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颖是中国“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她著有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高跟鞋》、《水姻缘》，中短篇作品《繁华》、《浮生》、《重瞳》、《花杀》、《哈瓦那》等，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并有部分英文、法文、日文、韩文、德文译本。

《凝视玛丽娜》收录她15篇短篇小说，包括包括《宝贝儿》、《凝视玛丽娜》、《危楼》、《贾老先生》等篇。

《凝视玛丽娜》为70后代表作家朱文颖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宝贝儿》、《凝视玛丽娜》、《危楼》、《贾老先生》等篇。

宝贝儿

性·动词——一个日记

凝视玛丽娜

赖天明落魄记

危楼

贾老先生

花窗里的余娜

倒影

繁华

禁欲时代

哈瓦那

哑

重瞳

浮生

万历年间的无梁殿

这是城里非常普通的一个三口之家。男女主人都是公司职工，或者一个是职工，另一个是文员。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比其他的工薪家庭更好，但也绝对不会更坏。总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多年的婚姻生活，更使得他们的相貌面容有了一种微妙的相似。这个家庭唯一的特别之处，其实根本就不能算特别，这夫妇当中有一个是潜在的理想主义者——更可能是那个女的，即便从名字上看来也应该是——她叫上官雨燕。长着一双风情而不安分的吊梢眼。今年的五月，她过三十九岁生日，在家庭晚餐上喝醉了酒。疯闹了一会儿。对此她的丈夫显得略微有点不高兴。他很爱他的妻子，但她身体里的某一个部分是他永远无法了解的。一想到这件事他就感到烦恼。

这位时常烦恼着的男人姓贝。单位同事叫他老贝，也有人叫他贝先生。大部分人还是叫他老贝。而上官雨燕老琢磨不清该怎么称呼他。在家里通常他们以语气词相称。

贝先生相貌忠厚，微黄的皮肤里透着点红，但基本也是健康的肤色。贝先生在家里也穿着白天上班的衣服——深灰色的裤子熨烫得相当得体，白衬衫的面料是混纺的——遮盖着底下微微发福的肚子。

他们的男孩子小贝已经十五岁了。除了长在男孩脸上略嫌妩媚的吊梢眼，他的身体器官找不到更多与父母的相似之处。他那尚未完全成形的精神世界更是奇怪。前几年的一个下雪天，小贝把家里养的绿毛红嘴鹦鹉扔进了放满冷水的浴缸。可怜的小鸟，给打捞起来以后，先是浑身哆嗦，后来又学着人的样子打了十几个喷嚏。这事情一开始只是被当作小小的笑料，但过了一段时间，夫妇两个发现鹦鹉又开始打喷嚏。这还不算，只要小贝那双臭烘烘的白球鞋一踏进屋子，鹦鹉就开始浑身抖个不停。连说话的事也全忘了。

贝先生非常生气。

每天晚饭过后，夫妇两个都要在巷子里散一会儿步。这个城市正在经历着一种巨大的变化。巷子另一头的房子已经拆了一大片。这一两年里，他们散步的路线也随着更改了好几次。有些时候，兴之所起，他们也会聊聊这座城市，这条巷子，聊聊上个礼拜单位体检的各项指标，晚饭的菜太咸了，而贝先生的小肚腩最近又很有继续膨胀的趋势……当然，就像所有将要或者已经步人中年的夫妻，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这孩子，你说他成天都在想些什么？”这是上官雨燕的声音。

“昨天的考试他又考砸了……唉，这样下去——”贝先生仍然非常生气。

“我不是指这个。我老觉得他在想些什么事。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事。”

贝先生顿了一下。他回味着上官雨燕这几句话的意思，突然觉得有些似曾相识的感受。

“这个孩子呵，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心不在焉的。”上官雨燕并没有注意到贝先生不快的表情。就像在很多其他的时间，上官雨燕通常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反正，这孩子……反正他一点都不像我。”贝先生总是显得有些气鼓鼓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简单的人遇上了复杂难辨的事情时，通常就会有这样的表情。其实贝先生不喜欢这样。所以在他生气的神情里面，还夹杂了一丝丝的怨恨。归根到底，咱们的贝先生，他可是个老实人。

上官雨燕微微侧过头。

天越来越暗了，远处工地上的照明灯，这时已经变得有些晃眼起来。这条巷子大约有一两百米长，巷子的这一边只有几盏光线昏暗的老街灯，而在那一头，工地的照明灯彻夜通明……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散步走到中间地段，上官雨燕都会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她抬起头，看了看旁边的贝先生……然后，把一句刚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贝家夫妇散步归来，一直到全家入睡以前，这是贝家秩序最为井然的一段时间。

一般来说，晚饭过后直到十点半，小贝就在自己房间里做功课。而贝先生呢，则坐在客厅一个半旧的咖啡色布艺沙发上，翻阅当天的报纸。要是时间尚早，电视里的晚间新闻还没播完，贝先生偶尔也会抬头瞅上几眼。这是一台比较老式的电视机，最近一些日子还时常会发出细小的嗡嗡声。贝先生皱着眉头辨别了一会儿，走近了，弯下腰，再用手拍打几下电视机的外壳……电视里正在播送一条邻省家庭暴力的新闻……然而近了来看，这位长发大眼的女播音员，她鼻翼边的毛孔仿佛很是粗大，粉也打得有些太厚了。贝先生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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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70后”的身份之“迷”与文学处境

