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是作者莫言的一部经典小说，小说的副线是一个老和尚的传奇人生。两条线索交叉进行，使整部小说在实和虚的场景不断变换、扑朔迷离、曲折迂回，又一次近距离地回看了农村改革初期的历史。本书依然诉说着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故事，时间切换到了九十年代初农村改革的大背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以及人性的裂变，在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通篇以一个孩子的口气讲述，既有孩子似的烂漫无知，又有极具时代特色和乡土特点的民间口语。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被莫言幽默逗得捧腹大笑。

《四十一炮》是作者莫言潜心打造的一部在艺术上勇于探险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3年。

《四十一炮》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身体已经长得很大、精神心理却仍旧停留在少年时代的主人公罗小通狂欢化的诉说，重构了人生的少年时光，抒写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揭示人性的裂变的同时，写出了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茫。小说另有一条副线，讲述了一个老和尚的传奇人生——一个曾经身份不凡、过着奢靡肉欲的生活的国民党军官的传奇。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实和虚的场景不断变换，小说叙事曲折迂回、酣畅淋漓，以作者独有的方式重构了农村改革初期的历史。

第一炮

第二炮

第三炮

第四炮

第五炮

第六炮

第七炮

第八炮

第九炮

第十炮

第十一炮

第十二炮

第十三炮

第十四炮

第十五炮

第十六炮

第十七炮

第十八炮

第十九炮

第二十炮

第二十一炮

第二十二炮

第二十三炮

第二十四炮

第二十五炮

第二十六炮

第二十七炮

第二十八炮

第二十九炮

第三十炮

第三十一炮

第三十二炮

第三十三炮

第三十四炮

第三十五炮

第三十六炮

第三十七炮

第三十八炮

第三十九炮

第四十炮

第四十一炮

诉说就是一切（代后记）

十年前，一个冬日的早晨；十年前一个冬日的早晨——那是什么岁月？你几岁？云游四方、行踪不定、暂时寓居这废弃小庙的兰大和尚睁开眼睛，用一种听起来仿佛是从幽暗的地洞里传上来的声音，问我。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在农历七月的闷热天气里。那是1990年，大和尚，那时我十岁。我低声嘟哝着，用另外一种腔调，回答他的问题。这是两个繁华小城之间的一座五通神庙，据说是我们村的村长老兰的祖上出资修建。虽然紧靠着一条通衢大道，但香火冷清，门可罗雀，庙堂里散发着一股陈旧的灰尘气息。小庙围墙上那个似乎是被人爬出来的豁口上，趴着一个穿绿色上衣、鬓边簪一朵红花的女人。我只能看到她粉团般的大脸和一只拄下巴的洁白的手。她手上的戒指在阳光下闪烁着扎眼的光线。这个女人，让我联想起解放前我们村子里的大地主兰家那片被改成小学校的大瓦房。在许多传说和许多传说导致的想象中，这样的女人，在夜半三更的时候，经常会在那片年久失修的瓦房里出入，并且会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喊叫。大和尚端坐在破败不堪的五通神塑像前一个腐烂的蒲团上，神情安详，仿佛一匹睡梦中的马。他手里捻动着一串紫红色的串珠，身上的袈裟，仿佛是用雨中淋过的草纸做成，似乎动一动就会变成碎片。大和尚的两扇耳朵上，落满了苍蝇，但他光溜溜的头皮上和他的油腻腻的脸上却连一只苍蝇也没有。院子里有一棵庞大的银杏树，树上鸟声一片，鸟声里间或响起猫叫。那是两只野猫，一公一母，在树洞里睡觉，在树权上捕鸟。一声得意的猫叫传进小庙，接着是小鸟凄惨的叫声，然后是群鸟惊飞的扑棱声。与其说我嗅到了血腥的气味，不如说我是想到了血腥的气味；与其说我看到了鸟羽翻飞、血染树枝的情景，不如说我想到了这个情景。此刻，那只公猫，用爪子按着流血的猎物，对着另外那只缺了尾巴的母猫献媚。那只母猫因为缺了尾巴，看上去三分像猫，七分倒像一只肥胖的兔子。我回答完大和尚的问题，等待着他继续问话，但我的话还没说完他的眼睛就闭上了，以至于让我感觉到，适才的问话只是我的幻觉，连大和尚在那一瞬间睁开的眼睛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都是我的幻觉。大和尚眼睛半睁半闭，探出鼻孔约有一寸的那两撮黑毛，宛如蟋蟀的尾巴微微颤动。我看着大和尚的鼻毛，想起十几年前我们村的村长老兰用一把小得可怜的剪刀修剪鼻毛的情景。老兰是兰氏家族的后人，他的祖上，曾经出过好多个杰出人物。明朝的时候，出过举人。清朝的时候，出过翰林。民国的时候，出过将军。解放后出过一群地主分子反革命。不搞阶级斗争后，兰氏所剩不多的后裔，慢慢地直起腰来，出来一个老兰，兰继祖，当了我们的村长。我小时候多次听到老兰喟叹：嗨，一代不如一代！我还听到村子里那个识字的老孟头说：嗨，一蟹不如一蟹。兰家的风水破了。老孟头年轻时在兰家当过牛倌，见识过兰家当年的排场。他指点着老兰的背影说：你他妈的，连你祖上的一根眉毛都不如！一根灰挂，宛如初春天气里的杨絮，从昏暗的庙顶，轻飘飘地落下来，落在了大和尚的光头上。又有一根灰挂，宛如前一根灰挂的同胞姐妹，还是那样，像春天里杨树的花絮，散发着淡淡的岁月的气息，隐含着调情的意思，轻飘飘地落下来，落在大和尚的光头上。那上边，有十二个明亮的戒疤，排列有序，使他的脑袋，显得分外庄严。这可是真和尚的光荣标志，为了有朝一日我的头上也有这样十二个戒疤，大和尚，请听我继续诉说——

