本来是极清静的。那推销洗发香波的，倒是天天来，来到我的百货摊位上，这时我的百货还没有结束。他拎一只拷克箱，盖子揭开来，里面像中药房样，一小格一小格，放着样品。样子蛮像，结果全是假货，在火车站那里的地下工厂生产出来，四面八方去兜售。一上手就知道，处处是关隘，问题是，一上手就甩不掉了。本来，不过是玩玩的，一来两去，玩成真了。脾气上来了，志气也上来了，非要成功不可了!发廊到底开出来了；倒真开在隔横马路的街那头，政策有一时松动，一要解决待业人员生计，二要街道里委创收。不过，松几天又紧起来，除了我这家发廊，再没有开出别的铺面。我的发廊正好嵌在弄堂贴边上，狭长的一条，门是朝里的，对了弄堂另一侧墙面。P14-16

文学中坚(总序)

陈思和

如果从2001年算起，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整整五年过去了，文学队伍在进一步地分化。传媒操作文学的今天，一代代新的作家群层出不穷，评论家们已经疲于创造新名词来概括文学现象，所以，近年来多半是采用作家们的出生年代来为之命名，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最近被炒热的80后，似乎时间是模子，同一时代刻出来的作家也全是一色的。我们在策划时也遇到同一个问题，如何用一个名词来涵盖收入本丛书的六位作家的创作。这虽然说是出版社的要求，对于我们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来说，也确实需要有这种涵盖力和号召力。于是我们提出了“文学中坚”的概念。所谓“中坚”者，原意是指古代军队里最重要也是最有力地发挥战斗作用的那个部分。“中军将最尊，居中以坚锐自辅，故日中坚也。”现在用于形容史铁生、苏童、王安忆、残雪、刘醒龙、张欣六位中年作家在这二十年中国文坛上的贡献，称他们为“文学中坚”，当无愧也。

“文学中坚”不完全是以作家的年龄来划分，而是从作家对文学的整体贡献着眼。它需要有一批作家与文学共命运，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发展，寄托了自己的美好青春、理想和生命痕迹。这六位作家，都是从80年代起就投身于文学事业，在他们的眼中，文学是一种有生命价值的事业，值得一辈子为它所奉献。如果说，创作时间也是一种生命的过程，那么在从事创作二十多年者，也算是壮年了。他们不再是青年先锋，横空出世，惊世骇俗；他们也不是文坛大佬，拥兵自重，守成启后；他们更不是初出茅庐的娃娃，撒野以眩众，卖俏以自荐。他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创作履历和创作声望，已经有了固定的文学观念和市场渠道，已经形成了个人印记的独特文字风格，但他们仍然能够追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守前待后，自成方圆，而所谓“中”。不管世俗如何变幻，不管新锐如何藐视，他们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存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板荡，文学边缘，在新世纪的头五年里又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但这些作家们都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力作，证明文学理想的不死。此所谓“坚”。其实，“文学中坚”何止于这六位作家，在当下的文坛，驰骋着一大批这样的文学中坚力量，凭着他们的勤奋与努力，不断用自己的新作品来见证、繁荣、推动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

本丛书之所以收录这六位作家的作品，别无他意，只是因为这些作品都选自《上海文学》杂志。《上海文学》自“文革”后复刊，始终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的建设，把一大批作家团结在刊物周围，把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给读者，并且在读者的期盼中提升作家。这六位作家在本刊上发表作品比较多，而且时间跨度也长达十几年，最早的作品可能是在80年代初，最近的作品则是今年的新成果。现在作家受到市场的影响，多以鸿篇巨制炫世，而本刊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正是他们当年的代表作、成名作。我们收录这一部分的作品编辑推出，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家的创作步伐，也可以窥见杂志一以贯之的诚意与宗旨。