孟繁华张清华

当我们决心要把一群“70后”作家装入一个笼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人的创作确乎很难从总体上做出涵盖与评价。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

这恐怕与这代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有关。总体上，比较而言，“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至于“80后”作家，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他们出生时社会已经开始剧变，走向差异与破碎了。而“70后”这一代，刚好处在历史的夹缝之间——对于历史，他们的印象是若隐若无似是而非；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急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与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当他们登上文坛的时候，80年代的文学革命已经落幕了；面对现实，“80后”又横空出世，遭遇网络文学大行其道，没有历史负担的这代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他们只能另辟蹊径展现他们的文学才能。因此，这一代的小说可以说一直游移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游移于个体的叙事与公共的记忆之间。

当然，这样的分析或许只是一孔之见。事实上，“70后”作家们用他们的方式仍然创作了许多新鲜而独特的各式小说。当总体性溃败之后，用“代际”概念来表达创作的差异性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文学批评就是这样，虽然是临时性的概念，但要试图对之进行有效阐释时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约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和可能。

或许这样表达不同代际作家的文化记忆或类型是合适的：“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体相似的历史经历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如前所述，他们隐约或模糊的历史记忆难以形成明确的历史共同体，同时又不像“80后”那样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因此，他们只形成了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70后”作家曹寇说：“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更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50后”、“60后”的“历史共同体”，“70后”的“身份共同体”还是“80后”的“情感共同体”，他们都是“被想象”的共同体。一方面，这一划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这个合理性并没有被充分证实。王安忆曾经说：“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有人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所以，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如果是这样的话，“70后”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来的，现在的代际划分过二三十年后也将沦为子虚乌有。那时回头看现在，原来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后”作家个体的独立或分散状态，也就是今日中国文学状态的缩影和写照。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统一的文学方向已不复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要特殊一些，这就是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2009年诺奖获奖者赫塔·米勒说，她的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类似的话还有许多作家说过，但是，这样正确的话对中国“70后”作家来说或许并不适用。普遍的看法也认为，“70后”是一个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是一个试图反叛但又没有反叛对象的一代。事实的确如此，当这一代人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大变动——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与文学变革都已经成为过去。“文革”的终结、启蒙主义年代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使每个人都抛却了意义又深陷“关于意义的困惑”之中；同时，自80年代开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后，“反叛”的神话在疲惫和焦虑中无处告别，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论“反叛”的执行者是谁，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与70年代无关或关系不大。这的确是一种宿命。于是，70年代便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与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们看来，虽然很难对这代作家做出整体性的概括，但他们也确乎没有形成一代人文学的“同质化”倾向。换言之，他们生成了另一种难得的丰富性——他们之间是如此不同，除了一个“身份共同体”以外几乎很难找到他们之间任何两个人的相似性。正是这种不同，使他们在历史缝隙中的突围成为了可能。于是，我们在世纪之交或者新世纪以来，便看到了由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乔叶、李师江、徐则臣、鲁敏、盛可以、计文君、付秀莹、冯唐、瓦当、路内、曹寇、慕容雪村、梁鸿、李修文、安妮宝贝、哲贵、阿乙、张楚、李浩、石一枫、李云雷、东君、黄咏梅、娜或、朱山坡……这样一群人构成的“70后”小说家的主力群体。

……

就在我们梳理“70后”创作成绩的时候，另外一种批评的声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评家张莉认为“70后”小说家的创作，是“在逃脱处落网”。她认为：“70后作家创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先锋写作、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它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70后作家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近十年来的创作景观——如果我们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强调‘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圣感、庄严感，使之世俗化、现实化、个人化，那么70后作家整体创作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礼赞以及越来越喜欢讨论个人书写趣味则应该被视作一个文学时代到来的必然结果。”这一提醒并非惘然。整体看“70后”作家的创作，历史全面隐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切合了这代人的身份，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他们难以与历史建构关系的真实困境。

显然，如果从一般性的常识来看，“70后”作家的多样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问题就在于他们迄今“经典化”程度的严重不尽如人意。到了应该“挑大梁”的年代，到了应该登堂人室的年纪，到了应该有普遍代表性的时候，一切却几乎还在镜子里，是一个“愿景”。中国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后”和“60后”的一帮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各种难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从内部讲，恐怕就是因为个人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问题。在现阶段，否认个人经验或者经验的个人性当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的。

或许这与作家的“抱负”有关，也许他们会说，去你们的狗屁“抱负”吧，只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象，我们就是要写局部、碎片、个人情境。那谁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想提及的一点就是，任何人想进入历史都得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如同当代法国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个人记忆是必须要有“社会框架”的，否则就会产生奇怪的失忆症。或许这代人过于无序的经验书写，也是某种社会与历史失忆症的表现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带着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记忆开始了整体．陛的“后退”，这个“后退”就是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寻找资源，开始了又一轮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探索是在总体性瓦解之后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个人性。这也是“70后”作家整体风貌的一部分。“70后”隐约的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个人的心理现实——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但是，他们在矛盾、迷蒙和犹疑不决之间，却无意间形成了关于“70后”的文学与心路的轨迹。无论如何，这代作家的成就和问题，都是我们当下中国最典型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注视这代人文学实践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在关注当下的中国文学。

2014年2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