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曾经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传世名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干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加强学习,以提高他们在修齐治平方面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固然很多,而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本书的目的,就是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照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提高自身修养,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决策。
本书为“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系列丛书之《开国定制》。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也是治乱兴亡更迭的历史。治乱与兴衰,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特征,时至今日,它仍然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盛与衰亡。中国古代治乱兴替的历史实践,政治家、思想家的探求与总结,仁人志士为维护治世、警避乱世、防止历史逆转、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使我们在洞悉治乱兴亡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制治于末乱。
一、华夏初兴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又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几千年来,她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华民族在创造不朽业绩的过程中,发扬了顽强奋斗的精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数敢于在逆境中抗争、奋斗、拼搏的炎黄子孙,凭着顽强的毅力,写下了光彩照人的篇章,竖起了一座座丰碑,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人们追寻往事,回首华夏初兴的时候,自然不会忘记中华民族的赫赫始祖——炎黄二帝。
华夏文明的拓荒者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由于他们的伟绩丰功,启开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序幕;他们的智慧神灵,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石。因而,炎帝、黄帝获得了黄土地上黄皮肤人们的一致认同。“炎黄子孙”就是这个民族成员共有的称谓。
相传黄帝与炎帝都是少典氏的后代。黄帝生在姬水之滨(在今陕西岐山东北),即以姬为姓,因住在轩辕之丘,故又称轩辕氏;而立国于有熊地区,又称有熊氏。炎帝生在姜水之滨(在今陕西岐县南),即以姜为姓,又称炎帝氏、烈山氏、赤帝。
炎黄二帝以超人的智慧,巨大的神力,率领先民们披荆斩棘,辛勤开垦着中华文明的处女地。炎帝注重农业生产,特别是到南方后,努力发展农耕,为原始农业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登上东方文明的历史舞台作出了贡献。
传说中的黄帝,更是个聪明非凡的“文化超人”。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当人们与原始渔猎生活告别后,其衣食住行样样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黄帝在许多方面所进行的发明创造,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并且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就。史载,黄帝元妃嫘祖经过长年摸索,学会了养蚕、丝织;黄帝的大臣伯余用丝织的绢制成了衣服。于是,黄帝下令推广育蚕、缫丝、染纺之术,终于使人们可以不再穿着树叶,披着树皮了。
虽然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给人们带来了火种,用于烤生肉食用,但在农业生活中,对收获的农作物还用火烤的方法去食用,就显得太不适宜了。于是,黄帝发明了将五谷去壳磨碎的方法。黄帝的大臣雍父制作出杵臼,可以把粟和高粱的壳子舂掉。
黄帝还发明了房屋修造的方法,伐木取材,筑造宫室,上栋下宇,用来遮风挡雨。这是中国最早的房屋。据传说,黄帝曾建有用于发号施令、祭祀鬼神的“明堂”,也就是古代宫廷和庙宇的雏形。另外,相传黄帝还造船、作车,使四面八方遍享舟楫之利,乘车引重致远,方便交通往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医药学,在黄帝时代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较早的医书《内经》,就是假托以黄帝和岐伯问答的形式编撰而成的,由《素问》、《灵枢》两种构成。
黄帝还积极地推进文明开启时代的许许多多发明及其流传,特别是当时各部族揉杂剧烈,社会变动频繁,局面一新,新情势需要新工具,黄帝集合各部族先民的成就来利用,来推广,来改良,来发明,他融合混同的功劳很大。的确,黄帝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奠基的时代,出现了许多惊天动地并决定中华文明面貌的发明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的推广与流传,均与黄帝的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最重要的当推仓颉造字。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根据大自然所赋予的韵律,创造了中国最初的文字。另外,天文历法方面也有了很大进步。黄帝曾派羲和推测太阳的运行情况;常仪则根据每年十二次月亮的圆缺,把一年分成为十二个月;臾区观测星光的昏明,流星、陨星的情况;大挠制定了流传至今的干支纪日法。 总之,炎黄二帝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迎接文明曙光到来的重要时刻。当时许多天才的发明、创造,或许是附会在炎黄二帝身上,而并非他们所为,但这无关宏旨,因为炎黄二帝毕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表。众多的传说表达了后人对有功于中华民族的炎黄二帝的敬仰,也可以说是对后世统治者的希望与鞭策。而后人对炎黄二帝永远不会忘怀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以至他们被后世公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涿鹿之战
发生在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间的涿鹿之战,是我国记载中最早的战争。它有力地推进了民族融合,促成了以华夏族为主干的民族大家庭雏形的出现。
姬姓的黄帝族和姜姓的炎帝族,大约在相同时间内由西向东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兼并了其他许多氏族、部落。进人中原地区后,炎帝族向东南方向发展,黄帝族向北方发展。与此同时,族居在长江流域的九黎族首领蚩尤也在向东方和北方发展自己的势力。黄帝、炎帝、蚩尤都想统一所有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因此,统一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黄帝族东迁到中原地区以后,以黄帝为领袖的部落联盟又有所发展壮大。史家将此部落联盟称为中原部落联盟,也就是后来尧、舜、禹相继为领袖的华夏部落联盟的前身。黄帝为了统一各氏族、部落,遂向北发展,越过黄河和华北大平原,最后达到桑干河下游的涿鹿。
就在黄帝向北发展的同时,炎帝与蚩尤发生了战争。蚩尤原来臣服于炎帝。炎帝在南方发展农耕,便派蚩尤去少昊部落族居的地方(即今山东莒县一带),做一方之主,管理地方事务。然而蚩尤并不按炎帝的要求去做,而是私下发展自己的势力。当他积蓄了一定的力量后,便开始造反作乱,战火延及平民。在这种情况下,炎帝不得不出兵讨伐。由于蚩尤的力量强大,炎帝无法取胜,遂向北转移,求助于黄帝。蚩尤见炎帝战败转移涿鹿,也就率众追击至此,想进而与黄帝一比高低,并与黄帝争夺“天下”。