2005年9月12日于黑水斋

《本次列车终点》原先的名字叫《归来》，是以倒叙的方式写。写陈信苦闷地离家出来，一路走一路想，事情的原委与经过便在思绪中带出来。寄走之后，心下总觉得不满足，觉着话是都说了出来，但是话里面的故事却都简略掉了。于是，犹疑折磨数日之后，去信给当时的编辑彭新琪老师，请她将稿子再退回，要重写。其时，我的丈夫还未调来上海，所以创作假都是到他老家，徐州度过。第二遍写，便是正面展开，从头道来。大约是从此时开始，我比较倾向于顺叙的方式，它能够将故事的面目直接呈现，故事就产生于此。所以，事情是从陈信乘坐在回沪的火车起头。他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一伙新疆喀什的大学生，是我曾经在火车上遇到过的。我至今很清楚地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其中一个是北京人，还有一个扬州人。他们讲述他们的大学生活，用英语排演《货郎与小姐》，又讲述新疆的生活，炸鱼的情节被他们描述得活灵活现。他们讲到喀什的小姑娘，非常漂亮，眉毛浓浓的，又长，靠得拢，几乎连成一条线——他们中间的一个用手指头在鼻梁上直直地划了一道，表示给我看。

最后，一切定妥，彭新琪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题目。《归来》太过一般，换一个什么呢?那么就叫《本次列车终点》。这句话是在来来往往的旅途中最期望的一句话，等广播中报到“本次列车终点”，人们便兴奋不安地骚动起来，要下车了。

少小离家

以工龄记，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十六岁时到安徽省五河县务农，在那里，学得了第一份劳动的技能。

倘要将农活分等级，一等的肯定要算犁，耩，耙，扬场，赶车这一类的，是队里把式的活。他们多是中年以上，一般的力气活是上不了他们手的，他们只是蹲在向阳的墙根，地边，晒太阳，吸烟。远看过去，就像一堆灰拓拓的旧棉袄。可待到他们上场时，那棉袄就活了，有了身体和精神。他们吆喝牲口的声腔极其威严，动作往往是慢的，可只有与他们做下手，才可明白他们的出手的锐度。这就像戏台上的老角儿，看似迟钝，你却接不住他的把子。

次等的应该是放大刀，割麦子，打场领头盘滚子，挖沟放锹，刨红芋下抓钩一类，全是由十分工的男劳力担纲。亦有特别出挑的妇女也能干，那大约几个庄才出一个，我们队里就有一个。那姊妹的模样都还记得，高挑个儿，瓜子脸，高鼻梁，大眼睛，不是俊俏，是英俊。平时挺会疯的，但到了放大刀的时候，满湖里单她一个姊妹，她不由就腼腆起来。那些男劳力呢，也有分寸。等我们这些八分或八分半工的到了湖里扎麦个子，见他们和她，表情庄重地各在一边吃饭。

三等的是锄地，抬筐，扛笆斗，打秫秫叶，拾花生红芋，割黄豆——当然，这里也会有区别，十分工的能揽八趟，八分工的六趟，如我这样的，四趟都揽不过来。我干的就是这一档的，到底腰腿功夫没有，肩膀头也不行，所以大多都很勉强，很遭人笑话。人们最爱看我抬筐，因为使他们联想到一个人，豫剧电影《朝阳沟》里的银环，就笑个不停。有时他们也表扬我，说我擦汗的动作也像电影上劳动的人。这里，我最憷的是割黄豆。豆棵很矮，几乎贴了地皮，又极硬。像我们这样初涉农活的，往往放不好刀刃，不是割，而是砍。豆棵上的刺扎在手掌心里，满手的血。割黄豆的时节，我甚至凌晨三四点就醒了，惊恐地看天一点一点亮起来，队长从庄前走过，一边走一边喊“出工”。而我自以为比较胜任的是锄地，别人都说锄黄豆苦，三伏天里，烈日当头，汗从头流到脚跟。我倒觉得不苦。虽然很晒，可是田野一望无际，风席地而来，吹在热身上，竟是沁凉的。是热，却不是溽热，而是爽快。地呢，头天下了雨，吸饱水，特别喧和。锄子扒开晒白的地皮，下面是湿润的褐色的土壤。锄地的步伐是，出左脚，左手握前，远远地抛出去，锄板压低些，拉住地皮，吃力要均匀，拉过来，就锄了一步。然后换手，右手握前，出右脚，再抛出锄去。如此一步一进，有些像舞步，而锄下的土地，则有一种肉感，贴肤的痛痒。无论多么糟糕的心情，锄地都会叫我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