我家高大的瓦房里阴冷潮湿，墙壁上结了一层美丽的霜花，就连我在睡眠中呼到被头上的气流也凝结成一层细盐般的白霜。房子立冬那天刚刚盖好，抹墙的灰泥尚没干透我们就搬了进来。母亲起床后，我把脑袋缩进被窝，躲避着刀子般的阴冷。自从父亲跟随着野骡子逃跑之后，母亲发奋图强，艰苦创业，五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积累了财富，建成了全村最高大最壮观的五间大瓦房。提起我的母亲，村子里人人佩服，大家都夸她是好样的，在夸奖我母亲的同时，人们总是忘不了批评我的父亲。父亲在我五岁时，与村子里臭名昭著的女人野骡子结伴私奔，逃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处处都是善因缘。大和尚梦呓般的嘟哝，表明了他虽然闭着眼睛，但却在认真地倾听我的诉说。那个穿绿衣簪红花的女人依然趴在围墙的豁口上。她吸引着我的目光，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吸引了我的目光。那只健壮的野猫，叼着一只翠绿的小鸟，从庙门前路过，好像捕获了大虫的猎户扛着猎物游街示众。路过庙门时它停顿了一下，歪着头往里瞧了一眼；它脸上的神情，很像一个好奇的小学生——

五年过去了，真实的音信一点也没有，但关于父亲和野骡子的谣言，却像那个小火车站上的运货慢车每隔一段时间卸下来的肉牛，在那些黄眼珠的牛贩子轰赶下慢吞吞地进入我们的村庄。肉牛被牛贩子卖给村子里的屠户杀死——我们村是个屠宰专业村——谣言却在村子里传来传去，好像一群飞来飞去的灰鸟。有的谣言说父亲带着野骡子在东北大森林里用白桦木建了一座小屋，屋子里垒了一个大炉子，松木劈柴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小木屋的房顶上覆盖着白雪，墙壁上挂着成串的红辣椒，房檐下悬着晶莹的冰凌。他们白天打猎挖参，晚上在炉子上煮狍子肉。在我的想象中，父亲的脸和野骡子的脸被炉火映得红彤彤的，好像抹了一层红颜色。P1-3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一个善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许多伟大的长篇小说作者，一开始上手就是长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罗贯中等。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砺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近几年来，“悲悯情怀”已成时髦话语，就像前几年“终极关怀”成为时髦话语一样。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那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长篇小说是包罗万象的庞大文体，这里边有羊羔也有小鸟，有狮子也有鳄鱼。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你不能因为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他们残忍。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带给人的苦难，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关于悲悯的话题，本该就此打住，但总觉言犹未尽。请允许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报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总编辑退休之后在自家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悲悯问题有新的认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毙敌场面》，全文如下：中外古今的战争都是残酷的。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讲人道主义，全属书生之谈。特别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下面讲述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毙敌场面，也许会使和平时期的年轻人，听后毛骨悚然，但在当年，我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然而，这个记忆，仍使我毕生难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顽军152师所属一个大队，瞅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北支”驻地大镇等处发动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后撤到驻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军将大镇潜伏的顽军侦察员(即国民党特务)四人抓走。其中有个特务是以当地医生的面目出现的。抓走时，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们知道我军撤走的路线)，同时绑着双手，还用一条草绳把四个家伙“串”起来走路。由于敌情紧急，四面受敢，还要被迫背着这四个活包袱踯躅行进，万一双方交火，这四个“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队长邬强当即示意大队长郑伟灵，把他们统统处决。

郑伟灵考虑到枪毙他们，一来浪费子弹，二来会惊动附近敌人，便决定用刺刀全部把他们捅死。但这是很费力，也是极其残酷的。但在郑伟灵眼里看来，也不过是个“小儿科”。当部队撤到英德东乡同乐街西南面的山边时，他先呼喝第一个蒙面的敌特俯卧地上，然后用锄头、刺刀把他解决了。