这时的黄帝有着众多的有利条件,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占,而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在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情况下,黄帝经常以兵征讨那些以强欺弱、不仁不义、暴虐百姓的“诸侯”(指各氏族、部落),因此得到了广大诸侯及民众的拥护,加入黄帝部落联盟的氏族、部落越来越多,这无疑壮大了黄帝的力量,至黄帝迁徙至涿鹿时,北方地区基本统一。而蚩尤凭借能制造兵器,又打败炎帝,便想惩凶于北方,显然是低估了黄帝的力量。
面对气势汹汹的蚩尤,黄帝与炎帝携手并肩,率众与蚩尤在涿鹿展开了激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打得相当艰苦。相传“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迷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造指南车以别四方”,遂使蚩尤的大雾不起作用。随后,蚩尤又兴风作雨,也被黄帝击败。尽管传说中掺杂了一些神话,但从中可看出战争的激烈。黄帝用了三年时间,先后五十二战,终于将蚩尤打败并诛杀于涿鹿之野。
蚩尤被杀后,炎帝重归南方,便无所顾忌。他积极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对一些不归服的氏族、部落,动辄以武力相加,直至征服为止。由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形势对黄帝极为有利。为了统一“天下”,征服炎帝,黄帝在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调集六支队伍与炎帝在阪泉(涿鹿东南)展开了激战。经过激战,黄帝最终取得了胜利。黄帝在阪泉之野战胜炎帝之后,并没有杀炎帝,更没有灭其族,而是以德感化,让其退回南方。炎帝退回南方后,一改旧日之所为,再也没有欺陵诸侯,而是团结南方的氏族、部落,继续发展南方的农业文化,为黄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黄帝战败炎帝后,黄炎两部族遂融为一体,共同生活在黄河流域。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苗族、黎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夏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 炎黄诸帝之间的战争所引起的民族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华民族从此朝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华夏部落联盟到了尧舜禹时期,也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传说记载,大都蕴含了中华民族在改造自然,推进社会文明进步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美德,成为后人寻求天下大治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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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国家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曾经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传世名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干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加强学习,以提高他们在修齐治平方面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固然很多,而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唐朝名臣魏征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我们编撰《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的目的,就是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照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提高自身修养,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决策。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也是治乱兴亡更迭的历史。治乱与兴衰,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特征,时至今日,它仍然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盛与衰亡。中国古代治乱兴替的历史实践,政治家、思想家的探求与总结,仁人志士为维护治世、警避乱世、防止历史逆转、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使我们在洞悉治乱兴亡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制治于末乱。
在把握中国历史兴替发展规律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的历代国情着手,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厘清历代国家体制、方针政策、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变迁和损益,从中提炼对我们今天治国安邦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方面,我们要注意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分裂、治民与安民、官僚体制与行政运作、民族与治边;经济方面除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外,更要注意历代的赋税财政、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的转变、土地和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管理、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对其利弊得失,应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社会方面,重点则在于中国历代的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风俗,并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交通问题、流民对策、婚姻与家庭、宗教政策以及道德风俗等问题的处置与得失;思想文化则需要注意主流意识形态的走向与社会思潮的变迁、文化教育、封建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及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历史是人们活动的累积。这种累积不是无序的。人们的活动总是受理想、信念的指导和支配。每一次社会变革,总是以人们理念的转变为先导;而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提升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实践,注重个人的“修身、齐家”,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追求与个人思想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有关道德情操方面的礼仪体制、思想伦理和政治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源泉。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但愿我们编撰的《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能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从政和提高自身修养的案头书,借此促进祖国的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
本辑六册与第一辑六册的内容,均根据赵禄祥主编的《中华史鉴·治乱警鉴》(北京出版社1996年8月版)作者的著作由原作者充实修改而成。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王政尧、田人隆、刘洪波、李世愉、孟世凯、商传、谢保成、蒋福亚先生。
赵禄祥
2010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