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等内容。收录了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其目的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它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源于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对纳西族地区的游历……

本论集论文有：《麽些民族考》、《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纳西象形文字谱)弁言》、《纳西象形文字的创始》、《纳西象形文字的构造》……

略述治学经历

历史地理

 麽些民族考

 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

 设置维西、中甸两厅事

 丽江、北胜等地区

 丽江府

语言文字

 《纳西象形文字谱》弁言

 纳西象形文字的创始

 纳西象形文字的构造

 标音文字的构造

 纳西语的音标说明

 “古”之本义为“苦”说

文物考古

 麦宗摩崖

 神川铁桥

 丽江壁画

 滇西火葬墓

 九禾白王塔砖

 古调桥纳西文摩崖

 石鼓木氏纪功刻辞

文献

 白狼歌诗

 元《一统志》残本丽江路二州

 彭汝实辑《六诏纪闻》

 徐宏祖撰《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

 《木氏宦谱》

 《木氏宦谱图像世系考》

 冯时可撰《丽江府木氏六公传》

 余庆远撰《维西见闻纪》

附：

 章太炎给方国瑜《麽些象形文字谱·序》

序手迹

 郭沫若就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简谱》

 复函手迹

后记

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

近代纳西族居住在祖国西南金沙江上游地带，略以长江第一湾流至东经一百度四分处，自北而南，分作东西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的纳西族约三十万，称谓复杂。一般说来，东部称为“麽些”，西部称为“纳西”；见于史籍记录，则通称“麽些”，现已确定“纳西”为共同的族名。从族名自称来说，西部自称na31ci33，东部自称na31或na33zz33。按：ci33和zz33之意为“人”或“族”，而以na31为专名，na31的取意为“大”，名从其主，称为na31ci33“纳西”是正确的。至于“麽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同音异写，且含有侮蔑，应当废除。兹述历史，征引见于记录的名称，仍旧其文，并不是认为这样的称谓是正确的。

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在漫长时期，劳动人民不断创造经济和文化，经过历史发展各个阶段，成为缔造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之一。其渊源、迁徙和分布，见于记录可考者略说之。

一、古羌人支系

《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礼记·王制》篇：“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按：古时居住在西北草地的羌人，以游牧为主，部落分居，有“五戎”、“七戎”之称。《尔雅·释地》载先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渐迁而远，分在各地创造了历史。其向东迁徙者，如“夏”部族内有羌人，《史记·六国表》载：“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帝王世纪》：“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又“商”部族邻近有羌人，《诗·商颂·殷武篇》载：“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甲骨刻辞有羌方部落(北羌、马羌)，又有伐羌、往羌、获羌、来羌、用羌之事，为商之一部。又“周”部族亦有羌人，《诗·大雅·生民》篇载：“厥初生民，时维姜螈。”《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按：“之”字应作“其”，姜为羌之别姓，有称“姜戎”(《左传》襄十四年)，其齐、许、申、吕诸国皆姜姓。大抵夏商周三代，羌人东迁，散居于黄河中游地带，名号甚多，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后为形成“汉族”之成员。其向西迁徙者，《后汉书·西羌传》载：“附落而南，出赐支(《禹贡》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又载：“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有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诸羌分居，名号甚多，传说古史有戎、羌、堆、博诸部，后以博为中心(发、伯特)，融合形成藏族之先民。其向南迁至蜀汉近境岷江流域分支而南者，为西南各族之先民，支别甚多，纳西族即其一支(说在下文)。

见于记录之羌人支派，各为族别，而语言有相同特征。据调查近代各族语言，从语音、语词、语法，分析综合研究其亲属关系，所得结论，有汉藏语系，分汉语、苗瑶语、壮傣语、藏彝语四个语族。其藏彝语族，分藏语、彝语、景颇语等三个语支；又彝语支分彝语、纳西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白语等语言。各族语言都是历史形成的，从语言之亲疏关系，可知其族属渊源关系。纳西族传说汉族、藏族、纳西族三族的祖先为三兄弟，即因其族属渊源有关，且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友好往还，相互影响，亦有迁徙融合，故传说如此也。

