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奋棋没当上馆长，当了个副的。大会宣布前，老馆长跟他聊了一会儿，话里话外都能听出来，人家老馆长尽力啦。老馆长打的报告他看过，推荐他接班当正馆长，提前让他负责业务，提前让他进入馆长角色，结果上边另派一个馆长，只批准马奋棋同志为分管业务的副馆长。喜悦中有喷嚏。马奋棋还要故作轻松，不停地给老馆长说好话，老馆长还真让马奋棋给感动了，老馆长也说掏心窝子话：“我想好人做到底，偏叫人做不成么，好人就这么难做。”这话听着咋这么刺耳？好几年前王医生就说过类似的话。他还记得王医生怪怪的样子：“好人难寻好人难寻呀！”阴阳怪气就像个太监，就这么无情地揭他的伤疤。马奋棋难受了好几年，听见“好人”这个词就头大，就想爆炸。千万不能在老馆长跟前爆炸，不管心里有多少颗原子弹马奋棋那张脸都沉得平平的，说出的话钢巴硬正：“好人难做咱也得做好人！”马奋棋抓住老馆长的手摇啊摇：“副馆长就副馆长，谁还说副馆长不是馆长？”“有你老马这句话我就放心啦。心态好比啥都好。”

全馆上下都叫他马馆长，大家都这么叫。马奋棋一下子就心理平衡了，跟人家新上任的王馆长配合得很好。王馆长就主动给马奋棋让烟，软好猫咂上一口就是不一样，肠肠肚肚就像裹上了绸缎绵绒绒的。

文化馆是个清水衙门，全馆就一部电话，搁在正馆长办公桌上，馆长本人连个长途都不轻易打。去市上开会一般都是馆长去。去省城西安就跟出国一样稀罕。马奋棋工作几十年了，只去过市上两回，暂且叫渭北市吧。王馆长把去市上开会的机会让给马奋棋。王馆长连办公室都没进，接到会议通知，在院子里撕开信封扫一眼，就随手递给马奋棋：“老马你就辛苦一趟，顺便看看儿子。”马奋棋的儿子在渭北市上大学，也不是啥名牌大学，可在王馆长眼里就等于清华北大，你听王馆长这话说的：“我能养你那么个娃，给个县长都不当，日他妈我的娃也算个娃，三天两头捅乱子，不是打架就是谈女朋友。”王馆长在边防待了二十年，把娃耽搁了，王馆长就发自内心地羡慕人家考上大学的娃娃，包括人家的父母，包括眼前站着的副馆长马奋棋。马奋棋连话都不会说了，马奋棋原本就是个农民，农民一激动就没话说只会摸后脑勺，马奋棋就摸后脑勺。毕竟是个有文化的农民，当上国家干部的农民，也顶多摸两下，脑袋就灵光了，开窍了，可人家转业军人王馆长迈着军人的步伐已经走开了，马奋棋自言自语：“老王是个好人，绝对是个好人。”“好人”这个词再也不刺耳了。

儿子马强太懂事了，入学报到不让家长送，家里只管半年生活费，从一年级下半年开始带家教养活自己。儿子马强上大二了。父亲马奋棋下午到市上，赶到学校正好赶上学生吃晚饭，儿子多打两个菜，粉蒸肉估计儿子也没吃过几回，父子俩客气半天，各分一半。儿子说：“爸，我毕业挣钱让你一礼拜吃一次粉蒸肉。”儿子的好不光这些，儿子还带父亲马奋棋去听学术报告。北京来的大学者，像渭北这样的小城市十年八年也请不到这样的学术大师。校领导全部出席，市上来一位副书记一位副市长。那天晚上整个学校除大门口的保安，全都挤到学术报告厅。马奋棋挤在学生中间，感到自己都年轻了，都成小伙子了。大师讲的是民间文学。大师终生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在海外都有相当的影响。马奋棋不由自主地掏出本本，认认真真地做笔记，身边的学生娃都在埋头记笔记，生怕漏一个字。马奋棋只念了个中学，还是“文革”时期，正正经经没上过几天学。当了国家干部，领导检查工作，他也跟风扬碌碡奋笔疾书，领导讲一句他记十句，此时此刻他感到笔太慢，抓不住大师的语速，大师讲十句他只能记一句。大师讲两个小时，离开会场时大家满脸兴奋。马奋棋就对儿子马强说：“这么高水平的报告会，你爸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回享受。”马强的同学就说：“你以为我们天天听这么好的学术报告会？几十年也是头一回，大师一般去西安，不来咱渭北。”马奋棋就告诉学生娃：“这种机会只有学校里有，叔连这个机会也没有。”学生娃就不吭声了。马奋棋就说：“叔就羡慕你们这些学生娃，叔要再活上一回，日死日活也要上大学。”学生娃们都静静地看着马奋棋，马奋棋是长辈么，马奋棋就得做出长辈的样子，在学生娃们的肩膀上挨个拍一下：“好好念书，把书念好比啥都好。”儿子马强和学生娃们把马奋棋送上班车。