为了争取最后机会套取敌特情报，我严厉地审问其中一个敌特，要他立即交代问题。其间，他听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惨叫后，已经全身发抖，无法言语。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脸上掴了一巴掌。另一个敌特随着也狂叫起来，乱奔乱窜摔倒在地上。郑伟灵继续如法炮制，把另外三个敌特也照样处死了。我虽首次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毫不动容，可见在敌我双方残酷的厮杀中，感情的色彩也跟着改变了。

事隔数十年后，我曾问郑伟灵，你一生杀过多少敌人？他说：百多个啦。原来，他还曾用日本军刀杀了六个敌特，但这是后话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们过去那些描写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是多么虚伪和虚假。这篇文章的作者，许多南方的文坛朋友都认识，他到了晚年，是一个慈祥的爷爷，是一个关心下属的领导，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郑伟灵，也不会是凶神恶煞模样，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那个杀了一百多人的郑伟灵，肯定是得过无数奖章的英雄，但我们能说他不“悲悯”吗？可见，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

一味强调长篇之长，很容易招致现成的反驳，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棋、契诃夫、博尔赫斯，都是现成的例子。我当然不否认上列作家都是优秀的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这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而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意儿。也许会有人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人要看？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

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密集的事件当然不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当然不是流水账。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这样的长篇小说同样适用。

密集的人物当然不是沙丁鱼罐头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个个鲜活、人人不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为了解决作家的叙述困难而拉来凑数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也可以说，具有密度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这里的误读当然是针对着作家的主观意图而言。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习惯写法。这也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人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

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在当今这个时代，读者多追流俗，不愿动脑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邀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有许多的人，在许多的时刻，心中都会或明或暗地浮现出拒绝长大的念头。这样一个富有意味的文学命题，几十年前，就被德国的君特·格拉斯表现过了。事情总是这样，别人表现过的东西，你看了知道好，但如果再要去表现，就成了模仿。君特·格拉斯《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目睹了人间太多的丑恶，三岁那年自己跌下酒窖，从此不再长大。不再长大的只是他的身体，而他的精神，却以近乎邪恶的方式，不断地长大，长得比一般人还要大，还要复杂。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出现在小说里才那么意味深长，才那么发人深思。

《四十一炮》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主人公罗小通在那座五通神庙里对兰大和尚诉说他的童年往事时，身体已经长得很大，但他的精神还没有长大。或者说，他的身体已经成年，但他的精神还停留在少年。这样的人，很像一个白痴，但罗小通不是白痴，否则这部小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拒绝长大的心理动机，源于对成人世界的恐惧，源于对衰老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对时间流逝的恐惧。罗小通试图用喋喋不休的诉说来挽留逝去的少年时光，本书的作者，企图用写作挽住时间的车轮。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死死地抓住一根稻草，想借此阻止身体的下沉。尽管这是徒劳的，但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

看起来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诉说自己的少年时光，但其实是小说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也是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的惟一可以骄傲之处。所有在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用叙述的华美和丰盛，来弥补生活的苍白和性格的缺陷，这是一个恒久的创作现象。

在这样的创作动机下，《四十一炮》所展示的故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在这本书中，诉说就是目的，诉说就是主题，诉说就是思想。诉说的目的就是诉说。如果非要给这部小说确定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少年滔滔不绝地讲故事。

所谓作家，就是在诉说中求生存，并在诉说中得到满足和解脱的过程。与任何事物一样，作家也是一个过程。

许多作家，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个生怕长大的孩子。当然也有许多作家不是这样。生怕长大，但又不可避免地要长大，这个矛盾，就是一块小说的酵母，可以由此生发出很多的小说。

罗小通是一个满口谎言的孩子，一个信口开河的孩子，一个在诉说中得到7满足的孩子。诉说就是他最终日的。在这样的语言浊流中，故事既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语言的副产品。思想呢？思想就说不上了，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

罗小通讲述的故事，刚开始还有几分“真实”，但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亦真亦幻的随机创作。诉说一旦开始，就获得了一种惯性，自己推动着自己前进。在这个过程中，诉说者逐渐变成诉说的工具。与其说是他在讲故事，不如说故事在讲他。

诉说者煞有介事的腔调，能让一切不真实都变得“真实”起来。一个写小说的，只要找到了这种“煞有介事”的腔调，就等于找到了那把开启小说圣殿之门的钥匙。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感悟，无论是浅薄，抑或是偏执，也还是说出来。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许多作家都感悟到了，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这部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曾经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发表过。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小说的“新”，因为那三万字，相对于这三十多万字，也是一块酵母。当我准备了足够的“面粉”、“水分”，提供了合适的“温度”之后，它便猛烈地膨胀开来。

罗小通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从年龄上看已经不是孩子，但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孩子。他是我的诸多“儿童视角”小说中的儿童的一个首领，他用语言的浊流冲决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堤坝，也使我的所有类型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之后，彼此贯通，成为一个整体。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罗小通就是我。但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了。

他（莫言）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的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200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授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