南迁羌人之纳西族先民，所居住的地域、年代及社会生活．见于记载者，虽不详而大概可知，分说如下。

二、旄牛道的越■羌

纳西族渊源于自河湟地带南迁的古羌人。《后汉书·西羌传》载：古羌人“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羌是也”。又说：“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按：所谓牦牛羌，散居在祖国西南蜀郡边境广大地区，支别名号很多，麽些族是其中之一支。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载：“唐时所谓麽些蛮，即羌种之流入者。”。这是可以确定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初的蜀贾人，“取其■马、焚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按：“髦”即“牦”，以产牛著，与蜀地经济联系很密切，为蜀郡边境的部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都传》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按：“旄”亦即“牦”，以旄牛为地名；《水经·若水注》载“大渡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则旄牛在大渡河上游今泸定地区，而青衣在今雅安地区。《后汉书》又载：永平中(本纪在永平17年，公元74年)旄牛道的白狼、盘木、唐鼓等奉贡，献诗三章。这就是所谓“白狼歌”，共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从对译的音义来看，用汉语及过于抽象不能确定本义的约八十字，其余九十余字，基本上与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语法亦相同，可知白狼语与纳西语的亲属关系是很密切的。从语言的亲属可以推知族属渊源关系，纳西族的先民，当是从大渡河以北地区迁徙而南。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载：“麽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之民族也。”又载：“今泸定县南之摩西面，实称摩西面，谓摩西古境也。”不知这个地名是否很早时期已有，若然，则大渡河北旄牛族地区早已有摩西一支的族名。其在大渡河以南者，《元史·地理志》建昌路邛部州载：“昔麽些蛮居之，后仲由蒙(按：彝族祖先)之裔夺其地。”按：邛部州即今越西县，何时为仲由蒙之裔夺之，不得而知。惟元志阔州日“昔仲由蒙之裔孙名科居此，至三十七世孙焚罗内附”，若仲由蒙之裔得邛部地，亦为同时，则麽些族在邛部失败，约当公元3世纪末(西晋时期)。由此可知，麽些族早年居住在邛部州，后来始衰，但并非完全失败，还在长时期内有麽些族住在这个地区。《冕宁县志》载清康熙年问，还有麽些族的土目和土民，这是从很早时期住在大渡河南的麽些族。我们在1960年春到冕宁访问，遇西番人宋占胜，据他说：“往昔麽些村落，大部现已操汉语，老规矩已不存在。”又听说有一位冕宁麽些族干部在西昌专区民委会工作，我们转到西昌时，他去畜牧场，没有见着，冕宁麽些族的情况还弄不清楚。P78-80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竞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28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年代至70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j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一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錾、余嘉华、诹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白庚胜先生要编辑一套纳西学丛书，约我将方国瑜先生的相关论著辑录成册。

方国瑜先生是一位纳西族著名学者。他毕生致力于云南地方史研究，著作等身，涉及纳西族历史文化的论著也不少。现将方先生发表过的《麽些民族考》、《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等文章汇为一册，以应白先生之约。

白庚胜先生编辑出版的这套纳西学丛书，把相关纳西学的文章汇集在一起，．既给欲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帮助，又能让更多的人对纳西族这个古老民族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白先生对地方文化建设的关心和对老一辈学者的敬重与缅怀之情。记得二十三年前我父亲去世时，第一个给他老人家献花圈的就是白庚胜先生。当时，父亲刚刚去世，遗体还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除我们家属以外，知道他老人家过世的人并不多。可当我们第二天去探望父亲的遗体时，竟有一个花圈摆放在那里，“白庚胜敬挽”五个字顿时映入眼帘，它同时也印在了我们的心中。后来才得知，白先生是丽江同乡，在北京工作，因来昆明来参加《纳西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又不能停留，只能献花圈后离去。直到现在，我们连白先生的面也未曾见过。今天，如果父亲九泉下有知，也会为白庚胜先生主编纳西学丛书的盛举感到高兴的。

方福祺

2006年2月于云南民族大学分部