市上的会没啥意思。回单位给王馆长三言两语汇报一下，再交上几份文件，就回自己办公室取出本本子，一页一页翻看笔记，密密麻麻二十多页。其实不用再翻这些笔记，大师讲座的要点他都记得牢牢的。儿子马强和学生娃们把他送上公交车那一刻，他脑子就像放电影一样，把大师讲座的内容放了一遍又一遍。司以想象他的神情有多么庄重，眼神有多么专注。市上的会议他心不在焉，发的文件随便往包包里一塞，文化系统的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哼哼哈哈，就像个大领导，目中无人。坐班车返回县上时，他把本本揣在怀里，就像革命岁月里的地下党取回来了党的机密。现在他把这个机密拿出来，慢慢地品尝，多少有点仪式性了。内容都记在脑子里了，脑子也冷静下来了。用地下党党的机密这个比喻显然不合适，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九阴真经”。

马奋棋就给王馆长请了创作假，马奋棋就不再按时上班。

那几年，马奋棋很少在单位露面，年底报销的差旅费也不多。马奋棋全家迁居县城，乡下的房子还在，有人怀疑马奋棋躲在老家写鸿篇巨制，历史上渭北没有出过大作家，大作家都在东府西安陕南陕北。也有人怀疑马奋棋做生意去了。马奋棋虽然把老婆娃办成商品粮户口，全家进了城，可老婆没工作、儿子上大学、女儿上中学，靠马奋棋一个人的死工资，在县城连房子都买不起、租房子住。老婆在街上卖个饮料也不长久，挣个一瓜半枣，马奋棋花钱很细比羊毛还细。马奋棋偶尔出现在大家面前也是黑瘦黑瘦，疲惫不堪，就像刚驾完车的马。

大概是第三年，五一节刚过，马奋棋整理的《渭北民间故事集》五、六两辑，由西安一家出版社出版。渭北地区建国后曾收集出版过民间故事一至四辑。马奋棋单枪匹马完成两辑，还把手伸向全地区几十个县。当年渭北地区收集整理民间故事的时候，每个县也就人选那么几篇小故事，几十年才出四辑。马奋棋等于放了一颗小卫星，市上专门表扬了马奋棋，表彰会的差旅费由市上报销。马奋棋扛回一面锦旗还有一千元奖金，年底，又去省上领了一次奖。县电视台给马奋棋做专访，十五分钟，办公室，书房还有野外镜头。

差不多热闹了大半年，大家以为热闹完了，已经有人说风凉话了。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陕西是文化大省，大家钦佩的是鸿篇巨制，前些年，“陕军东征”六部长篇，那才叫轰动。搜集些民间故事，又不是原创，就是搜集上几百卷又能咋？马奋棋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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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难做，好人也难写。当红柯探索好人时，他面对着这个时代最为夹缠纠结的精神疑难。那些“好人”，他们是谁？他们是俗世中的俗人吗？他们对应着文化和精神记忆中的“士”吗？这种对应关系是否成立？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往圣先贤曾经为我们定义了何为善好？如若相信，我们又如何在泥泞莽原上找到通向善好的路？现世艰难。善好的人生需要信，也需要极具想象力的行动。这部小说，是“虚无飘渺信难求”，也是“吾将上下而求索”。

——评论家 李敬泽

红柯的小说越发显出不同寻常的质地，《好人难做》写出日常平淡中的韵味.写出普通人的性格棱角，写出小事情的丰饶。红柯的小说关怀人的内心，关怀生活中最为真切的伤痛。红柯的叙述与语言都到了一种境地.自由而自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一抹抹浓墨重彩的风土人情.给人们徐徐展开了在关中平原的偌大舞台上演出的充满秦韵与秦味的人生大戏。虽然角色都是小人物，戏份也是折子戏，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生活的黑与白，人性的邪与正的大主题，以及时俗的喜与忧，世情的风与雨的大趋势。

红柯向以道劲而清奇的浪漫风格赢人.此次一改旧惯从容不迫地直面现实俗世，而且寓雄浑于自然，寄豪放与劲健.表现出他的小说写作的另一可能与艺术造诣的别一所长，这一尝试既是成功的，也是让人意外的，因而令人特别地惊异，格外地欣喜。

——评论家 白烨

当代文坛黑马、最纯粹的西部作家红柯，第一次从汪洋恣肆的诗意想象转向对现实生活、人物、命运的叙述，是这位来自陕西的作家第一次用陕西方言写陕西民情。小说刻画了一群生活在陕西县城中的另类人物，他们生活在众生里，又有着突破普通生活的愿望和行动。几乎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的冲动和“完善自我”的愿望，但实现自我要伤害到其他人，完善自我又要掩盖这个伤害的事实，所以“好人”的目标很难达到。《好人难做》通过两代人的恩怨纠缠和作家独特的叙事阐释了一个朴素的人生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许，这也是一个写作者对目前浮躁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提醒。《好人难做》显示了红柯的实力，是一部好看而有意味的小说。

红柯是当代文坛较为特立独行的作家。长篇新作《好人难做》则将关注点由富于诗意的新疆天山转向充斥尘世烟火气的渭北小城，由理想回归现实。尽管这一回归并非开始，但显示出红柯在理想与现实剧烈冲突语境下的困惑和迷茫。如果说“天山系列”小说是由天山之镜映照现实，那么《好人难做》就是直观展示现实社会的众生相了。作者通过对各类人物的塑造揭示出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危机和在虚构与真实交织碰撞中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